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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纪伯伦这句话，人们在反思近年来的教育改革时，时常引用。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间，语文教育经历了三次改革浪潮。每一次浪潮都涌现出一批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增广贤文》云：“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能够引领一次潮流已属不易，然洪镇涛先生却历三次浪潮而依然立于潮头，“手把红旗旗不湿”，殊为难得。在新课程实验如火如荼的当下，研究洪镇涛先生语文教育思想，回望洪氏为新时期语文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于语文教育大有教益。
一、学堂论
长期以来，支离破碎的分析，连篇累牍的讲解，成了语文课堂的常态，似乎忘记了教育的对象是学生。这就如同美食在前而不让其品尝，任你大谈其好处，学生始终难解个中滋味。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洪先生就提出了“变讲堂为学堂”的主张，认为语文教学过程的本质是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学，学生是语文教学的主体。为了“变讲堂为学堂”，他建立了以自学为主的“五环节”课堂教学结构：提示、设问—阅读、思考—讨论、切磋—归纳、总结—练读、练写；并在教学上实行“三变”：变“全盘授与”为“拈精摘要”，变“滔滔讲说”为“以讲导学”，变“默默聆受”为“研讨求索”；方法论上，将“学堂论”具体化为“八字教学法”：“拈”（拈精）、“讲”（讲解）、“点”（点睛）、“拨”（拨窍）、“逗”（激疑）、“引”（引导）、“合”（综合）“读”（阅读和诵读）。
“学堂论”的实质是以学生为主体，即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语文教育本体论认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更多的是从语文教学的个性和本质出发的。语文教育的本体是语言，学习语言的途径是“感受—领悟—积累—运用”，这就必然要求语文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感受语言，领悟语言，积累语言，运用语言。从而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理解和运用民族语言的能力。决不能以教师为感悟代替学生的感悟，以教师的“讲授”代替学生的“学习”。
1900年，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杜威说：“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在学校生活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
20世纪30年代，杜威的学生、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继承和发展了“儿童中心”论，提出“六大解放”，认为教学必须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因此，要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空间，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先生的责任不在于教，而在于教学，而在于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但是，解放后的苏联模式一统天下，使教育成了政治的附庸；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大开，各种教育理念蜂拥而至，让人莫衷一是，洪先生的一声呐喊震聋发聩。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时至今日，“学为中心”的思想还远没有占到主导地位，“学堂”理念深入人心尚待时日。
在初步构想“促进有效学习”课堂变革项目时，本人将洪先生的“学堂论”作为贯穿整个方案的红线。虽然从实验到全面推行，方案在不断完善，但“学为中心”的基本指导思想并未改变。
近几年来，我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骨干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为了发挥名师的辐射作用，我们设立了“特级教师大讲台“和“名师大讲堂”，为骨干教师课堂教学和学术讲座搭建平台。一段时间后，我和同事们发现“讲台”和“讲堂”都侧重于“讲”，学生的主体作用不突出。于是将二者整合，更名为“名师大学堂”，既有“学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展示，又有紧贴“学堂”的专家讲座，还有线上线下的评课和互动，教学理念实现了由“讲”向“学”的转变。
无论是在本人主持的语文名师工作室，还是在全市的名师工作室建设中，我都主张学员的个性发展，要求每个学员要根据自身的特长，量身定制专业发展规划，导师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帮助学员实现专业成长。八年来，温州名师工作室建设已产生了全国影响，《中国教师报》和中国新闻网等媒体对此作过专门的长篇报道。
关于“学堂论”，洪先生谦虚地说：这些主张都只是从教育的角度，从各学科共性的角度，从解决教与学的关系的角度提出来的。言下之意是：“学堂论”并不是专门针对语文教育而言的，其“语文性”还不够强。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洪先生基于语文教育，又跳出语文教育，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提出的，是洪先生对于整个教育的一大贡献。
