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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关于《项脊轩志》，古人的评价已不少了，有代表性的说法是：
予读震川（归有光）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惟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黄犁洲《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
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事，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姚鼐《与陈硕士》）
（震川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王锡爵《归公墓志铭》）
今人关于《项脊轩志》的激赏也不乏见，最有意味、有独见的当属汪曾祺：
……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他的语言更接近口语，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他的《项脊轩志》的结尾：“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平淡中包含几许惨恻，悠悠不尽，是中国古文里一个有名的结尾。
我更为惊奇的是前面的：“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话没有说完，就写到这里。想来归有光的夫人还要向小妹解释何谓阁子的，然而，不写了。写出了，有何意味？写了半句，而闺阁姊妹之间闲话神情遂如画出。这种照生活那样去写生活，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写小说时参考的。
我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我认为他的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有点像契诃夫。我曾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这并非怪论。①
上述古今评点和议论都是不错的，议论的角度也都大体一致。如果把对一篇（部）作品评论的角度分为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么样三个方面来考察，则三位古代的文评家中，有二位都谈到了“写什么”：
“震川文之为女妇者”（黄犁洲）是就题材而说的；“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事”（姚鼐）是从选材上讲的。
涉及女性题材，且取材琐屑是归有光散文的一个特点，这既与作者的写作风格有关联，也与其特殊的家世背景不无关系。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县）人。做过知县，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客制敕，修《世宗实录》，卒于官。善古文，学司马迁《史记》，著有《震川文集》《三吴水利录》等。其文流传于世，而进入明清蒙书及现代语文教科书的几篇文章，都是女性题材的。《项脊轩志》可以说是以一间老屋为寄托，对四个女性的追思和缅怀；《先妣事略》记作者母亲周桂16岁来归，26岁卒殁的短暂人生；《寒花葬志》是为作者原配夫人魏氏的陪嫁丫头，10岁随嫁，19岁卒的寒花写的墓志铭。姚鼐的“于不要紧之题”，是指相对于宏大叙事而言的个人生活题材，是私人题材。在一个男权文化浓郁，且有着文关宏旨，视宏大叙事为传统的言说语境下，它的出现自然特别能给读者带来一缕清新气息。
家常妇孺亲情、琐屑之事进入公共启蒙阅读的领域，且具有持久的感人至深的魅力，一则说明了其所关联之事，禀情持论之议，符合特定文化恒久的价值归属；二则说明人性中某些永久不变的东西历久弥珍；三则说明了作者在具体的写作技术已经达到自然天成、炉火纯青的至境。细考上述三位古代评论家，微言所指，激赏的更多的是后者，也就“怎么写的”这样一个角度：
每以一二细事见之（黄犁洲）
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事（姚鼐）
无意于感人（王锡爵）
黄犁洲是就选材说的，姚鼐是就选题而说，王锡爵是就写作的风格追求而说的。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而论，都肯定作者自然、淡定、质朴的格调追求。
今人汪曾祺的评介侧重于叙事风格的感悟，汪说的最大价值，在于一个大胆的猜想，即“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且将这种“现代创作方法”和“现代味儿”具体指向以契诃夫为代表的现代诗学特征。汪说“这并非怪论”，但没有求证和问难。本文无意为汪先生狗尾续貂，进行归有光散文艺术与契诃夫小说艺术的比较研究。仅从现代性的角度，对《项脊轩志》呈现的诗学特征作一般还原性的解读，通过对《项脊轩志》回忆主题诗学特征及技术构成方式的分析来说明一种私人的、个己化的怀旧情绪是如何进入公共阅读的领域，且产生历久弥新的审美张力的。
