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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百强县背后的区域尴尬
“不仅仅是环保问责，简直是狂风暴雨。”7月3日，河津市环保局局长阎吉河，情绪激动地对媒体说道。“就在我们全力以赴、不断加大环保治理力度时，河津再次被环保总局通报，并定为流域限批对象，我们对此确实始料未及。”阎吉河颇为无奈。对河津来说，这是继今年3月22日，山西省环保局宣布对其实行区域限批制裁后，受到的又一重大制裁举措。此次环保风暴之猛，在河津历史上从未有过。
河津地处黄河与汾河交汇处，这里诞生了“鲤鱼跳龙门”的美丽传说。借助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如今的河津真正成了跳过龙门的“鲤鱼”，跃居山西省县域经济第一强，更是连续数年进入全国百强县：2003年第95位，2004年第83位，2005年更进一步，列第72位。2006年，河津市财政收入增速31.6%，达到27.3亿元，是名副其实的“三晋首富”。
“河津速度”一度让很多地区羡慕不已。不仅在山西省内，就是在整个中部六省，像河津这样能够连续闯进全国百强的县域，只有河南的巩义。
在成为山西县域经济状元的同时，河津的污染也是名列前茅，其支柱产业是煤、焦、铝、铁，利税大户同时都是污染大户，占河津GDP三分之一份额的山西铝厂，正是当地最大的污染源。
阎吉河局长出示了一份“河津市环境整治工作进度统计表”，截至6月24日，河津共取缔小煤场324座，小耐火窑280座，小石灰窑156座，小石场96座，小木炭窑149座，淘汰落后设施73个，炸毁废弃烟囱336个，全部都是高污染的资源加工型产业。由于河津空气质量每况愈下，当地甚至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宁在夏县呆一年，不在河津呆一天”，而夏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在山西，体会到污染围城与限批阵痛的，河津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惟一一家。“河津现象”的背后，体现的不仅是山西的尴尬，而是整个中西部资源主导型经济的尴尬。
“这是一种资源型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忧虑。”与河津一样遭受限批的吕梁市市长董洪运认为，其主要表现为三种力量。首先，冲动产生的内因是发展的不充分，长期以来形成的巨大反差，不断刺激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冲动。以吕梁为例，从1971年建区到2006年的35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843亿元，仅为深圳市2006年投资总额的66%，不足苏州市的40%。
但是，怎样才能加快发展呢？丰富的资源优势成为冲动依赖的资本。吕梁地区煤炭储量超过1500亿吨，铝土矿储量达10亿吨。正是凭借丰富的资源，坐拥“金山”，才有了一搏冲天的底气和跨越崛起的本钱。与此同时，产业梯度转移成为冲动膨胀的助推力。
三种力量叠加在一起，董洪运认为：“发展的冲动演变成了不计后果的非理性热情”。如此一来，“收获”的不仅仅是经济总量与财政收入，更有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国家环保总局连续3年的环保风暴，剑锋所指的重点区域恰恰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那么，怎样才能走出尴尬实现经济和环保的双赢呢？这对当下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来说，都是考验领导能力与领导科学的一道重大“考题”。就连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无锡市，都陷入了太湖水危机的困境之中，更何况像河津、吕梁这样，正在依靠资源开发实现经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
中部陷入“资源魔咒”
从区域限批到流域限批，山西两次榜上有名。其实，早在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率领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山西的污染状况进行检查。在与省领导会谈后，“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这一说法开始公开化。在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全国3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里，山西一度独占13个，而且包揽前5名。
另据山西方面统计，因产煤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失达3700亿元。如果把山西20多年挖煤造成的地面沉陷、污染损失等计算在内，山西前20多年的GDP几乎没有什么增加。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中，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由全国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平均两年落后一位。
河津、襄汾、吕梁等这些山西省内遭遇限批的地区，无一不是矿产资源主导型经济，这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类型之一。另一种类型就是与河南周口相类似，粮食深加工作为支柱产业的地区，如莲花味精，对水体的污染丝毫不亚于开矿。
但是，除了资源开发，怎样才能加快经济发展呢？河津市发展计划局一位官员的话极具代表性，“本地的优势就是资源，让投资者把钱投向其他产业并不现实，投资者追求的是利益。”2006年，临汾市招商引进的资金，近60%的签约项目都是煤焦铁项目。地区生产总值在山西排名第二的临汾市，曾是上世纪80年代闻名全国的“花果城”，现在已是连续被列入中国污染最严重城市的“三甲”。
与山西一样，中部的河南与安徽两省，也遭到限批大棒的当头一击。在2007年1月和7月的两批限批名单中，中部地区最多，特别是第二批6市2县5个工业区中，中部有7个，在数量上超过了一半。刚刚经历了“崛起政策元年”的中部，发展加速度与环保限批“不期而遇”。继2004年开始的开发区整理整顿和土地严管风暴之后，2007年的环保风暴，将中部经济发展模式的“背面”，完整无缺地暴露出来。从区域限批到流域限批，地方官焦头烂额，四处扑火。
