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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
20世纪最伟大的券商是梅里尔，最伟大的投资家则非巴菲特莫属。
其实，巴菲特最主要的投资战略——长线投资、控股公司和治理机制与19世纪的J.P.摩根如出一辙，但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却南辕北辙。
摩根是作为19世纪末“强盗资本家”的总代表载入史册的；而巴菲特则被公认为20世纪末金融企业家的道德楷模。
摩根的个人资产在20世纪初仅次于洛克菲勒，排名世界第二；而巴菲特，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个人资产在21世纪初也排名世界第二，稍逊于盖茨。
从获取利润的角度看，摩根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典型代表，他通过许多阴谋诡计攫取财富，生活穷奢极欲，虽然也为经济秩序的建立出过大力；而巴菲特则是我们所说的“管理哲学”的典型代表，他信誉卓著，生活简朴，慈悲为怀，却获得了一点也不少于摩根用阴谋手段得到的财富。
他们哪一个对社会更有价值，哪一个更应该成为企业家效仿的典范？历史已经并正在做出回答。
巴菲特是一位证券商兼共和党议员的儿子，1930年8月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这家伙天生就是“挣钱癖”，5岁时就在自家门前摆摊卖口香糖，14岁时从自己的储蓄里拿钱买地租给别人耕种，到21岁时已有小1万美元存款，成为他日后发展的资本。
1951年，巴菲特获得哥伦比亚商学院硕士学位。他进哥大是因为有眼无珠的哈佛商学院拒绝了他而哥大商学院有他心中的偶像，投资学家本杰明·格雷厄姆。
在低买高卖、短期操作和分散投资方面，格雷厄姆和流行投资理论没有大的区别，他们的区别主要在如何判别股票价格的高低。
流行理论认为，短期内股票价格由投资大众的心理预期决定，“行情”是投资指标，要涨没涨的时候就是价格低，要跌没跌的时候就是价格高。投资者最重要的是把握行情时机，在要涨没涨的时候买进，要跌没跌的时候卖出。
判断单支股票的行情有很高风险，投资避险的一个主要办法就是分散投资，“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好摆弄数字的人还计算出，投资组合要有20支以上的股票，就能够消除投资中95%左右的特定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股票经纪人、基金经理和各种股市操作技巧的运作基础正在于此，它适应绝大多数投资者希望短期获利的心理。
格雷厄姆则认为，归根到底，股票价格取决于企业的真实价值。“价值”是投资指标，投资者应把主要精力用在寻找票面价值低于内在价值的企业股票逢低买入，再在票面价值大于内在价值时卖出以获取差价。格雷厄姆把这个理论称为“烟蒂”理论，因为这就像拣到不值钱的烟蒂猛吸几口再放弃一样。
为避险当然应该分散投资，但寻找价值股很费精力，常常难以找到足够多的股票形成最佳组合，因此最好的避险办法是找寻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安全边际”，也就是它们之间足够大的差价。
以后的萨姆·沃尔顿地产投资理论，套利、杠杆收购和垃圾债券理论也都与之有相近之处。格雷厄姆的理论更适合有耐心的专业投资者。
研究生毕业后，巴菲特一直在格雷厄姆的公司工作。1956年他回到奥马哈，以10万美元起家，与亲朋好友合作成立了合伙公司。他按照格雷厄姆的方法投资于美国国民火灾保险公司、桑伯恩地图公司、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等这些小型股票中。5年后，巴菲特的合伙公司累计收益增长251%，而同期道·琼斯30种股票的累计收益增长只有74.3%。到1962年，公司总资产达720万美元，其中巴菲特个人净资产为100万美元，两方面都超过了格雷厄姆。
