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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在中国，不孕不育患者数量已超过4000万，不孕不育率由20年前的3%提高至12%。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合法的、专治不孕不育的医院如雨后春笋;非法的代孕黑市，却也在十数年间发展为庞大的地下产业链。据估计，中国约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成规模的，约有二三十家。多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不约而同地表示，国内对代孕的需求太大，“供不应求”，有的每年业务增长量在30%左右。虽然无法进行统计，对于每年通过代孕诞生的婴儿数量，业内人士估计在5千到1万人以上这个现象，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2015年年初，广东省宣告：拟用一年整治代孕、买卖卵子等行为。同时，央视也以大幅力度制作专题节目，曝光黑代孕产业链。
最后的希望
即便越来越多的城市夫妇对是否有孩子，开始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终究占了上风。
对于那些结婚多年仍不孕不育的夫妻，那些不幸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求子路上充满艰辛与失落。
李艳夫妇的生活几乎可以算是完美：受人尊重的职业，稳定且不菲的经济收入，和谐的夫妻感情。但没有孩子的遗憾，足以抵消大部分幸福感。
李艳最怕亲戚朋友問到孩子的事，“我们都快抬不起头了。”医院检查发现，她的子宫在做流产手术时受过创，导致几度出现习惯性流产。多年来，为了要个孩子，她一直咬牙接受着痛苦的人工授精手术，家里经年弥漫着古怪的中药味道，“我母亲为了替我求子，每天在家里爬楼梯叩头。”即便如此，医生依然遗憾地告诉她：也许只能等奇迹了。
他们不想领养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代孕，成了夫妻俩的救命稻草，“我们不在乎男女，只要是自己的孩子就行。”
2013年3月，李艳夫妇开始接触代孕公司——在百度上只要输入“代孕”，跳出的结果足有几十万条。用了近一年时间，他们打探和比对了几家“口碑不错”的机构后，最后选择了广州的“宝贝计划”。
各有所图
2014年2月，李艳夫妇来到广州，刚下飞机就被“宝贝计划”的人带上了一辆车，前往机构办公点——城光大厦。“这栋大厦人很少，10楼的办公室面积有两三百平方米，工作人员大多是90后模样的年轻人，一人一台电脑，忙着在网上应付全国各地求子的夫妻，像淘宝客服一样。”会客厅内已经有好几对夫妇正在仔细阅读和签署协议。
尽管在中国，无论多“严谨”的代孕协议，其实都不具备法律效应，一旦出现纠纷，客户只有自认倒霉。
求子的原因除了不孕不育，还有更多让李艳感到诧异的情形。她注意到一位三十岁左右穿着讲究的女性。“这些事一般都有老公陪着，只有她是独自一个人。”虽是初次相识，对方却挺豪爽地道出缘由：“和男友同居多年，都是不婚主义。现在事业正处于上升期，没有时间怀孕，也不想让身材因怀孕而走样。”
还有一对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夫妇，李艳本以为他们是替子女打探情况。但女方与工作人员的对话让她听出了端倪：这是一对失独夫妇，妻子坚持要求用自己的卵子、以试管胚胎的方式实行代孕，工作人员却以她年龄大了、取卵风险大为由，要求购买第三方卵子。前者只需要花费60万元，后者的费用却陡增到100万元。
