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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河北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北京，给了朱传荣一份当年她父亲审查陈列时的复制录音带。她没听录音，看着整理出的纸本文字，“一读自然就是他的响亮的原声，连句子搭配都是和说话一样的”。
她的父亲朱家溍，故宫博物院著名的“活字典”，从书画碑帖、工艺美术到清宫档案、京剧昆曲，无不精通。文字的内容，是那时他给工作人员讲述钦差大臣来保定的各种规程制度——选什么地方、说什么话、怎样行礼，条理清晰，平白简洁，任何外行都能看明白。
“读到父亲工作中的说话，曾经骤然间哭了，眼泪流过，不哀痛，不忧伤，也不自怜。就像广东的夏天，哗的一声下了一阵雨，淋在身上暖暖的，哗的一声云就散了，太阳依然照着，只是空气干净了。”在《父亲的声音》中，朱传荣写道。她是父亲最小的女儿，也是在他身边时间最长的孩子，20世纪80年代进入紫禁城出版社（今故宫出版社前身），成为朱家的第三代“故宫人”。
“我没有能力构架一部详细谈论父亲的书。但自从父亲去世后，又会事事想到他，想到了就记下，陆陆续续地，竟积攒了不少日记一样的片段。”书中收录的文章，有父亲钟爱的戏曲与美食，有家中风趣的轶事与典故，有在编辑工作中与父亲和家族不经意的遭逢，也有对启功、王世襄、那志良、庄尚严等上一辈“故宫人”的怀念与追述。
1924年11月24日上午，仍在紫禁城小天地里过着皇帝生活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着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了这个叫、叫签字……”溥仪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一口的苹果滚落到了地上……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院，票价是银圆一元。12岁的朱家溍跟着家人一起逛故宫，看到的正是溥仪仓皇离宫时的一幕：寝宫里，桌上有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掀着盖的饼干匣子;墙上挂的月份牌，仍然是屋主人走的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条案两头陈设的瓷果盘里满满地堆着干皱的木瓜、佛手;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都已枯萎;廊檐上，层层叠叠的花盆里都是垂着头的干菊花……
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光绪年间曾游学英法，辛亥革命后，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他一生殚心经史，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就被聘为专门委员，负责鉴定书画碑帖。
长兄朱家济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也来到故宫古物馆做科员。作为“故宫子弟”，朱家溍自小耳濡目染，“卷、轴、册怎样打开收起，铜、瓷、玉器如何拿起放下，都和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熟悉”。那时，钟粹宫被开辟为书画陈列室，每月更换展品两次。每次哥哥都事先告诉他，这回展出哪些名画，让他别错过。尤其每到10月“院庆”，必有新的陈列室开放，御花园绛雪轩还会举办招待会。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从这一年2月开始，故宫文物开始南迁。到了1935年的10年大庆，各陈列室已空空如也。展示皇帝生活原状的乾清宫，原来的雕龙金漆宝座、屏风、顺治御笔的“正大光明”匾额以及地面上的陈设，通通南运了，殿内只剩下一座空台。
