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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山西老前辈谷景生晚年有篇题为《史说的，说史的》的短札，看了十分感慨。他说：
“给历史穿衣戴帽是有些人的一大偏好。孩子们可怜，自己不知道的事，只有听爷爷们去说。过来人也可怜，果真到了老骥之年，伏枥无奈，唯志在‘名垂千古’可为。事隔久远，人面全非，言论自由，亲历者是权威，旁观者也是权威，年长者是权威，权威者更是权威。历史学家更可怜，他们身上挑起的‘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担子太重。一星史事，‘知情人’这样多，回忆者这样多，洋洋洒洒的一个书架盛不下，史说什么不得而知，说史的给历史戴什么帽的都有。隔代修史虽是古训，共产党更有教训可记。林彪是接班人的时候，历史书上把朱、毛井冈山会师说成毛、林会师；林彪暴死了，历史书又说林彪没有指挥过大战。说胡易，说实难。名利二事对人诱惑如此之大，并确有多方面的好处，投资一个胡说、两个八道，可望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值得冒上绞刑架的危险了。况且，在林立的机构建筑当中，还没有这样一个绞刑架，说胡的投资正可越发凶猛。人生的精彩与否不能拿功名来衡量，因为功名可以建立，更可以剽窃编造。若想生命延续不灭，也不可用功名在社会上进行繁衍。特别是做过一些事情，有了回忆历史资格的人。历史属于国家、炎黄子孙千秋万代和人类文化，绝不属于哪个个人。”
谷景老的这番话，当出于他自己的感慨。比如说，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谷景生就是发难者和主持者之一，然而当时的史书却无一字提及。于是，后来有研究者以为：的确，历史仿佛就如当年胡适所形容的是一位小姑娘，它的容貌是看谁来打扮。比如“一二九”，“有的人，甚至一些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当事人，不是出于公心而是为突出个人，通过发表回忆文章，有意无意地使一些史实被歪曲或被篡改。有的还自吹自擂，把自己本是某大、中学校的学生领袖或学生积极分子，说成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结果在‘一二九’运动史的研究中，使人经常在此处听到张三是领导人，而在彼处又听到李四是领导人，弄得历史失去原貌，以讹为讹，莫衷一是。”还有呢?“有的人写史、论史不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是以现实中人的政治地位高低写史论史。这个问题在‘一二九’运动史的研究中尤为突出。比如有的人在当时‘一二九’运动中只是一个学校党支部的负责人或一个普通党员，但由于建国后随着在党内的地位逐步提高，名气逐步增大，有人就机械地认为他们是‘一二九’运动中党的领袖。甚至有的人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并没有任过北平‘左联’书记这样重要的职务，只是一般的‘左联’成员，但也由于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曾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些传媒就公开在报纸上登出其是北平‘左联’书记的职务。这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张如贤：《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结果呢，真正的“一二九”运动的发难者和主持者，却湮没了。
记得已故中共元老薄一波在一篇纪念其山西老乡和亲家谷景生的文章中，也颇为感慨地说：“谷景生同志1929年即投身中国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七十多年，曾经做过一些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是一个对党和人民有功的人。然而，他又历经磨难，对自己的功绩从不言及，以至今天的许多人对他并不熟悉。”(《悼念战友谷景生同志》)谷景生旷达，他不稀罕什么“名垂千古”，然而历史的书写和记忆却成了“说胡易，说实难”，那就不能让人安心了，因为“历史属于国家、炎黄子孙千秋万代和人类文化，绝不属于哪个个人”，于是，不管它“史说的，说史的”，都要有所考证、有所辩难，庶几才不至糟践了历史。
可是，虽然说“人生的精彩与否不能拿功名来衡量，因为功名可以建立，更可以剽窃编造。若想生命延续不灭，也不可用功名在社会上进行繁衍”，但是“史说的，说史的”毕竟已经造成了“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潜规则”，当年“一二九”运动的真正领导者——谷景生、彭涛、周小舟、李常青四人，后来都没有身披金色的袈裟而修道成佛，不幸的是这四人后来不同程度都因不擅表功而声名不显，甚至又因在政治上遭到迫害，更加失去了对“一二九”运动重大史实的发言权。
