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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前，在法国巴黎市郊有一座著名的生活小区——玫瑰园。新中国的第一批、第二批留法学生就住在这里。因此，当地人又把这里叫做“中国村”。由于大批中国学生的到来，使美丽的玫瑰园增添了许多魅力。一些当地华侨和外国朋友不时地来这儿采访、作客或唠家常。使这里成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相互沟通的重要窗口之一。
温馨的花园小区
我们居住的玫瑰园小区坐落在巴黎市郊罗班松（）区的一个斜坡上，是两幢白色的楼房，坐北朝南，面临马路，两楼之间有一个小花园。
我们的左临右舍都是当地居民，彼此相处得非常和解融洽。巴黎是个老龄化城市，多数居民喜欢安静，但对我们的一些活动也能够理解宽容。为了避免扰民，我们经常到马路上去跑步、做操，邻居们担心我们的安全，劝我们在院子里做好了。他们有时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我们将国内特产茶叶或小装饰品之类的东西相赠，他们非常高兴，我们彼此相处得非常友好。
院里有几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业余时间大家都喜欢跟他们聊天，这样既可以学习活的语言，又可以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喜欢自行车运动。同我们的话题更贴近了些，有的同学还接过车子，显示一下自己的车技。有几个女同学，特别喜欢逗小孩子玩，不时地在小花园里陪同他们做游戏或玩沙雕之类的游艺活动。
最难忘的还是我们的老邻居，这是一个两口之家的老年夫妇，大概有六七十岁。据他们说有一个女儿，因为出嫁多年，较少来往。所以我们没见过。他们自己讲，老汉曾到过中国、越南等国家，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事，他在法国海军当兵服役。他家里的许多摆设有中国产品印记，这大概是那个时候的产物和情缘。
现在老汉靠卖小人书维持生活，本小利微，囊中羞涩可想而知。他每天艰难地将几箱书搬上搬下，开着三轮摩托车到附近的市场上去卖，他的老伴在家等候着好运。盼望能多赚回一些谋生的钱。像他们这样的情况，在小区里并不多见，这里的居民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家庭，也有少数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在我们眼里，这对老年夫妇属于困难户了。
由于他家住在三楼，我们住在四楼，在同一座门里出出进进，彼此比较熟悉。有时我们路过顺便帮一把，也属平常的事情，他们非常感动。有一次，他们请我们到家里做客，老太太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激动地说：你们真是好人！我们告诉她，我们应当这样做，中国国内的青年都会这样做的。并且顺势向他们介绍了雷锋的故事和崇高精神，他们连连点头，表示完全相信，并伸出大拇指称赞中国青年好。
后来国内“文革”爆发，红卫兵上街造反，法国新闻媒体不断报道这方面情况国。法国的右翼组织煽动反华情绪，我们的住地有那么几个人开始不友好起来。主人的情绪影响到了爱犬，狗仗人势，见中国学生就狂吠不止，有人一气之下打了这只狗，纠纷发生了。第二天，当地的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以“北京的红卫兵在巴黎造反”为题报道了这件事，并且法国外交部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提出了交涉。
对这种小题大做的做法，这里的大多数人是不满的，有的甚至同情或支持我们，特别是那对卖小人书的老年夫妇，非常袒护我们。他们碰到对我们不友好的人，走上前去进行说理争辩，指出：不该把中国国内的事情，迁怒于这里的孩子，这是很不公道的！
在那些与巴黎人相处的日子里，我们亲身感受了当地人的热情好客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特别是那对老年夫妇最真诚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没有忧虑的后勤保障
我们到达巴黎之前，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我们联系好了学校。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没有语言基础，必须先上预科班，过语言关后，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专业。我们分成两批，进了巴黎地区最有培训经验的两所学校。由于这两所学校的性质不同，有公办、私立的区别，收费的标准和方法自然也不同。不过，交费的事不用我们操心，都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替我们办理。
我们很像国内的大学里的走读生，主要区别在于我们是集体行动。每天一大早去学校，中午回家，下午复习功课、做作业。我们的学校离住地比较近。坐车得用半个小时以上。为了我们上学方便，特意配备了专车，还从国内调来一名技术相当精良的司机，准时接送，从未出现过问题。偶尔车辆维修，也能提前的招呼，我们便改乘地铁去学校。
学生内部也有一套管理制度。为了保持同国内政治思想上的联系，给每个班发了一台收音机，晚上黄金时间准时收听国内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学生会也订了几份国内报纸，由于中途旅行时间长，到我们手中时，新闻全部成了过时的消息，所以大家都不爱看。为了保证按时作息，每个房间配置了一个闹钟，专人负责，定时上好发条。第二天早晨铃声一响，都咕辘地从床上爬起来，像军营里的士兵听到起床号一样。
我们的后勤保障工作近乎无可挑剔，学习用的课本、字典、笔记本、圆珠笔等，用不着自己买。课本、字典由办公室统一买来下发，笔记本、圆珠笔、橡皮等用品，放在一个地下室的房间里，每个班有一把钥匙，谁需要什么，任其取用。只要在登记簿上填写一下，就可以拿走。你不用担心，这只是个手续而已，绝对没有“秋后算帐”之说。
由于组织上费尽心计，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麻烦和干扰，能够全神贯注地安心学习。我们从未迟到早退过，而且学习都很刻苦，学习成绩也不错，多次受到校方领导和任课老师的称赞。他们认为，“像中国学生这样聪明、勤奋、守纪律的学生是不多见的！”
