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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 -1929）是我国清末的改革家，“康梁变法”的领军人物。辛亥革命后，他从政十几年，也一贯致力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情况，继续实现他的维新梦。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任教于清华学校（1928年由南京政府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四大教授之一。
1926年初，53岁的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决定求诸西医，毅然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一人院，便被定性到外科，并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操刀者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副手是声名赫赫的纯种美国外科医生。出人意料的悲剧发生了：他被错误地切掉了那个健康的好肾——右肾，而生命之泉就只能靠另一只残存的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术后，梁启超的好友——著名医学家伍连德亲自验看了割下的右肾，没有丝毫病态，“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种轻微的肾炎，西医也并不是不能治，但很难求速效”。协和从外科方面研判，从根本上误入了歧途，“以人命为儿戏”。在事实面前，协和医院自己也承认了错误，但却无法补救。
一位在变革中度过了生死劫难的大名人，遭受到这种并非不能避免的致命伤害，了解情况的人们，都非常同情梁启超，并愤慨于医院的草菅人命。他的学生们如陈源、徐志摩等以“白丢腰子”等语言在报上对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坚决主张诉诸法律为老师讨个公道。
这该是个一打准赢的官司，但是，梁启超本人，却持“三不”的态度：第一、不准诉诸法律；第二、不求任何赔偿；第三、不要任何道歉。因为他仍然坚信，“西医”是中国学习西方进步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认为正当西方医学走进中国社会步履艰难的时刻，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新科学，就是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很怕人们由“丢腰子”事件导引出怀疑乃至否定西医的恶果。肾丢了，科学救国的梦依然牢牢扎根心田，为此，他忍着日益加重的病痛，亲自撰文为协和医院开脱。他用英文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送给协和医院存档，又用中文把它发表在1926年6月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在文章的最后，梁启超诚笃地呼吁：“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文章的微意。”
病情日趋沉重，为了不给学校增加负担，1928年5月，55岁的梁启超，评阅完手头最后一批学生论文，向学校递交了辞呈，回天津家中养病。实际上，他在家中一直扶病读书写作。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永别了他深爱着的国家和同胞，享年56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扶棺恸哭”。人们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喑”的哀叹。
变法被清廷镇压下去了，战友们付出了鲜血和头颅，侥幸活下来的梁启超，怀揣着振兴中华的美梦在维新改革的道路上继续奋力跋涉；健康的好肾冤枉地牺牲了，他还用残存的病肾点燃着生命的风中之烛，为西医科学在中国举步照明引路，直至油尽灯灭而不悔：这就是梁启超！摘自《雪莲》
王国维自杀的真实原因
1927年6月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昨（电文发出时间为3日下午）清华教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而死。消息一经传出，举世震惊！
时至今日，王国维之死依然是一桩历史公案。目前国内外有关王国维死因的研究有十几种说法，“殉清说”，“逼债说”，“罗王失和说”，“长子逝世说”，“梁启超排挤说”，“时局说”，“忧惧社会变革说”，“因病厌世说”，“悲观思想说”，“思想冲突及精神苦闷说”，“殉独立自由之意志说”，“以身殉学术说”，“以身殉文化说”，等等，其中最有影响无疑当数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殉节”说。
王国维的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远虑也有近忧，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他个人性格的因素。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分析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思想。经历和思想弄清楚了，对这个人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先说经历。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丁丑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一寒儒之家。他的童年孤独、敏感、忧伤而又寡言笑。4岁时，生母凌氏不幸病故。11岁前，父亲一直在外地谋生，从小依赖祖姑母抚养。1887年（王国维10岁）其祖父去世。二十“及冠”之年遵父命与一商人之女莫氏结婚。1906年，父亲去世。1926年其长子王谮明不幸病逝。同年，因抚恤金及婆媳“误会”（王国维语），与最要好的挚友罗振玉闹翻（王、罗是儿女亲家）。可见，王国维一生都处在一种不断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中。长期的孤独、敏感使得王国维形成了一种“极其内向的忧郁型”人格。