两年后，卢沟桥炮响，古都沦陷。1942年，朱家溍从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逃离沦陷的北平成了当务之急。過完年，他和妻子赵仲巽、三哥朱家源一起离开家，前往重庆。
自北平动身到抵达重庆，一共用了50天，朱家溍一行使用了中国所有的交通工具，火车、汽车、骡车、牛车、渡船，包括长途步行。到宝鸡时，他们搭乘纱厂运棉的货车去广元。进入秦岭山区，车在岭上盘桓前进，过明月峡时，朱家溍正扭着头看峰顶上的石窟造像，突然车身猛的倾斜，把坐在棉包上的三个人一齐抛下车去，幸好落在了江边的沙滩上。
60年后，朱传荣在那志良先生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再次看到了“明月峡”这个地方：“走到明月峡时，一旁是高山，一旁是悬崖，古松连绵，甚是好看，押运古物，虽蹙苦事，也有他的乐趣。”1937年11月，那志良押运着7000多箱文物从南京出发，一路历经大雪封山、汽车翻覆、敌机轰炸，最终于1939年7月抵达峨眉。
“父亲活着的时候，谈到文物南迁，叙述非常清晰，非常生动，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亲历者。”朱传荣说。
尽管没有亲历这场历时15年的“国宝大迁移”，朱家溍“干上文物工作”却始于一次南迁文物的展览。1943年，趁着重庆冬季雾天，没有敌机轰炸，故宫博物院决定举办一次短期展览。参展的文物共80箱，由庄尚严从贵州安顺押运而来。自1937年从南京运出，这批文物躲过了长沙、贵阳大轰炸，在安顺华严洞存贮了近5年。5年里，庄尚严一家老小吃的是掺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靠辣椒粉和酱油。他和同事们每天清早在洞口外的土场上集合，高唱《大刀进行曲》;遇上天气好的时候，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取出，摊开晒晾。
朱家溍当时还在粮食部做专员，被借调来当布展的临时工。装车、押车、卸车，抬箱子，写说明，搬出卷、册、轴陈列起来，脑力体力劳动一齐干。
由此，在重庆海棠溪向家坡，朱家溍结识了这一批随国宝辗转漂流的“故宫人”。1945年8月15日，朱家溍在故宫古物馆的科员牛德明家吃晚饭，牛太太烙了饼，他不知不觉就吃撑了。正在难受的时候，他忽然听见外面人声鼎沸，鼓乐鞭炮齐鸣，原来是日本投降了。“我和牛德明就下山，在上清寺街上走着，只见人山人海，都在喊口号，唱《大刀进行曲》。我们俩也蹦起来喊着‘胜利万岁’。从来没经受过这样使人激动的事，高兴，又有点想哭，我不知所措了。”40年后，朱家溍回忆当日情景，依然如在眼前。 在朱传荣的记忆中，父亲讲起旧人往事，“都是这些微小的细节，一种吃食，一句诗”。“牛太太的烙饼”外焦里酥，是战争年代里的温情日常;庄尚严那一句“苦忆黄沙大北风”里，有对故都北平的思念，也有这8年里人与物辗转飘零的悲情。这些父亲常挂在口头的“典故”，是她关于故宫与“故宫人”最初的生动记忆。
1946年，朱家溍回到北平，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直到85岁，仍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几十年如一日。
朱家溍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称职的博物馆工作者”，遇见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最初的专业是书画鉴定，刚进故宫不久，就在一批被当作赝品而封存许久的古字画中，挑出了宋徽宗的《听琴图》与马麟的《层叠冰绡图》，让这两幅传世珍品“重见天日”。
20世纪50年代，空空荡荡的各大宫殿面临着如何恢复历史原貌的难题。吴仲超院长将难题交给了朱家溍，他于是“改行”做起了原状陈列，先查阅各宫殿的陈设档，再结合老照片与口述史料，从库存文物中找出各种杯盘碗盏、桌凳屏几、金玉珍玩，力求一物一事必有依据。太和殿的雕龙髹金大椅，自1915年袁世凯篡位称帝后一直下落不明。1959年，朱家溍在一张1900年的老照片中发现了御座的“真容”，根据照片一间间仓库查找，终于在一处堆放着旧家具的凌乱库房中，找到了已然破烂不堪的龙椅。1964年，经过几年修复，重获新生的龙椅终于再度陈列在金銮殿之上。
