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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还在大开赌场（法租界的几大赌场均由杜月笙保护），但到了1931年，他名下的企业已经非常之多。全盛時期，杜月笙担任董事长的企业、工厂、单位，就有56个，加上其余常务董事、董事、理事等，更为可观。初步统计，他叫得上号的本兼各职（当然是正副职务）一共达到一百三十余个。
这些转变，是从他靠上南京党政势力以后开始的，具体地说，是以1929年中汇银行开张为起点。
由黑转白：
政商暗结大发横财
1928年，杜月笙开始筹备成立中汇银行，并自任董事长。这是他由以往走私鸦片和经营烟馆、赌台等黑社会事业转向“上流社会”的起点。杜月笙始终不甘于做一个“黑社会老大”，而要跻身上流社会，尽贩卖鸦片总不是办法。所以，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另外，杜月笙的场面已经做得很大，其经济开支日益膨胀，而随着他从烟赌两行逐渐退出，原有的收入大减，盘子有点兜不转了，这时需要有挪用、透支的银行账户。如此，他必须有几个正经行当可以充充门面，有几个体面头衔可以炫耀炫耀。他的做法就是以银行业为起点，改变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使他真正进入上流社会。很快，中汇银行于1929年正式开张。
据说，中汇银行还有一笔特殊的资金来自法国驻沪总领事柯格霖。这位领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脑满肠肥，将搜刮来的大笔钱财也存入“老搭档”的银行，自然不用担心会有露馅之虞。
此外，杜月笙的老本行——烟赌的摊档老板无不是腰缠万贯，杜月笙只要招呼一声，他们的巨额流动资金都从别的银行、钱庄转入中汇。于是，杜月笙的银行一开张，在银行界就声名鹊起，凭借这一炮，杜月笙在银行业站住了脚。
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可见和北洋势力渊源深远）。1935年5月，通商银行出现了挤兑危机。杜月笙以常务董事的身份出面维持，危机终于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改推杜月笙为董事长，使他取得了通商银行的控制权。
不过，知情人说，本来这次挤兑风潮，就是宋子文等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势力和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们先让人在银行存下大笔款项，然后突然提款，让银行措手不及（因为银行大笔资金投在营业大厦上），同时警告别的同业，不要给通商银行拆借。这样一来，这银行的现金自然断档，只得上门求杜月笙“排忧解难”。
“解铃还需系铃人”，杜月笙给人家下的套，解起来还不容易？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从建政开始，就在想方设法控制全国尤其是上海的金融命脉，而杜月笙则和这股势力合谋，趁机坐大。
步入商界：
轮船面粉风生水起
旧上海形容杜月笙发迹靠的是“三杨开泰”，指杨度、杨志雄、杨管北这三人做他的谋臣策士。从1931年开始，杜月笙全面插足上海的工商业，在自己银行家的头衔上又摞上顶实业家的帽子。
这一年，由杨管北开路，帮杜月笙打进状元实业家张謇和他三哥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杜月笙从此成了水运行业的龙头之一，很快控制了长江的航运产业。杨管北趁大达公司遇到困难时，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购大达的股票。
1933年新董事会开会酝酿董事长人选时，杜月笙指使青帮头目戴步祥率领徒众抢做大达码头的工头，把原工头张金奎及徒众赶出码头。双方发生械斗，警察局长蔡劲军亲自带了大批武装警察弹压，大达码头被封锁起来，轮船无法装卸货物，营业几乎瘫痪。
在这种僵局之中，双方反复谈判，尤其是与张、杜两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从中调解，杜月笙如愿以偿担任董事长，执掌了大达公司的管理权。杜月笙就此巩固了其航运业的地位。
当时面粉业为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这使杜月笙生了觊觎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1931年他在赌场大败亏输，迫于无奈宣告要将华丰出卖，杜月笙仅以109万元的低价将其纳入囊中，而实际上，这笔钱也不是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他也掏不出。这时正值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解除通缉后从北方回来，为“报答”杜月笙，同意以极低的利率向杜放贷。
杜月笙买到华丰面粉厂后，便把目光放到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上。这个位置可制约大江南北数省的面粉贸易。
当时，在面粉业交易所掌握实权的是交易所常务理事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荣氏兄弟是无锡人，早在光绪年间就在上海开设钱庄，并投资于面粉业。他们开办的面粉厂，多达几十家，创出有名的“兵船牌”面粉。杜月笙想凭一厂之力夺取面粉业领导宝座，难度甚大，所以必须另出奇谋。
适逢1931年国民政府裁撤厘金，改为统税制，这反而加重了面粉商的负担。
杜月笙抓住这一机会，亲自跑到三省面粉业公会活动，为减轻同业的负担而奔走呼吁。他的智囊团想出一招，写了一篇致国民党中央的呈文，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要求特准“补助内地实业”，减税50%。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长张寿镛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也都与杜交情匪浅，“交关要好”，请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不过是“闲话一句”。