回忆，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它是人类把握已逝时光，也是把过去纳入现在的方式，而从整个人类的‘类’的意义上讲，回忆又是使自己的文明得以延续的方式，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回忆正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②。也许正因为此，回忆主题常常为文学所热衷且拥有自己独特的诗学特征。
这种诗学特征在写作技术上最直接地表现就是处理往事，处理记忆，把生命的形式转化上升为艺术形式的技术。一般来说，记忆是个心理学概念，其所指乃是留存在心理深处和下意识中的关于过去的体验和经验的断片，而回忆是个文学概念，是一种重新唤醒过去片断的方式，它颇具呼唤、启发的特点，甚至有某种努力的成份蕴含其间或者说它的作用就是启发，通过什么方式激活、启发联想和想象，进而产生共鸣。由此，一个人的回忆慢慢能够成为引发读者回忆的引擎，成为激活公众回忆的按钮。所谓感人，就是启发联想和想象成功了，引起了共鸣。评论者（或读者）说：“《项脊轩志》使人欲涕”、“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也就是说它成功地启发（或说唤醒）了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并投入文本所创造的氛围中，与之同悲共喜。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成功地找到了承载感情的“记忆之物”。
项脊轩：一个承载多重情感的记忆之物
如前所说，记忆，说到底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而回忆则是一个文学上的问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基础与升华的关系：回忆一定是源于记忆，有赖于记忆的，记忆则不一定都能转变成为回忆。记忆是一种生理兼心理的行为，回忆是一种诗意的建构活动。一般来说，人们对过去的记忆都是附着在“记忆之物”上面的，当记忆要转变成为回忆的时候，创作者的使命正是对记忆之物筛选和追捕。这种能唤起往昔的“记忆之物”，在不同的以回忆为主题的文学文本里，往往是绝然不同的，因为生命的经验和体验都是极具个性特征的，哪怕是对同一事物的共时穿越。本篇的“记忆之物”就是“项脊轩”，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值得一说的问题是，这个“记忆之物”是怎样成为“记忆之物”的呢？换言之，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成为回忆类主题文学作品的“记忆之物”？这个不失为一个可以作为专题研究的、有趣的课题，不是本文三言两语就能够打发的。在我看来，凡“记忆之物”一定应该是历时久远，能够成为超越它自身的纯粹物质属性，而承担某种精神或传统的东西，它是物质的，却是有“灵”的，它是有灵之物。如果回忆是事关集体的，则这个“记忆之物”，必须既能满足集体回忆的公共性要求，又能满足集体中所有个别成员的私情密意。比如说，本篇中归有光的祖母送他的“象笏”，其妻亲手植种的“枇杷树”都具有“记忆之物”的特性，所以，它们都进入了作者的叙述视野，成为回忆的对象，但由于它们涉及面有限，更私密、更个人化，可以成为集体回忆的一部分，但不能成为承担集体的回忆“记忆之物”，因为它们不具有于集体回忆所需的公共性，所以，不能承担作为集体回忆“记忆之物”的重任。能够作为集体“记忆之物”的东西，一定是在满足集体中每个成员的个人需要的同时，而又具有某种公共性的东西，因此，它必须具有多重归属的特点。归有光《项脊轩志》对往事的回忆，相对于天下、社稷、军国、苍生、黎民等等关怀对象而言，虽属私情，具有个己性特征，但关人涉事，都非一人一事，而是一个家族集体，回忆者与被回忆对象之间属于多质对应的关系，所以，在一定程度，或者说某种意义上，它也具有公共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其所选取的“记忆之物”也应该具有我们上述所说“记忆之物”的特点：它必须成为这个回忆集体的共同“记忆之物”，每个被回忆的对象都必须与此有关涉，而“项脊轩”正好是满足这样一个要求的“记忆之物”。
归有光的远祖，宋朝的归隆道，曾居太仓项脊泾，归有光于是以项脊轩命名自己的书斋，并自称项脊生，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慎终追远的行为。这样一个书斋名和自命名，本身就是作者“承先人志”之自觉意识的体现，是高度情志活动的产物。“项脊轩”乃先辈缔造之屋，是家族辉煌的象征，是世代栖息之所，也是家道中落的见证，集兴衰荣辱、欢愉惨恻于一体。所以，它理当成为最好的纪念之物，也是最好的励志之物。文章要回忆的是自己难以忘怀的闭门苦读的生活，以及共同生活过的亲人们（祖母、母亲、乳母、妻子）生前对自己的殷殷关爱，和自己对她们的深切怀念。而这一切过去的情境都无可回避地关涉到一个场境：项脊轩。
