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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芮火才，男，1962年生，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溧阳市教育局副局长，溧阳外国语学校校长，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首批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九五”至“十一五”期间曾主持国家级课题一项，省级重点课题三项，省级立项课题两项，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主张教育就是服务，积极创办自由学校。自画像：其貌不扬，但心地善良；待人真诚，但不够热情；沉默寡言，但也能夸夸其谈；喜欢看书，但不是书呆子；乐意向他人学习，但从来不人云亦云。
1981年我从丹阳师范毕业，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
回顾三十周年的从教历程，虽然许多往事已从脑海中淡去，但其中一些趣事、小事反倒是难以忘怀。当我把个人现实的状态和这些难忘的经历建立一种联系时，就会突然感到它们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逻辑关联，甚至和儿童时期的生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进一步追问和反思其缘由时，又会猛然感到：有什么样的经历、对待这样的经历用什么样的态度，就自然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和结果。
一、父母是最好的老师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于我来说，父母不但是我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是最好的老师。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基本不管我的学习，几乎从来不表扬我，也不批评我，只是在我晚上看书时经常提醒叫我早一点睡觉。前几天，我也就此问题请教过父母：为什么小时候基本上不管我？我父母讲了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时间管，天天干活非常累；二是说人一定要自成人，需要管的人不会有出息，管也管不出好人，你也比较自觉，没有必要管。母亲特别补充了一点，说我外公在我母亲小的时候反复说，人要自成人，不能靠别人管。
虽然没有做过系统研究，但至少在我看来，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教育质量观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父母处世之道和言行的影响。不管我在做教师期间，还是在当校长的过程中，相对而言不媚俗、不势利、不愿弄虚作假、追求真理等表现多少受到我父母的影响。从我母亲身上，我至少感悟到学生人格健全比其知识量的增加和能力的提高更为重要，一个不识字的人格健全的人比一个满腹经纶人格不健全的人，不管是其对社会的贡献还是个人的幸福程度都要高出许多。
虽然不能说教师或校长的教育理念完全是由父母教育子女的办法决定的，但至少在潜意识里，老师或校长总是很自然地会用父母教育子女的办法去对待学生。也许我父母没有意识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父母亲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就是主张孩子自主发展、自由成长。甚至可以说，我积极提倡和追求的“教育就是服务”、“创办自由学校”的主张不能不说和儿童时期接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吃亏就是占便宜
按世俗的观念，我与师范的同学相比，在农村工作的五年特别是前四年吃了不少苦，也吃了不少亏。但多年后再看这段经历，反倒觉得这四五年是教育人生的宝贵财富。
由于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届为小学培养的师范生，当时学校又缺少大量的合格教师，所以不少同学分配在城区学校工作，相当一部分至少也在镇所在地的中心小学工作，而我当时却在老家前马乡条件最艰苦的村小潘家小学教书，第二年又到了条件同样艰苦的农村初中金山中学任教，第三、第四年到了离家稍为近一点的村小西宋小学工作。与在城里和中心小学工作的同学相比，吃的苦和吃的亏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条件艰苦，工作辛苦。潘家小学没有校门，厕所外人分不出男女，下雨天外面下小雨室内下大雨，五个班级六个老师，担任四五年级数学（当时小学是五年制）、三四年级音乐、二年级思品，每周上课二十三节，学生练习题和考试卷自己在蜡纸上刻，自己手工印刷，每天步行十里路上下班，中饭在学校的小厨房“自作自受”。
