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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柳宗元山水游记呈现出特殊的审美情感，抒情议论式的直接流露，兼以描写叙述式的含蓄隐揭，似乎怪诞不经，实乃痛苦情感的渲泄。柳宗元用诗意的笔触描绘山水风物的奇丽风姿，，把改造自然与改革弊政联系起来，其择恶取美、心物交汇的理论实践，使山水记艺术臻于完美。
【关键词】柳宗元；文以明道；永州八记；心物交汇；审美情感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山西永济），世称柳河东，因曾为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中唐时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顺宗永贞年（805年），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事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其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名作如“精金”“美姝”，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都有极高造诣，至今传诵不衰。
古人称其《永州八记》“笔力高绝万古，云霄一羽毛，非诸家所敢望尔”。柳宗元在“八记”里用清新秀美的笔触描绘永州山水的奇丽风姿，便是以上心境的写照。面临奇山秀水，宗元“心乐之”，“乐而不能去也”。《钴鉧潭西小丘记》里更为具体：钟情山水，“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心物交汇的创作理论及实践，使山水游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残酷的现实决定了柳宗元等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只能是被压抑、被排斥。早岁“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和安元为务”，然而理想与被贬之实格格不入，困惑、愤激与痛苦，排遣不得，何况“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加之“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贬谪无期，欲哭无泪。柳认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于是“借石头之瑰伟，以吐胸中之气”，“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他忽喜忽忧，情随物迁，瞬息万变，一下“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而更相枕以卧，卧而梦”，以身心体验，审视山林秀色，醉而卧，忘乎所以，物我合一；一下又“觉而起，起而归”，因陡生凄清落寞，怏怏而去。似乎怪诞，实乃痛苦情感的渲泄。
陶潜云：“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怀才不遇的主题历来为众文人所吟咏。屈子以《离骚》行吟汩罗，司马迁“悲士不遇”，曹植叹“佳人不赏于人”；陈子昂登幽州台，“独怆然而涕下”，李白拟《行路难》叹“我独不得出”。此种情愫，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柳的山水记里。他多次运用“弃地”这一意象，似有寄托。永州钴鉧潭西小丘是唐氏弃地；“出州南谯门，左行二十六步，有弃地在道南”（《柳州东亭记》），永州龙兴寺有“弃地”（《东丘记》），“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的小石城山（《小石城山记》），“伐竹取道”方得之的小石潭（《小石潭记》），无一不是世人之“弃地”。柳宗元如此热衷于写它们，当是有深意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说“以弃地比迁客”，即作者以“弃地”自况。这些“弃地”，虽委弃于世人，却不因此而自暴自弃，随遇而安；“弃地”多奇山异木，幽泉怪石、峻流锦鳞：袁家渴多嘉木美竹，“粉红骇绿”，“摇飏葳蕤”；小石渠多“奇卉美箭”；石涧“流若织文，响若操琴”；小石城山多“嘉树美箭”；柳州东亭“嶛阔瀴湾”，等等，无一不是朝气逢勃，生机盎然。“弃地”美好绝伦，理应为世人青睐垂怜，却被“过而陋之”，连岁不售，备遭冷遇与白眼。这些山水意象在内质上与柳宗元的遭际又何其相似，二者实现了物我合一：永柳山水以柔美风情抚慰宗元的心灵创伤，宗元着意以文采打扮患难与共的山水之友。
柳宗元遭贬后，身处逆境，仍节操不改，锐意进取，改革时弊。从他对山水风景的改造上可窥一斑。他在《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中提出，“造物者”不判清浊，不能使万物“效奇于兹地”，“非人力”经营是不行的。这反映了柳宗朴素的历史唯物观。在《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里，他写道：永州本“号为秽墟”，“茂树恶木，毒葩异卉，乱杂而争植”，经韦氏改造后，“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蔚为大观。韦氏不满于“天生地作”的风景而力求改造的作法，正是柳宗元所赞赏的。联系他参与的“永贞革新”与其在柳州的斐然政绩，不难看出，这种择恶取美、改造自然的美好愿望及其实践，应当说是与他不满时政，谋求革新的进步思想是相吻合的。