何以是项脊轩而非他物成为附着过去的记忆之物呢？细看文本，不难发现，项脊轩不仅是一切往事发生的场景，而且还至少承载了五重的情感：
第一，项脊轩不仅是作者出仕前安身立命之处，而且是体验读书欢欣的“华屋”。
项脊轩原名并不叫项脊轩，“旧南阁子也”；这间“百年老屋”开始也不是做书斋用的，在“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之前，它不过是普通一“室”：“尘泥渗漉，雨泽下注”、“家有老妪，尝居于此”。作者的“束发”就读其中，不仅使陋“室”生辉：“余稍为修葺……室始洞然”，而且“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大有“斯是陋室，唯我独馨”之自慰。
第二， 项脊轩更是祖母托付中兴家室，而作者萌志自许，参省乎己，明志知耻的地方。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
正是祖母的托付与激励，才使得沉浸在“偃仰啸歌”中，乐而忘忧的“我”，反思自省，于是才有了“项脊轩曰”一段深刻的自警。
项脊生曰：“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第三，项脊轩乃先祖荫庇之居，神佑之所。
文中“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一句一带而过，似不经意，亦无关文旨，实则通过对劫后余生之侥幸的追忆与回味，给作者积极的心理暗示和自我期待：“轩凡四遭火，得不焚”原来是归氏先祖的在天之灵对这百年老屋的护佑，自然也是对“承先人志”、肩负中兴家族使命之后辈的护佑。
第四，项脊轩是作者美好爱情的见证。
作者在13年后续作的短短一段中，三叙亡妻在项脊轩中的往事：
①“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回忆前事大有“何当共剪西窗烛”、物是人非之哀。
②“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追忆故人，音容宛在。
③“庭有批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睹物思人，诚有“昔年杨柳，依依汉南，今望遥落，凄怆江堂”之哀。
第五，项脊轩是家道中衰，亲情疏离，百事哀怜，不堪回首，却不能不面对的物证。
在追叙作者沉浸在项脊轩的欢愉之情后，当读者还置身于其所营造的氛围，流连忘返的时候，作者已经在“然余居于此，……，亦多可悲”的提示下，开启了另一扇回忆之门。这“多可悲”中之一是“诸父异爨”，原来中通南北，整体的一个庭院，里里外外“多置小门”，隔墙到处都是，“东犬西吠，……，鸡栖于厅”，且“庭中始为篱，凡再变，已为墙”，就这样，曾几何时的大家变成了小户，原来相亲相怜、其乐融融的亲情为墙垒森严的此疆彼界所替代，真是不思而哀的往事。之二是老妪回忆先妣居中生活时，孤儿寡母，饥寒交迫，闻之椎心的情形。之三是自己饱受压抑，少年失欢，“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的压抑与苦闷。
正是这多重的情感负载，使得项脊轩成为作者追怀往事的不可多得、无可替代的记忆之物。
《项脊轩志》回忆主题的诗学呈现
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在他的汉学名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说，中国古代作家对往事的记忆呈现出双重记忆的特征：一方面是他们对往事记忆是断片式的非逻辑的（记忆本身就是来自过去的断裂的碎片），另一方面他们在作品中的有意记忆通过自觉的诗学处理构成一种有序的文本秩序，形成一种更能触发读者联想力和艺术感受，更具召唤魅力的文本结构。斯蒂芬·欧文书的副题圈划的虽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范畴，但实际列举的仅限于诗歌。然而，如若征之以我们的阅读经验，则他关于“往事再现”艺术的判断，也是适合中国古典文学其他文类的。
从这个角度看《项脊轩志》，作为回忆往事的散文，无疑也是具有回忆类文学文本共同的美学特征的，诸如记忆的无序性、联系的散漫性、细节的杂陈、叙述的琐碎、记叙的随“意”性等。这种叙述特征既是因记忆本身是来自过去断裂的碎片而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与作者在叙述中努力将无序、琐细、断裂的记忆进行有序处理，细节拼凑，叙述移位，强化文本内在逻辑关联的处理分不开的。也许正是这一矛盾产生的张力而体现出来的文本逻辑，才形成了一种阅读召唤和审美冲击力。