在故宫做事60年，朱家溍从来都是“其他人先选，剩下的我做”。工艺美术是个冷门，他就自告奋勇去研究漆器、珐琅器、家具，每天进库房看藏品，翻阅造办处的各种档案，自称是“如入宝山，虚往实归”。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为“文物热”的升温，朱家溍、王世襄等人的名字渐渐为人熟知、追捧。他们俩人是“发小”，都出身世家，又兴趣宽博。朱家溍擅丹青，通音律，文武昆乱不挡;王世襄更是养鸽子，蓄秋虫，架大鹰，驯獾狗，样样精到。在壁垒分明的现代学科体制下，“专家”易得，“通家”难遇，他们前半生跌宕波折，及至晚年，“国宝”“泰斗”之誉纷纷而来。
对这些称誉，朱家溍不以为意。“他不爱神化自己的工作。”朱传荣说，“所以我也轻易不说父亲‘研究’什么。工作中有需要，就去考查资料，得出结论。既为文，说清楚是最重要的。至于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个弄清楚的过程，不重要。”
1999年，朱家溍将百余篇文章收罗成书，定名《故宫退食录》。“退食”语出《诗经·羔羊》，意为“退朝而食于家”。所谓“退食录”，也就是下班之后利用业余时间撰文自遣，集腋成裘。书中包罗万象，书法、绘画、碑帖、珐琅器、漆器、木器、图书、古砚、古建筑、园冶、戏曲、饮食，无所不有。书分上下两册，呈现的是一种“让档案史料说话”的治学之道，不像一般的学院派作风，爱用理论吓唬人;也是一种“与读者聊天”式的为文之道，没那么多起承转合，只是就事说事。
“有时候学院科班的害处在于，他们写文章是给老师、同学、同行们看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语境，圈外人进不去。”朱传荣说，“其实任何文字都不应该在受众上划定界限，一个外行人看了能懂，才是写作的最终目的。我父亲和他的同龄人都有这种能力，不端腔，用简约的语言把话说明白，把道理讲清楚，就是他们的追求。”
这些“退食之暇”写就的文字，几乎全部完成于朱家溍那间位于板厂胡同的狭小“蜗居”里。那里原是清代名将僧格林沁的府邸，1934年由朱文钧买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房屋“充公”使用，朱家三代人搬到后院，朱家溍一家就住在西南角的两间耳房中。屋里的横楣上挂着斋额，是许姬传先生写的“宝襄斋”，对面山墙门上有启功写的“蜗居”二字。
在不大的空間里，朱家溍还建构出“院中八景”：两棵太平花是“太平双瑞”，花下狗尿苔是“玉芝呈祥”，葫芦藤架为“壶中天地”，两株老丁香是“香雪春风”，紫色牵牛花在甬道两侧“紫云绕径”，墙角向日葵为“映日金轮”，窗外的槐树叫“槐窗月色”，房后的杏树叫“红杏朝晖”。
朱传荣说父亲和母亲都是“诗意”的人，“对待生活细微、敏锐、心平气和。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介入和改变，第一尊重，第二接受，第三还会记住它，即便有苦，也仍然能苦中求乐”。
抗战时期，从北平到重庆，一路辗转。多年后，朱家溍忆起这50天的“南行记”，提笔写下的是小村落里“任何高级麦片都赶不上”的麦粥，洛阳春发楼的红烧鲤鱼焙面和集镇大锅里滚煮的鲜美羊肉汤。还有种种对“美”的欣赏和揣摩：坐闷罐车到华阴，天黑又下雨，在车站靠着行李睡了一夜，次日天明，走出候车大厅，雨过天晴，眼前一亮，西岳华山像一幅画卷铺展在眼前，“当时不由得就想起了王世贞的诗中有‘太华居然落眼前’之句。这个‘居然’正是我此刻心头所感”;坐在货车的棉包上，把头从雨布里伸出来看秦岭风光，“这雨后飞泉，竹林如沭，长松落翠，峰峦参差，隐现云层中，各自处于阴晴不同的地带，因而山色各异，实在太美了”。