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十七八岁，许多人是第一次远离家乡父母。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的形成了重视故土亲情的传统美德，使馆领导非常理解和尊重同学们的这种思念家乡父母的感情。
每逢中国传统佳节到来，使馆的同志们都有表示，如端午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腊八节送八珍米。尤其是过大年，使馆领导用车接我们到使馆一起包铰子，搞游艺活动，其乐融融。平时，使馆的管理很严，对我们却网开一面，周末我们常去使馆礼堂听报告、看国内送来的新电影。
学生会很重视同学们的业余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先后组织我们参观了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凡尔赛宫，以及在外省的枫丹白露纪念馆。这个馆里有一个中国馆，展示着当年法国殖民主义者掠夺的中国金银珠宝、珍贵文物，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为了学习活的语言，我们还参加了中国在巴黎博览会的建馆和展出工作，有时也去附近的一个森林公园散步，找机会同当地游客进行对话聊天。
我们还把国内的一些生活习惯带到这里。比如，做课间操，定时听新闻广播，大唱革命歌曲、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等。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地下室的演出，为了预防出现扰民问题，我们将门窗关得严严的，还用黑布罩起来，一点光都不许透露。自编自演、自娱自乐，节目虽然水平不齐，南腔北调，具有家乡特色，到也演得自由，听得亲切，别有一番韵味。
有些同学身怀绝技，多才多艺，具有一定表演天赋。有一个政治讽刺意义的“活报剧”。内容是表现一个下台不久的大国领导人，曾在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上气急败坏，当即脱下皮鞋狠狠地敲打演讲台，在群众的一片驱赶声中，狼狈地滚下台。几个同学演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不止。在当时的条件下，用我们的标准看，无论是政治性还是艺术性，都够得上一定水平。
玫瑰园还是外地同学和国内来访者的“家”。在里昂、汉纳、格雷诺贝尔等地大学里学习的学长们来巴黎办事，都住在这儿。一些进修生和学者也常往来于法国的大学和玫瑰园之间。有时床位紧张了，我们就挤在一起，或是找个垫子睡在地毯上。他们都把我们当作小弟弟小妹妹一样，无话不谈，我们有不明白的事情也乐意向他们求教，亲密地像一家人一样。
1996年，留法学生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上半年的业务学习经验交流会，另一次是下半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交流会，都是在巴黎开的，两次会议在同学中影响很大。像这样的会议，在当时的留学生工作中是不多见的。使馆领导巧用心思，循循善诱，提高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增强了凝聚力，也增进了同学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风流云散情未了
在“文革”初期，国内学生运动汹涌澎湃的情况下，国外的留学园区却相对缓和得多。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这些条件主要有，中央关于驻外人员“在国外不能搞运动”的指示是正确的；使馆领导贯彻中央指示是认真的；留学生中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成效的；留学生们的整体素质是比较好的。这些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环境，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了些弯路。1967年1月18日，我国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合向驻外使馆发出通知，全部召回我国驻外留学生，理由是回国参加“文革”。
1967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征得毛泽东主席同意的情况下，打算重派1965届留学生出国学习，可是，当时已经没有了适宜的条件和氛围。那时，国内“文革”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错误思潮一浪接着一浪，制造了许多外交麻烦；特别是留学生调回时，未按合同办事，又未征得所在国同意，派往国持不谅解态度。尽管再次出国未成，我们还是非常感谢中央对我们的关心，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那种顾全大局，深谋远虑，契而不舍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并成了我们以后战胜许多困难的鼓舞力量。
以后在当时社会潮流的裹协下，我们只能顺势而动，随波逐流，重返玫瑰园的期待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了消息。玫瑰园作为中国学生居住地的角色，也随着中国学生的撤离，走到了自己的尽头。玫瑰园过早的中断了同中国的情缘，这不是她的过错，是历史留下的遗憾。
我们走后，有人说那里成了使馆招待所，也有人说是卖掉了，从此与中国再也无缘。我每逢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都一阵酸痛。因为那里是我们寄托过理想和希望的地方；那里给过新中国初入西方的学子关爱和深情；更重要的是，那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率先成为中法两国乃至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交流的出发点之一，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編/小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