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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高校流行“夸夸群”。据说不管是谁，不管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不管是挂科了还是失恋了，只要打开手机或电脑，在夸夸群里一倾诉，马上就会有一堆群友冲上来夸你，夸得你天上少有、地上无双，夸得你精神焕发、雄心再起……
火力如此密集的夸奖，其实古人也经历过，例如宋朝的文学家、政治家兼改革家王安石。
我们知道，王安石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样跻身于“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文坛大腕曾巩是他至交，两人结识于青年时代，刚见面就成了铁哥们儿。
曾巩给王安石写诗道：此言此笑吾此取，非子世孰吾相投。今谐与子脱然去，亦有文字歌唐周。（曾巩《发松门寄介甫》）
很明显，这是一首夸王安石的诗。
曾巩夸王安石，不仅当面夸，还向别人夸。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曾巩给朝中大佬蔡襄（北宋书法家、政治家，蔡京的堂兄）写信，信末专夸王安石。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曾巩又给另一位大佬欧阳修写信，信末又是专夸王安石：
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倘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幸观之，庶知巩之非妄也。（曾巩《上欧阳舍人书》）
欧阳修是曾巩的老师，他听了曾巩对王安石的夸奖，又读了王安石的文章，对王安石也是大加赞赏。1054年，欧阳修给宋仁宗写奏章夸奖王安石，请求仁宗皇帝破格提拔。1056年，欧阳修又给仁宗写了一篇奏章，夸“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久更吏事，兼有时才”（欧阳修《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意思是说王安石文章好，人品也好，不贪图富贵，不屈从权贵，又在基层干过很多年，特别熟悉民情，工作能力特别强。
查《宋史·王安石传》，在欧阳修向宋仁宗夸奖王安石之前，比欧阳修官级和威望还要高的大臣文彦博也夸过王安石，说他“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意思是说王安石不走后门，不追求官位，是官场的一股清流，希望朝廷予以提拔，让王安石成为标杆和模范。
再查宋朝人詹大和编撰的《王荆文公年谱》，除了曾巩、欧阳修、文彦博之外，王安石当地方官时的老上司韩琦，当京官时的老上司包拯，以及王安石的同年进士兼亲家吴充，以及王安石年轻时的好友兼同事司马光、范镇、韩维等人，都在不同场合夸过王安石。其中韩维是宋神宗当太子时的秘书，经常在神宗跟前夸奖王安石的才干，每当神宗说“你这个方案很不错”的时候，韩维就答道：“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想出来的。”所以宋神宗即位以后，马上重用王安石，随后又听从王安石的建议，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
也就是说，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宣麻拜相，之所以能够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跟那么多人在皇帝跟前夸他是分不开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夸王安石，也有人骂他，例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
苏洵骂王安石，骂得很早，那时候王安石只是一个中等官员，还没有显露出自己的变法倾向，还没有触动所谓保守派的利益，更不可能因为变法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危害。苏洵骂王安石，与政治见解没有关系，纯粹是因为看王安石不顺眼。
除此之外，他还不停地著书立说，揣着自己的作品参加开封文坛的各种聚会，一逮到机会就请人“斧正”，其中就碰到了王安石。王安石天性耿直，认为苏洵的作品迂腐可笑，大而无当，直言不讳表示不屑。这下把苏洵惹恼了，从此怀恨在心（参见《三苏年谱》第一册）。公元1063年，王安石的老母亲在开封病逝，京城名人都去祭拜，只有苏洵不去，还写了一篇《辨奸论》，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几年后，王安石变法，苏洵已经去世，保守派将这篇《辨奸论》批量印刷，广为散发，用死去的蘇洵作先锋来攻击王安石。
王安石的格局要比苏洵大得多。苏洵一生都没有考中进士，经过欧阳修多次举荐，年过五旬才得到一顶“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小小乌纱帽，被人夸一次则感恩戴德，被人骂一次则记恨终身。
王安石呢？少年成名，仕途顺利，22岁中进士，26岁当知县，49岁当副相，50岁当宰相。成名前被很多人夸，变法时被很多人骂，但他对夸赞和毁骂都不放在心上，既不讨好夸他的人，也不打击骂他的人。好朋友曾巩夸过他，他执政后并不提拔曾巩，因为曾巩反对变法;文彦博、韩琦、欧阳修不仅夸过他，而且提拔过他，他执政后却将这些大佬赶出朝廷，因为大佬们反对变法;司马光、范镇、苏辙和小官郑侠都骂过他，他也从来不怀恨，还为郑侠开脱罪名，只是对这些在道德上同样优秀的贤人君子始终不理解他的政治主张而感到遗憾。
平心而论，王安石其实也有很大的性格缺陷，他过度自信，自信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他理想主义，以至于丝毫不懂得妥协和渐进的妙用。
所以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并在失败之后受到了保守派更为强烈的反扑。他的激进改革和司马光的激进反扑都是一心为国家谋福利，但他们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创伤。
最后再补充一点，宋朝选官制度比较独特，将科举和荐举揉为一体：一个人考中了进士，还要再参加相当于公务员选拔考试的“铨试”，而铨试前需要获得三名以上在职官员的点赞和举荐;一个低级官员想成为中等官员，需要参加“朝考”，而朝考前又要获得五名以上在职官员的点赞和举荐。所以呢，每个官员都被其他官员夸过，夸夸群在宋朝官场其实到处都是，并不仅限于王安石和他的朋友圈。
