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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是因为“写景抒怀皆忧国”是其作品的一大特点。课文《杜甫诗三首》即为明证。
《秋兴八首》和《咏怀古迹五首》作于大历元年（766）秋天，《登高》作于大历二年秋天。当时，“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藩镇割据严重，唐王朝与吐蕃在剑南川西的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仍动荡不安，诗人依旧作客他乡、有家难回。这些，必然会反映到这位忧国忧民诗人的作品中。
《秋兴八首》（其一）抒羁旅之愁，悲家国之事，为全组诗歌奠定了悲凉的基调。该诗前两联写景，作者抓住被玉露凋伤的“枫树林”、巫山巫峡“萧森”的深秋气息、连天涌起的“江间波浪”和接地而阴的“塞上风云”这四个特写镜头，“因秋托兴”，情景交融，写出了诗人眼中特有的夔州景物特点——萧索阴森、雄浑悲壮。后两联抒怀，触景生情，表现出诗人流寓此地两年、岁暮渐寒而故园难回的凄苦落寞之情怀，也从侧面表达了对国家、民族深深的忧虑。
《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借咏王昭君事追思历史人物，抒发自己一生漂泊、怀才不遇、功业无成的感伤之情。前两联以写景代叙事，借“群山万壑赴荆门”的惊天动地气势烘托王昭君的出场；借“紫台”“朔漠”“青冢”“黄昏”写昭君遗事之凄惨。后两联借昭君之“怨”，抒作者吊人伤己之“恨”，分明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又何尝不是对统冶阶级以和亲换和平的警示呢？
《登高》是作者寓居夔州的杰作，被称为“古今七律第一”“旷代之作”（胡应麟语）。该诗借重阳节独自登高所见所感，抒写忧国伤时叹己之情。前两联写气象恢宏之秋景：首联连用六个意象描写惨淡秋景，营造凄厉哀伤的氛围；颔联用两个全景镜头描写“无边落木”和“滚滚长江”，境界雄阔，强化了萧索悲凉之感。后两联抒沉郁悲凉之衷情。颈联八重意思叠加，将漂泊老病之感抒写到极致；尾联借自己鬓发霜白、浊酒新停憾叹时世艰难、衰老潦倒、功业无成。这不也正是对国运艰难的忧思吗？说他“千古悲恨一肩挑”也不为过。
细细品味，我们发现，三首诗的前两联基本上都是以写景和叙中写景为主。这些景物描写都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后两联抒怀服务的。具体而言，这些写景一是“着我之色”，即融入了诗人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营造特定氛围，或萧森雄劲（《秋兴八首（其一）》），或凄惨悲苦（《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或雄浑悲壮（《登高》），为后文抒怀奠定基调。二是这些写景是后文抒怀的直接依据，没有前文所描绘的景物或叙事中蕴含的景物，作者触景生情（或缘事抒情）就失去了依附。三首诗后两联都是在描写叙事中抒怀——抒国事维艰、怀才不遇、功业无成、漂泊老病之悲苦情怀。值得注意的是，因杜甫一生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理想，故其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羁旅漂泊的苦痛，常常是和忧国忧民结合在一起的，具体到杜诗的绝大部分篇什，均可看作是作者忧国忧民情怀的个体写照。
这样，杜甫被称为“诗史”的诗歌中写景抒怀的作品，就自然形成了这样一种机制：写景（营造氛围，奠定基调，服务抒怀）+抒怀（实化氛围，抒写情怀，指向主旨）→忧国忧民。把握住了杜甫诗歌“写景抒怀皆忧国”的这种写作机制，我们也就拥有了一把开启杜甫忧国忧民诗歌宝库的金钥匙！
《秋兴八首》和《咏怀古迹五首》作于大历元年（766）秋天，《登高》作于大历二年秋天。当时，“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藩镇割据严重，唐王朝与吐蕃在剑南川西的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仍动荡不安，诗人依旧作客他乡、有家难回。这些，必然会反映到这位忧国忧民诗人的作品中。
《秋兴八首》（其一）抒羁旅之愁，悲家国之事，为全组诗歌奠定了悲凉的基调。该诗前两联写景，作者抓住被玉露凋伤的“枫树林”、巫山巫峡“萧森”的深秋气息、连天涌起的“江间波浪”和接地而阴的“塞上风云”这四个特写镜头，“因秋托兴”，情景交融，写出了诗人眼中特有的夔州景物特点——萧索阴森、雄浑悲壮。后两联抒怀，触景生情，表现出诗人流寓此地两年、岁暮渐寒而故园难回的凄苦落寞之情怀，也从侧面表达了对国家、民族深深的忧虑。
《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借咏王昭君事追思历史人物，抒发自己一生漂泊、怀才不遇、功业无成的感伤之情。前两联以写景代叙事，借“群山万壑赴荆门”的惊天动地气势烘托王昭君的出场；借“紫台”“朔漠”“青冢”“黄昏”写昭君遗事之凄惨。后两联借昭君之“怨”，抒作者吊人伤己之“恨”，分明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又何尝不是对统冶阶级以和亲换和平的警示呢？
《登高》是作者寓居夔州的杰作，被称为“古今七律第一”“旷代之作”（胡应麟语）。该诗借重阳节独自登高所见所感，抒写忧国伤时叹己之情。前两联写气象恢宏之秋景：首联连用六个意象描写惨淡秋景，营造凄厉哀伤的氛围；颔联用两个全景镜头描写“无边落木”和“滚滚长江”，境界雄阔，强化了萧索悲凉之感。后两联抒沉郁悲凉之衷情。颈联八重意思叠加，将漂泊老病之感抒写到极致；尾联借自己鬓发霜白、浊酒新停憾叹时世艰难、衰老潦倒、功业无成。这不也正是对国运艰难的忧思吗？说他“千古悲恨一肩挑”也不为过。
细细品味，我们发现，三首诗的前两联基本上都是以写景和叙中写景为主。这些景物描写都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后两联抒怀服务的。具体而言，这些写景一是“着我之色”，即融入了诗人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营造特定氛围，或萧森雄劲（《秋兴八首（其一）》），或凄惨悲苦（《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或雄浑悲壮（《登高》），为后文抒怀奠定基调。二是这些写景是后文抒怀的直接依据，没有前文所描绘的景物或叙事中蕴含的景物，作者触景生情（或缘事抒情）就失去了依附。三首诗后两联都是在描写叙事中抒怀——抒国事维艰、怀才不遇、功业无成、漂泊老病之悲苦情怀。值得注意的是，因杜甫一生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理想，故其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羁旅漂泊的苦痛，常常是和忧国忧民结合在一起的，具体到杜诗的绝大部分篇什，均可看作是作者忧国忧民情怀的个体写照。
这样，杜甫被称为“诗史”的诗歌中写景抒怀的作品，就自然形成了这样一种机制：写景（营造氛围，奠定基调，服务抒怀）+抒怀（实化氛围，抒写情怀，指向主旨）→忧国忧民。把握住了杜甫诗歌“写景抒怀皆忧国”的这种写作机制，我们也就拥有了一把开启杜甫忧国忧民诗歌宝库的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