跟所有前来的夫妇一样，交了1万元现金，李艳也和一位工作人员签订了协议。协议上标出每一阶段的费用——选代孕妈妈是一步，三方身体检查是一步，胚胎着床是一步……每一步都明码标价，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除此之外，怀孕成功后，每个月都要负责代孕妈妈的营养费、生活费等。如果孩子顺利生产，李艳前来“抱孩子”时，还要再付7万元，“最后也差不多是60万元。”
当天下午，李艳被带去选代孕妈妈。所谓挑选，不过是和挑选出的几个代孕候选人简单聊几句，连对方的体检报告也看不到。因为公司称“每一个都很抢手”，不快点确定，就会被其他人选走。
为了证明这点，公司会同时安排几对客户一起挑选。和李艳夫妇一起的，是一对来自湖南的商人夫妻。他们结婚二十多年，育有两个女儿，需要有个儿子来传承香火和事业，“也许是怕老公在外面有私生子，妻子就主动提出找代孕。”李艳打探到。
这些租赁子宫的客户还互相传授经验：最好的代孕母亲，不要那种漂亮出挑的，只要五官端正、身体健康，长相气质一般、性格老实的最好，“可以避免很多麻烦。”李艳最后挑选了一位貌不起眼的24岁女孩，“一切都好，就是下巴有点上翘。”
几天后，公司派人将李艳等几对夫妇领到广州大道北一家私人牙科诊所进行“取样”（即取精子和卵子）。几对夫妇中，有人已经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来了，因为“代妈”配对不成功，没能怀上。李艳捏了一把汗，求子心切的她此时也不再觉得60万元昂贵，紧迫的危机感让她有了“只要配对成功，给多少钱都成”的心理。
中介是个黑洞
代孕成功率不是100%，具体多少，李艳并不清楚。公司方的说法是取决于代孕妈妈的身体健康情况，但圈内流传的说法是，最高，其实也只有60%左右。
在焦急的等待后，夫妻俩终于接到配对成功的消息，他们长舒一口气。此时已经过去三个月，他们花去了四十多万元，回到上海后，两人隔三差五就会接到广州的来电，代孕妈妈问诊、产检、交通费、营养费、服装费……她隐约察觉，中介以未来的孩子绑架了自己。
既然代孕妈妈状况不好，为什么还要投钱？李艳夫妇在群里问大家。从七嘴八舌的答案中她发现，原来大家都有过相似经历。
“中介给我们说，如果再不打钱，就马上让代孕妈妈流产。我们觉得怎么可能，就没打钱，结果不久后真传来了代孕妈妈流产的消息。”网友“三生三世”说。流产后，她拿着协议找公司讨说法，对方不理不睬。而那张协议不受法律保护，她拿对方没辙。
钱没了，孩子也没了，“宝贝计划”反倒以“受害者”身份找到客户要求赔偿，并同时推介第二套方案：重新找代孕妈妈。这意味着客户要重新支付所有费用。
李艳和丈夫拒绝了这样的要挟，他们不希望孩子在父母的怨气中来到人世，而且这样的交易会给以后留下诸多后遗症。
他们了解到那对湖南夫妇遭遇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中介对“包男孩”项目非常残忍，一旦发现是女孩就得人流，然后再换代孕妈妈。他们已经做了4次，花了整整400万元，却还没有如愿。更糟的是群里一对王姓夫妇。他们找的代孕妈妈小红，因为难舍怀胎十月的“母子情”，要求探视，被他们多番拒绝后，毅然将夫妇二人告上了法庭。和群里的人聊得越多，李艳越发对自己的及时收手感到庆幸，“虽然没有成功求子，但至少家庭保住了。”
代孕妈妈变成小三的情况也不少见。长沙一对钟姓夫妇在选择了自然的代孕方式后，丈夫与代孕妈妈在排卵期同居，虽然声称这只是为了求子，但妻子已经察觉到婚姻危机。
“为了孩子，我们都疯了。”李艳感到后怕。
社会学家：“代孕”不如领养
我国现行法律有规定，人的身体器官不能成为商品，不能出租，而代孕实际上就是女性出租自己的子宫，有的甚至出卖女性卵子，这显然违反了法律。
代孕除了违法，还会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孩子的身份问题、“代孕妈妈”的法律地位都很难界定，涉及到的抚养、探视、继承等民事权利都很难得到保障。
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认为，不孕不育虽然痛苦，但代孕并不是上佳选择。它不仅涉及到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普通家庭也难以承受情感和经济上的多重压力。