谷景生于1957年出任国防部研究五院(研制“两弹一星”的一个机构)政委时，因不愿与被打成“右派”的妻子离婚，受到株连而降职。对此，薄一波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1957反右时，谷景生同志的妻子范承秀同志在北京市委党校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话，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有关方面要他和妻子离婚。当时，全军授予将军军衔的高级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惟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一人，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惟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当时正在国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时。妻子怕连累他，也提出要离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却断然拒绝。他对妻子说，你这个范仲淹的后代，14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进了四年马列学院，可以说是笃信马列，怎么会说几句公道话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妻子哭了，他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此后，谷景生又在“文革”中被扣上“叛徒”等“帽子”，被开除党籍12年、坐狱8年，至于当年与“一二九”运动发难有关的功臣，如六十年代时出任化工部部长的彭涛，也被病魔过早地夺去了生命；曾任毛泽东秘书和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成员，后含冤辞世；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李常青，在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之后，就因对在东北大抓“高岗爪牙”而造成许多冤案看不惯，犯了“橛子”的憨气，被打成“高岗同党”并被撤销了党内职务，此后虽说是“留党察看”及改任教育部副部长，但脾气照旧，继续向中央说明事情真相，引起某些人的震怒，遂又被开除出党，并下放至内蒙古包头师范学院任副院长，乃至在一场“车祸”中殒命……于是，“一二九”，“史说的，说史的”，都不再有这四人出现了。
谷景老体谅历史学家，他说：“历史学家更可怜，他们身上挑起的‘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担子太重。”其实，这却是一种更有分量的鼓励和支持，那就是——让“史说的，说史的”真正变成“史说的，说史的”。
(《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版，28.00元)
“给历史穿衣戴帽是有些人的一大偏好。孩子们可怜，自己不知道的事，只有听爷爷们去说。过来人也可怜，果真到了老骥之年，伏枥无奈，唯志在‘名垂千古’可为。事隔久远，人面全非，言论自由，亲历者是权威，旁观者也是权威，年长者是权威，权威者更是权威。历史学家更可怜，他们身上挑起的‘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担子太重。一星史事，‘知情人’这样多，回忆者这样多，洋洋洒洒的一个书架盛不下，史说什么不得而知，说史的给历史戴什么帽的都有。隔代修史虽是古训，共产党更有教训可记。林彪是接班人的时候，历史书上把朱、毛井冈山会师说成毛、林会师；林彪暴死了，历史书又说林彪没有指挥过大战。说胡易，说实难。名利二事对人诱惑如此之大，并确有多方面的好处，投资一个胡说、两个八道，可望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值得冒上绞刑架的危险了。况且，在林立的机构建筑当中，还没有这样一个绞刑架，说胡的投资正可越发凶猛。人生的精彩与否不能拿功名来衡量，因为功名可以建立，更可以剽窃编造。若想生命延续不灭，也不可用功名在社会上进行繁衍。特别是做过一些事情，有了回忆历史资格的人。历史属于国家、炎黄子孙千秋万代和人类文化，绝不属于哪个个人。”
谷景老的这番话，当出于他自己的感慨。比如说，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谷景生就是发难者和主持者之一，然而当时的史书却无一字提及。于是，后来有研究者以为：的确，历史仿佛就如当年胡适所形容的是一位小姑娘，它的容貌是看谁来打扮。比如“一二九”，“有的人，甚至一些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当事人，不是出于公心而是为突出个人，通过发表回忆文章，有意无意地使一些史实被歪曲或被篡改。有的还自吹自擂，把自己本是某大、中学校的学生领袖或学生积极分子，说成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结果在‘一二九’运动史的研究中，使人经常在此处听到张三是领导人，而在彼处又听到李四是领导人，弄得历史失去原貌，以讹为讹，莫衷一是。”还有呢?“有的人写史、论史不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是以现实中人的政治地位高低写史论史。这个问题在‘一二九’运动史的研究中尤为突出。比如有的人在当时‘一二九’运动中只是一个学校党支部的负责人或一个普通党员，但由于建国后随着在党内的地位逐步提高，名气逐步增大，有人就机械地认为他们是‘一二九’运动中党的领袖。