二、本体论
“语文课的本体是语言……语言是个载体，它承载着思想、情感、知识、文化，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自然会接受相应的思想、情感、知识、文化。‘学习语言’是语文课有别于其他课程的个性和本质特征……至于思想教育、思维训练、审美陶冶、知识传授等等，都是派生的任务，是在教学生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与‘学习语言’自然地和谐地融为一体的。” 洪镇涛先生虽然承认“派生”的任务也很重要，不可偏废；但他更强调：“根本任务”和“派生任务”不是平列的“姊妹关系”，而是包孕的“母女”关系。学习语言是母体，其他几项是包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
新时期以来，我们走出了僵化思想的桎梏，便很快自我膨胀起来，觉得语文“无所不能”，肩负了太多太多的任务。时到今日，《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总目标”即有10项之多，而且如洪先生所反对的那样，呈平列的“姊妹关系”：除“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外，还有“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初步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这样一来，学习语言这个本体，反而被掩盖了。
时至今日，笔者还对洪先生执教《雷雨》时的情形记忆犹新：课文节选的虽然只是整部《雷雨》中的一幕，但一万余字的篇幅，使许多语文教师不知从何下手。而且，从戏剧的体裁特点、思想内容、人物性格、社会意义各方面出发，似乎都大有文章可做。洪先生举重若轻，只紧紧抓住人物个性化语言这个“牛鼻子”，就让这头笨重的“牛”服服帖帖的了。 “如果脱离语文教育的本体——语言，而去一味追求‘人文’，那必然会导致语文课的异化。”洪先生似乎对语文教育中的“泛人文化”问题早有预见。语文新课改起步之初，一些老师对文本望上两眼就畅谈心得，放纵学生脱离文本“个性表达”“独特感受”“情感体验”，语文教育成了无本之木：上《兰亭集序》热衷于与学生对话王羲之的书法；上《六国论》抛开文本跨越千年进行所谓教学对话；上《失街亭》大半时间用于讨论“失街亭谁之过”……各种所谓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招术泥沙俱下。
为了使“学习语言”落到实处，洪先生编写了语文新教材，让学生学习“精粹语言”（通过诵读古汉语精品，奠定语言及文化功底）、“目标语言”（通过阅读现代名家名作，揣摩语言，提高语言素养）和“伙伴语言”（通过口语交际，直接模仿运用，提高语言操作能力）。本轮课改以来，关于“精粹语言”的定位，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在语文教材编写中，表现为打着“推陈出新”的旗号，大量减少古汉语精品的数量。以人文主题组元的苏教版语文必修教材的96篇课文中，文言作品仅27篇（其中还有4首是诗歌），占28%；鉴于这种情况，浙江一些有识之士，将一些经典文言文补充到教学计划之中。人教社初中语文的169篇课文中，仅39篇古诗文，占23%；今年秋季开始实施的由温儒敏教授主编的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古诗文一下增加到124篇，占所有选篇的52%。古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根，文言文是“长效补品”，通过长期反复品味揣摩，奠定文化底蕴。 洪先生和温先生年龄仅相差几岁，对语文课程建设“英雄所见略同”，不知是早有沟通，还是一种默契。
现在，新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虽然还没有出炉，但权威人士已透露相关信息：“语文核心素养”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四个方面。于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四个方面的“核心素养”是并驾齐驱的吗？哪个是基础和载体？哪个是渗透其中的？哪个是派生出来的？“核心素养”时代来临，我们需要冷静思考。
在笔者看来，以洪先生的“本体论”观之，则问题迎刃而解：在四项“语文核心素养”中，“语言建构与运用”（即洪先生之“学习语言”）无疑是本体（或称“本分”），它包括积累与整合，语用与语理，语境与交流。要求在丰富的语言实践中，通过主动的积累、梳理和整合，逐步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特点及其运用规律，形成个体的言语经验，在具体的语言情境中正确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
“思维发展与提升”包括直觉与灵感、联想与想象，实证与推理，反思与创造。要求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获得思维能力发展和思维品质的提升；语言的发展与思维的发展相互依存，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审美鉴赏与创造”包括体验与感悟，欣赏与评价，表现与创新。语文活动是人形成审美体验、发展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在语文学习中，学生是通过鉴赏文学作品、品味语言艺术而体验丰富情感、激发审美想象、感受思想魅力、领悟人生哲理，并逐渐学会运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表现美和创造美。