二是无人指导，滥竽充数。记得工作第一年的第一周，我向潘家小学的芮法海校长提出了向老教师听课的请求，结果我的请求不但没有批准，芮校长反而说，你的学历最高、知识最多（当时学校除我以外的五位老师有两位小学没有毕业，三位初中没有毕业）大家应该听你的课。居然第二天真的就有老教师来听我的课，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所以什么事都是自己动脑筋、自己想办法，不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做。更有意思的是，从工作第三年开始，别说接受别人指导了，自己也担任了西宋小学的教导主任，第五年调到前马中心小学担任教导副主任，开始像模像样地指导别人了。
更稀奇的还有两件事。一是在潘家小学工作时，校长居然让我上音乐课，由于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所以我死活不肯接受任务，但老校长的话让我很难再次拒绝。芮校长说：“我们都是土八路，你是科班出身，你不上谁上？”但我坚持要校长为我配一台脚踏风琴（虽然视唱不行，但弹琴的基本功在师范练得比较扎实，乐理知识也掌握得不差，如有风琴辅助，音乐课不至于上不下去）。校长还真的从学校的一间小房子里找到一台从来没有人用过的满是灰尘的脚踏风琴。上音乐课时，我弹一句乐谱，学生跟着唱一句，坚决不范唱。在四年级大概上了三节课，一位胆大的学生向我提意见，说我上课方法不对，以前的老师上音乐课总是老师唱一句同学们跟着唱一句，问我为什么不那样教他们。我故作镇静，“忽悠”学生说，这是教学改革，新式上法，老师只弹琴不唱歌。但歪打正着，经过大约一个学期的努力，大多数学生只要拿到简谱，即使歌曲没有教过，也能演唱，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有老师教过的歌才会唱。
第三年在西宋小学工作，校长让我担任学校田径运动队的教练，训练学生参加全乡的学校运动会，我当时坚决不肯。我自身的运动成绩很差，没有任何运动细胞，又是典型的东亚病夫，个子一米八，体重只有106斤，瘦得皮包骨头。让我做教练既是极大的讽刺，又是赶鸭子上架。但校长“你年龄最轻，又是小伙子，还是科班出身，总比我们土八路强”的实在话又使我不得不走马上任。我做教练实际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天天带领运动员早晚跑步，因为我认为任何体育竞赛项目，体能是基础。二是和一般体育教师出身的教练不同的是，我不但给学生讲各种田径项目的动作要领，还在教室里给学生上理论课，画图讲解各种动作的理论依据。因为我认为只有当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时，才能在教练不能在现场指导的情况下发挥出最佳水平。那一年，西宋小学在全乡小学生运动会上（共六所小学参加）一举获得总分第一名。
表面上看，我和同学相比吃了不少亏，但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不少便宜：
一是在最艰苦的农村学校工作，直接面对最穷苦的百姓的子女渴望知识的眼神，深切体会到了知识对于农民及其子女的重要性，教育者的基本良心得到健康培育。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心使然，并非外在的要求所致，这为日后耐得住寂寞、特别同情和关注弱势群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无人指导，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需要自我摸索，做任何事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我想怎样就怎样，完全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自由自在，甚至还可以“随心所欲”。这反倒使我不受传统框框的约束，逼着自己独立思考，培育了批判精神，人格也相对独立。
记得1986年调入实验小学后，一次上县级公开课，学校的教导主任和教研室教研员同时指导我备课，两人的指导思路完全不同，但她们都要求我一定要按照她们的意见上，我想来想去既不可能也没必要。我认为不管作出怎样的努力都不可能把两个人的意见在课堂中同时得到反映，同时，她们的意见虽然非常有道理，但不一定适合我。所以，正式上公开课时我就完全按自己的理解上课。结果那次公开课的效果并不理想，两位领导事后也非常生气，说我不谦虚。后来也没有多少再次上公开课的机会（估计和不谦虚有关），但我依然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说自己还具备不唯上、不唯书的品质的话，教书和办学不愿意随大流的话，和无人管束的农村工作经历不无关系。这同时也是小时候父母在我心中种下的自主发展、自由成长的种子遇到了生长发芽的合适土壤。
三是什么事都干（除了语文没有教过，其他学科都教过；除了总务主任没有当过，其他学校的“官”都做过），甚至明知不能为而为之的事也能干出点名堂，使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开发，也使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也正因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自身反而获得了不少成功的体验，几乎所有的领导和老师逢人都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夸奖我、赞美我，特别是在西宋小学的两年，全乡教师能获得的最高信誉都给了我，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半个“不”字，这使我自信心大增，充分认识到自己也算是个“人物”，一点不比别人差。这也是日后走上校长岗位后从来不怀疑学校改革创新能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三、棒槌挂在城门上三年也会讲话