甚至有的人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并没有任过北平‘左联’书记这样重要的职务，只是一般的‘左联’成员，但也由于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曾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些传媒就公开在报纸上登出其是北平‘左联’书记的职务。这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张如贤：《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结果呢，真正的“一二九”运动的发难者和主持者，却湮没了。
记得已故中共元老薄一波在一篇纪念其山西老乡和亲家谷景生的文章中，也颇为感慨地说：“谷景生同志1929年即投身中国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七十多年，曾经做过一些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是一个对党和人民有功的人。然而，他又历经磨难，对自己的功绩从不言及，以至今天的许多人对他并不熟悉。”(《悼念战友谷景生同志》)谷景生旷达，他不稀罕什么“名垂千古”，然而历史的书写和记忆却成了“说胡易，说实难”，那就不能让人安心了，因为“历史属于国家、炎黄子孙千秋万代和人类文化，绝不属于哪个个人”，于是，不管它“史说的，说史的”，都要有所考证、有所辩难，庶几才不至糟践了历史。
可是，虽然说“人生的精彩与否不能拿功名来衡量，因为功名可以建立，更可以剽窃编造。若想生命延续不灭，也不可用功名在社会上进行繁衍”，但是“史说的，说史的”毕竟已经造成了“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潜规则”，当年“一二九”运动的真正领导者——谷景生、彭涛、周小舟、李常青四人，后来都没有身披金色的袈裟而修道成佛，不幸的是这四人后来不同程度都因不擅表功而声名不显，甚至又因在政治上遭到迫害，更加失去了对“一二九”运动重大史实的发言权。
谷景生于1957年出任国防部研究五院(研制“两弹一星”的一个机构)政委时，因不愿与被打成“右派”的妻子离婚，受到株连而降职。对此，薄一波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1957反右时，谷景生同志的妻子范承秀同志在北京市委党校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话，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有关方面要他和妻子离婚。当时，全军授予将军军衔的高级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惟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一人，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惟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当时正在国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时。妻子怕连累他，也提出要离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却断然拒绝。他对妻子说，你这个范仲淹的后代，14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进了四年马列学院，可以说是笃信马列，怎么会说几句公道话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妻子哭了，他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此后，谷景生又在“文革”中被扣上“叛徒”等“帽子”，被开除党籍12年、坐狱8年，至于当年与“一二九”运动发难有关的功臣，如六十年代时出任化工部部长的彭涛，也被病魔过早地夺去了生命；曾任毛泽东秘书和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成员，后含冤辞世；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李常青，在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之后，就因对在东北大抓“高岗爪牙”而造成许多冤案看不惯，犯了“橛子”的憨气，被打成“高岗同党”并被撤销了党内职务，此后虽说是“留党察看”及改任教育部副部长，但脾气照旧，继续向中央说明事情真相，引起某些人的震怒，遂又被开除出党，并下放至内蒙古包头师范学院任副院长，乃至在一场“车祸”中殒命……于是，“一二九”，“史说的，说史的”，都不再有这四人出现了。
谷景老体谅历史学家，他说：“历史学家更可怜，他们身上挑起的‘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担子太重。”其实，这却是一种更有分量的鼓励和支持，那就是——让“史说的，说史的”真正变成“史说的，说史的”。
(《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