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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说真话的人,一些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的人,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少人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凡說:我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老人,有老婆,有孩子,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受株连的后果。当时的环境使得他和其他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
俗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8年夏秋两季,在全国范围内,粮食“卫星”越放越大。毛泽东心情越来越愉快,而地方的干部和科学家面临的压力,则越来越大。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原本是一位注意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的高级干部。1958年7月在中南区五省农业协作会议上,兄弟省之间相互攀比增产指标非常激烈。
其中,河南省的高指标最为惊人,而广东省明显落后,有人甚至和陶铸开玩笑说:“你们广东还是只乌龟在后面爬!”陶铸在强大压力下坐不住了,回到广东就和其他负责同志说:“再不浮夸就是态度问题了。”
他立即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提出1958年全省晚稻要达到平均亩产600公斤,粮食总产量300亿公斤的高指标。为实现高指标,他进一步贯彻以“密植”为中心的多项技术改革(包括良种等)。他的高指标,以及盲目的高度密植,在广东种植辽宁高产的粳稻等,受到丁颖等科学家的质疑批评。
7月18日,陶铸写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长文刊于1958年8月《红旗》杂志。文章写道:“不久以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有趣的短文,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这说明了农业的生产潜力有多大。”陶铸在文中不点名地把质疑、批评、反对他的科学家批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殊途同归的。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罗宗洛,认为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水稻、小麦单季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几万斤等是不可信的,并且不同意研究所有些人士提出的放弃植物生理学研究工作,去总结这些不可靠的高产经验的主张。他的这些意见在研究所内引发激烈争论。作为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被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对他的批判大小会持续不断,如狂风骤雨一般。
但罗宗洛没有被压服,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据理力争。上海分院某领导人只好动员罗宗洛的好朋友朱洗,向他转达警告:这是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罗宗洛只好不再申辩了。他保持沉默,但拒不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错误。
在全国科联丰产座谈会开过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从事甘薯育种研究的以凡同志私下对我说,一亩地单季产稻麦5万斤6万斤、甘薯几十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他算过细账,拿白薯来说,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每个白薯长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7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斤,就相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土地之内,这根本不可能。
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说真话的人,一些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的人,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少人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凡说:我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老人,有老婆,有孩子,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受株连的后果。当时的环境使得他和其他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
历史教训不该忘记
反右派、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给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损失,大大挫伤了研究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为了扭转极左的不良作风,恢复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并且由国家科委于1962年2月16日至3月12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有几位领导同志在广州会议的大会上或小组会上,对自己做的过头事或说的过头话进行了自我检讨和批评。他们这样做,不仅没有降低自己的威信,反而拉近了同科学工作者的距离。
1993年3月,中国科学院内部刊物《院史资料与研究》第一期,刊发了我的回忆文章《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当时,我在文中只写“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提出科研机构同农民竞赛种高额丰产田,如果比不过农民就要被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
曾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过的李佩珊同志问我那人究竟是谁,我告诉她是于光远同志。同年11月,《院史资料与研究》编辑部李真真同志,就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问题,访问于光远、李佩珊同志,在谈到“大跃进”时期的几件事时,李佩珊提起“摘牌子”的事,于光远自我批评说:“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会上指标越比越高,小麦亩产能到六万斤。我又觉得太玄了,就说“一万斤也不错嘛!”其实同他们的三万斤、六万斤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反映那次会议,但没有发表。这时期我还在《红旗》上发表过一篇讲小麦高产意义的文章,可见我的积极性。这都是我那时头脑发热干出来的事。”
