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4年8月30日，备受三湘人们关注的，曾经由代表们自发选举出来的“民选县长”——娄底市委原助理巡视员、双峰原县委书记朱应求（副厅级）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由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朱应求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犯罪所得人民币113.89万元以及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人民币234.21万元，共计348万余元依法追缴上缴国库。
那么，一个曾经广受民众和代表肯定的“民选县长”，为什么会最终滑向腐败的深渊？其堕落轨迹中又有一些什么发人深省的因素在起作用呢？
票箱里跳出朱县长
2004年7月22日，受湖南省高院的指定，衡阳市中院将公开审理被告人朱应求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的消息一经公布，便立即在他原来长期主政的双峰县官场乃至民间引发了一场极大的震动。因为就在此前的2003年11月14日，曾经跟朱应求长期共事，当时担任双峰县委原常务副书记的“三湘第一贪”——原娄底市副市长赵更效，因为贪污挪用近千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检察风云》曾经专题报道）。短时间内，县委书记又因腐败落马，人们格外关心。而双峰普通老百姓的反应则更为直接，拍手称快者有之，疑惑不解者亦有之：这个因为腐败而被查处的“父母官”，难道就是7年前那个“民选县长”吗？
朱应求是土生土长的“泥腿子”书记，在双峰差不多每个人都熟知朱应求的成长史。他父母是农民，自己是看牛娃出身，中专毕业后进了乡政府，端上了当时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他的农民本色最初也保持得很不错。在青树坪一带的乡村，至今还有村民记得，朱应求任乡党委书记时，还带头给农民插田。甚至，他有时还带头和下属、村民说黄段子，开一点荤玩笑，赢得了平易近人的印象。
朱应求真正发迹是从杏子铺乡当书记开始的。实干型的朱应求在杏子铺政绩突出，并为当时交通十分不便的杏子铺修好了几条漂亮的公路，因此给当时的县里某主要领导留下了较好印象。
随后，朱应求被调进县城永丰镇当书记，并进入县委常委班子。接着，朱应求从副县长、县长一路上升。但是到了1996年7月，政坛风云突变，时任县长的朱应求被调离双峰，平级调任当时的娄底地区工商局局长。
许多人认为，朱应求在双峰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个月后发生的“票箱里跳出县长”事件，使得朱应求竟然传奇般地重返双峰政坛。
那是1997年3月14日，双峰县第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将在第二天闭幕。此前，人大会议的各项议程都已经进行完毕。比如通过几个地方性条例，代县长作政府工作报告，各小组分组讨论……但最关键的一项议程，即选举县长这项重中之重的议题还没开始。为了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落实，包括县委书记、人大主任、代县长本人在内的主要领导纷纷下到各个小组，召集负责人开会，慰问看望各位参加会议的代表，目的就是为了使代县长前面的“代”字能够顺利去掉。而当时的气氛也一切正常。各位领导都在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兴冲冲地回去准备开好第二天的闭幕大会了。
1997年3月15日，在明媚的春色中，选举县长的议程开始了。各位参会代表纷纷在票箱里投下了自己的一票。但是，计票组在统计选票的时候，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根本不是候选人的朱应求，在这次等额选举中，所得的选票竟然比唯一候选人的代县长高出一大截。
这一下许多人，尤其是县里的主要领导们傻眼了。他们赶紧将这一突发情况向上级党委、政府、人大的主要领导作了紧急汇报。