《项脊轩志》全文共629字，分两次写作完成，前后跨时13年，第一次记轩，作者时年19岁；“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合计11年；又“其后二年，……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共计13年。从作者第一次“余稍为修葺”，“束发”，“读书轩中”，大计约15岁左右，作者的轩中生活计约17年。读者对文本的整体感受，也十分简明概观：一间百年老屋，二次13年记写，三代祖孙情意，四个女性情怀。这样一个阅读抽象的概观，在经由作者编织处理的时候，却不能不面临如下的矛盾：即作者将历时性的断续往事，作共时性呈现时，不得不面对的空间上的调整和叙述时序的安排；也就是说，在写作状态下心理时空对自然历史时空进行剪裁和布置的建构活动是十分复杂的，它必须服从一个主题和作者特定情感的需要。回忆从本质上说是沉溺于既往，找回回忆者的过去，但何尝又不是对回忆者当下的确证和救赎呢？这样就决定了两个时空交互，过去和当下重叠并现的叙述奇观。这仿佛一首交响乐，多声部此起彼伏，时而交错，时而交叠，形成现实与过去的回环往复。具体表现在《项脊轩志》中，“百年老屋”旧况及方位的概叙，与“修葺”之后的“新貌”及环境的比较，突出项脊轩的诗情画意。“余居于此，多可喜”一语休止上文的欢愉主题，“亦多悲”开启下文，悲情的主题出现了：家道中落的凄凉，表现在轩室格局的变化上，内墙多门，旷庭始而为篱，继而为墙。回忆中又增植乳母的回忆，增加了叙述的侧面，不仅进一步拓展了回忆的纵深结构，而且使其繁复可观，而祖母对“我”的悯怜之情与托付细节的呈现，仿佛交响中另一个声部的窜入，帮助实现了主题的变奏。这样多重复奏，共同烘托一个主题，沉郁悲凉，不仅作者潸然有泪，读者自然也感激而悲，在客观上将“多悲”的哀情推向高潮。但悲痛中又润生出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潜滋暗长，成为作者萌生中兴家室之志的愿力，为一个概叙后高亢的结束“项脊生曰”作铺垫。这一切都很成功地让读者欣其所欣，哀其所哀，并毫无凿痕地实现了欣悲的转换。然“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又将回忆情境拉回到回忆发生的现场，形成回忆者与“记忆之物”回环往复的对话，形成当下的回忆者对回忆者过去的问讯，一时百感交集，油然而生。
接下来是13年的休止与续曲。13年“不思量，自难忘”，对亡妻是殷殷的缅怀与哀悼；“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仿佛长长的尾声围绕项脊轩，并幻生出无穷的回声。
教科书删节“项脊轩曰”致文本缺残，情感失维
《项脊轩志》选入高中教科书时被删节的一段，正是作者首作“项脊轩志”的最后一段，恢复它的原貌，大有益于对文本确切的理解，不妨抄录于兹：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隆）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饮井之蛙何异？”
这是一段仿“大史公曰”的文字，与上段文字连缀，似有突亢之感，然纵观全篇则珠联璧合。议论颇有生气，奋奋然有志当高远中兴家室的抱负。这不正是前述家道中落，诸父异爨，轩室破败，孤儿寡母饥寒交迫，祖母持笏劝读，诸多“多悲”之事综合促成的发奋之志。“项脊生曰”引巴蜀寡妇“守业”“自卫”以自励，援刘备孔明以自诫，这一切都在区区败屋中，所以，项脊轩既是远祖无尚荣光的老宅，也是后辈蜗居发奋的陋室，只盼有朝一日，持笏以朝，恢复远祖荣光，方能告慰先祖，扬眉吐气，否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这是自励，是自诫，也是初次写作的动机表述。
无端删除本段不仅使得文本残缺，而且造成青年时期归有光的情感表达的缺失，更重要的是阉割了文本形成的动机表述，剪失了文本提供的多维情感空间，且极易以讹传讹。实属不当之举。
作为老一代的语文学者，也曾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张中行先生在评述《项脊轩志》时曾说：“缺点（由现在看）是情调太低沉，仿佛总是在说，完了，什么都过去了！自然，我们应该承认，人有感伤的权利，不过作为选来的读物，尤其对于年轻人，过于感情低沉、性情脆弱，如果还有影响的力量，那是不合适的。”③这段评价语多矛盾之处，由于写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作为编读者作如是观，当然另有隐衷，不宜置评。但是，有必要说明的是，《项脊轩志》作为回忆性的散文，感情基调总体上并不是感伤的，其中也有温馨的回忆，而高亢的精神表现正是教材删除这一段。这删除的一段正是所谓“感情低沉、性情脆弱”的文字，是自励励人的激昂慷慨之语。通过删除的手段，使完整的文字致残，致原本复杂多维的情感表现为单调，然后再来做评价，这叫断章取义，还是以偏概全，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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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汪曾祺：《谈风格》，《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②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5页。
③张中行：《文言津逮》，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作者通联：湖北水果湖高中]