正是这种极度敏感与内向的忧郁型人格，成就了他沉深与精辟的心思，及其学术文化事业。有道是：气骨愈高，谋生愈拙。王国维早年写给朋友许同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议论。王国维憎恶享乐、拜金，厌弃恶浊之世，欲脱名利束缚，求精神之自由。怎奈世间满眼无奈事。生活之痛苦，无法解脱，唯有“厌世”而已。
再谈思想。王国维天性忧郁悲观，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他说自己从小“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王国维一生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影响。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国维的性格深为契合，故王完全接受了叔本华的人性论：人生即欲望和痛苦。王氏认为人的本质，即人性为“生活之欲”，人的本质决定于美的本质，这便是王国维美的本质观。叔本华的哲学给王国维忧郁的内心找到了一副“痛苦”的躯壳。王国维身上那种深结着悲剧情节的哲学与思想意识，实际上就是叔本华的精神态对于他忧郁型人格的一种呼应与投射。
正是由于王国维独特的成长经历和悲观而不为人知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王国维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写道：“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关于人生，王国维有一个著名论断——“钟摆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在王国维看来，“生”即是“忧”。王国维终生都有一种人生的幻灭感。难怪他的女儿王东明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的儿子王慈明也认为父亲死于严重忧郁症。倘若说王东明与王慈明的说法属实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悲观忧郁之中，那么这个人就很有可能会自杀。 至此，王国维死因的真相便水落石出——“经此事变”为王氏自沉之外在因素，“义无再辱”则说明了其自沉的内在因素。悲观厌世之思想是王国维自沉的远因，而生活颠沛形成的内心之痛苦是促使其奋身一跃、脱然无所恋念的内因。至于痛失爱子以及老友失和等事件，那无疑是诱发其自沉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线。总而言之，王国维的死，是不能以俗眼观之的，其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换句话说，王国维之死，是死于人生之忧。
摘自《文史精华》
辜鸿铭多次讥讽袁世凯
辜鸿铭（1857——1928年），名汤生，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曾被誉为“天下第一骂人高手”。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这两位封疆大吏，同时被清廷调到北京，任职于军机处。有一天，袁世凯在会见德国公使时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袁某人可不讲学问，我是办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此话转述给辜鸿铭，并认为这是袁的得意之谈。辜鸿铭答道：“一点儿不错。不过也要看看，办的是什么事情。比如说老妈子倒马桶，固然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以外，我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是没有学问的人能够办得好的。”如果那位幕僚将这些话再转述给袁世凯，那么可以想象，被揶揄为“老妈子倒马桶”的一代枭雄袁某人，会气成什么模样！
辛亥革命那年冬天，袁世凯曾经让唐绍仪（清尚书、民国总理）、张謇（清状元、实业家）设酒，希望辜鸿铭支持袁党。辜鸿铭当场翻脸，称二人为“土芥尚书”和“犬马状元”。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后来又直接称呼袁世凯“贱种”。袁世凯很生气，但是辜鸿铭名声太大，不敢迫害，只能收买，辜却拒绝接受。
袁世凯虽然贵为清廷重臣，辜鸿铭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光绪帝与那拉氏死后，袁世凯受摄政王载沣所忌，去职还乡。辜鸿铭就讲了这么个故事：有个洋人问我：“我们西方人的种族，有贱种、贵种的区别，你能分辨得出么？”我回答说：“不能。”那洋人说：“但凡我们西方人到了中国，虽然日子过了很久，体质、状貌却没有什么变化的，就是贵种。倘若一到中国，还没住多少日子，体质状貌已大起变化，那就是贱种了。”我询问缘故，那洋人答道：“中国的各种食品，价格比西洋各国低贱数倍。西方的贱种因为其价格低廉而又容易得到，便放开肚子大嚼大咽，因此没过多久，身肥而腹大，体质状貌大起变化，怎能不被一眼看出呢？”我忽然想起：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之前，不过是河南某地的一个“穷措无赖”而已。没过多久忽然发了迹，一直爬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高位，于是他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即使被解职还乡，仍然“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与西方那些贱种，一到中国就大嚼大咽，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人们都说袁世凯是豪杰，我辜某人却深知，他不过是一个“贱种”罢了。
辜鸿铭不但向人讲，还将这个故事收入文集《张文襄幕府纪闻》，并于1910年印刷出版。不知后来做了民国大总统的袁某人，有没有看到这部文集与这些文章。