一位曾与朱应求关系密切的官员，在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参加这次选举的县人大代表主要是一些乡镇干部和局机关干部，各单位代表团的票也主要由一把手控制。而朱应求长期在双峰工作，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影响在双峰早已根深蒂固，虽然其中不排除朱应求平时善于拉帮结派，搞权力斗争的因素，但他这次如何能够从"票箱里跳出来"，也的确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还没有蜕变的朱应求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很受代表们肯定的。毕竟，如果有暗箱操作的话，我们的代表也不可能如此容易、如此大面积地被控制。因此，这场选举在当时来说应该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意。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上级党委和人大决定尊重代表们的意见。于是，已离开双峰担任地区工商局长八个月的朱应求，重返双峰，出任县长。
独断专行手遮天
一位对朱应求非常熟悉的官员认为：因为这次意外地成功当选，朱应求第一次体味到了一种失意之后再重新回到权力巅峰的难言快感。对他而言，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选县长”，说明自己拥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朱应求此次出任县长，有了和上次当县长完全不同的心态。他甚至觉得，自己比县委书记还“牛”，似乎已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制约他，更无法阻止他权力的扩张。无形之中，他变得越发自大，甚至自认为只有他才能“统治”双峰。
朱应求从“为公”蜕变为“为私”，其绝对权力衍生出了种种怪胎。
朱应求在双峰控制权力的手段就是大量培植亲信，并安置亲友亲信任要职。据不完全统计，朱在任时，朱的亲家是民政局书记，老婆是民政局局长，舅子是统计局局长，表亲是财政局局长。而朱应求通过这些亲友亲信编织起的权力网，控制着双峰大大小小的利益通道。
在几次重要会议上，朱应求在大会上发言时，根据常委会决议拟就的发言稿他竟看都不看，信口就说：“这个稿子你们去看，我讲几点。”于是，谁都不去看文件，都听他的，因为只有他的话才能最终算数。而在出任县委书记之后，在一些大型的会议上，朱应求更是动不动就放言：“谁怎么样，谁给我为难，不按指示和会议精神办，我就拆他的位子，摘他的帽子，砸他的饭碗！”各部门的官员，几乎人人对他言听计从——摘掉谁的乌纱帽，断掉谁的前途，对他来说的确是轻而易举的事，更何况许多人就是他一手提拔的，岂敢不听命于他？公开场合，朱应求更喜欢打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家的旗号，来传达自己的意志。显然，谁违背他的意志，就是违背四大家的意志，就是扰乱双峰经济发展的大局，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朱应求曾极力坚持上马三塘铺无费工业园。为了扶植一些个体老板投资建厂，朱应求要求县直所有单位，各自对口一个老板做担保，到银行贷款。有单位抵触，朱应求便在会上发威：不担保，明天公检法就到你单位来查你。结果，贷款办起的一些厂子，还未建成就倒闭，有些老板甚至根本未建厂，拿到贷款就跑了。许多担保单位至今还债务缠身。
自然，也有不听招呼的，后果可想而知。1997年，朱应求的小舅子将人打伤，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对此表态：不论是谁，都要严肃查处。这位负责人此后就成了朱应求的“眼中钉”。1998年，在全省统一组织的扫黄打非行动中，该局干警在宾馆抓到一老板嫖娼，该老板是320国道绕城线的投资商，朱应求亲自打电话要求放人。中午，朱应求又是请该老板吃饭压惊，又是要公安局负责人向该老板敬酒赔罪。朱应求还嫌不够，又提议晚上去歌厅唱歌，并指令公安局负责人献歌一首《都是我的错》。该负责人表示这首歌不会唱，朱应求当即命令说：你下午不要去上班，到歌厅把这首歌练熟，晚上再唱。最后，该负责人只能借故离去，手机关机才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一些乡镇干部对朱的印象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那个平易近人、善于聆听不同意见又民主决策的朱书记不见了，代之而出的是这样一位朱书记：“往主席台上一坐，瘦脸阴沉如铁，利如鹰隼的目光一扫，台下噤若寒蝉。”
尽管如此，当地许多人还是认为“他的这种作风在基层有时很奏效。”在一些人眼中，朱应求有手段，有能耐，不少人信服他，一些老干部甚至很欣赏他的这种作风，认为他有魄力。就是靠这种“魄力”，朱应求在双峰建立起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地位。而朱应求的权力欲正是在不容置疑中恶性膨胀，最终走向了腐败的深渊。
疯狂敛财终落马
据熟悉朱应求的人说，朱应求最初还是比较清廉的，别人送东西，他一般不会要。即使是要好的朋友送点东西，他也要当面还情。
但是，他贪婪的欲望一直在慢慢膨胀。