只是当时已惘然
关于《项脊轩志》，古人的评价已不少了，有代表性的说法是：
予读震川（归有光）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惟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黄犁洲《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
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事，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姚鼐《与陈硕士》）
（震川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王锡爵《归公墓志铭》）
今人关于《项脊轩志》的激赏也不乏见，最有意味、有独见的当属汪曾祺：
……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他的语言更接近口语，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他的《项脊轩志》的结尾：“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平淡中包含几许惨恻，悠悠不尽，是中国古文里一个有名的结尾。
我更为惊奇的是前面的：“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话没有说完，就写到这里。想来归有光的夫人还要向小妹解释何谓阁子的，然而，不写了。写出了，有何意味？写了半句，而闺阁姊妹之间闲话神情遂如画出。这种照生活那样去写生活，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写小说时参考的。
我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我认为他的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有点像契诃夫。我曾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这并非怪论。①
上述古今评点和议论都是不错的，议论的角度也都大体一致。如果把对一篇（部）作品评论的角度分为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么样三个方面来考察，则三位古代的文评家中，有二位都谈到了“写什么”：
“震川文之为女妇者”（黄犁洲）是就题材而说的；“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事”（姚鼐）是从选材上讲的。
涉及女性题材，且取材琐屑是归有光散文的一个特点，这既与作者的写作风格有关联，也与其特殊的家世背景不无关系。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县）人。做过知县，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客制敕，修《世宗实录》，卒于官。善古文，学司马迁《史记》，著有《震川文集》《三吴水利录》等。其文流传于世，而进入明清蒙书及现代语文教科书的几篇文章，都是女性题材的。《项脊轩志》可以说是以一间老屋为寄托，对四个女性的追思和缅怀；《先妣事略》记作者母亲周桂16岁来归，26岁卒殁的短暂人生；《寒花葬志》是为作者原配夫人魏氏的陪嫁丫头，10岁随嫁，19岁卒的寒花写的墓志铭。姚鼐的“于不要紧之题”，是指相对于宏大叙事而言的个人生活题材，是私人题材。在一个男权文化浓郁，且有着文关宏旨，视宏大叙事为传统的言说语境下，它的出现自然特别能给读者带来一缕清新气息。
家常妇孺亲情、琐屑之事进入公共启蒙阅读的领域，且具有持久的感人至深的魅力，一则说明了其所关联之事，禀情持论之议，符合特定文化恒久的价值归属；二则说明人性中某些永久不变的东西历久弥珍；三则说明了作者在具体的写作技术已经达到自然天成、炉火纯青的至境。细考上述三位古代评论家，微言所指，激赏的更多的是后者，也就“怎么写的”这样一个角度：
每以一二细事见之（黄犁洲）
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事（姚鼐）
无意于感人（王锡爵）
黄犁洲是就选材说的，姚鼐是就选题而说，王锡爵是就写作的风格追求而说的。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而论，都肯定作者自然、淡定、质朴的格调追求。
今人汪曾祺的评介侧重于叙事风格的感悟，汪说的最大价值，在于一个大胆的猜想，即“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且将这种“现代创作方法”和“现代味儿”具体指向以契诃夫为代表的现代诗学特征。汪说“这并非怪论”，但没有求证和问难。本文无意为汪先生狗尾续貂，进行归有光散文艺术与契诃夫小说艺术的比较研究。仅从现代性的角度，对《项脊轩志》呈现的诗学特征作一般还原性的解读，通过对《项脊轩志》回忆主题诗学特征及技术构成方式的分析来说明一种私人的、个己化的怀旧情绪是如何进入公共阅读的领域，且产生历久弥新的审美张力的。