或许正因为如此，袁世凯虽然做了民国大总统，辜鸿铭也根本不买他的账。1916年袁某人因复辟帝制失败，一气而死，北洋政府命令在全国举哀三天。住在北京城里的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办堂会，热热闹闹地过了三天。摘自《通辽日报》
1926年初，53岁的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决定求诸西医，毅然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一人院，便被定性到外科，并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操刀者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副手是声名赫赫的纯种美国外科医生。出人意料的悲剧发生了：他被错误地切掉了那个健康的好肾——右肾，而生命之泉就只能靠另一只残存的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术后，梁启超的好友——著名医学家伍连德亲自验看了割下的右肾，没有丝毫病态，“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种轻微的肾炎，西医也并不是不能治，但很难求速效”。协和从外科方面研判，从根本上误入了歧途，“以人命为儿戏”。在事实面前，协和医院自己也承认了错误，但却无法补救。
一位在变革中度过了生死劫难的大名人，遭受到这种并非不能避免的致命伤害，了解情况的人们，都非常同情梁启超，并愤慨于医院的草菅人命。他的学生们如陈源、徐志摩等以“白丢腰子”等语言在报上对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坚决主张诉诸法律为老师讨个公道。
这该是个一打准赢的官司，但是，梁启超本人，却持“三不”的态度：第一、不准诉诸法律；第二、不求任何赔偿；第三、不要任何道歉。因为他仍然坚信，“西医”是中国学习西方进步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认为正当西方医学走进中国社会步履艰难的时刻，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新科学，就是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很怕人们由“丢腰子”事件导引出怀疑乃至否定西医的恶果。肾丢了，科学救国的梦依然牢牢扎根心田，为此，他忍着日益加重的病痛，亲自撰文为协和医院开脱。他用英文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送给协和医院存档，又用中文把它发表在1926年6月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在文章的最后，梁启超诚笃地呼吁：“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文章的微意。”
病情日趋沉重，为了不给学校增加负担，1928年5月，55岁的梁启超，评阅完手头最后一批学生论文，向学校递交了辞呈，回天津家中养病。实际上，他在家中一直扶病读书写作。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永别了他深爱着的国家和同胞，享年56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扶棺恸哭”。人们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喑”的哀叹。
变法被清廷镇压下去了，战友们付出了鲜血和头颅，侥幸活下来的梁启超，怀揣着振兴中华的美梦在维新改革的道路上继续奋力跋涉；健康的好肾冤枉地牺牲了，他还用残存的病肾点燃着生命的风中之烛，为西医科学在中国举步照明引路，直至油尽灯灭而不悔：这就是梁启超！摘自《雪莲》
王国维自杀的真实原因
1927年6月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昨（电文发出时间为3日下午）清华教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而死。消息一经传出，举世震惊！
时至今日，王国维之死依然是一桩历史公案。目前国内外有关王国维死因的研究有十几种说法，“殉清说”，“逼债说”，“罗王失和说”，“长子逝世说”，“梁启超排挤说”，“时局说”，“忧惧社会变革说”，“因病厌世说”，“悲观思想说”，“思想冲突及精神苦闷说”，“殉独立自由之意志说”，“以身殉学术说”，“以身殉文化说”，等等，其中最有影响无疑当数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殉节”说。
王国维的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远虑也有近忧，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他个人性格的因素。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分析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思想。经历和思想弄清楚了，对这个人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先说经历。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丁丑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一寒儒之家。他的童年孤独、敏感、忧伤而又寡言笑。4岁时，生母凌氏不幸病故。11岁前，父亲一直在外地谋生，从小依赖祖姑母抚养。1887年（王国维10岁）其祖父去世。二十“及冠”之年遵父命与一商人之女莫氏结婚。1906年，父亲去世。1926年其长子王谮明不幸病逝。同年，因抚恤金及婆媳“误会”（王国维语），与最要好的挚友罗振玉闹翻（王、罗是儿女亲家）。可见，王国维一生都处在一种不断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中。长期的孤独、敏感使得王国维形成了一种“极其内向的忧郁型”人格。