溧阳人有句老话：棒槌挂在城门上三年也会讲话。意思是即使是一个很愚笨的人，只要见的世面足够大、得到锻炼的机会足够多，也会有进步、有发展。用这句老话来说明我的变化最恰当不过了。
我生性内向，年轻时不愿与别人主动交流，即使碰到熟悉的人也会绕道而行，现在虽不能说有较强的交往能力，但与三十年前相比，却有天壤之别；刚工作时，我不善言辞，平时沉默寡言，特别不愿在公开场合说话，现在不但在任何场合都愿意发表意见，有时也能口若悬河、夸夸其谈；我读书期间特别怕写作文，工作后写到总结和论文就头疼，而且水平也非常一般，现在虽然不能说有多么喜欢写、写得有多好，但至少写文章时不会再有痛苦的感觉，偶尔也有幸福的体验，文章质量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而所有的这些变化，主要缘于我无数次地参加培训、会议、考察，反复地写计划、写总结、写论文，经常性地被迫作工作汇报、经验介绍和学术交流等。也许这样的说法有点夸张，我是溧阳小学在职教师中目前参加进修、培训时间最长、外出考察学校和国家最多、参加学术会议次数最多的教师和校长，也是撰写学校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学校接受检查、评比的专项总结最多的老师和校长。全国一流教育专家的报告我几乎都聆听过，省内和上海、北京、浙江等地的名校我几乎都去考察过，也曾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行教育考察和教育比较研究。
追根寻源，我这根“棒槌”能挂在城门上是因为参加了1984年溧阳县教育局组织的青年教师练兵活动（实际上就是课堂教学竞赛）。当时每个片（全县好像共有八个片）派一名青年教师代表参加练兵活动。我先通过前马乡的竞赛，再通过片里的两轮选拔代表别桥片参加了全县的小学数学青年教师练兵活动，结果排在末等奖（三等奖）的最后一名。但对于我来说，这个三等奖意义非凡。从此，我成为教研室的重点培养对象，开始有了许多外出听课的机会（当时这样的机会非常少），因此成为教研室数学中心组成员（全县共十多位老师），也因此于1985年又代表别桥片参加由全县所有教师参加的“最佳课”评比，并荣获二等奖（数学没有设一等奖）。又因为这个二等奖，1986年被选拔到当时的溧阳县实验小学任教。教育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
“棒槌”真正挂到城门上是调入实验小学工作后。到实小后，工作态度和在农村工作时一样，不管是所谓的分内事，还是分外事，不管是领导吩咐的，还是同事请求帮忙的，只要力所能及，一律照单全收。担任政教处副主任后，我是中层以上干部中年纪最轻的人，而其他同志要么人到中年，要么即将退休。所以一些学校行政上的杂事、琐事和他们感觉需要由年轻人锻炼的事，都交由我去完成。我来者不拒，他们乐此不疲，我仿佛是学校的“百搭”，从老校长、老主任身上学到了不少管理的基本功和管理书籍上所没有的经验和智慧。
1991年担任副校长后，外出参加会议和培训的次数更是大幅度增加，几乎所有应该由其他校长参加的会议和培训都由我充数代劳。1998年担任校长后，不但自身参加会议和培训的机会依然很多，而且外出讲学、主持学术活动和对他人进行培训的机会也大幅度增加。
其中有三次会议和培训考察经历特别难忘。1991年11月，刚做副校长三个月，就参加了在徐州举行的为期一周的省实验小学校长素质教育培训班（其他学校都是校长参会），系统学习了素质教育的理论，明确了学校的价值追求，认识了不少知名校长。1995年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在南京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全国小学校长培训班（我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副校长），聆听了全国和世界一流教育专家的讲座，对省内一流名校都进行了实地考察，我深切地认识到，教育追求无止境，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同样是1995年，还参加了为期三年的南师大研究生课程班的学习，系统学习了最前沿的教育理论，和高校一流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教育理论功底更扎实了，对教育内涵的理解和对教育研究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对教育的许多问题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觉。