回忆，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它是人类把握已逝时光，也是把过去纳入现在的方式，而从整个人类的‘类’的意义上讲，回忆又是使自己的文明得以延续的方式，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回忆正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②。也许正因为此，回忆主题常常为文学所热衷且拥有自己独特的诗学特征。
这种诗学特征在写作技术上最直接地表现就是处理往事，处理记忆，把生命的形式转化上升为艺术形式的技术。一般来说，记忆是个心理学概念，其所指乃是留存在心理深处和下意识中的关于过去的体验和经验的断片，而回忆是个文学概念，是一种重新唤醒过去片断的方式，它颇具呼唤、启发的特点，甚至有某种努力的成份蕴含其间或者说它的作用就是启发，通过什么方式激活、启发联想和想象，进而产生共鸣。由此，一个人的回忆慢慢能够成为引发读者回忆的引擎，成为激活公众回忆的按钮。所谓感人，就是启发联想和想象成功了，引起了共鸣。评论者（或读者）说：“《项脊轩志》使人欲涕”、“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也就是说它成功地启发（或说唤醒）了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并投入文本所创造的氛围中，与之同悲共喜。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成功地找到了承载感情的“记忆之物”。
项脊轩：一个承载多重情感的记忆之物
如前所说，记忆，说到底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而回忆则是一个文学上的问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基础与升华的关系：回忆一定是源于记忆，有赖于记忆的，记忆则不一定都能转变成为回忆。记忆是一种生理兼心理的行为，回忆是一种诗意的建构活动。一般来说，人们对过去的记忆都是附着在“记忆之物”上面的，当记忆要转变成为回忆的时候，创作者的使命正是对记忆之物筛选和追捕。这种能唤起往昔的“记忆之物”，在不同的以回忆为主题的文学文本里，往往是绝然不同的，因为生命的经验和体验都是极具个性特征的，哪怕是对同一事物的共时穿越。本篇的“记忆之物”就是“项脊轩”，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值得一说的问题是，这个“记忆之物”是怎样成为“记忆之物”的呢？换言之，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成为回忆类主题文学作品的“记忆之物”？这个不失为一个可以作为专题研究的、有趣的课题，不是本文三言两语就能够打发的。在我看来，凡“记忆之物”一定应该是历时久远，能够成为超越它自身的纯粹物质属性，而承担某种精神或传统的东西，它是物质的，却是有“灵”的，它是有灵之物。如果回忆是事关集体的，则这个“记忆之物”，必须既能满足集体回忆的公共性要求，又能满足集体中所有个别成员的私情密意。比如说，本篇中归有光的祖母送他的“象笏”，其妻亲手植种的“枇杷树”都具有“记忆之物”的特性，所以，它们都进入了作者的叙述视野，成为回忆的对象，但由于它们涉及面有限，更私密、更个人化，可以成为集体回忆的一部分，但不能成为承担集体的回忆“记忆之物”，因为它们不具有于集体回忆所需的公共性，所以，不能承担作为集体回忆“记忆之物”的重任。能够作为集体“记忆之物”的东西，一定是在满足集体中每个成员的个人需要的同时，而又具有某种公共性的东西，因此，它必须具有多重归属的特点。归有光《项脊轩志》对往事的回忆，相对于天下、社稷、军国、苍生、黎民等等关怀对象而言，虽属私情，具有个己性特征，但关人涉事，都非一人一事，而是一个家族集体，回忆者与被回忆对象之间属于多质对应的关系，所以，在一定程度，或者说某种意义上，它也具有公共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其所选取的“记忆之物”也应该具有我们上述所说“记忆之物”的特点：它必须成为这个回忆集体的共同“记忆之物”，每个被回忆的对象都必须与此有关涉，而“项脊轩”正好是满足这样一个要求的“记忆之物”。
归有光的远祖，宋朝的归隆道，曾居太仓项脊泾，归有光于是以项脊轩命名自己的书斋，并自称项脊生，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慎终追远的行为。这样一个书斋名和自命名，本身就是作者“承先人志”之自觉意识的体现，是高度情志活动的产物。“项脊轩”乃先辈缔造之屋，是家族辉煌的象征，是世代栖息之所，也是家道中落的见证，集兴衰荣辱、欢愉惨恻于一体。所以，它理当成为最好的纪念之物，也是最好的励志之物。文章要回忆的是自己难以忘怀的闭门苦读的生活，以及共同生活过的亲人们（祖母、母亲、乳母、妻子）生前对自己的殷殷关爱，和自己对她们的深切怀念。而这一切过去的情境都无可回避地关涉到一个场境：项脊轩。