双峰是个农业大县，全县年财政收入仅1.3个亿。而这样一个捉襟见肘的财政窘境，却并不妨碍朱应求聚敛巨额钱财。2003年7月15日，朱应求案发时，被查获其拥有财产607.036万。据起诉书认定，朱应求自1996年12月至2003年5月，先后85次收受和索取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14.5927万元；另有233.5033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并挪用公款75万元。
朱应求最初的敛财是收受下属官员的送礼。据办案人员介绍，朱应求收礼有个特点：多次，少额。这一点正投一些下属的嗜好，细水长流，可以多次接触朱应求，加深领导印象。经检察机关调查，双峰县16个乡镇的领导，只有一个镇党委书记没给朱应求送过钱。每次送钱通常是三五千元，每逢过年过节，或家人生日和生病，必送不误。据起诉书披露，朱应求收受钱财后，先后为7人解决升迁或调动岗位。当地一些知情者介绍，“朱应求手中买一个职位，一般的价位是1.5万到2.3万左右。”这其中，朱的妻子匡某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50来岁的匡某贪财，喜欢小恩小惠。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里，记载朱应求的85笔受贿款中，绝大多数就是由匡经手收下的。
在双峰，匡某还有一个外号：“组织部长”。朱应求在双峰权倾一时的权威，在妻子匡某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许多人要办事，不敢接近朱应求，就曲线找匡，同样能收到效果。对于普通人来说，安排工作是相当难的。而匡收了礼，就径直到一些单位打招呼，安排工作和调动。有人甚至说，匡安置的工作比朱应求还要多。
另据知情人介绍，曾经红极一时的双峰石膏矿在朱应求手中被拍卖，当时只拍卖了800余万元。朱应求下台后，双峰县政府将该矿收回重新拍卖，竟以2000万成交。这其中朱应求玩了多少猫腻，颇费思量。
大庭广众之下，朱应求分外廉洁。大会小会上，他常常“痛斥”腐败：“你们这些局长书记，都在县城买地皮，建房子，你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有时，一些人给他送钱送物上门，他会把钱物一把丢得远远地：“你把我朱应求当成什么人了？”“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1997年，朱应求50岁生日。他老早就放出风，却又公开声称，要远走他乡“躲生”。“朱应求很聪明，牌子也挂了，该送礼的还是去送了。”熟知朱应求的人如是说。
在朱应求与之称兄道弟的刘朝辉眼里，这个不可一世的“县太爷”不过是条“狗”而已。刘朝辉外号“招三”伢子，曾因涉嫌抢劫，被广东警方立案追查。刘通过朱应求的亲戚与其认识后，朱应求收其做干儿子。刘办公司，朱为其打招呼违规办工商登记并贷款500万元。
为人做事，自然要收人钱财，如果别人没主动表示“意思”，朱应求就会亲自“过问”。2000年3月，朱应求向刘某谈及儿子准备买房，需要24万，要求刘为他解决。最后刘给了他17万。
公开场合，刘某称朱应求为干爹，私下里，朱却是刘某眼中的“一条狗”。这个称呼来自于当地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一天，刘某在曙光酒店打牌，因在该酒店占有股份，朱应求的妻子去讨要分红款，打电话给刘。刘把牌一丢，对牌友说：“一条狗来了，我去一下。”
监控缺失需重视
朱应求的蜕变究竟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呢？其中教训令人深思。
记者在采访中，双峰县人大一工作人员说，权力的监控机制缺失使得官员马放南山，是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双峰，朱应求的权力曾到了几乎没任何节制的地步。当地某局长更是直言不讳：在县里，一个干部位居副处级，就基本上是天马行空，更何况作为一县之首的朱应求。
为什么一些官员把朱应求奉若神灵？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官员的产生方式有弊端。朱应求的权威主要来源于对下级官员政治前途的控制。在双峰，较长一段时间内，许多官员的任命通常是朱应求一人说了算，其结果使得不少官员对他言听计从，这无形中又驱使着更多的官员仿效。双峰县16个乡镇，只有一个镇党委书记不向其送礼，就是一个明证。
当地一名干部则认为，朱应求的腐败成因里，其实也有许多人的影子。朱应求通往“神坛”的台阶，或明或暗地由众人垒造着。许多时候，人们总是盼望着英雄式的强权人物出现，期待着这种强权人物带来地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然而，缺乏制度约束，这种强权人物带来的往往是一种极具专制色彩的“人治”。