四、读书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说我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和喜欢看书、喜欢阅读有着密切的关系，读书和阅读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可能是个性内向的缘故，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书。不管是春节到外婆家拜年，还是平常到已出嫁的姐姐家玩，我一有空就看书。有时书看完后实在没有什么可看就翻看旧报纸和小人书（连环画）。在农村工作的几年，因为没有电视，又不喜欢和别人交流，看书就成为我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当时下班后就足不出户，每天晚上先练毛笔字，然后备课，最后看书。天天如此，机械而有规律。工作一年后，看到当年没能考取高一级学校的同学不少考取了大学（我是当年前马中学唯一考取高一级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心里非常不平衡，就产生了报考大学的愿望。为了能有更多的业余时间看书复习，特意申请调入金山中学任教（课务比小学轻得多）。学习上更是变本加厉，连上班途中也听英语广播，上厕所也带本书，晚上睡觉的时间也比原来缩短了两个小时。一年后因为感觉工学矛盾较大，有点力不从心，就放弃了考大学的想法，决定老老实实做个老师。但正因为如此，后来一看到书就想翻翻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射。
对我影响最早和最大的教育家是陶行知先生。我不但拜读了陶先生的文集，而且先后两次参观、考察了陶先生的纪念馆。陶先生的教育思想通俗易懂又非常深刻。每当计较个人利益时，就会自然想起陶先生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也许终身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陶先生的教诲时刻萦绕在耳边。“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小，就比小孩还要小”。这一句对我的儿童观、学生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它既验证了我父母朴素的家庭教育观，也坚定了我潜意识中对教育的理解，也是我主张教育就是服务、积极创办自由学校和实行学生选择教师、学生评价教师等认识和改革措施的理论依据。
对我影响最早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理论书，莫过于1985年读过的“三论”原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读了“三论”，我找到了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感觉对教育的理解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刻了，思维方式也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虽然据说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比老“三论”更有价值，而且我也认真拜读了，但说实话，一点也没有阅读老“三论”时那种激动的感觉（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缘故）。
对我影响最早和最大的三本杂志是工作第一年就订阅的《教育研究》、《名作欣赏》和《读者文摘》（即现在的《读者》）。订《教育研究》，是因为我认为要尽量把中国最权威的教育理论杂志看懂，提高教育理论修养就有了基本的保证。订阅《名作欣赏》，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订《读者文摘》，是因为其中的文章非常优美也非常富有哲理。一开始，《教育研究》基本看不懂，但也傻乎乎地看，一是感觉不看就造成浪费非常可惜，二是认为只要反复看，总会看得懂。这三本杂志每期每篇文章都看，就这样大约持续了十年，对我的教育教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教育研究》使我能从宏观的高度和理性的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了自身的教育和管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和只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而《名作欣赏》有效地提升了我的人文修养；《读者文摘》则大大拓展了我的知识面。
还有一段特殊的阅读经历非常难忘，那是１９８３年下半年至１９８６年上半年。这三年我在溧阳教师进修学校参加中文专业大专函授。每两周在城里集中面授一次，学习之余主要去两个地方：新华书店旁和轮船码头站的连环画书摊。那时的连环画（小人书）大多是三分钱看一本，也有的五分钱看一本，少数也会三分钱看两本、五分钱看三本。乘船前闲着无事，就傻傻地看“小人书”打发时间。喜欢的看，不喜欢的也看，当时看遍了两个书摊上所有的“小人书”。不知道我讲话、写文章喜欢说故事、用谚语和歇后语的特点是否与“小人书”看得多有关系。
如果说父母的教育给我的心田播下一颗健康的种子的话，那么农村的工作经历就恰为这颗种子的发芽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而在实验小学工作的二十多年，又为自身的健康生长、品质提升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丰富的养料和充分的磨炼。学习使生活更充实，工作更有价值，人生更有意义，也更坚定了我潜意识中对儿童的理解、对教育的看法。