但环境专家普遍认为，这一招的威力巨大，卡住了地方政府的脖子。国家环保总局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认为，“这一次，地方如果应付了事，就无法解除限制，这触到了地方政府的最痛处。”限批可以说点到了地方的“死穴”。
而且，被限批的区域，正好都是所在省份规划发展的重点区域。在河南，周口是“突破黄淮”战略的主战场，政策倾斜刚刚为经济发展疲软的周口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在安徽，皖江城市带的中心城市芜湖、省会经济圈与皖江城市带的双料成员巢湖市、两淮一蚌的龙头蚌埠市，全部遭遇限批；在山西，县域经济的状元与榜眼都被“斩落马下”，而吕梁占到了山西“两区”开发的半边天。
对此，董洪运曾在吕梁被限批之后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中，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贫困地区过去投资长期非常少，吕梁从1971年到1999年，28年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在一起只有194亿元，没有积累起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不应该和东南沿海一样对待。这些地区离开了资源优势，就没有别的比较优势，但资本是逐利的，哪里安全、哪里回报高就往哪里流动，怎么会到穷山恶水的地方来投资？资本家也不愿意来。“离开资源的依托谈发展是一句空话。”董洪运说道。
实际上，不仅仅是山西，中部的一些地区似乎陷入了一种“资源魔咒”：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发展粗放——贫困加剧。由此，董洪运认为：“尽快从这个恶性循环中突围，已经成为对资源型欠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发展理念和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
利益博弈时代
“中国的环境保护已经度过了观念启蒙阶段，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在中国的当前阶段，“官”的作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是起示范性意义的，能不能改变“官”的行为，决定着一个理念、一个政策能不能成功。把“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的确，围绕着环境治理和地方经济之间的冲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四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在一次次出击的限批政策下愈加引人注目。
实际上，限批的真正杀伤力并不是体现在对违规企业的制裁上，这一严厉的惩罚是让当地政府直接承受。如果政府舍不得某几个企业的税收，那么就让更多的项目无法上马，届时，地方政府自己会计算哪个损失更大。因此，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祝兴祥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限批还是最有效的方式，有效就在于触动了地方领导，让政府的作用发挥出来。”环保部门以前面对的是违规企业，要一个一个去监督，难度很大。限批后，环保部门面对的是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监督企业整改，事半功倍。
正如潘岳所说：“以前是让你关停并转，我走了你又故态复发，我拿你没办法；现在是你不关，其他的项目就不给你批，你为了保一个亿可能要损失十个亿，你自己衡量得失。”对地方政府来说，虽然账目清楚，但要做这样的抉择并非易事。“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其他各个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学校、卫生、道路，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和限制。”吕梁当地一位官员的话，体现出了政府部门的矛盾心态。
也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态的驱使下，地方上的招商引资急功近利，不同程度地存在“媚商”现象。一些外来企业也摸准了地方招商的“脉”，对应当承担的各种责任和义务推诿塞责。在被限批的山东莘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到一家屠宰企业征收排污费时，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横眉怒目：“我们是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交什么排污费！”
于是，企业和法律政策之间形成一种博弈，企业处处在寻找制度的“漏洞”。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企业既不怕查，也查不怕。不怕查，是因为他们大多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来的，格外受政府礼遇，执法检查往往绕道而行，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限批之前，在环保总局检查的126个园区中，有110个工业园区存在违规，占抽查工业园区的87%。限批之后各地对“土政策”的清理，就成为变相违反环境法规的最好佐证。
从本质上说，“这是传统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博弈。”董洪运认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可以寻找到发展经济和环境治理的一个结合点。在产业结构选择上，既要结合当地以资源为依托、为导向的资源型经济，同时要让它新型化，通过新型化来解决环保问题。就像潘岳所说的，欠发达地区的“吃饭”与“环保”并不矛盾，如果环保搞不好，这“饭”也肯定“吃”不好。而对中部来说，吃好饭与力破环保困局可谓两位一体。