“文革”中，55岁的朱家溍被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去咸宁火车站卸煤，去嘉鱼潘家湾运砖，偶尔还要推着板车，来回走几十里路，去县城拖盛咸菜的大缸。作为连队里的“壮劳力”，不少苦活会分配给他。有一个雨天，他被派去看管秧池，一整夜都得在池边守着。多年后，他对女儿说：“这项工作虽然苦些，但也有意想不到的享受，就是雨天的雷电之美是原来从未看到过的，有一次竟然看到从天而降的一个大火柱，通天到地，真是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
朱传荣记得，儿时家里一到冬天冷得不行，觉得冬天非常漫长。直到有一天父母指给孩子们看，西屋北墙上来了一小块阳光，说“春来了”，让他们从这一天开始注意，看春的大小，看春来的时刻，以及在墙上的位置有何不同。
1953年，遵照朱文钧遗愿，朱家将其所藏700余种碑帖捐赠给故宫博物院。1976年，在朱家溍的提议下，朱家又将“文革”抄家退还的明代紫檀、黄花梨木器，以及明代名砚、宣德炉等多种古器物，捐赠给承德避暑山庄。同年，数万册古籍善本捐赠给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4年，包括唐朱澄《观瀑图》、北宋李成《归牧图》、南宋夏圭《秋山萧寺图》在内的书画及明成国公朱府紫檀螭纹大画案等，捐赠给浙江博物馆。自此，所有“家藏”变为“国宝”，“我家从此与收藏无缘”。
朱家溍曾说：“古器物有聚有散，有散有聚。‘聚’是一乐，‘散’而能得其所，亦是一乐。”当年，家中已是“蜗居”，退还的家具堆在院子里日晒雨淋，进出口公司的人天天守在一旁，愿意出高价收购。用朱家溍的话说，“他们都是大二道贩子，文物卖到他们手里，就会流散到国外”。与其散佚海外，不如捐给国家。
朱传荣说，很多人问过他们兄弟姐妹，是否都同意捐赠这些价值超过亿元的文物。她想起先祖朱凤标写过的一副对联：“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真正留给后代的是什么？一件收藏、一件宝物，哪怕一个城、一个国，都有可能失去。文化和教育才是真正的遗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赵珩回忆，直到晚年，朱家溍仍保持着三四十年代的老式洋派，喜歡穿苏格兰呢子的花格衬衫，宽条灯芯绒裤子。他们都热爱戏曲，每当聊得高兴，老先生就比划几个云手、山膀，正宗大武生的架势。他曾得到杨小楼后人的指点，还有幸和“红豆馆主”溥侗学过昆腔，13岁时就以京剧《乾元山》的哪吒角色首次登台，一直到85岁，还能上台出演昆曲《天官赐福》中的天官。
他们也都钟情于吃。2001年，赵珩的《老饕漫笔》出版时，朱家溍写来一篇6000多字的长序，从英、法、俄、德的西餐，“烤肉季”的来历谈到老北京的“盒子铺”，致美斋的月饼。“当时写得特别高兴”，朱传荣说。
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朱传荣开始给家里做饭，在此之前“完全无知”。“现在我想，一开始做饭，得多难吃啊，但父亲什么也不说，体谅你的这份好意。”她印象中与父亲的相处，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常。如今，她仍住在父亲的“蜗居”里。春节时，像父亲一样，她也会摆上几盆水仙，为此一进腊月，就要开始精心培植。白天加满水，放外边窗台晒太阳，晚上倒干净水再进屋，不能嫌折腾。这样养一个月，所有的花筒子都能长出来——这个方法是王世襄教给她的。
2003年，父亲去世那一年，朱传荣开始编辑那志良先生的《典守故宫七十年》和庄尚严先生的《山堂清话》（出版时更名为《前生造定故宫缘》）。此后15年，她试着走近父亲的老师、朋友、同事，“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人，也互为彼此的成长背景，像自然界中的一片混生林”;试着走近高祖、祖父为之付出心血的碑帖和藏书，用阅读的方式触摸家族的历史;继续着父亲推动故宫原始档案出版的事业，至2018年，《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已出版到第九辑。
父亲的声音，因此变得越发清晰。在这位朱家的第三代故宫人心中，“父亲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一直在和我交谈”。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环球人物》