“文化传承与理解”包括意识与态度，选择与继承、包容与借鉴，关注与参与。文化传承与理解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能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借鉴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以及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视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态度。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语言建构与运用”是“本体”，“思维发展与提升”以语言为工具，“审美鉴赏与创造”以语言为途径，而“文化传承与理解”则是从语文学习中派生出来的——在即将到来的“核心素养”时代的新困惑面前，洪先生以他的远见卓识，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航向。
三、语感论
在以往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对“语感”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甚至从未出现过“语感”二字。2002年公布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第一次提出并强调语感培养。洪先生谦虚地说“这为我们于上世纪90年代初倡导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语感教学实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然而依笔者愚见，应该是洪老师为旗手的“语感派”十年的教改实验获得广泛认同，而课程标准正好体现了这一成果。2002年版课程标准共6处提到“语感”，而2011版的课程标准则8次提到“语感”。上文所引的关于“语文核心素养”的简要阐述，“语感”一词也出现了两次。
笔者是语感教学的自觉也是执着的追梦者。不仅上世纪末即参与实验，还蒙先生不弃，参与主编《洪镇涛语感培养教程》，并为《洪镇涛语感教学实录》点评，使我有机会向同样参与编写的大家学习。后来，又应《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之约，作《语感教学的魅力》一文。后来，与浙江师范大学王尚文教授相识，成为忘年之交，似乎冥冥之中与“语感论”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缘分。洪先生自1993年开始语感教学实践，20余年来惠及全国20多个省市数十万师生；王先生则致力于语感教学理论研究，1995出版著作《语感论》，10余年间修订3次，探讨语感的性质、类型、地位和作用、心理因素、语感的形成与培养问题。跟随大师的旅程，感觉“风景这边独好”，内心充实丰盈。
说到语感，一般人都觉得很玄，看不见摸不着，洪先生却想出了一套妙法将其牢牢地“抓住”。他把语感分为分寸感（规范确当感、逻辑严密感、适境得体感）、和谐感（多样统一感、搭配相宜感、生动流畅感）、情味感（文情感、文质感、文势感、语味感）三大类；建立了一套语感教学模式：感受语言，触发语感——品味语言，生成语感——实践语言，习得语感——积累语言，积淀语感；他还创造了一套语感分析技法，有“加一加”、“减一减”、“换一换”、“调一调”、“联一联”、“改一改”、“读一读”等，通过比较、推敲、品味，以形成语感。这样就为语感大厦的建设提供了脚手架。
在本轮课程实施之初，我在全市推出“新课程样本课”，其中有些课例，温州的语文教师至今耳熟能详。如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将《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樯橹灰飞烟灭”改成了“强虏灰飞烟灭”，我指导的样本课中有一个这样的环节：让学生比较“樯橹”与“强虏”孰好，学生的回答出乎意料的精彩：“强虏”虽能体现出对手的强大，但意蕴却比“樯橹”相差何止千万里！“樯橹”与后文的“灰飞烟灭”搭配得当，语意连贯；且体现出火攻的特点，战争场面如在眼前。后来，在教材出版单位召集的研讨会上，我举了这个例子，赢得了与会者不少掌声。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采用了洪先生的语感分析技法——“换一换”：置换课文的字词，让学生比较、推敲、品味语言使用的妙处，形成语感。
在二十年的语文教研生涯中，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洪先生的“语感论”渗透其中。如《胡同文化》，教材要求以概括胡同文化的特点为教学重点，但胡同文化封闭、易于满足的特点，如果只对课文进行概括，学生难有真切的感受。执教者思路受教材束缚，没有从语文的特征出发，我建议他好好琢磨，还举了“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的例子，仅一个“嘿”字，不同的读法，感觉就不同，我特别强调“要读出北京人的满足感”（因为这最能体现出胡同文化的特点）！后来，他的课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其中最出彩的地方，恰恰是对一个“嘿”字不同读法的揣摩。“读一读”，文章便境界全出。2006年，刚刚30出头的他即被评为浙江省特级教师。同样的技法，被两位语文教师分别用于执教的《声声慢》、《迢迢牵牛星》与《鹊桥仙》比较阅读，分别获得全国中语会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十年中，我市一大批优秀高中语文老师脱颖而出，在全省课堂教学、论文、案例等比赛中屡获佳绩，涌现出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市级名师20余名，令全省语文同行刮目相看。
面对各种关于语文教育的杂音，我们需要洪氏洪亮的呐喊；面对各种语文教改的阻力，我们需要洪氏洪荒之力来摧枯拉朽；身处变革时代的语文和语文人，我们需要洪氏这样大师的引领！