有经验有实力的巴菲特开始在老师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投资风格，并大大发展了格雷厄姆投资理论。
投资信用
1963年11月，发明了旅行支票、发行高信用度信用卡的美国运通公司惹上了麻烦：一个骗子用海水充色拉油存在美国运通的一个地方仓库中，然后用仓库收据做抵押向银行贷款，接着就宣布破产。
美国运通虽负有失察责任但也是受骗者，按理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但CEO霍华德·克拉克认为，公司的全部基础都建立在客户的信任上，承担信用是公司的职责。他发表声明说：“美国运通认为，公司应从道义角度全力处理此事，以确保这个过份的义务能使人满意地得到执行。因为它与公司所承担的整体责任相一致。”
克拉克勇于承担过份的经济责任以确保甚至提升信用的做法没有得到投资者的理解。股市上流言四起，人们纷纷抛出美国运通股票，股价在2个月内从60美元跌到35美元。一些投资者还起诉克拉克，说他滥用了股东的投资。
在这种时刻，价值观决定着人们的判断方向。大多数投资者眼里只有“行情”，或者说是钱，而巴菲特看到的是基本价值。
巴菲特非常欣赏克拉克把客户利益放在第一位，着眼于公司长远发展的视野和勇气，他怎么也看不出这件事能对美国运通有多大伤害，相反，他倒觉得这件事会使美国运通本来已信誉卓著的名声有一个大的提升。
为了慎重，巴菲特跑到许多使用旅行支票和运通卡的地方和人们交谈，还调查了美国运通竞争对手的看法。这些调查支持了巴菲特的判断：客户不仅对这件事毫不在意，而且对美国运通更加信任。美国运通的信用得到提升，它更强大了。
对巴菲特来说，信用才是更可靠更长远和更多的钱。他迅速出清许多投资，集中合伙公司1/4财力，大举买入美国运通股票。
为了表达对克拉克的景仰和支持，巴菲特专程赴纽约拜访，并且应美国运通律师之邀到法院做证。他在证词中告诉股东们，他们不该起诉克拉克，相反，应该感激他才是。
诉讼还没有结束，市场就回过神儿来了，美国运通的股价开始回升。这次，巴菲特没有遵从老师低买高卖以获取差价的教导，相反，他筹资陆续购进更多的美国运通股票，因为他通过这个事件了解了美国运通的产品、文化和管理层。
在巴菲特看来，这种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并得到他们认可从而获得巨大声望的公司，他们的品牌就是消费者给予他们的在相关领域独一无二的信用，这种信用虽然很难计算，但比起格雷厄姆精确计算的有形资产更有价值。因为这种信用不但在美国国内可以继续延伸，而且在全球市场“正未有穷期”。这种信用必将成为长期的“利润桥梁”，只要长期持有，必将长期获利。
有一次，巴菲特对他的儿子豪伊说：“要赢得好的信誉需要20年，而毁掉它5分钟足矣。如果明白这一点，你做起事来就会不同。”
从了解美国运通开始，巴菲特建立了股市中很少有人实行的“长期投资战略”。
4年后的1967年底，美国运通的股价涨到180美元，是巴菲特最初买入价的5倍多。1969年巴菲特清盘时，从美国运通赚取的利润占总利润的40%，为巴菲特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投资管理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巴菲特另一个投资理念的代表。
伯克希尔·哈撒韦是1955年由两家公司合并而成的一家纺织企业，由于管理家族内部的矛盾，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现代化改造，但收益不断下降，到1962年时股票价格已跌到完全符合格雷厄姆所说的“安全边际”的价位，即每股8美元，而其运营资金价值为每股16.5美元。
巴菲特购进了伯克希尔的股票，并且在1963年“一不留意”成了最大股东。管理家族希望大股东进一步了解企业，邀请巴菲特参观工厂，而巴菲特在参观中发现了生产副总裁肯·察思的潜在才能。
肯·察思在参观过程中没有像一般的陪同人员那样光拣好听的说，而是坦率地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谈了自己的看法。
巴菲特过去的投资都是按照格雷厄姆的原则低买高卖，从来不涉及具体的经营管理问题。但察思让他看到了一个机会，这就是依靠坦率有信用的能人的良好管理，使一家企业成为稳定的现金来源，这种获利方式要比股市波动小、风险小，会成为投资组合中最稳定的一块资产。