2019年第4期〕
她的父亲朱家溍，故宫博物院著名的“活字典”，从书画碑帖、工艺美术到清宫档案、京剧昆曲，无不精通。文字的内容，是那时他给工作人员讲述钦差大臣来保定的各种规程制度——选什么地方、说什么话、怎样行礼，条理清晰，平白简洁，任何外行都能看明白。
“读到父亲工作中的说话，曾经骤然间哭了，眼泪流过，不哀痛，不忧伤，也不自怜。就像广东的夏天，哗的一声下了一阵雨，淋在身上暖暖的，哗的一声云就散了，太阳依然照着，只是空气干净了。”在《父亲的声音》中，朱传荣写道。她是父亲最小的女儿，也是在他身边时间最长的孩子，20世纪80年代进入紫禁城出版社（今故宫出版社前身），成为朱家的第三代“故宫人”。
“我没有能力构架一部详细谈论父亲的书。但自从父亲去世后，又会事事想到他，想到了就记下，陆陆续续地，竟积攒了不少日记一样的片段。”书中收录的文章，有父亲钟爱的戏曲与美食，有家中风趣的轶事与典故，有在编辑工作中与父亲和家族不经意的遭逢，也有对启功、王世襄、那志良、庄尚严等上一辈“故宫人”的怀念与追述。
故宫子弟的耳濡目染
1924年11月24日上午，仍在紫禁城小天地里过着皇帝生活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着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了这个叫、叫签字……”溥仪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一口的苹果滚落到了地上……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院，票价是银圆一元。12岁的朱家溍跟着家人一起逛故宫，看到的正是溥仪仓皇离宫时的一幕：寝宫里，桌上有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掀着盖的饼干匣子;墙上挂的月份牌，仍然是屋主人走的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条案两头陈设的瓷果盘里满满地堆着干皱的木瓜、佛手;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都已枯萎;廊檐上，层层叠叠的花盆里都是垂着头的干菊花……
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光绪年间曾游学英法，辛亥革命后，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他一生殚心经史，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就被聘为专门委员，负责鉴定书画碑帖。
长兄朱家济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也来到故宫古物馆做科员。作为“故宫子弟”，朱家溍自小耳濡目染，“卷、轴、册怎样打开收起，铜、瓷、玉器如何拿起放下，都和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熟悉”。那时，钟粹宫被开辟为书画陈列室，每月更换展品两次。每次哥哥都事先告诉他，这回展出哪些名画，让他别错过。尤其每到10月“院庆”，必有新的陈列室开放，御花园绛雪轩还会举办招待会。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告急，从这一年2月开始，故宫文物开始南迁。到了1935年的10年大庆，各陈列室已空空如也。展示皇帝生活原状的乾清宫，原来的雕龙金漆宝座、屏风、顺治御笔的“正大光明”匾额以及地面上的陈设，通通南运了，殿内只剩下一座空台。
两年后，卢沟桥炮响，古都沦陷。1942年，朱家溍从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逃离沦陷的北平成了当务之急。過完年，他和妻子赵仲巽、三哥朱家源一起离开家，前往重庆。
庄尚严的“苦忆黄沙大北风”与牛德明家的烙饼