[作者通联：浙江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纪伯伦这句话，人们在反思近年来的教育改革时，时常引用。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间，语文教育经历了三次改革浪潮。每一次浪潮都涌现出一批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增广贤文》云：“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能够引领一次潮流已属不易，然洪镇涛先生却历三次浪潮而依然立于潮头，“手把红旗旗不湿”，殊为难得。在新课程实验如火如荼的当下，研究洪镇涛先生语文教育思想，回望洪氏为新时期语文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于语文教育大有教益。
一、学堂论
长期以来，支离破碎的分析，连篇累牍的讲解，成了语文课堂的常态，似乎忘记了教育的对象是学生。这就如同美食在前而不让其品尝，任你大谈其好处，学生始终难解个中滋味。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洪先生就提出了“变讲堂为学堂”的主张，认为语文教学过程的本质是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学，学生是语文教学的主体。为了“变讲堂为学堂”，他建立了以自学为主的“五环节”课堂教学结构：提示、设问—阅读、思考—讨论、切磋—归纳、总结—练读、练写；并在教学上实行“三变”：变“全盘授与”为“拈精摘要”，变“滔滔讲说”为“以讲导学”，变“默默聆受”为“研讨求索”；方法论上，将“学堂论”具体化为“八字教学法”：“拈”（拈精）、“讲”（讲解）、“点”（点睛）、“拨”（拨窍）、“逗”（激疑）、“引”（引导）、“合”（综合）“读”（阅读和诵读）。
“学堂论”的实质是以学生为主体，即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语文教育本体论认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更多的是从语文教学的个性和本质出发的。语文教育的本体是语言，学习语言的途径是“感受—领悟—积累—运用”，这就必然要求语文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感受语言，领悟语言，积累语言，运用语言。从而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理解和运用民族语言的能力。决不能以教师为感悟代替学生的感悟，以教师的“讲授”代替学生的“学习”。
1900年，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杜威说：“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在学校生活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
20世纪30年代，杜威的学生、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继承和发展了“儿童中心”论，提出“六大解放”，认为教学必须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因此，要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空间，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先生的责任不在于教，而在于教学，而在于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但是，解放后的苏联模式一统天下，使教育成了政治的附庸；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大开，各种教育理念蜂拥而至，让人莫衷一是，洪先生的一声呐喊震聋发聩。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时至今日，“学为中心”的思想还远没有占到主导地位，“学堂”理念深入人心尚待时日。
在初步构想“促进有效学习”课堂变革项目时，本人将洪先生的“学堂论”作为贯穿整个方案的红线。虽然从实验到全面推行，方案在不断完善，但“学为中心”的基本指导思想并未改变。
近几年来，我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骨干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为了发挥名师的辐射作用，我们设立了“特级教师大讲台“和“名师大讲堂”，为骨干教师课堂教学和学术讲座搭建平台。一段时间后，我和同事们发现“讲台”和“讲堂”都侧重于“讲”，学生的主体作用不突出。于是将二者整合，更名为“名师大学堂”，既有“学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展示，又有紧贴“学堂”的专家讲座，还有线上线下的评课和互动，教学理念实现了由“讲”向“学”的转变。
无论是在本人主持的语文名师工作室，还是在全市的名师工作室建设中，我都主张学员的个性发展，要求每个学员要根据自身的特长，量身定制专业发展规划，导师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帮助学员实现专业成长。八年来，温州名师工作室建设已产生了全国影响，《中国教师报》和中国新闻网等媒体对此作过专门的长篇报道。
关于“学堂论”，洪先生谦虚地说：这些主张都只是从教育的角度，从各学科共性的角度，从解决教与学的关系的角度提出来的。言下之意是：“学堂论”并不是专门针对语文教育而言的，其“语文性”还不够强。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洪先生基于语文教育，又跳出语文教育，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提出的，是洪先生对于整个教育的一大贡献。
