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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国际货币、资本、商品等多个市场的巨幅波动。处于金融海啸中心的，自然是那些损失惨重的欧美金融机构，而海啸波及之处更是伤者无数，一些在海外辛勤耕耘实业的中资企业成了最新一批受害者。
先是本月20日，中信集团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中信泰富宣布，公司“为了用美元锁定澳大利亚项目开支成本”而购入外汇合约，没成想近期澳元对美元大跌，令其潜在亏损总额已达155亿港元，且情势仍在恶化。随后，证监会下令深圳交易所上市的深圳南山热电（深南电）取消其与高盛一家子公司签署的、但未经审批的石油衍生品合约，该合约显示深南电押宝油价上涨，而近期油价大跌则可能令其产生巨亏。另外，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因持有外汇存款而遭受损失分别达19亿元和3.2亿元。
归结以上这些事件中的亏损，均是在国际市场双边汇率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巨幅波动之下，中资企业或是未能有效对冲其所持资产的风险，或是在境外外汇和商品市场从事了事实上的投机行为。更为糟糕的是，目前这几个事件可能只是“冰上一角”，更多潜水炸弹仍有待进一步引爆。据市场消息透露，目前大部分香港及内地上市公司均有投资外汇期权产品，其中一些欠缺风险管理的公司，可能随时因市场逆转而遭受损失。这种情况使我们对以下几种情况颇为担忧：
首先，中资企业虽然有拓宽海外市场的雄心和资金实力，但这些企业内控机制和汇率风险管理经验却严重欠缺。在中信泰富巨亏事件中，公司涉及的外汇衍生品交易金额要远大于其对澳元的需求，这在性质上已是投机行为而非套期保值，其行为背后是否涉嫌管理层欺诈和内幕交易尚不能确认；而在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亏损事件中，公司因在澳洲有投资项目并预期澳元升值而持有大量外汇存款（其中部分为澳元存款），但却没有能够进行有效对冲，最终因为澳元大幅贬值而遭受损失。
其次，对于本次涉案的企业均属国有控股或参股的企业这一现象，我们也并不感觉惊讶。事实上，国有产权本身就会在委托代理的激励机制上产生很大偏差，这使得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国企经营无不非常低效。而具体到此类事件中，相关人员运用国有资本进行金融衍生品投机的动机非常充足——赌对方向可以获得暴利，赌错了亏损的也不是自己的资金，风险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成为具有国资背景企业投机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从2004年中航油驻新加坡高管赌错油价走势而亏损5.5亿美元、2005年赌错铜价走势的国储期铜案，到最新的中信泰富赌错澳元走势和深南电赌错油价走势而亏损，均属于此类事件。
最后，此类事件则折射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国内企业在风险控制方面所遭遇的尴尬。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的实际情况，人民币单边升值几乎仍是市场一致的预期，这使得中资企业很难在外汇市场上找到交易对手，规避此汇率风险；人民币资本项下的非完全可兑换以及国内金融市场外汇衍生工具的匮乏，也造成了国内企业（包括数以万计的中小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经验的严重不足，这又迫使中资企业只能在国际市场上寻求解决外汇敞口。此次金融海啸所引起的汇率和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立即以巨额损失的形式将中资企业这方面的缺陷呈现在世人面前。
怎样解决这样的困境？有两条路摆在监管层面前：一条是加强监管，这也是管理层一直以来采取的策略。本月早些时候，也许是得知了中信泰富的损失事件，证监会召集了25家国有企业负责人，再次要求他们不得在境外市场从事投机交易，只能进行套期保值。虽然证监会的监管对国内企业可能会有些威慑力，但对于那些在境外上市的中资企业所起的效果则非常有限，类似中航油事件的屡次发生就是明证。而在我们看来，长期内最根本的解决办法，仍在于深化金融领域的市场化，这包括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的市场化以及审慎发展各种外汇衍生品。虽然在金融海啸背景下谈及金融市场化的说法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这些措施不仅能逐渐培养中资企业运用金融工具保护自己的能力，同时也会让中资企业金融衍生品的需求惠及中资金融机构，并为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一极提供机会。
目前，外汇衍生工具交易已成为新兴市场企业的普遍恶疾，如单单巴西就可能有200家企业中招，损失金额可达300亿美元，墨西哥第三大零售商和韩国部分电脑零件商，更因此而申请破产保护。连同中资企业近期屡次踩中衍生品炸弹，这都给管理层一个启示，加强中资企业在境外衍生品市场行为的监管或许能解一时之急，真正的长久之计则在于推进金融市场化。