巴菲特不动声色增加持股到控股程度，然后改组董事会，任命察思为CEO，贷款18000美元给察思，让他按市价购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但拒绝了他对股票期权的要求。巴菲特对察思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每年达到10%的回报率，他只干预一件事，就是资金的使用，其他的经营管理问题一概不问。
到1965年，伯克希尔的股票涨到每股18元。
作为东北部的纺织企业，伯克希尔受到来自南方和亚洲纺织品的激烈竞争。察思和伯克希尔的工人们非常清楚他们面对的严峻形式，自动限定工资幅度，多方开拓业务，给巴菲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金。巴菲特则利用这些利润，购进像国家赔偿公司这祥有高回报率的许多企业的股票。
到1969年清盘时，伯克希尔和整个美国纺织业都陷入困境，这是巴菲特没有料到的，但他仍然保留了伯克希尔。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指出：“伯克希尔一直在寻找在纺织行业中的合适定位，但始终没有成功。”1978年他指出一直没有放弃伯克希尔的原因是：“1.该公司为当地非常重要的雇主；2.管理当局坦诚面对困境并努力解决问题；3.劳工认知困境并极力配合；4.尚能产生稳定现金收入。”
巴菲特从心底里尊敬这些人，觉得欠了他们的情。他留下伯克希尔，心里盘算着尽可能逐步退出纺织业，尽量少造成伤害，并把伯克希尔改造成在他心中已逐步成型的未来控股公司的载体。
可见，当巴菲特在盘算钱的时候，信用和管理能力在他心中占有多么大的份量。
巴菲特从伯克希尔的实践中看到良好管理对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的巨大作用，这是他后来转向控股公司战略的基础。
同时，他也认识到，良好管理无法阻挡整个行业的衰落。巴菲特后来承认，进入纺织业是个错误。他说：“你划的是一条怎样的船更胜于你怎样去划。”（1979）“当一个经历辉煌的经营阶层遇到一个逐渐没落的夕阳工业，往往是后者占了上风。”（1980）
巴菲特1979年得出的结论和后来德鲁克、波特、韦尔奇的观点如出一辙。德鲁克说：“首先是干什么，然后才是怎样干”。波特说，“战略定位”是决定性的，经营有效性排在第二。韦尔奇说，经营者最重要的素质是面对现实，实事求是。
巴菲特再也没有进入那些所谓的“夕阳”行业。
绝不“预测”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有4股力量推动美国股市出现类似20世纪末的“非理性繁荣”。一个是由政治家煽动起来的美国人幻想，就是大规模投入从而快速结束越战带来的美国商业利益的扩张；一个是共同基金的爆炸性发展，这些专业投资者短期炒作引发了股市疯狂；一个是西尔若克斯等电子类高科技股成为主要炒作题材；再就是以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董事长哈罗德·杰恩（HaroldGeneen）为代表的大型工业集团的疯狂收购。
美国股市投机性繁荣引起美国国会的不安。1967年8月，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被召到国会银行委员会做证，他抨击了共同基金的泛滥，重申了凯恩斯对股市的评价，希望政府和媒体提醒投资人警惕股市风险。
巴菲特和萨缪尔森一样不信任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中的所谓专业投资者。他认为专业投资者为了迎合个人投资者，与他们使用的是同一套投资理论，就是预测股市走势，本质上是预测投资者心理趋势，以赶在大势之前实施操作。这种理论和实践使股市变化远离了经济基本面和企业基本面，远离了对价值和价格的科学分析。
巴菲特把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概括为两个字：“预测”。他认为这和中世纪的巫术没有什么区别，他说：“我从来不预测”。