二、本体论
“语文课的本体是语言……语言是个载体，它承载着思想、情感、知识、文化，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自然会接受相应的思想、情感、知识、文化。‘学习语言’是语文课有别于其他课程的个性和本质特征……至于思想教育、思维训练、审美陶冶、知识传授等等，都是派生的任务，是在教学生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与‘学习语言’自然地和谐地融为一体的。” 洪镇涛先生虽然承认“派生”的任务也很重要，不可偏废；但他更强调：“根本任务”和“派生任务”不是平列的“姊妹关系”，而是包孕的“母女”关系。学习语言是母体，其他几项是包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
新时期以来，我们走出了僵化思想的桎梏，便很快自我膨胀起来，觉得语文“无所不能”，肩负了太多太多的任务。时到今日，《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总目标”即有10项之多，而且如洪先生所反对的那样，呈平列的“姊妹关系”：除“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外，还有“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初步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这样一来，学习语言这个本体，反而被掩盖了。
时至今日，笔者还对洪先生执教《雷雨》时的情形记忆犹新：课文节选的虽然只是整部《雷雨》中的一幕，但一万余字的篇幅，使许多语文教师不知从何下手。而且，从戏剧的体裁特点、思想内容、人物性格、社会意义各方面出发，似乎都大有文章可做。洪先生举重若轻，只紧紧抓住人物个性化语言这个“牛鼻子”，就让这头笨重的“牛”服服帖帖的了。 “如果脱离语文教育的本体——语言，而去一味追求‘人文’，那必然会导致语文课的异化。”洪先生似乎对语文教育中的“泛人文化”问题早有预见。语文新课改起步之初，一些老师对文本望上两眼就畅谈心得，放纵学生脱离文本“个性表达”“独特感受”“情感体验”，语文教育成了无本之木：上《兰亭集序》热衷于与学生对话王羲之的书法；上《六国论》抛开文本跨越千年进行所谓教学对话；上《失街亭》大半时间用于讨论“失街亭谁之过”……各种所谓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招术泥沙俱下。
为了使“学习语言”落到实处，洪先生编写了语文新教材，让学生学习“精粹语言”（通过诵读古汉语精品，奠定语言及文化功底）、“目标语言”（通过阅读现代名家名作，揣摩语言，提高语言素养）和“伙伴语言”（通过口语交际，直接模仿运用，提高语言操作能力）。本轮课改以来，关于“精粹语言”的定位，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在语文教材编写中，表现为打着“推陈出新”的旗号，大量减少古汉语精品的数量。以人文主题组元的苏教版语文必修教材的96篇课文中，文言作品仅27篇（其中还有4首是诗歌），占28%；鉴于这种情况，浙江一些有识之士，将一些经典文言文补充到教学计划之中。人教社初中语文的169篇课文中，仅39篇古诗文，占23%；今年秋季开始实施的由温儒敏教授主编的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古诗文一下增加到124篇，占所有选篇的52%。古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根，文言文是“长效补品”，通过长期反复品味揣摩，奠定文化底蕴。 洪先生和温先生年龄仅相差几岁，对语文课程建设“英雄所见略同”，不知是早有沟通，还是一种默契。
现在，新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虽然还没有出炉，但权威人士已透露相关信息：“语文核心素养”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四个方面。于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四个方面的“核心素养”是并驾齐驱的吗？哪个是基础和载体？哪个是渗透其中的？哪个是派生出来的？“核心素养”时代来临，我们需要冷静思考。
在笔者看来，以洪先生的“本体论”观之，则问题迎刃而解：在四项“语文核心素养”中，“语言建构与运用”（即洪先生之“学习语言”）无疑是本体（或称“本分”），它包括积累与整合，语用与语理，语境与交流。要求在丰富的语言实践中，通过主动的积累、梳理和整合，逐步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特点及其运用规律，形成个体的言语经验，在具体的语言情境中正确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
“思维发展与提升”包括直觉与灵感、联想与想象，实证与推理，反思与创造。要求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获得思维能力发展和思维品质的提升；语言的发展与思维的发展相互依存，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审美鉴赏与创造”包括体验与感悟，欣赏与评价，表现与创新。语文活动是人形成审美体验、发展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在语文学习中，学生是通过鉴赏文学作品、品味语言艺术而体验丰富情感、激发审美想象、感受思想魅力、领悟人生哲理，并逐渐学会运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表现美和创造美。