“不仅仅是环保问责，简直是狂风暴雨。”7月3日，河津市环保局局长阎吉河，情绪激动地对媒体说道。“就在我们全力以赴、不断加大环保治理力度时，河津再次被环保总局通报，并定为流域限批对象，我们对此确实始料未及。”阎吉河颇为无奈。对河津来说，这是继今年3月22日，山西省环保局宣布对其实行区域限批制裁后，受到的又一重大制裁举措。此次环保风暴之猛，在河津历史上从未有过。
河津地处黄河与汾河交汇处，这里诞生了“鲤鱼跳龙门”的美丽传说。借助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如今的河津真正成了跳过龙门的“鲤鱼”，跃居山西省县域经济第一强，更是连续数年进入全国百强县：2003年第95位，2004年第83位，2005年更进一步，列第72位。2006年，河津市财政收入增速31.6%，达到27.3亿元，是名副其实的“三晋首富”。
“河津速度”一度让很多地区羡慕不已。不仅在山西省内，就是在整个中部六省，像河津这样能够连续闯进全国百强的县域，只有河南的巩义。
在成为山西县域经济状元的同时，河津的污染也是名列前茅，其支柱产业是煤、焦、铝、铁，利税大户同时都是污染大户，占河津GDP三分之一份额的山西铝厂，正是当地最大的污染源。
阎吉河局长出示了一份“河津市环境整治工作进度统计表”，截至6月24日，河津共取缔小煤场324座，小耐火窑280座，小石灰窑156座，小石场96座，小木炭窑149座，淘汰落后设施73个，炸毁废弃烟囱336个，全部都是高污染的资源加工型产业。由于河津空气质量每况愈下，当地甚至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宁在夏县呆一年，不在河津呆一天”，而夏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在山西，体会到污染围城与限批阵痛的，河津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惟一一家。“河津现象”的背后，体现的不仅是山西的尴尬，而是整个中西部资源主导型经济的尴尬。
“这是一种资源型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忧虑。”与河津一样遭受限批的吕梁市市长董洪运认为，其主要表现为三种力量。首先，冲动产生的内因是发展的不充分，长期以来形成的巨大反差，不断刺激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冲动。以吕梁为例，从1971年建区到2006年的35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843亿元，仅为深圳市2006年投资总额的66%，不足苏州市的40%。
但是，怎样才能加快发展呢？丰富的资源优势成为冲动依赖的资本。吕梁地区煤炭储量超过1500亿吨，铝土矿储量达10亿吨。正是凭借丰富的资源，坐拥“金山”，才有了一搏冲天的底气和跨越崛起的本钱。与此同时，产业梯度转移成为冲动膨胀的助推力。
三种力量叠加在一起，董洪运认为：“发展的冲动演变成了不计后果的非理性热情”。如此一来，“收获”的不仅仅是经济总量与财政收入，更有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国家环保总局连续3年的环保风暴，剑锋所指的重点区域恰恰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那么，怎样才能走出尴尬实现经济和环保的双赢呢？这对当下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来说，都是考验领导能力与领导科学的一道重大“考题”。就连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无锡市，都陷入了太湖水危机的困境之中，更何况像河津、吕梁这样，正在依靠资源开发实现经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
中部陷入“资源魔咒”
从区域限批到流域限批，山西两次榜上有名。其实，早在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率领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山西的污染状况进行检查。在与省领导会谈后，“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这一说法开始公开化。在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全国3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里，山西一度独占13个，而且包揽前5名。
另据山西方面统计，因产煤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失达3700亿元。如果把山西20多年挖煤造成的地面沉陷、污染损失等计算在内，山西前20多年的GDP几乎没有什么增加。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中，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由全国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平均两年落后一位。
河津、襄汾、吕梁等这些山西省内遭遇限批的地区，无一不是矿产资源主导型经济，这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类型之一。另一种类型就是与河南周口相类似，粮食深加工作为支柱产业的地区，如莲花味精，对水体的污染丝毫不亚于开矿。
但是，除了资源开发，怎样才能加快经济发展呢？河津市发展计划局一位官员的话极具代表性，“本地的优势就是资源，让投资者把钱投向其他产业并不现实，投资者追求的是利益。”2006年，临汾市招商引进的资金，近60%的签约项目都是煤焦铁项目。地区生产总值在山西排名第二的临汾市，曾是上世纪80年代闻名全国的“花果城”，现在已是连续被列入中国污染最严重城市的“三甲”。
与山西一样，中部的河南与安徽两省，也遭到限批大棒的当头一击。在2007年1月和7月的两批限批名单中，中部地区最多，特别是第二批6市2县5个工业区中，中部有7个，在数量上超过了一半。刚刚经历了“崛起政策元年”的中部，发展加速度与环保限批“不期而遇”。继2004年开始的开发区整理整顿和土地严管风暴之后，2007年的环保风暴，将中部经济发展模式的“背面”，完整无缺地暴露出来。从区域限批到流域限批，地方官焦头烂额，四处扑火。