面对股市狂潮，巴菲特一开始还仅仅是担心，在1968年年初他写给合伙人的信中指出，由于价格被普遍抬高，寻找低价高值股票已很困难，因此合伙公司的回报可能不如以前那样高。结果这一年公司回报达到最高，赢利率达59%，资产超过1亿美元。
巴菲特害怕了。当基金和投资银行在抢购市盈率高达40—50倍的股票时，巴菲特看到了疯狂后面的沮丧。
为保护资产不受即将到来的股市崩盘的伤害，他决定清盘。除了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戴维斯菲尔德连锁零售公司的投资外，其他投资全部卖出。1970年，他解散了合伙公司，建议合伙人把得到的资金投入债券和他的同学比尔·瑞恩新创办的塞凯亚基金中。
1929年的梅里尔决定与40年后巴菲特的决定是如此相像，说明真正的金融家都具有远见卓识。
巴菲特利用伯克希尔这个纺织公司进行投资业务，并任命自己为董事长兼CEO。1972年，在伯克希尔1亿美元的投资组合中，只有1700万美元投资于股票，其他全部是债券。1973年股市再次下跌，到1974年秋，道·琼斯指数跌了40%。
在美国最著名的基金经理都灰头土脸，缩手缩脚的时候，巴菲特来了神儿。他开始出击，先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小股票，然后就开始瞄准大鱼。
1973到1979年是巴菲特的调整时期，这期间巴菲特大量购进媒体、保险和连锁零售业股票并不断进行观察和调整。1979年，伯克希尔正式以投资公司名义在纳斯达克上市，巴菲特的控股公司和长期投资战略成形了。
控股公司战略
巴菲特的投资对象主要是3类公司。
“第一类是你买到的(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是那种特别能够适应通货膨胀的公司，通常它们具备两种特征，一是很容易调涨价格(即使是当产品需求平缓而产能未充份利用也一样)，不怕失去市场占有率或销货量；一种是只要增加额外少量的资本支出，便可以使营业额大幅增加(虽然增加的原因大部份是因为通货膨胀而非实际增加产出的缘故)，近十几年来，只要符合以上两种条件（虽然这种情况不多），即使是能力普通的经理人也能使企业获得满意回报。"（1981）
第一类公司的代表就是地方媒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巴菲特就曾购买过奥马哈太阳报，他对媒体广告收入的方式留下深刻印象。每个财政年度开始时，广告委托人就通过广告公司预订媒体的版面或时段并缴纳订金，媒体的现金收入虽然随年景有波动，但非常有保障，绝少发生拖欠。
巴菲特认为，地方媒体，特别是小城市的媒体，常常没有竞争对手，而且经营好坏对收益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地方媒体对受众主要起到一个“告示栏”的作用，受众从中得到身边的社会和经济信息，对“观点”兴趣不大。这种媒体广告持续而稳定，会成为“现金桥梁”。
保险业可以产生稳定的现金流，也大体可以划入第一类公司。
巴菲特认为，“保险公司提供的标准化保单很容易被同业模仿，其惟一的差异在于信誉。”(1977)
1976年7月，美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公司GEICO由于推出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使公司财务出现危机，股价跌到每股2美元。巴菲特深入分析了GEICO的成本结构，认为它不通过代理人直接销售车险的作法降低了成本和价格，在市场上享有盛誉。公司财务危机并没有影响投保人的投保意愿。稍加援手就可以帮助公司渡过危机。
巴菲特在低价位上买进GEICO大量股票，并买进1/4新发行的优先股。新资金的注入很快使GEICO摆脱危机，股价在6个月后涨了4倍。
“第二类是那些经营奇才”（1981），其代表就是B夫人。
B夫人是巴菲特的乡邻，经营地毯和家具店，直到90多岁还亲自管理企业。巴菲特说：