这位干部说，朱应求其时重返双峰，虽然不排除暗箱操作的人为因素，然而，一个更重要的内因是，当时的双峰人普遍渴望着英雄式的强权人物出现，“敢作敢为”的朱应求由此获得“生机”。这位干部回忆，当时的代县长有一件事，让双峰人深感失望。在潭邵高速的规划设计初期，双峰人迫切希望这条拉动经济的动脉能过境双峰。但是，这位代县长在争取此项目中并不“得力”，结果该路最初的草案没有经过双峰。不少人开始怀念朱应求。这种怀念的结果是，最终在选举中，从票箱里“跳”出了朱应求。
那么，一个曾经广受民众和代表肯定的“民选县长”，为什么会最终滑向腐败的深渊？其堕落轨迹中又有一些什么发人深省的因素在起作用呢？
票箱里跳出朱县长
2004年7月22日，受湖南省高院的指定，衡阳市中院将公开审理被告人朱应求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的消息一经公布，便立即在他原来长期主政的双峰县官场乃至民间引发了一场极大的震动。因为就在此前的2003年11月14日，曾经跟朱应求长期共事，当时担任双峰县委原常务副书记的“三湘第一贪”——原娄底市副市长赵更效，因为贪污挪用近千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检察风云》曾经专题报道）。短时间内，县委书记又因腐败落马，人们格外关心。而双峰普通老百姓的反应则更为直接，拍手称快者有之，疑惑不解者亦有之：这个因为腐败而被查处的“父母官”，难道就是7年前那个“民选县长”吗？
朱应求是土生土长的“泥腿子”书记，在双峰差不多每个人都熟知朱应求的成长史。他父母是农民，自己是看牛娃出身，中专毕业后进了乡政府，端上了当时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他的农民本色最初也保持得很不错。在青树坪一带的乡村，至今还有村民记得，朱应求任乡党委书记时，还带头给农民插田。甚至，他有时还带头和下属、村民说黄段子，开一点荤玩笑，赢得了平易近人的印象。
朱应求真正发迹是从杏子铺乡当书记开始的。实干型的朱应求在杏子铺政绩突出，并为当时交通十分不便的杏子铺修好了几条漂亮的公路，因此给当时的县里某主要领导留下了较好印象。
随后，朱应求被调进县城永丰镇当书记，并进入县委常委班子。接着，朱应求从副县长、县长一路上升。但是到了1996年7月，政坛风云突变，时任县长的朱应求被调离双峰，平级调任当时的娄底地区工商局局长。
许多人认为，朱应求在双峰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个月后发生的“票箱里跳出县长”事件，使得朱应求竟然传奇般地重返双峰政坛。
那是1997年3月14日，双峰县第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将在第二天闭幕。此前，人大会议的各项议程都已经进行完毕。比如通过几个地方性条例，代县长作政府工作报告，各小组分组讨论……但最关键的一项议程，即选举县长这项重中之重的议题还没开始。为了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落实，包括县委书记、人大主任、代县长本人在内的主要领导纷纷下到各个小组，召集负责人开会，慰问看望各位参加会议的代表，目的就是为了使代县长前面的“代”字能够顺利去掉。而当时的气氛也一切正常。各位领导都在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兴冲冲地回去准备开好第二天的闭幕大会了。
1997年3月15日，在明媚的春色中，选举县长的议程开始了。各位参会代表纷纷在票箱里投下了自己的一票。但是，计票组在统计选票的时候，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根本不是候选人的朱应求，在这次等额选举中，所得的选票竟然比唯一候选人的代县长高出一大截。
这一下许多人，尤其是县里的主要领导们傻眼了。他们赶紧将这一突发情况向上级党委、政府、人大的主要领导作了紧急汇报。
一位曾与朱应求关系密切的官员，在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参加这次选举的县人大代表主要是一些乡镇干部和局机关干部，各单位代表团的票也主要由一把手控制。而朱应求长期在双峰工作，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影响在双峰早已根深蒂固，虽然其中不排除朱应求平时善于拉帮结派，搞权力斗争的因素，但他这次如何能够从"票箱里跳出来"，也的确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还没有蜕变的朱应求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很受代表们肯定的。毕竟，如果有暗箱操作的话，我们的代表也不可能如此容易、如此大面积地被控制。因此，这场选举在当时来说应该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意。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上级党委和人大决定尊重代表们的意见。于是，已离开双峰担任地区工商局长八个月的朱应求，重返双峰，出任县长。