自北平动身到抵达重庆，一共用了50天，朱家溍一行使用了中国所有的交通工具，火车、汽车、骡车、牛车、渡船，包括长途步行。到宝鸡时，他们搭乘纱厂运棉的货车去广元。进入秦岭山区，车在岭上盘桓前进，过明月峡时，朱家溍正扭着头看峰顶上的石窟造像，突然车身猛的倾斜，把坐在棉包上的三个人一齐抛下车去，幸好落在了江边的沙滩上。
60年后，朱传荣在那志良先生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再次看到了“明月峡”这个地方：“走到明月峡时，一旁是高山，一旁是悬崖，古松连绵，甚是好看，押运古物，虽蹙苦事，也有他的乐趣。”1937年11月，那志良押运着7000多箱文物从南京出发，一路历经大雪封山、汽车翻覆、敌机轰炸，最终于1939年7月抵达峨眉。
“父亲活着的时候，谈到文物南迁，叙述非常清晰，非常生动，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亲历者。”朱传荣说。
尽管没有亲历这场历时15年的“国宝大迁移”，朱家溍“干上文物工作”却始于一次南迁文物的展览。1943年，趁着重庆冬季雾天，没有敌机轰炸，故宫博物院决定举办一次短期展览。参展的文物共80箱，由庄尚严从贵州安顺押运而来。自1937年从南京运出，这批文物躲过了长沙、贵阳大轰炸，在安顺华严洞存贮了近5年。5年里，庄尚严一家老小吃的是掺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靠辣椒粉和酱油。他和同事们每天清早在洞口外的土场上集合，高唱《大刀进行曲》;遇上天气好的时候，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取出，摊开晒晾。
朱家溍当时还在粮食部做专员，被借调来当布展的临时工。装车、押车、卸车，抬箱子，写说明，搬出卷、册、轴陈列起来，脑力体力劳动一齐干。
由此，在重庆海棠溪向家坡，朱家溍结识了这一批随国宝辗转漂流的“故宫人”。1945年8月15日，朱家溍在故宫古物馆的科员牛德明家吃晚饭，牛太太烙了饼，他不知不觉就吃撑了。正在难受的时候，他忽然听见外面人声鼎沸，鼓乐鞭炮齐鸣，原来是日本投降了。“我和牛德明就下山，在上清寺街上走着，只见人山人海，都在喊口号，唱《大刀进行曲》。我们俩也蹦起来喊着‘胜利万岁’。从来没经受过这样使人激动的事，高兴，又有点想哭，我不知所措了。”40年后，朱家溍回忆当日情景，依然如在眼前。 在朱传荣的记忆中，父亲讲起旧人往事，“都是这些微小的细节，一种吃食，一句诗”。“牛太太的烙饼”外焦里酥，是战争年代里的温情日常;庄尚严那一句“苦忆黄沙大北风”里，有对故都北平的思念，也有这8年里人与物辗转飘零的悲情。这些父亲常挂在口头的“典故”，是她关于故宫与“故宫人”最初的生动记忆。
一个称职的博物馆工作者
1946年，朱家溍回到北平，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直到85岁，仍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几十年如一日。
朱家溍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称职的博物馆工作者”，遇见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最初的专业是书画鉴定，刚进故宫不久，就在一批被当作赝品而封存许久的古字画中，挑出了宋徽宗的《听琴图》与马麟的《层叠冰绡图》，让这两幅传世珍品“重见天日”。
20世纪50年代，空空荡荡的各大宫殿面临着如何恢复历史原貌的难题。吴仲超院长将难题交给了朱家溍，他于是“改行”做起了原状陈列，先查阅各宫殿的陈设档，再结合老照片与口述史料，从库存文物中找出各种杯盘碗盏、桌凳屏几、金玉珍玩，力求一物一事必有依据。太和殿的雕龙髹金大椅，自1915年袁世凯篡位称帝后一直下落不明。1959年，朱家溍在一张1900年的老照片中发现了御座的“真容”，根据照片一间间仓库查找，终于在一处堆放着旧家具的凌乱库房中，找到了已然破烂不堪的龙椅。1964年，经过几年修复，重获新生的龙椅终于再度陈列在金銮殿之上。