“当我们在评断一家公司的企业价值时，我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假设我有足够的资金与人才时，我愿不愿意和这家公司竞争’？我宁愿和大灰熊摔跤也不愿和B太太家族竞争。他们采购有一套，经营费用低到其竞争对手想都想不到的程度，然后再将省下的每一分钱回馈给顾客。这是一家理想中的企业，建立在为客户创造价值并转化为对所有者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
"我对这个家族与其事业已欣赏了数十年，我们一共买下九成股权，剩下的一成由原有管理公司的家族成员拥有，另外预留一成的认购权给有潜力的年轻人。"(1983)
第三类是有良好市场信誉的名牌企业。
巴菲特陆续购入华盛顿邮报、美国运通、可口可乐、吉列、耐克、穆迪等著名品牌企业的股票，形成他长期投资组合中的名牌方队。他把这个部分称为“质量资产”，意思是说，这些资产很难量化，其购入价格很难精确定位，也很难确定价格与价值的平衡点。他的主要关注点在对资产“质量”因素的主观评价上。
巴菲特从来没有概括过他对“质量资产”的投资思路，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品牌的特点窥探或概括他的思路。
首先，这些品牌在消费者心中形成稳固的信用，是他们的唯一选择或首选。这种信用是一代代管理者精心呵护的结果，不会随管理失误、管理层的更迭、突发事故或股市波动而变化。
第二，相对于这些品牌的巨大声望，它们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第三，这些品牌都没有管理强人，从不炒做，不是媒体宠儿，因此其价位趋于合理，比较容易判断其真实价格。并且会随资本市场的波动出现低价空间，成为进入机会。
总之，这些名牌都是消费者的“心中名牌”，而不是媒体制造的“眼球名牌”或“强人名牌”，它们的基础价值趋于恒定，股东回报稳步提高，价格则多在中线以下波动。这才是值得投资家对其进行长线投资的名牌。
归根到底，这是对企业在消费者心中信用的投资，也是对我们所说的“管理哲学”的投资。
巴菲特对投资对象的持股状况也可以分为3类。
第一类是持有股权50%以上。
按照美国会计原则，如果持股超过50%，除少数有特殊规定或特殊协议外（如持有银行股份），投资公司必须完全合并被投资公司所有会计项目，包括收入、成本、税项与利润。其他投资股份在财务报表上则以少数股权列示。
巴菲特认为，从会计的角度，投资公司对投资损益，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主动地位，是投资公司应该全力争取的。他说：“我们会持续地以合理的价钱买下整个公司，即使那家公司未来的发展与过去一般。”（1981）
第二类是持有股权20—50%。
按照美国会计原则，如果持股比例介于20%—50%之间，则在投资公司的帐上仅记录一个分录，承认对被投资公司依股权比例所认列的投资损失或利益。
这种情况虽然使投资损益处于被动地位，但只要被投资公司基本状况好，同时投资公司在紧急情况下拥有较大发言权，能够联合其他股东紧急处置事态，也是不错的投资选择。
第三类是持股低于20%。
按照美国会计原则，投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认列被投资公司实际发放的股利部份，至于保留而不发放的部份盈余则不予理会。
这种情况虽然使投资公司的收益不能得到全部保证，但有些经营很好的公司规模很大，其总收益并不低，伯克希尔不需要对其经营进行紧密监管，也没有能力对这些庞然大物持股50%以上或20—50%，在这种情况下持股20%以下也是一种多样化选择。
巴菲特1980年给股东的信中解释了第三类情况，他说：“我们可以接受被投资公司保留盈余而不分配，但前提是公司必须将之用在更有利的用途上，否则便应分配给股东或是用来买回公司股份。”(1978)
尽管三类状况会随市场情况灵活处理，但基本政策是恒定的，巴菲特指出：“我们的政策是集中持股。当我们决定了后便买进一大笔，而非这也买一点、那也买点，但事后却漠不关心。”(1978)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巴菲特控股公司战略的基本特点：
首先，他以市场定位、信用和管理作为标准选择优质公司，低价买入；
其次，以控股50%以上为基础和常态，灵活对待持股比例；