很多人铤而走险选择代孕，理由是要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但无论是从养老保障、享受天伦之乐的角度出发，还是单纯为了继承香火，从孤儿院领养孩子的风险，其实都小于代孕。选择了代孕，整个家庭将要承担的风险及压力，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
（《家人》2015年3月 汪隽琪/文）
最后的希望
即便越来越多的城市夫妇对是否有孩子，开始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终究占了上风。
对于那些结婚多年仍不孕不育的夫妻，那些不幸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求子路上充满艰辛与失落。
李艳夫妇的生活几乎可以算是完美：受人尊重的职业，稳定且不菲的经济收入，和谐的夫妻感情。但没有孩子的遗憾，足以抵消大部分幸福感。
李艳最怕亲戚朋友問到孩子的事，“我们都快抬不起头了。”医院检查发现，她的子宫在做流产手术时受过创，导致几度出现习惯性流产。多年来，为了要个孩子，她一直咬牙接受着痛苦的人工授精手术，家里经年弥漫着古怪的中药味道，“我母亲为了替我求子，每天在家里爬楼梯叩头。”即便如此，医生依然遗憾地告诉她：也许只能等奇迹了。
他们不想领养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代孕，成了夫妻俩的救命稻草，“我们不在乎男女，只要是自己的孩子就行。”
2013年3月，李艳夫妇开始接触代孕公司——在百度上只要输入“代孕”，跳出的结果足有几十万条。用了近一年时间，他们打探和比对了几家“口碑不错”的机构后，最后选择了广州的“宝贝计划”。
各有所图
2014年2月，李艳夫妇来到广州，刚下飞机就被“宝贝计划”的人带上了一辆车，前往机构办公点——城光大厦。“这栋大厦人很少，10楼的办公室面积有两三百平方米，工作人员大多是90后模样的年轻人，一人一台电脑，忙着在网上应付全国各地求子的夫妻，像淘宝客服一样。”会客厅内已经有好几对夫妇正在仔细阅读和签署协议。
尽管在中国，无论多“严谨”的代孕协议，其实都不具备法律效应，一旦出现纠纷，客户只有自认倒霉。
求子的原因除了不孕不育，还有更多让李艳感到诧异的情形。她注意到一位三十岁左右穿着讲究的女性。“这些事一般都有老公陪着，只有她是独自一个人。”虽是初次相识，对方却挺豪爽地道出缘由：“和男友同居多年，都是不婚主义。现在事业正处于上升期，没有时间怀孕，也不想让身材因怀孕而走样。”
还有一对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夫妇，李艳本以为他们是替子女打探情况。但女方与工作人员的对话让她听出了端倪：这是一对失独夫妇，妻子坚持要求用自己的卵子、以试管胚胎的方式实行代孕，工作人员却以她年龄大了、取卵风险大为由，要求购买第三方卵子。前者只需要花费60万元，后者的费用却陡增到100万元。
跟所有前来的夫妇一样，交了1万元现金，李艳也和一位工作人员签订了协议。协议上标出每一阶段的费用——选代孕妈妈是一步，三方身体检查是一步，胚胎着床是一步……每一步都明码标价，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除此之外，怀孕成功后，每个月都要负责代孕妈妈的营养费、生活费等。如果孩子顺利生产，李艳前来“抱孩子”时，还要再付7万元，“最后也差不多是60万元。”
当天下午，李艳被带去选代孕妈妈。所谓挑选，不过是和挑选出的几个代孕候选人简单聊几句，连对方的体检报告也看不到。因为公司称“每一个都很抢手”，不快点确定，就会被其他人选走。
为了证明这点，公司会同时安排几对客户一起挑选。和李艳夫妇一起的，是一对来自湖南的商人夫妻。他们结婚二十多年，育有两个女儿，需要有个儿子来传承香火和事业，“也许是怕老公在外面有私生子，妻子就主动提出找代孕。”李艳打探到。