在故宫做事60年，朱家溍从来都是“其他人先选，剩下的我做”。工艺美术是个冷门，他就自告奋勇去研究漆器、珐琅器、家具，每天进库房看藏品，翻阅造办处的各种档案，自称是“如入宝山，虚往实归”。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为“文物热”的升温，朱家溍、王世襄等人的名字渐渐为人熟知、追捧。他们俩人是“发小”，都出身世家，又兴趣宽博。朱家溍擅丹青，通音律，文武昆乱不挡;王世襄更是养鸽子，蓄秋虫，架大鹰，驯獾狗，样样精到。在壁垒分明的现代学科体制下，“专家”易得，“通家”难遇，他们前半生跌宕波折，及至晚年，“国宝”“泰斗”之誉纷纷而来。
对这些称誉，朱家溍不以为意。“他不爱神化自己的工作。”朱传荣说，“所以我也轻易不说父亲‘研究’什么。工作中有需要，就去考查资料，得出结论。既为文，说清楚是最重要的。至于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个弄清楚的过程，不重要。”
1999年，朱家溍将百余篇文章收罗成书，定名《故宫退食录》。“退食”语出《诗经·羔羊》，意为“退朝而食于家”。所谓“退食录”，也就是下班之后利用业余时间撰文自遣，集腋成裘。书中包罗万象，书法、绘画、碑帖、珐琅器、漆器、木器、图书、古砚、古建筑、园冶、戏曲、饮食，无所不有。书分上下两册，呈现的是一种“让档案史料说话”的治学之道，不像一般的学院派作风，爱用理论吓唬人;也是一种“与读者聊天”式的为文之道，没那么多起承转合，只是就事说事。
“有时候学院科班的害处在于，他们写文章是给老师、同学、同行们看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语境，圈外人进不去。”朱传荣说，“其实任何文字都不应该在受众上划定界限，一个外行人看了能懂，才是写作的最终目的。我父亲和他的同龄人都有这种能力，不端腔，用简约的语言把话说明白，把道理讲清楚，就是他们的追求。”
即便有苦，也能苦中求乐
这些“退食之暇”写就的文字，几乎全部完成于朱家溍那间位于板厂胡同的狭小“蜗居”里。那里原是清代名将僧格林沁的府邸，1934年由朱文钧买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部分房屋“充公”使用，朱家三代人搬到后院，朱家溍一家就住在西南角的两间耳房中。屋里的横楣上挂着斋额，是许姬传先生写的“宝襄斋”，对面山墙门上有启功写的“蜗居”二字。
在不大的空間里，朱家溍还建构出“院中八景”：两棵太平花是“太平双瑞”，花下狗尿苔是“玉芝呈祥”，葫芦藤架为“壶中天地”，两株老丁香是“香雪春风”，紫色牵牛花在甬道两侧“紫云绕径”，墙角向日葵为“映日金轮”，窗外的槐树叫“槐窗月色”，房后的杏树叫“红杏朝晖”。
朱传荣说父亲和母亲都是“诗意”的人，“对待生活细微、敏锐、心平气和。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介入和改变，第一尊重，第二接受，第三还会记住它，即便有苦，也仍然能苦中求乐”。
抗战时期，从北平到重庆，一路辗转。多年后，朱家溍忆起这50天的“南行记”，提笔写下的是小村落里“任何高级麦片都赶不上”的麦粥，洛阳春发楼的红烧鲤鱼焙面和集镇大锅里滚煮的鲜美羊肉汤。还有种种对“美”的欣赏和揣摩：坐闷罐车到华阴，天黑又下雨，在车站靠着行李睡了一夜，次日天明，走出候车大厅，雨过天晴，眼前一亮，西岳华山像一幅画卷铺展在眼前，“当时不由得就想起了王世贞的诗中有‘太华居然落眼前’之句。这个‘居然’正是我此刻心头所感”;坐在货车的棉包上，把头从雨布里伸出来看秦岭风光，“这雨后飞泉，竹林如沭，长松落翠，峰峦参差，隐现云层中，各自处于阴晴不同的地带，因而山色各异，实在太美了”。
“文革”中，55岁的朱家溍被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去咸宁火车站卸煤，去嘉鱼潘家湾运砖，偶尔还要推着板车，来回走几十里路，去县城拖盛咸菜的大缸。作为连队里的“壮劳力”，不少苦活会分配给他。有一个雨天，他被派去看管秧池，一整夜都得在池边守着。多年后，他对女儿说：“这项工作虽然苦些，但也有意想不到的享受，就是雨天的雷电之美是原来从未看到过的，有一次竟然看到从天而降的一个大火柱，通天到地，真是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