何以是项脊轩而非他物成为附着过去的记忆之物呢？细看文本，不难发现，项脊轩不仅是一切往事发生的场景，而且还至少承载了五重的情感：
第一，项脊轩不仅是作者出仕前安身立命之处，而且是体验读书欢欣的“华屋”。
项脊轩原名并不叫项脊轩，“旧南阁子也”；这间“百年老屋”开始也不是做书斋用的，在“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之前，它不过是普通一“室”：“尘泥渗漉，雨泽下注”、“家有老妪，尝居于此”。作者的“束发”就读其中，不仅使陋“室”生辉：“余稍为修葺……室始洞然”，而且“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大有“斯是陋室，唯我独馨”之自慰。
第二， 项脊轩更是祖母托付中兴家室，而作者萌志自许，参省乎己，明志知耻的地方。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
正是祖母的托付与激励，才使得沉浸在“偃仰啸歌”中，乐而忘忧的“我”，反思自省，于是才有了“项脊轩曰”一段深刻的自警。
项脊生曰：“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第三，项脊轩乃先祖荫庇之居，神佑之所。
文中“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一句一带而过，似不经意，亦无关文旨，实则通过对劫后余生之侥幸的追忆与回味，给作者积极的心理暗示和自我期待：“轩凡四遭火，得不焚”原来是归氏先祖的在天之灵对这百年老屋的护佑，自然也是对“承先人志”、肩负中兴家族使命之后辈的护佑。
第四，项脊轩是作者美好爱情的见证。
作者在13年后续作的短短一段中，三叙亡妻在项脊轩中的往事：
①“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回忆前事大有“何当共剪西窗烛”、物是人非之哀。
②“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追忆故人，音容宛在。
③“庭有批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睹物思人，诚有“昔年杨柳，依依汉南，今望遥落，凄怆江堂”之哀。
第五，项脊轩是家道中衰，亲情疏离，百事哀怜，不堪回首，却不能不面对的物证。
在追叙作者沉浸在项脊轩的欢愉之情后，当读者还置身于其所营造的氛围，流连忘返的时候，作者已经在“然余居于此，……，亦多可悲”的提示下，开启了另一扇回忆之门。这“多可悲”中之一是“诸父异爨”，原来中通南北，整体的一个庭院，里里外外“多置小门”，隔墙到处都是，“东犬西吠，……，鸡栖于厅”，且“庭中始为篱，凡再变，已为墙”，就这样，曾几何时的大家变成了小户，原来相亲相怜、其乐融融的亲情为墙垒森严的此疆彼界所替代，真是不思而哀的往事。之二是老妪回忆先妣居中生活时，孤儿寡母，饥寒交迫，闻之椎心的情形。之三是自己饱受压抑，少年失欢，“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的压抑与苦闷。
正是这多重的情感负载，使得项脊轩成为作者追怀往事的不可多得、无可替代的记忆之物。
《项脊轩志》回忆主题的诗学呈现
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在他的汉学名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说，中国古代作家对往事的记忆呈现出双重记忆的特征：一方面是他们对往事记忆是断片式的非逻辑的（记忆本身就是来自过去的断裂的碎片），另一方面他们在作品中的有意记忆通过自觉的诗学处理构成一种有序的文本秩序，形成一种更能触发读者联想力和艺术感受，更具召唤魅力的文本结构。斯蒂芬·欧文书的副题圈划的虽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范畴，但实际列举的仅限于诗歌。然而，如若征之以我们的阅读经验，则他关于“往事再现”艺术的判断，也是适合中国古典文学其他文类的。
从这个角度看《项脊轩志》，作为回忆往事的散文，无疑也是具有回忆类文学文本共同的美学特征的，诸如记忆的无序性、联系的散漫性、细节的杂陈、叙述的琐碎、记叙的随“意”性等。这种叙述特征既是因记忆本身是来自过去断裂的碎片而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与作者在叙述中努力将无序、琐细、断裂的记忆进行有序处理，细节拼凑，叙述移位，强化文本内在逻辑关联的处理分不开的。也许正是这一矛盾产生的张力而体现出来的文本逻辑，才形成了一种阅读召唤和审美冲击力。