但环境专家普遍认为，这一招的威力巨大，卡住了地方政府的脖子。国家环保总局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认为，“这一次，地方如果应付了事，就无法解除限制，这触到了地方政府的最痛处。”限批可以说点到了地方的“死穴”。
而且，被限批的区域，正好都是所在省份规划发展的重点区域。在河南，周口是“突破黄淮”战略的主战场，政策倾斜刚刚为经济发展疲软的周口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在安徽，皖江城市带的中心城市芜湖、省会经济圈与皖江城市带的双料成员巢湖市、两淮一蚌的龙头蚌埠市，全部遭遇限批；在山西，县域经济的状元与榜眼都被“斩落马下”，而吕梁占到了山西“两区”开发的半边天。
对此，董洪运曾在吕梁被限批之后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中，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贫困地区过去投资长期非常少，吕梁从1971年到1999年，28年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在一起只有194亿元，没有积累起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不应该和东南沿海一样对待。这些地区离开了资源优势，就没有别的比较优势，但资本是逐利的，哪里安全、哪里回报高就往哪里流动，怎么会到穷山恶水的地方来投资？资本家也不愿意来。“离开资源的依托谈发展是一句空话。”董洪运说道。
实际上，不仅仅是山西，中部的一些地区似乎陷入了一种“资源魔咒”：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发展粗放——贫困加剧。由此，董洪运认为：“尽快从这个恶性循环中突围，已经成为对资源型欠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发展理念和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
利益博弈时代
“中国的环境保护已经度过了观念启蒙阶段，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在中国的当前阶段，“官”的作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是起示范性意义的，能不能改变“官”的行为，决定着一个理念、一个政策能不能成功。把“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的确，围绕着环境治理和地方经济之间的冲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四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在一次次出击的限批政策下愈加引人注目。
实际上，限批的真正杀伤力并不是体现在对违规企业的制裁上，这一严厉的惩罚是让当地政府直接承受。如果政府舍不得某几个企业的税收，那么就让更多的项目无法上马，届时，地方政府自己会计算哪个损失更大。因此，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祝兴祥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限批还是最有效的方式，有效就在于触动了地方领导，让政府的作用发挥出来。”环保部门以前面对的是违规企业，要一个一个去监督，难度很大。限批后，环保部门面对的是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监督企业整改，事半功倍。
正如潘岳所说：“以前是让你关停并转，我走了你又故态复发，我拿你没办法；现在是你不关，其他的项目就不给你批，你为了保一个亿可能要损失十个亿，你自己衡量得失。”对地方政府来说，虽然账目清楚，但要做这样的抉择并非易事。“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其他各个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学校、卫生、道路，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和限制。”吕梁当地一位官员的话，体现出了政府部门的矛盾心态。
也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态的驱使下，地方上的招商引资急功近利，不同程度地存在“媚商”现象。一些外来企业也摸准了地方招商的“脉”，对应当承担的各种责任和义务推诿塞责。在被限批的山东莘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到一家屠宰企业征收排污费时，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横眉怒目：“我们是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交什么排污费！”
于是，企业和法律政策之间形成一种博弈，企业处处在寻找制度的“漏洞”。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企业既不怕查，也查不怕。不怕查，是因为他们大多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来的，格外受政府礼遇，执法检查往往绕道而行，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限批之前，在环保总局检查的126个园区中，有110个工业园区存在违规，占抽查工业园区的87%。限批之后各地对“土政策”的清理，就成为变相违反环境法规的最好佐证。
从本质上说，“这是传统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博弈。”董洪运认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可以寻找到发展经济和环境治理的一个结合点。在产业结构选择上，既要结合当地以资源为依托、为导向的资源型经济，同时要让它新型化，通过新型化来解决环保问题。就像潘岳所说的，欠发达地区的“吃饭”与“环保”并不矛盾，如果环保搞不好，这“饭”也肯定“吃”不好。而对中部来说，吃好饭与力破环保困局可谓两位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