朱传荣记得，儿时家里一到冬天冷得不行，觉得冬天非常漫长。直到有一天父母指给孩子们看，西屋北墙上来了一小块阳光，说“春来了”，让他们从这一天开始注意，看春的大小，看春来的时刻，以及在墙上的位置有何不同。
“聚”是一乐，“散”而能得其所，亦是一乐
1953年，遵照朱文钧遗愿，朱家将其所藏700余种碑帖捐赠给故宫博物院。1976年，在朱家溍的提议下，朱家又将“文革”抄家退还的明代紫檀、黄花梨木器，以及明代名砚、宣德炉等多种古器物，捐赠给承德避暑山庄。同年，数万册古籍善本捐赠给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4年，包括唐朱澄《观瀑图》、北宋李成《归牧图》、南宋夏圭《秋山萧寺图》在内的书画及明成国公朱府紫檀螭纹大画案等，捐赠给浙江博物馆。自此，所有“家藏”变为“国宝”，“我家从此与收藏无缘”。
朱家溍曾说：“古器物有聚有散，有散有聚。‘聚’是一乐，‘散’而能得其所，亦是一乐。”当年，家中已是“蜗居”，退还的家具堆在院子里日晒雨淋，进出口公司的人天天守在一旁，愿意出高价收购。用朱家溍的话说，“他们都是大二道贩子，文物卖到他们手里，就会流散到国外”。与其散佚海外，不如捐给国家。
朱传荣说，很多人问过他们兄弟姐妹，是否都同意捐赠这些价值超过亿元的文物。她想起先祖朱凤标写过的一副对联：“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真正留给后代的是什么？一件收藏、一件宝物，哪怕一个城、一个国，都有可能失去。文化和教育才是真正的遗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赵珩回忆，直到晚年，朱家溍仍保持着三四十年代的老式洋派，喜歡穿苏格兰呢子的花格衬衫，宽条灯芯绒裤子。他们都热爱戏曲，每当聊得高兴，老先生就比划几个云手、山膀，正宗大武生的架势。他曾得到杨小楼后人的指点，还有幸和“红豆馆主”溥侗学过昆腔，13岁时就以京剧《乾元山》的哪吒角色首次登台，一直到85岁，还能上台出演昆曲《天官赐福》中的天官。
他们也都钟情于吃。2001年，赵珩的《老饕漫笔》出版时，朱家溍写来一篇6000多字的长序，从英、法、俄、德的西餐，“烤肉季”的来历谈到老北京的“盒子铺”，致美斋的月饼。“当时写得特别高兴”，朱传荣说。
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朱传荣开始给家里做饭，在此之前“完全无知”。“现在我想，一开始做饭，得多难吃啊，但父亲什么也不说，体谅你的这份好意。”她印象中与父亲的相处，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常。如今，她仍住在父亲的“蜗居”里。春节时，像父亲一样，她也会摆上几盆水仙，为此一进腊月，就要开始精心培植。白天加满水，放外边窗台晒太阳，晚上倒干净水再进屋，不能嫌折腾。这样养一个月，所有的花筒子都能长出来——这个方法是王世襄教给她的。
2003年，父亲去世那一年，朱传荣开始编辑那志良先生的《典守故宫七十年》和庄尚严先生的《山堂清话》（出版时更名为《前生造定故宫缘》）。此后15年，她试着走近父亲的老师、朋友、同事，“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人，也互为彼此的成长背景，像自然界中的一片混生林”;试着走近高祖、祖父为之付出心血的碑帖和藏书，用阅读的方式触摸家族的历史;继续着父亲推动故宫原始档案出版的事业，至2018年，《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已出版到第九辑。
父亲的声音，因此变得越发清晰。在这位朱家的第三代故宫人心中，“父亲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一直在和我交谈”。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环球人物》
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