说白了,虚报粮食产量放“卫星”,是各级干部层执行各自上级指示取得政绩之举。农民是不愿意做这种违心事的,因为他们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会招来横祸。“高指标”之后是“高征购”,向农民征收粮食不按实际产量,而是凭干部强迫虚报的“高指标”。在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大部分被强行收走后,整个中国,尤其是农村,很快即从“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梦境,掉入粮食严重短缺,吃不饱、浮肿病、饿死人的深渊。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俗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8年夏秋两季,在全国范围内,粮食“卫星”越放越大。毛泽东心情越来越愉快,而地方的干部和科学家面临的压力,则越来越大。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原本是一位注意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的高级干部。1958年7月在中南区五省农业协作会议上,兄弟省之间相互攀比增产指标非常激烈。
其中,河南省的高指标最为惊人,而广东省明显落后,有人甚至和陶铸开玩笑说:“你们广东还是只乌龟在后面爬!”陶铸在强大压力下坐不住了,回到广东就和其他负责同志说:“再不浮夸就是态度问题了。”
他立即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提出1958年全省晚稻要达到平均亩产600公斤,粮食总产量300亿公斤的高指标。为实现高指标,他进一步贯彻以“密植”为中心的多项技术改革(包括良种等)。他的高指标,以及盲目的高度密植,在广东种植辽宁高产的粳稻等,受到丁颖等科学家的质疑批评。
7月18日,陶铸写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长文刊于1958年8月《红旗》杂志。文章写道:“不久以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有趣的短文,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这说明了农业的生产潜力有多大。”陶铸在文中不点名地把质疑、批评、反对他的科学家批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殊途同归的。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罗宗洛,认为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水稻、小麦单季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几万斤等是不可信的,并且不同意研究所有些人士提出的放弃植物生理学研究工作,去总结这些不可靠的高产经验的主张。他的这些意见在研究所内引发激烈争论。作为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被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对他的批判大小会持续不断,如狂风骤雨一般。
但罗宗洛没有被压服,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据理力争。上海分院某领导人只好动员罗宗洛的好朋友朱洗,向他转达警告:这是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罗宗洛只好不再申辩了。他保持沉默,但拒不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错误。
在全国科联丰产座谈会开过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从事甘薯育种研究的以凡同志私下对我说,一亩地单季产稻麦5万斤6万斤、甘薯几十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他算过细账,拿白薯来说,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每个白薯长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7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斤,就相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土地之内,这根本不可能。
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说真话的人,一些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的人,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少人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凡说:我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老人,有老婆,有孩子,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受株连的后果。当时的环境使得他和其他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
历史教训不该忘记
反右派、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给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损失,大大挫伤了研究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为了扭转极左的不良作风,恢复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并且由国家科委于1962年2月16日至3月12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有几位领导同志在广州会议的大会上或小组会上,对自己做的过头事或说的过头话进行了自我检讨和批评。他们这样做,不仅没有降低自己的威信,反而拉近了同科学工作者的距离。
1993年3月,中国科学院内部刊物《院史资料与研究》第一期,刊发了我的回忆文章《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当时,我在文中只写“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提出科研机构同农民竞赛种高额丰产田,如果比不过农民就要被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
曾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过的李佩珊同志问我那人究竟是谁,我告诉她是于光远同志。同年11月,《院史资料与研究》编辑部李真真同志,就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问题,访问于光远、李佩珊同志,在谈到“大跃进”时期的几件事时,李佩珊提起“摘牌子”的事,于光远自我批评说:“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会上指标越比越高,小麦亩产能到六万斤。我又觉得太玄了,就说“一万斤也不错嘛!”其实同他们的三万斤、六万斤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反映那次会议,但没有发表。这时期我还在《红旗》上发表过一篇讲小麦高产意义的文章,可见我的积极性。这都是我那时头脑发热干出来的事。”
说白了,虚报粮食产量放“卫星”,是各级干部层执行各自上级指示取得政绩之举。农民是不愿意做这种违心事的,因为他们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会招来横祸。“高指标”之后是“高征购”,向农民征收粮食不按实际产量,而是凭干部强迫虚报的“高指标”。在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大部分被强行收走后,整个中国,尤其是农村,很快即从“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梦境,掉入粮食严重短缺,吃不饱、浮肿病、饿死人的深渊。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