（摘自《北京青年报》）
火力如此密集的夸奖，其实古人也经历过，例如宋朝的文学家、政治家兼改革家王安石。
曾巩猛夸王安石
我们知道，王安石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样跻身于“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文坛大腕曾巩是他至交，两人结识于青年时代，刚见面就成了铁哥们儿。
曾巩给王安石写诗道：此言此笑吾此取，非子世孰吾相投。今谐与子脱然去，亦有文字歌唐周。（曾巩《发松门寄介甫》）
很明显，这是一首夸王安石的诗。
曾巩夸王安石，不仅当面夸，还向别人夸。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曾巩给朝中大佬蔡襄（北宋书法家、政治家，蔡京的堂兄）写信，信末专夸王安石。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曾巩又给另一位大佬欧阳修写信，信末又是专夸王安石：
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倘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幸观之，庶知巩之非妄也。（曾巩《上欧阳舍人书》）
王安石能推行变法“夸夸群”功不可没
欧阳修是曾巩的老师，他听了曾巩对王安石的夸奖，又读了王安石的文章，对王安石也是大加赞赏。1054年，欧阳修给宋仁宗写奏章夸奖王安石，请求仁宗皇帝破格提拔。1056年，欧阳修又给仁宗写了一篇奏章，夸“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久更吏事，兼有时才”（欧阳修《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意思是说王安石文章好，人品也好，不贪图富贵，不屈从权贵，又在基层干过很多年，特别熟悉民情，工作能力特别强。
查《宋史·王安石传》，在欧阳修向宋仁宗夸奖王安石之前，比欧阳修官级和威望还要高的大臣文彦博也夸过王安石，说他“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意思是说王安石不走后门，不追求官位，是官场的一股清流，希望朝廷予以提拔，让王安石成为标杆和模范。
再查宋朝人詹大和编撰的《王荆文公年谱》，除了曾巩、欧阳修、文彦博之外，王安石当地方官时的老上司韩琦，当京官时的老上司包拯，以及王安石的同年进士兼亲家吴充，以及王安石年轻时的好友兼同事司马光、范镇、韩维等人，都在不同场合夸过王安石。其中韩维是宋神宗当太子时的秘书，经常在神宗跟前夸奖王安石的才干，每当神宗说“你这个方案很不错”的时候，韩维就答道：“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想出来的。”所以宋神宗即位以后，马上重用王安石，随后又听从王安石的建议，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
也就是说，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宣麻拜相，之所以能够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跟那么多人在皇帝跟前夸他是分不开的。
苏洵化身“苏怼怼”大骂王安石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夸王安石，也有人骂他，例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
苏洵骂王安石，骂得很早，那时候王安石只是一个中等官员，还没有显露出自己的变法倾向，还没有触动所谓保守派的利益，更不可能因为变法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危害。苏洵骂王安石，与政治见解没有关系，纯粹是因为看王安石不顺眼。
除此之外，他还不停地著书立说，揣着自己的作品参加开封文坛的各种聚会，一逮到机会就请人“斧正”，其中就碰到了王安石。王安石天性耿直，认为苏洵的作品迂腐可笑，大而无当，直言不讳表示不屑。这下把苏洵惹恼了，从此怀恨在心（参见《三苏年谱》第一册）。公元1063年，王安石的老母亲在开封病逝，京城名人都去祭拜，只有苏洵不去，还写了一篇《辨奸论》，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几年后，王安石变法，苏洵已经去世，保守派将这篇《辨奸论》批量印刷，广为散发，用死去的蘇洵作先锋来攻击王安石。
宋朝选官制度独特催生“夸夸群”
王安石的格局要比苏洵大得多。苏洵一生都没有考中进士，经过欧阳修多次举荐，年过五旬才得到一顶“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小小乌纱帽，被人夸一次则感恩戴德，被人骂一次则记恨终身。
王安石呢？少年成名，仕途顺利，22岁中进士，26岁当知县，49岁当副相，50岁当宰相。成名前被很多人夸，变法时被很多人骂，但他对夸赞和毁骂都不放在心上，既不讨好夸他的人，也不打击骂他的人。好朋友曾巩夸过他，他执政后并不提拔曾巩，因为曾巩反对变法;文彦博、韩琦、欧阳修不仅夸过他，而且提拔过他，他执政后却将这些大佬赶出朝廷，因为大佬们反对变法;司马光、范镇、苏辙和小官郑侠都骂过他，他也从来不怀恨，还为郑侠开脱罪名，只是对这些在道德上同样优秀的贤人君子始终不理解他的政治主张而感到遗憾。
平心而论，王安石其实也有很大的性格缺陷，他过度自信，自信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他理想主义，以至于丝毫不懂得妥协和渐进的妙用。
所以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并在失败之后受到了保守派更为强烈的反扑。他的激进改革和司马光的激进反扑都是一心为国家谋福利，但他们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创伤。
最后再补充一点，宋朝选官制度比较独特，将科举和荐举揉为一体：一个人考中了进士，还要再参加相当于公务员选拔考试的“铨试”，而铨试前需要获得三名以上在职官员的点赞和举荐;一个低级官员想成为中等官员，需要参加“朝考”，而朝考前又要获得五名以上在职官员的点赞和举荐。所以呢，每个官员都被其他官员夸过，夸夸群在宋朝官场其实到处都是，并不仅限于王安石和他的朋友圈。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