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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0日，97岁的深圳首任市委书记吴南生在广州离世。如名字所示，他生于南方，作为于南方，又终老于南方。
因为主持了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的开拓和建设，在一种历史修辞里，吴南生被称为“特区之父”。
闯 将
吴南生广州的家中，花木扶疏，书画飘香。其中有一副对联，是他1979年除夕写下的，叫“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就在这一年，他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提出了在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建议，语惊四座，并留下“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
支撑他这一想法的，是40年前广东凋敝的现实。
吴南生的家乡是广东汕头，中国南部的一座百年商埠。早在五口通商时，恩格斯就盛赞汕头为中国“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为了抗日闹革命，吴南生离乡多年。1979年1月，他重回故土，眼前的一切让他心寒。曾被誉为“小上海”的家乡，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满目“伤疤”：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污水横流，粪便臭气熏天，街上的楼房残破，摇摇欲坠。
穷则思变。想到家乡先天靠海的优势，和多僑胞的后天资源，他决定找外援出谋献策。他派人用汽车把一群来自泰国、新加坡等地的爱国资本家从香港拉到汕头，向他们问计。
来自新加坡的爱国商人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也是靠这个。台湾叫作‘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
此话一出，吴南生豁然开朗。尽管经历了十年浩劫，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1979年2月21日晚9点，吴南生顾不上还在感冒发烧，给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及省委发了一封1300多字的电报，向他们汇报了汕头的情况和问题，并提出下放权力，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扩大对外贸易等建议。
7天后，吴南生从汕头回到广州。当晚，习仲勋就到了他家，听取意见，并鼓励吴南生第二天发言。翌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吴南生大胆进谏：“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吴南生立下军令状。
这是一条石破天惊的提议，得到了习仲勋的肯定。习仲勋当场表态：“要搞都搞，全省都搞。”
4月，习仲勋把这样一份意见带到北京，递到了邓小平面前。在不同的场合，邓小平分别给了3句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说，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习仲勋交代：“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憨 斋
憨斋，是吴南生的别号。吴南生改革开放时期的“闯”，某种程度上也来自于这样一个“憨”字。憨，是勇敢的敢，加上一个心。
1922年，吴南生出生在广东汕头一个贫民窟中。父亲是骑楼下摆摊修理钟表的匠人，大革命时期，已是工会的积极分子。家里虽不富裕，吴南生还是被父亲送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
没多久，吴南生被潮汕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所注意。1936年，他加入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年，15岁的吴南生破格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父亲掷下豪言：“您的儿子参加革命了，准备死了。”
1939年6月，日军攻占汕头、潮州。吴南生和他的战友们打起了游击。他们的队伍分成了两支，一支搞武装，一支搞宣传。后者由吴南生负责。
1941年香港沦陷前，大批内地知识分子滞留香港，中共为此组织“省港大营救”，由周恩来发出指示，八路军驻港代表廖承志、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乔冠华等人与东江纵队联合组织。这个事件成为电影《明月几时有》的故事原型。
电影没有说下去的故事，是1942年，当廖承志、张文彬等人被国民党抓捕后，二十出头的吴南生，掩护幸免于难的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撤退。
完成任务后，吴南生没有留在广东，而是从重庆辗转北上，最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苦寒，南方人吴南生不以为苦。在他记忆里，“当时延安的风气很民主、活跃。物资匮乏，生活艰苦，但大家都很乐观”。
70年后，彼时的情境，历历仍在吴南生眼前。93岁的他感慨道：“忽忽七十年矣，岁月易得，因书志之。”
愤 老
1982年，“冷空气”南下，山雨欲来风满楼。“特区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特区成了走私者的天堂”“特区是现代租界”等各种言论甚嚣尘上，直指吴南生等特区负责人。
上级一再催促，要广东省委写特区工作总结报告。闷热的夏天，吴南生光着膀子在窗台上写《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第九稿时，因为急性心包炎发作，吴南生倒下。
病愈后，吴南生抄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他给自己设下了很多“不”字。第一个“不”，是“我办特区期间，坚持不出国”。
“我是怕有人‘找事’，万一人家写两封信说你在外面如何如何，一折腾，什么特区也办不成了。”就这样，吴南生成了谷牧和万里嘴里“不出国也能办特区的典型”。
直到1987年，吴南生卸任深圳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后，才第一次去了美国。一个国家的经济，看交通；一个国家的文明，看厕所。”这是他最大的体会。此后，他去其他省市参观，总是会留意高速公路的路面大货车多不多，城乡的厕所建得怎么样。
2008年吴南生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他的致敬辞是：“老当益壮，于挥毫中凝神改革之进路；老而弥坚，于直言中力陈政改之切要。”
步入老年后，吴南生没有放下对特区、对广东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当舆论监督面临困境时，吴南生顶着一头白发拍案而起，仗义执言。
被不少人认为是“愤老”，吴南生呵呵一笑，并不介意，他说“所谓‘愤老’，无非是年纪大了，想留下几句真话与思考”。