当然，对于我这个特殊的个体而言，上述所谓的人生感悟都是“事后诸葛亮”，是事后“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也有道理，但并不是当初从事某一项工作或参加某一活动的本义，一切都是脚踩瓜皮，顺其自然。所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实际上是脚踩瓜皮，顺其自然的副产品。如果一定要追问为何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话，实际是人的本性使然，或是兴趣所致，可能也是环境影响的缘故。
（作者单位：江苏省溧阳外国语学校）
1981年我从丹阳师范毕业，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
回顾三十周年的从教历程，虽然许多往事已从脑海中淡去，但其中一些趣事、小事反倒是难以忘怀。当我把个人现实的状态和这些难忘的经历建立一种联系时，就会突然感到它们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逻辑关联，甚至和儿童时期的生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进一步追问和反思其缘由时，又会猛然感到：有什么样的经历、对待这样的经历用什么样的态度，就自然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和结果。
一、父母是最好的老师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于我来说，父母不但是我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是最好的老师。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基本不管我的学习，几乎从来不表扬我，也不批评我，只是在我晚上看书时经常提醒叫我早一点睡觉。前几天，我也就此问题请教过父母：为什么小时候基本上不管我？我父母讲了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时间管，天天干活非常累；二是说人一定要自成人，需要管的人不会有出息，管也管不出好人，你也比较自觉，没有必要管。母亲特别补充了一点，说我外公在我母亲小的时候反复说，人要自成人，不能靠别人管。
虽然没有做过系统研究，但至少在我看来，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教育质量观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父母处世之道和言行的影响。不管我在做教师期间，还是在当校长的过程中，相对而言不媚俗、不势利、不愿弄虚作假、追求真理等表现多少受到我父母的影响。从我母亲身上，我至少感悟到学生人格健全比其知识量的增加和能力的提高更为重要，一个不识字的人格健全的人比一个满腹经纶人格不健全的人，不管是其对社会的贡献还是个人的幸福程度都要高出许多。
虽然不能说教师或校长的教育理念完全是由父母教育子女的办法决定的，但至少在潜意识里，老师或校长总是很自然地会用父母教育子女的办法去对待学生。也许我父母没有意识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父母亲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就是主张孩子自主发展、自由成长。甚至可以说，我积极提倡和追求的“教育就是服务”、“创办自由学校”的主张不能不说和儿童时期接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吃亏就是占便宜
按世俗的观念，我与师范的同学相比，在农村工作的五年特别是前四年吃了不少苦，也吃了不少亏。但多年后再看这段经历，反倒觉得这四五年是教育人生的宝贵财富。
由于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届为小学培养的师范生，当时学校又缺少大量的合格教师，所以不少同学分配在城区学校工作，相当一部分至少也在镇所在地的中心小学工作，而我当时却在老家前马乡条件最艰苦的村小潘家小学教书，第二年又到了条件同样艰苦的农村初中金山中学任教，第三、第四年到了离家稍为近一点的村小西宋小学工作。与在城里和中心小学工作的同学相比，吃的苦和吃的亏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条件艰苦，工作辛苦。潘家小学没有校门，厕所外人分不出男女，下雨天外面下小雨室内下大雨，五个班级六个老师，担任四五年级数学（当时小学是五年制）、三四年级音乐、二年级思品，每周上课二十三节，学生练习题和考试卷自己在蜡纸上刻，自己手工印刷，每天步行十里路上下班，中饭在学校的小厨房“自作自受”。
二是无人指导，滥竽充数。记得工作第一年的第一周，我向潘家小学的芮法海校长提出了向老教师听课的请求，结果我的请求不但没有批准，芮校长反而说，你的学历最高、知识最多（当时学校除我以外的五位老师有两位小学没有毕业，三位初中没有毕业）大家应该听你的课。居然第二天真的就有老教师来听我的课，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所以什么事都是自己动脑筋、自己想办法，不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做。更有意思的是，从工作第三年开始，别说接受别人指导了，自己也担任了西宋小学的教导主任，第五年调到前马中心小学担任教导副主任，开始像模像样地指导别人了。