正是这种极度敏感与内向的忧郁型人格，成就了他沉深与精辟的心思，及其学术文化事业。有道是：气骨愈高，谋生愈拙。王国维早年写给朋友许同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议论。王国维憎恶享乐、拜金，厌弃恶浊之世，欲脱名利束缚，求精神之自由。怎奈世间满眼无奈事。生活之痛苦，无法解脱，唯有“厌世”而已。
再谈思想。王国维天性忧郁悲观，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他说自己从小“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王国维一生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影响。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国维的性格深为契合，故王完全接受了叔本华的人性论：人生即欲望和痛苦。王氏认为人的本质，即人性为“生活之欲”，人的本质决定于美的本质，这便是王国维美的本质观。叔本华的哲学给王国维忧郁的内心找到了一副“痛苦”的躯壳。王国维身上那种深结着悲剧情节的哲学与思想意识，实际上就是叔本华的精神态对于他忧郁型人格的一种呼应与投射。
正是由于王国维独特的成长经历和悲观而不为人知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王国维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写道：“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关于人生，王国维有一个著名论断——“钟摆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在王国维看来，“生”即是“忧”。王国维终生都有一种人生的幻灭感。难怪他的女儿王东明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的儿子王慈明也认为父亲死于严重忧郁症。倘若说王东明与王慈明的说法属实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悲观忧郁之中，那么这个人就很有可能会自杀。 至此，王国维死因的真相便水落石出——“经此事变”为王氏自沉之外在因素，“义无再辱”则说明了其自沉的内在因素。悲观厌世之思想是王国维自沉的远因，而生活颠沛形成的内心之痛苦是促使其奋身一跃、脱然无所恋念的内因。至于痛失爱子以及老友失和等事件，那无疑是诱发其自沉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线。总而言之，王国维的死，是不能以俗眼观之的，其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换句话说，王国维之死，是死于人生之忧。
摘自《文史精华》
辜鸿铭多次讥讽袁世凯
辜鸿铭（1857——1928年），名汤生，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曾被誉为“天下第一骂人高手”。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这两位封疆大吏，同时被清廷调到北京，任职于军机处。有一天，袁世凯在会见德国公使时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袁某人可不讲学问，我是办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此话转述给辜鸿铭，并认为这是袁的得意之谈。辜鸿铭答道：“一点儿不错。不过也要看看，办的是什么事情。比如说老妈子倒马桶，固然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以外，我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是没有学问的人能够办得好的。”如果那位幕僚将这些话再转述给袁世凯，那么可以想象，被揶揄为“老妈子倒马桶”的一代枭雄袁某人，会气成什么模样！
辛亥革命那年冬天，袁世凯曾经让唐绍仪（清尚书、民国总理）、张謇（清状元、实业家）设酒，希望辜鸿铭支持袁党。辜鸿铭当场翻脸，称二人为“土芥尚书”和“犬马状元”。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后来又直接称呼袁世凯“贱种”。袁世凯很生气，但是辜鸿铭名声太大，不敢迫害，只能收买，辜却拒绝接受。
袁世凯虽然贵为清廷重臣，辜鸿铭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光绪帝与那拉氏死后，袁世凯受摄政王载沣所忌，去职还乡。辜鸿铭就讲了这么个故事：有个洋人问我：“我们西方人的种族，有贱种、贵种的区别，你能分辨得出么？”我回答说：“不能。”那洋人说：“但凡我们西方人到了中国，虽然日子过了很久，体质、状貌却没有什么变化的，就是贵种。倘若一到中国，还没住多少日子，体质状貌已大起变化，那就是贱种了。”我询问缘故，那洋人答道：“中国的各种食品，价格比西洋各国低贱数倍。西方的贱种因为其价格低廉而又容易得到，便放开肚子大嚼大咽，因此没过多久，身肥而腹大，体质状貌大起变化，怎能不被一眼看出呢？”我忽然想起：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之前，不过是河南某地的一个“穷措无赖”而已。没过多久忽然发了迹，一直爬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高位，于是他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即使被解职还乡，仍然“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与西方那些贱种，一到中国就大嚼大咽，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人们都说袁世凯是豪杰，我辜某人却深知，他不过是一个“贱种”罢了。
辜鸿铭不但向人讲，还将这个故事收入文集《张文襄幕府纪闻》，并于1910年印刷出版。不知后来做了民国大总统的袁某人，有没有看到这部文集与这些文章。
或许正因为如此，袁世凯虽然做了民国大总统，辜鸿铭也根本不买他的账。1916年袁某人因复辟帝制失败，一气而死，北洋政府命令在全国举哀三天。住在北京城里的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办堂会，热热闹闹地过了三天。摘自《通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