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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蔡国强——北京奥运会在天空踩下29个大脚印烟花的家伙。“这个作品包括29个烟花做出的大脚印，每个脚印代表一次奥运会，在北京的天际上走过，通往国家体育场。这29个脚印是连续放出的，总共为15公里，或者9.3英里，用时63秒。”蔡国强说。那些焰火和从前的不太一样：精致、节制、高雅，有一种内在的规律。
火药成为了他的画笔，爆炸则是他的创作手段。在奥运会之前，他已经“炸”过不少国家，在国际上，他被称作“爆炸艺术家”，他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创作的“烟花雕塑”曾创下10亿人同时欣赏的纪录。
10亿双眼睛对他来说，还远远不够。《延长长城一万米》是做给太空居民看的，蔡国强为此用了约一万米的导火线。德国的“麦田怪圈”，用了90公斤火药，1300米引信，一台测震仪、一台脑电图扫描仪和一台心电图扫描仪。
在眼下一大群热衷于制造惊人作品的国际艺术明星中，蔡国强卓尔不群。他的确想像米开朗基罗绘制西斯廷教堂的天顶那样绘制天空，只不过用的是火药和火光。火药的爆炸声，能让世界听见，烟火的光亮，能让世界看见。“要给艺术留有空间，要给艺术家留有空间，要让艺术品跨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能够给人共鸣的东西。”他说。
草根力量
陈丹青曾评论蔡国强的作品有一股“草根力量”，蔡国强打趣回应：“好像不错，我就是比较土的。有一种草根性。”草根性带来的是作品中对故乡的依恋，一颗质朴的童心，也正因此，蔡国强认为，“我的艺术在全世界都能得到很多共鸣。”他的展览经常打破当地最多人参观纪录，对当代艺术来说，这并不常见。
“不是说我的艺术多么了不起，只是我的艺术里面有一种草根的力量，这跟我个人的好奇、童心、表现艺术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成为普通民众能够共鸣的。放在不同的文化的世界，在多哈，在乌克兰，在巴西，在美国，在欧洲，反正人们很容易跟我的作品发生对话和思考。”蔡国强说。在创作《农民达芬奇》的时候，他写“我是农民的儿子”，最后加了一句话，“不，我就是一个农民。”这句话让他觉得很安心。
在很多人看来，蔡国强之所以名扬世界，是因为作品中用了四大发明的“火药”，蔡国强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外国人的思想中，就算知道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也不会关注他的艺术，“就像人们品论红酒的时候，并不会在意红酒是哪一个国家发明的。”
重要的是用得好不好，以“草船借箭”作品为例，不仅仅是运用了火药，从造型上、装置的魅力艺术上，都有不一样的设计。“我要是有什么中国的东西跟世界不同的文化沟通发挥了作用的话，我感觉这还是一种包容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许是一种古代的儒家精神，要包容，也包括承认矛盾，容忍自己作品里面存在矛盾的精神。”
从中国传统中学到的，更多来自哲学层面。蔡国强在德国的作品《99只撞向玻璃墙的狼》，刻画了99只仿真的狼以不惜往返的形态撞向一堵玻璃墙的画面。这跟中国并没有关系，德国很注重狼的集体性和它的力量，艺术家也有很多有关狼的作品，但蔡国强做了一堵玻璃墙，表现看得见的墙容易拆，看不见的墙更难拆，跟柏林的历史文化发生对话。同时每个人也都从这些狼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忙忙碌碌、生活的盲目。
爆炸的隐喻
童年的蔡国强，家住泉州，与台湾隔海相望。小时候，耳边时不时会传来发射炮弹的炸裂声，这是他关于爆炸的最初体验。
蔡国强的父亲喜欢收藏，精通书法，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珍藏的书本画作都成了“定时炸弹”。他开始在地下室焚烧珍贵的藏品，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只在夜里烧。藏品烧完了，父亲为了避祸离开家庭，在败落的尼姑庵找到藏身之地，一位90岁的老居士给他提供了避难所。在那里，父亲拿着木棍，在地上的水坑里写大字。水分蒸发，大字消失，留下的是父亲对艺术的爱好，而在儿子身上，水中的大字化成了天上的火光。
蔡国强深受中国道家思想影响，他认为“灵魂媒介”沟通着物质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也传递着类似的声音，这个声音连接着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风水和量子物理。在中国，人们出生、死亡、结婚都要放鞭炮，他感觉到某种隐喻：爆炸的热烈勾连着意识与物质、人类和宇宙。
在往后的作品中，他一直试图将这种声音传递到世界。
20世纪80年代末，蔡国强离开中国前往日本，更深切体会到了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奥妙。在广岛和长崎，核爆的残骸让他看到了爆炸的黑暗一面。从此他开始漫长的艺术尝试：他曾在内华达原子试爆场尝试创作非放射性的“蘑菇云”，希望能“驱邪”，赶走过去及未来可能产生的真正蘑菇云。
后来创作的《地球也有黑洞》获得了日本文化大奖广岛奖。他写道：“这个爆炸作品是在长岛中央公园进行的，距原子弹轰炸地点不远。我在公园中央挖了一个洞，然后用114个位于不同高度的氦气球将2000米的引信和3公斤的炸药保持在空中，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直径100米的螺旋，以模仿天上星星的轨道。然后引信从最高和最外圈点燃，向下向内燃烧，消失在公园中央的‘黑洞’中。爆炸的声音很大，撼动了整个城市。我的意思是要表明，在利用核能量的同时，人类也在地球上制造出了自己的黑洞，跟天上的黑洞互为映衬。”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蔡回到日本，核能再次成为他的创作主题。对他来说，挑战在于将看不见的东西变成可见的。“问题在于你不可能像看见火药爆炸后的黑烟那样看见放射波。”他找到了一种可怕但美丽的手段。“我在那儿帮助当地人种了许多樱树。”种得非常密集，这样从空中也可以看见。他种了2000株，但希望最终能够种10万株，期望樱花因土壤中的放射性发生变异，让人们看到人性是怎样毒害了自然。
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这意味着他找到了一种手段，通过根植于地球的视觉艺术来表达悲剧性。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场面，不具备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但这，或许已经够了，作为一名艺术家，能有什么比想象力、创造力更重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