《项脊轩志》全文共629字，分两次写作完成，前后跨时13年，第一次记轩，作者时年19岁；“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合计11年；又“其后二年，……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共计13年。从作者第一次“余稍为修葺”，“束发”，“读书轩中”，大计约15岁左右，作者的轩中生活计约17年。读者对文本的整体感受，也十分简明概观：一间百年老屋，二次13年记写，三代祖孙情意，四个女性情怀。这样一个阅读抽象的概观，在经由作者编织处理的时候，却不能不面临如下的矛盾：即作者将历时性的断续往事，作共时性呈现时，不得不面对的空间上的调整和叙述时序的安排；也就是说，在写作状态下心理时空对自然历史时空进行剪裁和布置的建构活动是十分复杂的，它必须服从一个主题和作者特定情感的需要。回忆从本质上说是沉溺于既往，找回回忆者的过去，但何尝又不是对回忆者当下的确证和救赎呢？这样就决定了两个时空交互，过去和当下重叠并现的叙述奇观。这仿佛一首交响乐，多声部此起彼伏，时而交错，时而交叠，形成现实与过去的回环往复。具体表现在《项脊轩志》中，“百年老屋”旧况及方位的概叙，与“修葺”之后的“新貌”及环境的比较，突出项脊轩的诗情画意。“余居于此，多可喜”一语休止上文的欢愉主题，“亦多悲”开启下文，悲情的主题出现了：家道中落的凄凉，表现在轩室格局的变化上，内墙多门，旷庭始而为篱，继而为墙。回忆中又增植乳母的回忆，增加了叙述的侧面，不仅进一步拓展了回忆的纵深结构，而且使其繁复可观，而祖母对“我”的悯怜之情与托付细节的呈现，仿佛交响中另一个声部的窜入，帮助实现了主题的变奏。这样多重复奏，共同烘托一个主题，沉郁悲凉，不仅作者潸然有泪，读者自然也感激而悲，在客观上将“多悲”的哀情推向高潮。但悲痛中又润生出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潜滋暗长，成为作者萌生中兴家室之志的愿力，为一个概叙后高亢的结束“项脊生曰”作铺垫。这一切都很成功地让读者欣其所欣，哀其所哀，并毫无凿痕地实现了欣悲的转换。然“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又将回忆情境拉回到回忆发生的现场，形成回忆者与“记忆之物”回环往复的对话，形成当下的回忆者对回忆者过去的问讯，一时百感交集，油然而生。
接下来是13年的休止与续曲。13年“不思量，自难忘”，对亡妻是殷殷的缅怀与哀悼；“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仿佛长长的尾声围绕项脊轩，并幻生出无穷的回声。
教科书删节“项脊轩曰”致文本缺残，情感失维
《项脊轩志》选入高中教科书时被删节的一段，正是作者首作“项脊轩志”的最后一段，恢复它的原貌，大有益于对文本确切的理解，不妨抄录于兹：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隆）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饮井之蛙何异？”
这是一段仿“大史公曰”的文字，与上段文字连缀，似有突亢之感，然纵观全篇则珠联璧合。议论颇有生气，奋奋然有志当高远中兴家室的抱负。这不正是前述家道中落，诸父异爨，轩室破败，孤儿寡母饥寒交迫，祖母持笏劝读，诸多“多悲”之事综合促成的发奋之志。“项脊生曰”引巴蜀寡妇“守业”“自卫”以自励，援刘备孔明以自诫，这一切都在区区败屋中，所以，项脊轩既是远祖无尚荣光的老宅，也是后辈蜗居发奋的陋室，只盼有朝一日，持笏以朝，恢复远祖荣光，方能告慰先祖，扬眉吐气，否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这是自励，是自诫，也是初次写作的动机表述。
无端删除本段不仅使得文本残缺，而且造成青年时期归有光的情感表达的缺失，更重要的是阉割了文本形成的动机表述，剪失了文本提供的多维情感空间，且极易以讹传讹。实属不当之举。
作为老一代的语文学者，也曾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张中行先生在评述《项脊轩志》时曾说：“缺点（由现在看）是情调太低沉，仿佛总是在说，完了，什么都过去了！自然，我们应该承认，人有感伤的权利，不过作为选来的读物，尤其对于年轻人，过于感情低沉、性情脆弱，如果还有影响的力量，那是不合适的。”③这段评价语多矛盾之处，由于写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作为编读者作如是观，当然另有隐衷，不宜置评。但是，有必要说明的是，《项脊轩志》作为回忆性的散文，感情基调总体上并不是感伤的，其中也有温馨的回忆，而高亢的精神表现正是教材删除这一段。这删除的一段正是所谓“感情低沉、性情脆弱”的文字，是自励励人的激昂慷慨之语。通过删除的手段，使完整的文字致残，致原本复杂多维的情感表现为单调，然后再来做评价，这叫断章取义，还是以偏概全，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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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汪曾祺：《谈风格》，《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②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5页。
③张中行：《文言津逮》，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作者通联：湖北水果湖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