更稀奇的还有两件事。一是在潘家小学工作时，校长居然让我上音乐课，由于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所以我死活不肯接受任务，但老校长的话让我很难再次拒绝。芮校长说：“我们都是土八路，你是科班出身，你不上谁上？”但我坚持要校长为我配一台脚踏风琴（虽然视唱不行，但弹琴的基本功在师范练得比较扎实，乐理知识也掌握得不差，如有风琴辅助，音乐课不至于上不下去）。校长还真的从学校的一间小房子里找到一台从来没有人用过的满是灰尘的脚踏风琴。上音乐课时，我弹一句乐谱，学生跟着唱一句，坚决不范唱。在四年级大概上了三节课，一位胆大的学生向我提意见，说我上课方法不对，以前的老师上音乐课总是老师唱一句同学们跟着唱一句，问我为什么不那样教他们。我故作镇静，“忽悠”学生说，这是教学改革，新式上法，老师只弹琴不唱歌。但歪打正着，经过大约一个学期的努力，大多数学生只要拿到简谱，即使歌曲没有教过，也能演唱，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有老师教过的歌才会唱。
第三年在西宋小学工作，校长让我担任学校田径运动队的教练，训练学生参加全乡的学校运动会，我当时坚决不肯。我自身的运动成绩很差，没有任何运动细胞，又是典型的东亚病夫，个子一米八，体重只有106斤，瘦得皮包骨头。让我做教练既是极大的讽刺，又是赶鸭子上架。但校长“你年龄最轻，又是小伙子，还是科班出身，总比我们土八路强”的实在话又使我不得不走马上任。我做教练实际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天天带领运动员早晚跑步，因为我认为任何体育竞赛项目，体能是基础。二是和一般体育教师出身的教练不同的是，我不但给学生讲各种田径项目的动作要领，还在教室里给学生上理论课，画图讲解各种动作的理论依据。因为我认为只有当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时，才能在教练不能在现场指导的情况下发挥出最佳水平。那一年，西宋小学在全乡小学生运动会上（共六所小学参加）一举获得总分第一名。
表面上看，我和同学相比吃了不少亏，但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不少便宜：
一是在最艰苦的农村学校工作，直接面对最穷苦的百姓的子女渴望知识的眼神，深切体会到了知识对于农民及其子女的重要性，教育者的基本良心得到健康培育。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心使然，并非外在的要求所致，这为日后耐得住寂寞、特别同情和关注弱势群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无人指导，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需要自我摸索，做任何事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我想怎样就怎样，完全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自由自在，甚至还可以“随心所欲”。这反倒使我不受传统框框的约束，逼着自己独立思考，培育了批判精神，人格也相对独立。
记得1986年调入实验小学后，一次上县级公开课，学校的教导主任和教研室教研员同时指导我备课，两人的指导思路完全不同，但她们都要求我一定要按照她们的意见上，我想来想去既不可能也没必要。我认为不管作出怎样的努力都不可能把两个人的意见在课堂中同时得到反映，同时，她们的意见虽然非常有道理，但不一定适合我。所以，正式上公开课时我就完全按自己的理解上课。结果那次公开课的效果并不理想，两位领导事后也非常生气，说我不谦虚。后来也没有多少再次上公开课的机会（估计和不谦虚有关），但我依然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说自己还具备不唯上、不唯书的品质的话，教书和办学不愿意随大流的话，和无人管束的农村工作经历不无关系。这同时也是小时候父母在我心中种下的自主发展、自由成长的种子遇到了生长发芽的合适土壤。
三是什么事都干（除了语文没有教过，其他学科都教过；除了总务主任没有当过，其他学校的“官”都做过），甚至明知不能为而为之的事也能干出点名堂，使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开发，也使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也正因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自身反而获得了不少成功的体验，几乎所有的领导和老师逢人都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夸奖我、赞美我，特别是在西宋小学的两年，全乡教师能获得的最高信誉都给了我，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半个“不”字，这使我自信心大增，充分认识到自己也算是个“人物”，一点不比别人差。这也是日后走上校长岗位后从来不怀疑学校改革创新能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三、棒槌挂在城门上三年也会讲话
溧阳人有句老话：棒槌挂在城门上三年也会讲话。意思是即使是一个很愚笨的人，只要见的世面足够大、得到锻炼的机会足够多，也会有进步、有发展。用这句老话来说明我的变化最恰当不过了。
