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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欢 rwzkshangye@163.com
旅法学者陈彦有“中法文化摆渡人”之称。他是武汉大学的工农兵学员，1977年毕业后留校。第二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考取本校世界史专业，师从吴于廑教授。1982年到法国进修，五年后获得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在母校历史系任教，感觉学术上的束缚多多，于是再度出走，到法国定居，曾执教于里昂第三大学、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1989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成立中文部，陈彦应聘为记者，后来成为中文部主任。
我认识陈彦已经很久了。在香港《明报》编理论版的时候，经常看到陈彦在《信报》上发表精彩绝伦的国际评论，就到处打听此人是何人。甘阳给了我联系方法，就去信邀其为《明报》写评论专栏，以后陈彦就用“严忱”的笔名频频来稿。久而久之，我们从编者和作者的关系变成了通信朋友，经常交换一些对时局的看法。后来我还应他的邀请成为“法广”特约记者，每星期播出一档专栏节目，整整做了两三年。
第一次见陈彦已是我离开《明报》之后。他途经香港回国探亲，约他来家里做客。我到地铁站去接陈彦，尽管素未谋面，但因其一派学者风范，使我在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路上告诉他，我太太也在巴黎待过几年。他问了我太太的姓名，才知道原来是熟人，于是我们的关系更亲近了。此后，他每年路经香港回去探望父母，我们都会见面聊天。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法德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法德模式不同于英美模式，更强调国家的力量和人的干预，而不是任凭市场主导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人是社会的主体，国家则维持社会公平。
2005年，陈彦与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欧盟创始人之一贝尔多恩、原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等共同创建了中欧社会论坛，并担任论坛基金会执行主席。这是一个中国与欧洲社会民间对话的平台。10月，首届论坛在广东南沙举行，陈彦邀请我去参加。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欧洲第一次广泛的民间交流。我们一直以“西方”和中国对应。其实，西方有两个，西欧和美国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三十多年来，我们基本上学的是美国，与其说是西化，不如说是美国化。其实，中国和西欧的社会形态更相近：同样是地少人多，历史悠久，也许西欧的借鉴意义更大。
2007年5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届论坛更是大手笔。在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资助下，近千名来自欧洲及中国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和社会各阶层代表，分成45个小组在欧洲的23个城市设立的分会场展开4天对话，开创了中国和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社会对话”。陈彦邀我参加对话，分在“中欧个人观与社会观比较”小组，和来自法、德、英、 捷克等国的学者共聚一堂，展开了有趣的讨论。那一次，我曾问陈彦为什么花那么多精力去组织这样的论坛。他说：“对话是一种共同解决问题的民主方式。中国与欧洲民间的对话并不充分，所以建设论坛就很有必要。同样，我相信中国社会内部也应该展开积极的交流与对话，因为当下差异的鸿沟使中国已经有了风险社会的征兆，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话与弥合是重要的。”
近20年来，旅居法国的陈彦已融入主流社会，在文化与思想领域颇有建树，同时也是中法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他从研究法国史学思潮开始，转向社会、政治思潮的研究。
前两年，他从“法广”退休后，任职于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更频繁地来往于中法两国。陈彦说：长期以来，欧洲对中国图书的引进多局限于文学，但这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思想，而是中国思想界的声音没有传达到西方。另一方面，法国思想界在中国虽有地位，但作品大多是从英文转译，经常走样，甚至从选译开始便有一种二手的偏见；另一方面，许多作品是学法语专业的人翻译的，但他们没有经过思想界的专业训练，无法准确表达原著的意思。陈彦正在为北京三联书店主编一套“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丛书，同时也担任法国“L’Aube”出版社“同中国一起思考”丛书主编，希望保持文化交流上的平衡。陈彦作为中法文化摆渡人，着力于沟通双方学界的思想，让中国与欧洲都能理性地倾听彼此的心声。
旅法学者陈彦有“中法文化摆渡人”之称。他是武汉大学的工农兵学员，1977年毕业后留校。第二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考取本校世界史专业，师从吴于廑教授。1982年到法国进修，五年后获得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在母校历史系任教，感觉学术上的束缚多多，于是再度出走，到法国定居，曾执教于里昂第三大学、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1989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成立中文部，陈彦应聘为记者，后来成为中文部主任。
我认识陈彦已经很久了。在香港《明报》编理论版的时候，经常看到陈彦在《信报》上发表精彩绝伦的国际评论，就到处打听此人是何人。甘阳给了我联系方法，就去信邀其为《明报》写评论专栏，以后陈彦就用“严忱”的笔名频频来稿。久而久之，我们从编者和作者的关系变成了通信朋友，经常交换一些对时局的看法。后来我还应他的邀请成为“法广”特约记者，每星期播出一档专栏节目，整整做了两三年。
第一次见陈彦已是我离开《明报》之后。他途经香港回国探亲，约他来家里做客。我到地铁站去接陈彦，尽管素未谋面，但因其一派学者风范，使我在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路上告诉他，我太太也在巴黎待过几年。他问了我太太的姓名，才知道原来是熟人，于是我们的关系更亲近了。此后，他每年路经香港回去探望父母，我们都会见面聊天。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法德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法德模式不同于英美模式，更强调国家的力量和人的干预，而不是任凭市场主导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人是社会的主体，国家则维持社会公平。
2005年，陈彦与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欧盟创始人之一贝尔多恩、原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等共同创建了中欧社会论坛，并担任论坛基金会执行主席。这是一个中国与欧洲社会民间对话的平台。10月，首届论坛在广东南沙举行，陈彦邀请我去参加。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欧洲第一次广泛的民间交流。我们一直以“西方”和中国对应。其实，西方有两个，西欧和美国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三十多年来，我们基本上学的是美国，与其说是西化，不如说是美国化。其实，中国和西欧的社会形态更相近：同样是地少人多，历史悠久，也许西欧的借鉴意义更大。
2007年5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届论坛更是大手笔。在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资助下，近千名来自欧洲及中国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和社会各阶层代表，分成45个小组在欧洲的23个城市设立的分会场展开4天对话，开创了中国和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社会对话”。陈彦邀我参加对话，分在“中欧个人观与社会观比较”小组，和来自法、德、英、 捷克等国的学者共聚一堂，展开了有趣的讨论。那一次，我曾问陈彦为什么花那么多精力去组织这样的论坛。他说：“对话是一种共同解决问题的民主方式。中国与欧洲民间的对话并不充分，所以建设论坛就很有必要。同样，我相信中国社会内部也应该展开积极的交流与对话，因为当下差异的鸿沟使中国已经有了风险社会的征兆，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话与弥合是重要的。”
近20年来，旅居法国的陈彦已融入主流社会，在文化与思想领域颇有建树，同时也是中法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他从研究法国史学思潮开始，转向社会、政治思潮的研究。
前两年，他从“法广”退休后，任职于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更频繁地来往于中法两国。陈彦说：长期以来，欧洲对中国图书的引进多局限于文学，但这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思想，而是中国思想界的声音没有传达到西方。另一方面，法国思想界在中国虽有地位，但作品大多是从英文转译，经常走样，甚至从选译开始便有一种二手的偏见；另一方面，许多作品是学法语专业的人翻译的，但他们没有经过思想界的专业训练，无法准确表达原著的意思。陈彦正在为北京三联书店主编一套“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丛书，同时也担任法国“L’Aube”出版社“同中国一起思考”丛书主编，希望保持文化交流上的平衡。陈彦作为中法文化摆渡人，着力于沟通双方学界的思想，让中国与欧洲都能理性地倾听彼此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