独断专行手遮天
一位对朱应求非常熟悉的官员认为：因为这次意外地成功当选，朱应求第一次体味到了一种失意之后再重新回到权力巅峰的难言快感。对他而言，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选县长”，说明自己拥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朱应求此次出任县长，有了和上次当县长完全不同的心态。他甚至觉得，自己比县委书记还“牛”，似乎已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制约他，更无法阻止他权力的扩张。无形之中，他变得越发自大，甚至自认为只有他才能“统治”双峰。
朱应求从“为公”蜕变为“为私”，其绝对权力衍生出了种种怪胎。
朱应求在双峰控制权力的手段就是大量培植亲信，并安置亲友亲信任要职。据不完全统计，朱在任时，朱的亲家是民政局书记，老婆是民政局局长，舅子是统计局局长，表亲是财政局局长。而朱应求通过这些亲友亲信编织起的权力网，控制着双峰大大小小的利益通道。
在几次重要会议上，朱应求在大会上发言时，根据常委会决议拟就的发言稿他竟看都不看，信口就说：“这个稿子你们去看，我讲几点。”于是，谁都不去看文件，都听他的，因为只有他的话才能最终算数。而在出任县委书记之后，在一些大型的会议上，朱应求更是动不动就放言：“谁怎么样，谁给我为难，不按指示和会议精神办，我就拆他的位子，摘他的帽子，砸他的饭碗！”各部门的官员，几乎人人对他言听计从——摘掉谁的乌纱帽，断掉谁的前途，对他来说的确是轻而易举的事，更何况许多人就是他一手提拔的，岂敢不听命于他？公开场合，朱应求更喜欢打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家的旗号，来传达自己的意志。显然，谁违背他的意志，就是违背四大家的意志，就是扰乱双峰经济发展的大局，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朱应求曾极力坚持上马三塘铺无费工业园。为了扶植一些个体老板投资建厂，朱应求要求县直所有单位，各自对口一个老板做担保，到银行贷款。有单位抵触，朱应求便在会上发威：不担保，明天公检法就到你单位来查你。结果，贷款办起的一些厂子，还未建成就倒闭，有些老板甚至根本未建厂，拿到贷款就跑了。许多担保单位至今还债务缠身。
自然，也有不听招呼的，后果可想而知。1997年，朱应求的小舅子将人打伤，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对此表态：不论是谁，都要严肃查处。这位负责人此后就成了朱应求的“眼中钉”。1998年，在全省统一组织的扫黄打非行动中，该局干警在宾馆抓到一老板嫖娼，该老板是320国道绕城线的投资商，朱应求亲自打电话要求放人。中午，朱应求又是请该老板吃饭压惊，又是要公安局负责人向该老板敬酒赔罪。朱应求还嫌不够，又提议晚上去歌厅唱歌，并指令公安局负责人献歌一首《都是我的错》。该负责人表示这首歌不会唱，朱应求当即命令说：你下午不要去上班，到歌厅把这首歌练熟，晚上再唱。最后，该负责人只能借故离去，手机关机才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一些乡镇干部对朱的印象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那个平易近人、善于聆听不同意见又民主决策的朱书记不见了，代之而出的是这样一位朱书记：“往主席台上一坐，瘦脸阴沉如铁，利如鹰隼的目光一扫，台下噤若寒蝉。”
尽管如此，当地许多人还是认为“他的这种作风在基层有时很奏效。”在一些人眼中，朱应求有手段，有能耐，不少人信服他，一些老干部甚至很欣赏他的这种作风，认为他有魄力。就是靠这种“魄力”，朱应求在双峰建立起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地位。而朱应求的权力欲正是在不容置疑中恶性膨胀，最终走向了腐败的深渊。
疯狂敛财终落马
据熟悉朱应求的人说，朱应求最初还是比较清廉的，别人送东西，他一般不会要。即使是要好的朋友送点东西，他也要当面还情。
但是，他贪婪的欲望一直在慢慢膨胀。
双峰是个农业大县，全县年财政收入仅1.3个亿。而这样一个捉襟见肘的财政窘境，却并不妨碍朱应求聚敛巨额钱财。2003年7月15日，朱应求案发时，被查获其拥有财产607.036万。据起诉书认定，朱应求自1996年12月至2003年5月，先后85次收受和索取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14.5927万元；另有233.5033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并挪用公款75万元。