我生性内向，年轻时不愿与别人主动交流，即使碰到熟悉的人也会绕道而行，现在虽不能说有较强的交往能力，但与三十年前相比，却有天壤之别；刚工作时，我不善言辞，平时沉默寡言，特别不愿在公开场合说话，现在不但在任何场合都愿意发表意见，有时也能口若悬河、夸夸其谈；我读书期间特别怕写作文，工作后写到总结和论文就头疼，而且水平也非常一般，现在虽然不能说有多么喜欢写、写得有多好，但至少写文章时不会再有痛苦的感觉，偶尔也有幸福的体验，文章质量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而所有的这些变化，主要缘于我无数次地参加培训、会议、考察，反复地写计划、写总结、写论文，经常性地被迫作工作汇报、经验介绍和学术交流等。也许这样的说法有点夸张，我是溧阳小学在职教师中目前参加进修、培训时间最长、外出考察学校和国家最多、参加学术会议次数最多的教师和校长，也是撰写学校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学校接受检查、评比的专项总结最多的老师和校长。全国一流教育专家的报告我几乎都聆听过，省内和上海、北京、浙江等地的名校我几乎都去考察过，也曾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行教育考察和教育比较研究。
追根寻源，我这根“棒槌”能挂在城门上是因为参加了1984年溧阳县教育局组织的青年教师练兵活动（实际上就是课堂教学竞赛）。当时每个片（全县好像共有八个片）派一名青年教师代表参加练兵活动。我先通过前马乡的竞赛，再通过片里的两轮选拔代表别桥片参加了全县的小学数学青年教师练兵活动，结果排在末等奖（三等奖）的最后一名。但对于我来说，这个三等奖意义非凡。从此，我成为教研室的重点培养对象，开始有了许多外出听课的机会（当时这样的机会非常少），因此成为教研室数学中心组成员（全县共十多位老师），也因此于1985年又代表别桥片参加由全县所有教师参加的“最佳课”评比，并荣获二等奖（数学没有设一等奖）。又因为这个二等奖，1986年被选拔到当时的溧阳县实验小学任教。教育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
“棒槌”真正挂到城门上是调入实验小学工作后。到实小后，工作态度和在农村工作时一样，不管是所谓的分内事，还是分外事，不管是领导吩咐的，还是同事请求帮忙的，只要力所能及，一律照单全收。担任政教处副主任后，我是中层以上干部中年纪最轻的人，而其他同志要么人到中年，要么即将退休。所以一些学校行政上的杂事、琐事和他们感觉需要由年轻人锻炼的事，都交由我去完成。我来者不拒，他们乐此不疲，我仿佛是学校的“百搭”，从老校长、老主任身上学到了不少管理的基本功和管理书籍上所没有的经验和智慧。
1991年担任副校长后，外出参加会议和培训的次数更是大幅度增加，几乎所有应该由其他校长参加的会议和培训都由我充数代劳。1998年担任校长后，不但自身参加会议和培训的机会依然很多，而且外出讲学、主持学术活动和对他人进行培训的机会也大幅度增加。
其中有三次会议和培训考察经历特别难忘。1991年11月，刚做副校长三个月，就参加了在徐州举行的为期一周的省实验小学校长素质教育培训班（其他学校都是校长参会），系统学习了素质教育的理论，明确了学校的价值追求，认识了不少知名校长。1995年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在南京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全国小学校长培训班（我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副校长），聆听了全国和世界一流教育专家的讲座，对省内一流名校都进行了实地考察，我深切地认识到，教育追求无止境，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同样是1995年，还参加了为期三年的南师大研究生课程班的学习，系统学习了最前沿的教育理论，和高校一流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教育理论功底更扎实了，对教育内涵的理解和对教育研究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对教育的许多问题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觉。
四、读书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说我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和喜欢看书、喜欢阅读有着密切的关系，读书和阅读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可能是个性内向的缘故，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书。不管是春节到外婆家拜年，还是平常到已出嫁的姐姐家玩，我一有空就看书。有时书看完后实在没有什么可看就翻看旧报纸和小人书（连环画）。在农村工作的几年，因为没有电视，又不喜欢和别人交流，看书就成为我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当时下班后就足不出户，每天晚上先练毛笔字，然后备课，最后看书。天天如此，机械而有规律。工作一年后，看到当年没能考取高一级学校的同学不少考取了大学（我是当年前马中学唯一考取高一级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心里非常不平衡，就产生了报考大学的愿望。为了能有更多的业余时间看书复习，特意申请调入金山中学任教（课务比小学轻得多）。学习上更是变本加厉，连上班途中也听英语广播，上厕所也带本书，晚上睡觉的时间也比原来缩短了两个小时。一年后因为感觉工学矛盾较大，有点力不从心，就放弃了考大学的想法，决定老老实实做个老师。但正因为如此，后来一看到书就想翻翻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射。