这些租赁子宫的客户还互相传授经验：最好的代孕母亲，不要那种漂亮出挑的，只要五官端正、身体健康，长相气质一般、性格老实的最好，“可以避免很多麻烦。”李艳最后挑选了一位貌不起眼的24岁女孩，“一切都好，就是下巴有点上翘。”
几天后，公司派人将李艳等几对夫妇领到广州大道北一家私人牙科诊所进行“取样”（即取精子和卵子）。几对夫妇中，有人已经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来了，因为“代妈”配对不成功，没能怀上。李艳捏了一把汗，求子心切的她此时也不再觉得60万元昂贵，紧迫的危机感让她有了“只要配对成功，给多少钱都成”的心理。
中介是个黑洞
代孕成功率不是100%，具体多少，李艳并不清楚。公司方的说法是取决于代孕妈妈的身体健康情况，但圈内流传的说法是，最高，其实也只有60%左右。
在焦急的等待后，夫妻俩终于接到配对成功的消息，他们长舒一口气。此时已经过去三个月，他们花去了四十多万元，回到上海后，两人隔三差五就会接到广州的来电，代孕妈妈问诊、产检、交通费、营养费、服装费……她隐约察觉，中介以未来的孩子绑架了自己。
既然代孕妈妈状况不好，为什么还要投钱？李艳夫妇在群里问大家。从七嘴八舌的答案中她发现，原来大家都有过相似经历。
“中介给我们说，如果再不打钱，就马上让代孕妈妈流产。我们觉得怎么可能，就没打钱，结果不久后真传来了代孕妈妈流产的消息。”网友“三生三世”说。流产后，她拿着协议找公司讨说法，对方不理不睬。而那张协议不受法律保护，她拿对方没辙。
钱没了，孩子也没了，“宝贝计划”反倒以“受害者”身份找到客户要求赔偿，并同时推介第二套方案：重新找代孕妈妈。这意味着客户要重新支付所有费用。
李艳和丈夫拒绝了这样的要挟，他们不希望孩子在父母的怨气中来到人世，而且这样的交易会给以后留下诸多后遗症。
他们了解到那对湖南夫妇遭遇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中介对“包男孩”项目非常残忍，一旦发现是女孩就得人流，然后再换代孕妈妈。他们已经做了4次，花了整整400万元，却还没有如愿。更糟的是群里一对王姓夫妇。他们找的代孕妈妈小红，因为难舍怀胎十月的“母子情”，要求探视，被他们多番拒绝后，毅然将夫妇二人告上了法庭。和群里的人聊得越多，李艳越发对自己的及时收手感到庆幸，“虽然没有成功求子，但至少家庭保住了。”
代孕妈妈变成小三的情况也不少见。长沙一对钟姓夫妇在选择了自然的代孕方式后，丈夫与代孕妈妈在排卵期同居，虽然声称这只是为了求子，但妻子已经察觉到婚姻危机。
“为了孩子，我们都疯了。”李艳感到后怕。
社会学家：“代孕”不如领养
我国现行法律有规定，人的身体器官不能成为商品，不能出租，而代孕实际上就是女性出租自己的子宫，有的甚至出卖女性卵子，这显然违反了法律。
代孕除了违法，还会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孩子的身份问题、“代孕妈妈”的法律地位都很难界定，涉及到的抚养、探视、继承等民事权利都很难得到保障。
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认为，不孕不育虽然痛苦，但代孕并不是上佳选择。它不仅涉及到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普通家庭也难以承受情感和经济上的多重压力。
很多人铤而走险选择代孕，理由是要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但无论是从养老保障、享受天伦之乐的角度出发，还是单纯为了继承香火，从孤儿院领养孩子的风险，其实都小于代孕。选择了代孕，整个家庭将要承担的风险及压力，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
（《家人》2015年3月 汪隽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