自然要改造，社会时政更要改造，这种改造的必要性从柳氏游记里可以找到估证。《钴鉧潭》借居者之口说：“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即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赍财以缓祸！”钴鉧潭如此美好，但这一带的居民仍被迫逃往山林可见苛政之酷。而经柳宗元改造过的风景，无不锦上添花，美若出水芙蓉，清丽动人。他的改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斫榛莽，焚茅茷”、“铲刹秽草，伐去恶木”（《西小丘记》）、“揽去翳朽，决疏土石”（《石渠记》）、“扫陈叶，排腐土”（《石涧记》），将妨碍美的一切丑物尽行革除；一是“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于潭”（《钴鉧潭记》），“树以竹箭松柽桂松桧柏杉”（《柳州东亭记》），自然因人的艺术加工更见美的韵致。
柳宗元移居愚溪后，“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事”，广泛接触农夫、渔父、猎户，深察百姓疾苦和时政弊端，亲自“把锄荷锸，决溪泉为圃以给菇，其隙则浚沟池艺树林”，体会了稼穑之艰难，从而对百姓一年到头“竭尽筋力事”却所获了无，“尽输助徭役”而不得温饱的黑暗现实表示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坐食俸禄深怀愧疚，由衷慨叹“下愧农夫，上惭王官”，“徒费禄食无所答”。因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为民疏渠道，根治冉溪，解除“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的忧急，为民仗义执言，劝戒统治者。如此虽不济根本，但一个“不得厘务”的员外司马能有此等作为，比起当时天下皆然的那些“受其直，怠其事”“又从而盗之”的污吏贪官来，又不知要强多少倍了。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山水游记呈现出特殊的审美情感。在“八记”里，柳宗元用清新秀美的笔触描绘永州山水的奇丽风姿，把改造自然与改革弊政、政治清明联系起来，这种心物交汇的创作理论及实践，使山水游记达到了其所处时代的最高峰。
【主要参考文献】
1.《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国际柳宗元研究撷英》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3.于素香：《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的情》《文教资料》4.翟满桂：《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审美解读》《湛江师院学报》
【关键词】柳宗元；文以明道；永州八记；心物交汇；审美情感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山西永济），世称柳河东，因曾为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中唐时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顺宗永贞年（805年），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事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其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名作如“精金”“美姝”，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都有极高造诣，至今传诵不衰。
古人称其《永州八记》“笔力高绝万古，云霄一羽毛，非诸家所敢望尔”。柳宗元在“八记”里用清新秀美的笔触描绘永州山水的奇丽风姿，便是以上心境的写照。面临奇山秀水，宗元“心乐之”，“乐而不能去也”。《钴鉧潭西小丘记》里更为具体：钟情山水，“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心物交汇的创作理论及实践，使山水游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残酷的现实决定了柳宗元等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只能是被压抑、被排斥。早岁“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和安元为务”，然而理想与被贬之实格格不入，困惑、愤激与痛苦，排遣不得，何况“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加之“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贬谪无期，欲哭无泪。柳认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于是“借石头之瑰伟，以吐胸中之气”，“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他忽喜忽忧，情随物迁，瞬息万变，一下“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而更相枕以卧，卧而梦”，以身心体验，审视山林秀色，醉而卧，忘乎所以，物我合一；一下又“觉而起，起而归”，因陡生凄清落寞，怏怏而去。似乎怪诞，实乃痛苦情感的渲泄。