第三，不变更、不干预原有管理，但保证一旦需要变更和干预的权力基础，并在必要时积极做出反应；
第四，在以上基础上的长期持有。
监督与激励
巴菲特只购买优质公司股份，因此不需要变更和干预原有管理。他说：“我们通常不会去买那些我们必须替其作许多改变的公司，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所作的改变不见得是好的。”（1981）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巴菲特用一只眼睛在远处紧盯着这些公司，并在必要时亲自出马。
巴菲特认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本质差别在于，“长期投资是一种合伙人形式”。合伙人就意味着大股东与管理层双向的责任感、信用和忠诚。
1973年巴菲特乘低开始买入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他深入分析了该报的管理，认为董事长和控股家族继承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是个非常优秀的报人，但财务管理上还有欠缺。
巴菲特在不断购入股票的同时，为了取得凯瑟琳的信任，主动提出在一定时期内把部分投票权交由凯瑟琳处理，并自我限制卖出股票的限额。另一方面，巴菲特频频造访凯瑟琳，极有耐心地一点点向她灌输自己的财务原则，并帮助她妥善处理了报纸的罢工事件。
华盛顿邮报由于良好的财务管理和报道水门事件，一跃成为全国性大报，收益成倍增长，给双方都带来极大效益。
20世纪70年代巴菲特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快速发展时开始购入其股票，但到1990年，该公司内部矛盾严重影响了收益的成长。巴菲特在董事会上发出严重警告，并投票反对管理层滥发红利。
1991年，贪心的债券高级经理竟然欺诈与所罗门有几十年合作关系的美国财政部，而早就了解情况的公司管理层优柔寡断，不愿揭发丑闻，终于导致政府刑事调查。
关键时刻，巴菲特亲自担任所罗门的董事长，在国会听证会上放弃沉默的权力，坦诚地揭露了公司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以他的声望和人格魅力获得国会议员的信任。同时，大刀阔斧地对公司实施改革，选拔任用新人，终于挽救了公司。
巴菲特向来反对公司管理层滥发股票期权，1986年，他在给股东的信中指出：
“许多人一再发表‘选择权的实施有其必要，因为这样经理人与股东就能同舟共济’的论调，而事实上，两者的船完全不同。所有股东皆必须负担资金成本，而经理人持有的固定价格选择权却什么也不必承担；股东在期盼公司发达的同时还必须承受公司可能失败的风险，经理人则不会承担这种风险。事实上一个你希望能享有认股权的投资计划往往是你不会想要投资的计划。”
巴菲特指出了投资者与享受期股的经理人在成本和风险上的不平衡，对此我们不能苟同。因为如果把经理人的人力资本看成是一项资本投入的话，情况就会不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经济学家”那一部分展开。
巴菲特对期股制大部分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期股报酬不记在利润中并表现在损益表上的普遍会计作法。他说：“如果选择权不是一种报酬，那它是什么？如果报酬不是一种费用，那它是什么东西？如果计算盈余时不须考虑到费用，那它是什么盈余？如果这种费用不用列在损益表上，那它到底要摆在那里？"（1999）
经过最近安然事件以来的信用危机，许多企业正在接受巴菲特的主张，只有英特尔公司董事长格鲁夫公开反对。
二是期股制与业绩脱节的普遍现象。他说：
“这种奖励方法有时也会用到那些有才能、对公司真正有贡献的人身上——事实上，一家公司给真正有杰出表现的人往往不够多--不过通常只是碰巧。而这种选择权一旦给了，便无法收回，无论这个人之后表现如何都不能取消，一个庸才从选择权赚到的跟真正的人才一样多，这实在是投资者的恶梦。"（1986）