“文化传承与理解”包括意识与态度，选择与继承、包容与借鉴，关注与参与。文化传承与理解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能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借鉴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以及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视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态度。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语言建构与运用”是“本体”，“思维发展与提升”以语言为工具，“审美鉴赏与创造”以语言为途径，而“文化传承与理解”则是从语文学习中派生出来的——在即将到来的“核心素养”时代的新困惑面前，洪先生以他的远见卓识，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航向。
三、语感论
在以往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对“语感”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甚至从未出现过“语感”二字。2002年公布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第一次提出并强调语感培养。洪先生谦虚地说“这为我们于上世纪90年代初倡导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语感教学实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然而依笔者愚见，应该是洪老师为旗手的“语感派”十年的教改实验获得广泛认同，而课程标准正好体现了这一成果。2002年版课程标准共6处提到“语感”，而2011版的课程标准则8次提到“语感”。上文所引的关于“语文核心素养”的简要阐述，“语感”一词也出现了两次。
笔者是语感教学的自觉也是执着的追梦者。不仅上世纪末即参与实验，还蒙先生不弃，参与主编《洪镇涛语感培养教程》，并为《洪镇涛语感教学实录》点评，使我有机会向同样参与编写的大家学习。后来，又应《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之约，作《语感教学的魅力》一文。后来，与浙江师范大学王尚文教授相识，成为忘年之交，似乎冥冥之中与“语感论”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缘分。洪先生自1993年开始语感教学实践，20余年来惠及全国20多个省市数十万师生；王先生则致力于语感教学理论研究，1995出版著作《语感论》，10余年间修订3次，探讨语感的性质、类型、地位和作用、心理因素、语感的形成与培养问题。跟随大师的旅程，感觉“风景这边独好”，内心充实丰盈。
说到语感，一般人都觉得很玄，看不见摸不着，洪先生却想出了一套妙法将其牢牢地“抓住”。他把语感分为分寸感（规范确当感、逻辑严密感、适境得体感）、和谐感（多样统一感、搭配相宜感、生动流畅感）、情味感（文情感、文质感、文势感、语味感）三大类；建立了一套语感教学模式：感受语言，触发语感——品味语言，生成语感——实践语言，习得语感——积累语言，积淀语感；他还创造了一套语感分析技法，有“加一加”、“减一减”、“换一换”、“调一调”、“联一联”、“改一改”、“读一读”等，通过比较、推敲、品味，以形成语感。这样就为语感大厦的建设提供了脚手架。
在本轮课程实施之初，我在全市推出“新课程样本课”，其中有些课例，温州的语文教师至今耳熟能详。如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将《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樯橹灰飞烟灭”改成了“强虏灰飞烟灭”，我指导的样本课中有一个这样的环节：让学生比较“樯橹”与“强虏”孰好，学生的回答出乎意料的精彩：“强虏”虽能体现出对手的强大，但意蕴却比“樯橹”相差何止千万里！“樯橹”与后文的“灰飞烟灭”搭配得当，语意连贯；且体现出火攻的特点，战争场面如在眼前。后来，在教材出版单位召集的研讨会上，我举了这个例子，赢得了与会者不少掌声。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采用了洪先生的语感分析技法——“换一换”：置换课文的字词，让学生比较、推敲、品味语言使用的妙处，形成语感。
在二十年的语文教研生涯中，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洪先生的“语感论”渗透其中。如《胡同文化》，教材要求以概括胡同文化的特点为教学重点，但胡同文化封闭、易于满足的特点，如果只对课文进行概括，学生难有真切的感受。执教者思路受教材束缚，没有从语文的特征出发，我建议他好好琢磨，还举了“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的例子，仅一个“嘿”字，不同的读法，感觉就不同，我特别强调“要读出北京人的满足感”（因为这最能体现出胡同文化的特点）！后来，他的课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其中最出彩的地方，恰恰是对一个“嘿”字不同读法的揣摩。“读一读”，文章便境界全出。2006年，刚刚30出头的他即被评为浙江省特级教师。同样的技法，被两位语文教师分别用于执教的《声声慢》、《迢迢牵牛星》与《鹊桥仙》比较阅读，分别获得全国中语会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十年中，我市一大批优秀高中语文老师脱颖而出，在全省课堂教学、论文、案例等比赛中屡获佳绩，涌现出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市级名师20余名，令全省语文同行刮目相看。
面对各种关于语文教育的杂音，我们需要洪氏洪亮的呐喊；面对各种语文教改的阻力，我们需要洪氏洪荒之力来摧枯拉朽；身处变革时代的语文和语文人，我们需要洪氏这样大师的引领！
[作者通联：浙江温州市教师教育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