朱应求最初的敛财是收受下属官员的送礼。据办案人员介绍，朱应求收礼有个特点：多次，少额。这一点正投一些下属的嗜好，细水长流，可以多次接触朱应求，加深领导印象。经检察机关调查，双峰县16个乡镇的领导，只有一个镇党委书记没给朱应求送过钱。每次送钱通常是三五千元，每逢过年过节，或家人生日和生病，必送不误。据起诉书披露，朱应求收受钱财后，先后为7人解决升迁或调动岗位。当地一些知情者介绍，“朱应求手中买一个职位，一般的价位是1.5万到2.3万左右。”这其中，朱的妻子匡某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50来岁的匡某贪财，喜欢小恩小惠。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里，记载朱应求的85笔受贿款中，绝大多数就是由匡经手收下的。
在双峰，匡某还有一个外号：“组织部长”。朱应求在双峰权倾一时的权威，在妻子匡某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许多人要办事，不敢接近朱应求，就曲线找匡，同样能收到效果。对于普通人来说，安排工作是相当难的。而匡收了礼，就径直到一些单位打招呼，安排工作和调动。有人甚至说，匡安置的工作比朱应求还要多。
另据知情人介绍，曾经红极一时的双峰石膏矿在朱应求手中被拍卖，当时只拍卖了800余万元。朱应求下台后，双峰县政府将该矿收回重新拍卖，竟以2000万成交。这其中朱应求玩了多少猫腻，颇费思量。
大庭广众之下，朱应求分外廉洁。大会小会上，他常常“痛斥”腐败：“你们这些局长书记，都在县城买地皮，建房子，你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有时，一些人给他送钱送物上门，他会把钱物一把丢得远远地：“你把我朱应求当成什么人了？”“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1997年，朱应求50岁生日。他老早就放出风，却又公开声称，要远走他乡“躲生”。“朱应求很聪明，牌子也挂了，该送礼的还是去送了。”熟知朱应求的人如是说。
在朱应求与之称兄道弟的刘朝辉眼里，这个不可一世的“县太爷”不过是条“狗”而已。刘朝辉外号“招三”伢子，曾因涉嫌抢劫，被广东警方立案追查。刘通过朱应求的亲戚与其认识后，朱应求收其做干儿子。刘办公司，朱为其打招呼违规办工商登记并贷款500万元。
为人做事，自然要收人钱财，如果别人没主动表示“意思”，朱应求就会亲自“过问”。2000年3月，朱应求向刘某谈及儿子准备买房，需要24万，要求刘为他解决。最后刘给了他17万。
公开场合，刘某称朱应求为干爹，私下里，朱却是刘某眼中的“一条狗”。这个称呼来自于当地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一天，刘某在曙光酒店打牌，因在该酒店占有股份，朱应求的妻子去讨要分红款，打电话给刘。刘把牌一丢，对牌友说：“一条狗来了，我去一下。”
监控缺失需重视
朱应求的蜕变究竟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呢？其中教训令人深思。
记者在采访中，双峰县人大一工作人员说，权力的监控机制缺失使得官员马放南山，是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双峰，朱应求的权力曾到了几乎没任何节制的地步。当地某局长更是直言不讳：在县里，一个干部位居副处级，就基本上是天马行空，更何况作为一县之首的朱应求。
为什么一些官员把朱应求奉若神灵？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官员的产生方式有弊端。朱应求的权威主要来源于对下级官员政治前途的控制。在双峰，较长一段时间内，许多官员的任命通常是朱应求一人说了算，其结果使得不少官员对他言听计从，这无形中又驱使着更多的官员仿效。双峰县16个乡镇，只有一个镇党委书记不向其送礼，就是一个明证。
当地一名干部则认为，朱应求的腐败成因里，其实也有许多人的影子。朱应求通往“神坛”的台阶，或明或暗地由众人垒造着。许多时候，人们总是盼望着英雄式的强权人物出现，期待着这种强权人物带来地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然而，缺乏制度约束，这种强权人物带来的往往是一种极具专制色彩的“人治”。
这位干部说，朱应求其时重返双峰，虽然不排除暗箱操作的人为因素，然而，一个更重要的内因是，当时的双峰人普遍渴望着英雄式的强权人物出现，“敢作敢为”的朱应求由此获得“生机”。这位干部回忆，当时的代县长有一件事，让双峰人深感失望。在潭邵高速的规划设计初期，双峰人迫切希望这条拉动经济的动脉能过境双峰。但是，这位代县长在争取此项目中并不“得力”，结果该路最初的草案没有经过双峰。不少人开始怀念朱应求。这种怀念的结果是，最终在选举中，从票箱里“跳”出了朱应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