先是本月20日，中信集团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中信泰富宣布，公司“为了用美元锁定澳大利亚项目开支成本”而购入外汇合约，没成想近期澳元对美元大跌，令其潜在亏损总额已达155亿港元，且情势仍在恶化。随后，证监会下令深圳交易所上市的深圳南山热电（深南电）取消其与高盛一家子公司签署的、但未经审批的石油衍生品合约，该合约显示深南电押宝油价上涨，而近期油价大跌则可能令其产生巨亏。另外，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因持有外汇存款而遭受损失分别达19亿元和3.2亿元。
归结以上这些事件中的亏损，均是在国际市场双边汇率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巨幅波动之下，中资企业或是未能有效对冲其所持资产的风险，或是在境外外汇和商品市场从事了事实上的投机行为。更为糟糕的是，目前这几个事件可能只是“冰上一角”，更多潜水炸弹仍有待进一步引爆。据市场消息透露，目前大部分香港及内地上市公司均有投资外汇期权产品，其中一些欠缺风险管理的公司，可能随时因市场逆转而遭受损失。这种情况使我们对以下几种情况颇为担忧：
首先，中资企业虽然有拓宽海外市场的雄心和资金实力，但这些企业内控机制和汇率风险管理经验却严重欠缺。在中信泰富巨亏事件中，公司涉及的外汇衍生品交易金额要远大于其对澳元的需求，这在性质上已是投机行为而非套期保值，其行为背后是否涉嫌管理层欺诈和内幕交易尚不能确认；而在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亏损事件中，公司因在澳洲有投资项目并预期澳元升值而持有大量外汇存款（其中部分为澳元存款），但却没有能够进行有效对冲，最终因为澳元大幅贬值而遭受损失。
其次，对于本次涉案的企业均属国有控股或参股的企业这一现象，我们也并不感觉惊讶。事实上，国有产权本身就会在委托代理的激励机制上产生很大偏差，这使得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国企经营无不非常低效。而具体到此类事件中，相关人员运用国有资本进行金融衍生品投机的动机非常充足——赌对方向可以获得暴利，赌错了亏损的也不是自己的资金，风险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成为具有国资背景企业投机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从2004年中航油驻新加坡高管赌错油价走势而亏损5.5亿美元、2005年赌错铜价走势的国储期铜案，到最新的中信泰富赌错澳元走势和深南电赌错油价走势而亏损，均属于此类事件。
最后，此类事件则折射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国内企业在风险控制方面所遭遇的尴尬。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的实际情况，人民币单边升值几乎仍是市场一致的预期，这使得中资企业很难在外汇市场上找到交易对手，规避此汇率风险；人民币资本项下的非完全可兑换以及国内金融市场外汇衍生工具的匮乏，也造成了国内企业（包括数以万计的中小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经验的严重不足，这又迫使中资企业只能在国际市场上寻求解决外汇敞口。此次金融海啸所引起的汇率和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立即以巨额损失的形式将中资企业这方面的缺陷呈现在世人面前。
怎样解决这样的困境？有两条路摆在监管层面前：一条是加强监管，这也是管理层一直以来采取的策略。本月早些时候，也许是得知了中信泰富的损失事件，证监会召集了25家国有企业负责人，再次要求他们不得在境外市场从事投机交易，只能进行套期保值。虽然证监会的监管对国内企业可能会有些威慑力，但对于那些在境外上市的中资企业所起的效果则非常有限，类似中航油事件的屡次发生就是明证。而在我们看来，长期内最根本的解决办法，仍在于深化金融领域的市场化，这包括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的市场化以及审慎发展各种外汇衍生品。虽然在金融海啸背景下谈及金融市场化的说法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这些措施不仅能逐渐培养中资企业运用金融工具保护自己的能力，同时也会让中资企业金融衍生品的需求惠及中资金融机构，并为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一极提供机会。
目前，外汇衍生工具交易已成为新兴市场企业的普遍恶疾，如单单巴西就可能有200家企业中招，损失金额可达300亿美元，墨西哥第三大零售商和韩国部分电脑零件商，更因此而申请破产保护。连同中资企业近期屡次踩中衍生品炸弹，这都给管理层一个启示，加强中资企业在境外衍生品市场行为的监管或许能解一时之急，真正的长久之计则在于推进金融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