对我影响最早和最大的教育家是陶行知先生。我不但拜读了陶先生的文集，而且先后两次参观、考察了陶先生的纪念馆。陶先生的教育思想通俗易懂又非常深刻。每当计较个人利益时，就会自然想起陶先生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也许终身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陶先生的教诲时刻萦绕在耳边。“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小，就比小孩还要小”。这一句对我的儿童观、学生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它既验证了我父母朴素的家庭教育观，也坚定了我潜意识中对教育的理解，也是我主张教育就是服务、积极创办自由学校和实行学生选择教师、学生评价教师等认识和改革措施的理论依据。
对我影响最早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理论书，莫过于1985年读过的“三论”原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读了“三论”，我找到了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感觉对教育的理解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刻了，思维方式也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虽然据说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比老“三论”更有价值，而且我也认真拜读了，但说实话，一点也没有阅读老“三论”时那种激动的感觉（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缘故）。
对我影响最早和最大的三本杂志是工作第一年就订阅的《教育研究》、《名作欣赏》和《读者文摘》（即现在的《读者》）。订《教育研究》，是因为我认为要尽量把中国最权威的教育理论杂志看懂，提高教育理论修养就有了基本的保证。订阅《名作欣赏》，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订《读者文摘》，是因为其中的文章非常优美也非常富有哲理。一开始，《教育研究》基本看不懂，但也傻乎乎地看，一是感觉不看就造成浪费非常可惜，二是认为只要反复看，总会看得懂。这三本杂志每期每篇文章都看，就这样大约持续了十年，对我的教育教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教育研究》使我能从宏观的高度和理性的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了自身的教育和管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和只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而《名作欣赏》有效地提升了我的人文修养；《读者文摘》则大大拓展了我的知识面。
还有一段特殊的阅读经历非常难忘，那是１９８３年下半年至１９８６年上半年。这三年我在溧阳教师进修学校参加中文专业大专函授。每两周在城里集中面授一次，学习之余主要去两个地方：新华书店旁和轮船码头站的连环画书摊。那时的连环画（小人书）大多是三分钱看一本，也有的五分钱看一本，少数也会三分钱看两本、五分钱看三本。乘船前闲着无事，就傻傻地看“小人书”打发时间。喜欢的看，不喜欢的也看，当时看遍了两个书摊上所有的“小人书”。不知道我讲话、写文章喜欢说故事、用谚语和歇后语的特点是否与“小人书”看得多有关系。
如果说父母的教育给我的心田播下一颗健康的种子的话，那么农村的工作经历就恰为这颗种子的发芽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而在实验小学工作的二十多年，又为自身的健康生长、品质提升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丰富的养料和充分的磨炼。学习使生活更充实，工作更有价值，人生更有意义，也更坚定了我潜意识中对儿童的理解、对教育的看法。
当然，对于我这个特殊的个体而言，上述所谓的人生感悟都是“事后诸葛亮”，是事后“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也有道理，但并不是当初从事某一项工作或参加某一活动的本义，一切都是脚踩瓜皮，顺其自然。所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实际上是脚踩瓜皮，顺其自然的副产品。如果一定要追问为何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话，实际是人的本性使然，或是兴趣所致，可能也是环境影响的缘故。
（作者单位：江苏省溧阳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