陶潜云：“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怀才不遇的主题历来为众文人所吟咏。屈子以《离骚》行吟汩罗，司马迁“悲士不遇”，曹植叹“佳人不赏于人”；陈子昂登幽州台，“独怆然而涕下”，李白拟《行路难》叹“我独不得出”。此种情愫，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柳的山水记里。他多次运用“弃地”这一意象，似有寄托。永州钴鉧潭西小丘是唐氏弃地；“出州南谯门，左行二十六步，有弃地在道南”（《柳州东亭记》），永州龙兴寺有“弃地”（《东丘记》），“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的小石城山（《小石城山记》），“伐竹取道”方得之的小石潭（《小石潭记》），无一不是世人之“弃地”。柳宗元如此热衷于写它们，当是有深意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说“以弃地比迁客”，即作者以“弃地”自况。这些“弃地”，虽委弃于世人，却不因此而自暴自弃，随遇而安；“弃地”多奇山异木，幽泉怪石、峻流锦鳞：袁家渴多嘉木美竹，“粉红骇绿”，“摇飏葳蕤”；小石渠多“奇卉美箭”；石涧“流若织文，响若操琴”；小石城山多“嘉树美箭”；柳州东亭“嶛阔瀴湾”，等等，无一不是朝气逢勃，生机盎然。“弃地”美好绝伦，理应为世人青睐垂怜，却被“过而陋之”，连岁不售，备遭冷遇与白眼。这些山水意象在内质上与柳宗元的遭际又何其相似，二者实现了物我合一：永柳山水以柔美风情抚慰宗元的心灵创伤，宗元着意以文采打扮患难与共的山水之友。
柳宗元遭贬后，身处逆境，仍节操不改，锐意进取，改革时弊。从他对山水风景的改造上可窥一斑。他在《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中提出，“造物者”不判清浊，不能使万物“效奇于兹地”，“非人力”经营是不行的。这反映了柳宗朴素的历史唯物观。在《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里，他写道：永州本“号为秽墟”，“茂树恶木，毒葩异卉，乱杂而争植”，经韦氏改造后，“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蔚为大观。韦氏不满于“天生地作”的风景而力求改造的作法，正是柳宗元所赞赏的。联系他参与的“永贞革新”与其在柳州的斐然政绩，不难看出，这种择恶取美、改造自然的美好愿望及其实践，应当说是与他不满时政，谋求革新的进步思想是相吻合的。
自然要改造，社会时政更要改造，这种改造的必要性从柳氏游记里可以找到估证。《钴鉧潭》借居者之口说：“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即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赍财以缓祸！”钴鉧潭如此美好，但这一带的居民仍被迫逃往山林可见苛政之酷。而经柳宗元改造过的风景，无不锦上添花，美若出水芙蓉，清丽动人。他的改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斫榛莽，焚茅茷”、“铲刹秽草，伐去恶木”（《西小丘记》）、“揽去翳朽，决疏土石”（《石渠记》）、“扫陈叶，排腐土”（《石涧记》），将妨碍美的一切丑物尽行革除；一是“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于潭”（《钴鉧潭记》），“树以竹箭松柽桂松桧柏杉”（《柳州东亭记》），自然因人的艺术加工更见美的韵致。
柳宗元移居愚溪后，“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事”，广泛接触农夫、渔父、猎户，深察百姓疾苦和时政弊端，亲自“把锄荷锸，决溪泉为圃以给菇，其隙则浚沟池艺树林”，体会了稼穑之艰难，从而对百姓一年到头“竭尽筋力事”却所获了无，“尽输助徭役”而不得温饱的黑暗现实表示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坐食俸禄深怀愧疚，由衷慨叹“下愧农夫，上惭王官”，“徒费禄食无所答”。因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为民疏渠道，根治冉溪，解除“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的忧急，为民仗义执言，劝戒统治者。如此虽不济根本，但一个“不得厘务”的员外司马能有此等作为，比起当时天下皆然的那些“受其直，怠其事”“又从而盗之”的污吏贪官来，又不知要强多少倍了。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山水游记呈现出特殊的审美情感。在“八记”里，柳宗元用清新秀美的笔触描绘永州山水的奇丽风姿，把改造自然与改革弊政、政治清明联系起来，这种心物交汇的创作理论及实践，使山水游记达到了其所处时代的最高峰。
【主要参考文献】
1.《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国际柳宗元研究撷英》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3.于素香：《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的情》《文教资料》4.翟满桂：《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审美解读》《湛江师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