"你存在银行户头里的钱一样可以赚到加倍的利息，没有人会对这样的成果报以掌声。但通常我们在某位资深主管的退休仪式上歌颂他在任内将公司的盈余数字提高数倍，却一点也不会去看看这些事实上是因为公司每年所累积盈余与复利所产生的效果。"（1985）
“虽然有那么多缺点，选择权在某些时候还是很好用，我批评的重点主要是它们被无限制地遭到滥用，这里我有三点要说明:
1.由于选择权与公司整体的表现息息相关，所以理论上它们应该用在负责公司全局的高级主管身上，部门的主管则应视其负责部份的表现给予奖励。
2.选择权规划要非常慎重，除非有特殊原因，应该要把资金成本与保留盈余的影响列入考量，价格也要合理的订定。
3.我必须强调有一些我非常欣赏且经营绩效更甚于我的经理人，不认同我对固定价格选择权的看法，他们建立了一套具个人管理风格的企业文化，而其中固定价格认股权是他们认为非常有用的一项工具，以他们个人的领导风格与示范并以认股权作为诱因，他们成功地引导部属以股东的心态来想事情，这种风格不多见，但若有我们也必须小心的加以维护，即使这样的作法会破坏公平性与效率，这总比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好得多。"（1986）
使期股制和合理的业绩标准挂钩看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必须强调，期股制只是激励机制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激励机制只是治理机制的一部分，它还必须与监督机制相平衡；而治理机制也只是企业制度的一部分，企业制度与市场制度还发生相互作用。必须从制度体系的角度认识期股制。
巴菲特和其他投资人在期股制上分歧的基点在于，他们事实上是不同的投资人。
短期投资者看重的是“价差”，他们本质上并不把自己看成是所有者，他们不想“监督”企业，也不在乎企业如何计算各种费用。
作为长期投资者，巴菲特和他的委托人是真正意义的股东，他并不看重“价差”而更关心企业的“能力”，他监督企业，关心企业的各种费用。
巴菲特的作法在许多方面都更像摩根，是大股东的某种回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巴菲特在企业史上将有重要的地位。
长期投资理论
我们谈过，“经理资本主义”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经理人把对顾客和职工价值的重视带入美国企业，在建立和发展“管理哲学”上功绩斐然。
但经理人也有先天不足。经理人的出现是由于大股东的退出，金融创新又使中小投资者大批入市。结果是中小投资者支撑了大部分股市，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股东”，他们没有能力也根本不想监督企业，这就造成了事实上的所有者“缺位”。这种“缺位”使经理人逐步转化为“内部人”，其特点是不再看重股东价值。
这样，在顾客—职工—管理者—投资者的关系链条中就出现了断裂，最终会打击投资意愿。管理者为修补这关系就用假业绩去懵事儿，这就是美国现在正发生的事。
用独立董事或其他一些制度去修补这种关系从根本上说作用不大，因为缺少基本激励动机。只有让真正的股东“复位”，对管理者的监督—激励机制才能建立起来。而真正的股东只能是长期投资者。
巴菲特的功绩在于，他创造了一整套长期投资的理念和战略，并且用他的实绩证明，长期投资比短期投机能获得更大的效益。
巴菲特的功绩还在于，他以自己成功的实践吸引了大批机构投资者，首先是养老金投资者，他们正在深入研究巴菲特的策略。如果巴菲特的策略被更多的人采纳，长期投资者在资本市场就会占有较重的份量，资本市场的构成将会出现重大变化，资本市场将会更稳定，企业将会得到更好的市场监督（而不是政府监督）。顾客—职工—管理者—投资者—公众的链条将更加完善。
巴菲特的功绩更在于，不但他的全部战略都建立在我们所说的“管理哲学”上，而且他以一个真正股东的身份赞赏和支持“一家理想中的企业建立在为客户创造价值并转化为对所有者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这就为“管理哲学”的完善打下了最后一根柱子。
到巴菲特这里，21世纪的企业之路已经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