自然，杜月笙的呈文一级级畅通无阻，最终水到渠成地取得批准。各厂商对杜月笙自是感激不尽。于是，在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东大会上，杜月笙在改选中名列榜首，成为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杨管北被选为常务理事。
稳固地位：
上海三界呼风唤雨
杜月笙跻身于金融、工商界之后，又对上海滩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华人商界组织——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发生了兴趣。此时担任会长的是虞洽卿，他其实和杜月笙关系还算融洽。
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都超过了杜月笙。这样的人，杜月笙要直接将他拉下马来，取而代之，一时之间恐难奏效。经过再三盘算，他决定将一个可资利用的人选王晓籁作为替身，将其推上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宝座。
在杜月笙的筹划和力推下，王晓籁继任市商会会长。此后，王晓籁对杜月笙更是言听计从，而上海市商会也就纳入了杜月笙影响力之范围内。
当时的上海工会有“黄色工会”和“红色工会”之分，前者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后者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调解工潮，但次数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从他的门生朱学范等人掌管工会后，他出面调解工潮的次数越来越多，范围遍及全上海。当时国民党的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资本家对抗，于是工会的朱学范等人就请出杜月笙这尊门神来撑腰。杜月笙出面说话，谁都要卖面子。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开祠以后，声势如日中天，这也和他经常出面调解工潮有关。
因为这些工运领袖每次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工潮后，总要号召各大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也就乐得出马排忧解难。罢工积极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帮会的威胁，只要朱学范请杜月笙出面，总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门铐进警察局，朱学范打着杜月笙的名义从后门将这些人保出来。
杜月笙从黑转白的手段非常高明。他总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他的青帮势力，在经济界、产业界的各种冲突中以“中间人”、“调解人”进而是“主持人”的身份来“排忧解难”，而这些“忧难”暂时解决之后，卷入纠纷的几方势力都发觉，他们自此再也离不开这位大热心人“杜先生”了，否则又将事无宁日。杜月笙总是使自己处在三角形的顶角位置，跨在另两个对立的角上面，安稳地建构他的权力金字塔。
（《看历史》2013年第6期）
这些转变，是从他靠上南京党政势力以后开始的，具体地说，是以1929年中汇银行开张为起点。
由黑转白：
政商暗结大发横财
1928年，杜月笙开始筹备成立中汇银行，并自任董事长。这是他由以往走私鸦片和经营烟馆、赌台等黑社会事业转向“上流社会”的起点。杜月笙始终不甘于做一个“黑社会老大”，而要跻身上流社会，尽贩卖鸦片总不是办法。所以，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另外，杜月笙的场面已经做得很大，其经济开支日益膨胀，而随着他从烟赌两行逐渐退出，原有的收入大减，盘子有点兜不转了，这时需要有挪用、透支的银行账户。如此，他必须有几个正经行当可以充充门面，有几个体面头衔可以炫耀炫耀。他的做法就是以银行业为起点，改变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使他真正进入上流社会。很快，中汇银行于1929年正式开张。
据说，中汇银行还有一笔特殊的资金来自法国驻沪总领事柯格霖。这位领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脑满肠肥，将搜刮来的大笔钱财也存入“老搭档”的银行，自然不用担心会有露馅之虞。
此外，杜月笙的老本行——烟赌的摊档老板无不是腰缠万贯，杜月笙只要招呼一声，他们的巨额流动资金都从别的银行、钱庄转入中汇。于是，杜月笙的银行一开张，在银行界就声名鹊起，凭借这一炮，杜月笙在银行业站住了脚。
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可见和北洋势力渊源深远）。1935年5月，通商银行出现了挤兑危机。杜月笙以常务董事的身份出面维持，危机终于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改推杜月笙为董事长，使他取得了通商银行的控制权。
不过，知情人说，本来这次挤兑风潮，就是宋子文等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势力和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们先让人在银行存下大笔款项，然后突然提款，让银行措手不及（因为银行大笔资金投在营业大厦上），同时警告别的同业，不要给通商银行拆借。这样一来，这银行的现金自然断档，只得上门求杜月笙“排忧解难”。
“解铃还需系铃人”，杜月笙给人家下的套，解起来还不容易？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从建政开始，就在想方设法控制全国尤其是上海的金融命脉，而杜月笙则和这股势力合谋，趁机坐大。
步入商界：
轮船面粉风生水起
旧上海形容杜月笙发迹靠的是“三杨开泰”，指杨度、杨志雄、杨管北这三人做他的谋臣策士。从1931年开始，杜月笙全面插足上海的工商业，在自己银行家的头衔上又摞上顶实业家的帽子。