（摘自《博客天下》）
因为主持了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的开拓和建设，在一种历史修辞里，吴南生被称为“特区之父”。
闯 将
吴南生广州的家中，花木扶疏，书画飘香。其中有一副对联，是他1979年除夕写下的，叫“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就在这一年，他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提出了在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建议，语惊四座，并留下“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
支撑他这一想法的，是40年前广东凋敝的现实。
吴南生的家乡是广东汕头，中国南部的一座百年商埠。早在五口通商时，恩格斯就盛赞汕头为中国“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为了抗日闹革命，吴南生离乡多年。1979年1月，他重回故土，眼前的一切让他心寒。曾被誉为“小上海”的家乡，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满目“伤疤”：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污水横流，粪便臭气熏天，街上的楼房残破，摇摇欲坠。
穷则思变。想到家乡先天靠海的优势，和多僑胞的后天资源，他决定找外援出谋献策。他派人用汽车把一群来自泰国、新加坡等地的爱国资本家从香港拉到汕头，向他们问计。
来自新加坡的爱国商人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也是靠这个。台湾叫作‘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
此话一出，吴南生豁然开朗。尽管经历了十年浩劫，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1979年2月21日晚9点，吴南生顾不上还在感冒发烧，给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及省委发了一封1300多字的电报，向他们汇报了汕头的情况和问题，并提出下放权力，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扩大对外贸易等建议。
7天后，吴南生从汕头回到广州。当晚，习仲勋就到了他家，听取意见，并鼓励吴南生第二天发言。翌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吴南生大胆进谏：“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吴南生立下军令状。
这是一条石破天惊的提议，得到了习仲勋的肯定。习仲勋当场表态：“要搞都搞，全省都搞。”
4月，习仲勋把这样一份意见带到北京，递到了邓小平面前。在不同的场合，邓小平分别给了3句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说，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习仲勋交代：“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憨 斋
憨斋，是吴南生的别号。吴南生改革开放时期的“闯”，某种程度上也来自于这样一个“憨”字。憨，是勇敢的敢，加上一个心。
1922年，吴南生出生在广东汕头一个贫民窟中。父亲是骑楼下摆摊修理钟表的匠人，大革命时期，已是工会的积极分子。家里虽不富裕，吴南生还是被父亲送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
没多久，吴南生被潮汕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所注意。1936年，他加入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年，15岁的吴南生破格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父亲掷下豪言：“您的儿子参加革命了，准备死了。”
1939年6月，日军攻占汕头、潮州。吴南生和他的战友们打起了游击。他们的队伍分成了两支，一支搞武装，一支搞宣传。后者由吴南生负责。
1941年香港沦陷前，大批内地知识分子滞留香港，中共为此组织“省港大营救”，由周恩来发出指示，八路军驻港代表廖承志、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乔冠华等人与东江纵队联合组织。这个事件成为电影《明月几时有》的故事原型。
电影没有说下去的故事，是1942年，当廖承志、张文彬等人被国民党抓捕后，二十出头的吴南生，掩护幸免于难的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撤退。
完成任务后，吴南生没有留在广东，而是从重庆辗转北上，最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苦寒，南方人吴南生不以为苦。在他记忆里，“当时延安的风气很民主、活跃。物资匮乏，生活艰苦，但大家都很乐观”。
70年后，彼时的情境，历历仍在吴南生眼前。93岁的他感慨道：“忽忽七十年矣，岁月易得，因书志之。”
愤 老
1982年，“冷空气”南下，山雨欲来风满楼。“特区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特区成了走私者的天堂”“特区是现代租界”等各种言论甚嚣尘上，直指吴南生等特区负责人。
上级一再催促，要广东省委写特区工作总结报告。闷热的夏天，吴南生光着膀子在窗台上写《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第九稿时，因为急性心包炎发作，吴南生倒下。
病愈后，吴南生抄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自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他给自己设下了很多“不”字。第一个“不”，是“我办特区期间，坚持不出国”。
“我是怕有人‘找事’，万一人家写两封信说你在外面如何如何，一折腾，什么特区也办不成了。”就这样，吴南生成了谷牧和万里嘴里“不出国也能办特区的典型”。
直到1987年，吴南生卸任深圳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后，才第一次去了美国。一个国家的经济，看交通；一个国家的文明，看厕所。”这是他最大的体会。此后，他去其他省市参观，总是会留意高速公路的路面大货车多不多，城乡的厕所建得怎么样。
2008年吴南生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他的致敬辞是：“老当益壮，于挥毫中凝神改革之进路；老而弥坚，于直言中力陈政改之切要。”
步入老年后，吴南生没有放下对特区、对广东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当舆论监督面临困境时，吴南生顶着一头白发拍案而起，仗义执言。
被不少人认为是“愤老”，吴南生呵呵一笑，并不介意，他说“所谓‘愤老’，无非是年纪大了，想留下几句真话与思考”。
（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