这一年，由杨管北开路，帮杜月笙打进状元实业家张謇和他三哥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杜月笙从此成了水运行业的龙头之一，很快控制了长江的航运产业。杨管北趁大达公司遇到困难时，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购大达的股票。
1933年新董事会开会酝酿董事长人选时，杜月笙指使青帮头目戴步祥率领徒众抢做大达码头的工头，把原工头张金奎及徒众赶出码头。双方发生械斗，警察局长蔡劲军亲自带了大批武装警察弹压，大达码头被封锁起来，轮船无法装卸货物，营业几乎瘫痪。
在这种僵局之中，双方反复谈判，尤其是与张、杜两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从中调解，杜月笙如愿以偿担任董事长，执掌了大达公司的管理权。杜月笙就此巩固了其航运业的地位。
当时面粉业为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这使杜月笙生了觊觎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1931年他在赌场大败亏输，迫于无奈宣告要将华丰出卖，杜月笙仅以109万元的低价将其纳入囊中，而实际上，这笔钱也不是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他也掏不出。这时正值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解除通缉后从北方回来，为“报答”杜月笙，同意以极低的利率向杜放贷。
杜月笙买到华丰面粉厂后，便把目光放到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上。这个位置可制约大江南北数省的面粉贸易。
当时，在面粉业交易所掌握实权的是交易所常务理事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荣氏兄弟是无锡人，早在光绪年间就在上海开设钱庄，并投资于面粉业。他们开办的面粉厂，多达几十家，创出有名的“兵船牌”面粉。杜月笙想凭一厂之力夺取面粉业领导宝座，难度甚大，所以必须另出奇谋。
适逢1931年国民政府裁撤厘金，改为统税制，这反而加重了面粉商的负担。
杜月笙抓住这一机会，亲自跑到三省面粉业公会活动，为减轻同业的负担而奔走呼吁。他的智囊团想出一招，写了一篇致国民党中央的呈文，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要求特准“补助内地实业”，减税50%。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长张寿镛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也都与杜交情匪浅，“交关要好”，请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不过是“闲话一句”。
自然，杜月笙的呈文一级级畅通无阻，最终水到渠成地取得批准。各厂商对杜月笙自是感激不尽。于是，在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东大会上，杜月笙在改选中名列榜首，成为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杨管北被选为常务理事。
稳固地位：
上海三界呼风唤雨
杜月笙跻身于金融、工商界之后，又对上海滩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华人商界组织——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发生了兴趣。此时担任会长的是虞洽卿，他其实和杜月笙关系还算融洽。
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都超过了杜月笙。这样的人，杜月笙要直接将他拉下马来，取而代之，一时之间恐难奏效。经过再三盘算，他决定将一个可资利用的人选王晓籁作为替身，将其推上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宝座。
在杜月笙的筹划和力推下，王晓籁继任市商会会长。此后，王晓籁对杜月笙更是言听计从，而上海市商会也就纳入了杜月笙影响力之范围内。
当时的上海工会有“黄色工会”和“红色工会”之分，前者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后者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调解工潮，但次数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从他的门生朱学范等人掌管工会后，他出面调解工潮的次数越来越多，范围遍及全上海。当时国民党的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资本家对抗，于是工会的朱学范等人就请出杜月笙这尊门神来撑腰。杜月笙出面说话，谁都要卖面子。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开祠以后，声势如日中天，这也和他经常出面调解工潮有关。
因为这些工运领袖每次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工潮后，总要号召各大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也就乐得出马排忧解难。罢工积极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帮会的威胁，只要朱学范请杜月笙出面，总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门铐进警察局，朱学范打着杜月笙的名义从后门将这些人保出来。
杜月笙从黑转白的手段非常高明。他总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他的青帮势力，在经济界、产业界的各种冲突中以“中间人”、“调解人”进而是“主持人”的身份来“排忧解难”，而这些“忧难”暂时解决之后，卷入纠纷的几方势力都发觉，他们自此再也离不开这位大热心人“杜先生”了，否则又将事无宁日。杜月笙总是使自己处在三角形的顶角位置，跨在另两个对立的角上面，安稳地建构他的权力金字塔。
（《看历史》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