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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4月22日签署行政令，暂停部分外国人移民美国60天，以确保受疫情影响的经济重启时，美国失业者能够近水楼台先得工作，同时也为美国病患保存医疗资源。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多元与平等并不画等号，同样有先来后到、倚老欺新的现象。比如非洲裔相对于亚裔，政治能量更大;而欧裔移民里，也有各种矛盾存在。
梦与现实
自古移民，动机无非有二：或避难，或追求更好的生活。
农业社会的人们普遍安土重迁，移民者以避难类占多数。事实上，北美大陆的初始移民中，大多数是被流放的英国罪犯，其次才是被迫害的新教徒。
1783年，在经历8年抗英独立战争后，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不仅保住了十三州根据地，还从英国虎口夺食，将领土西疆从阿巴拉契亚山脉扩张至密西西比河东岸。1790年美国首次人口普查，得出392万人的数据。
如此广袤的领土，与同期欧洲列强人口普遍过千万相比，显然是地广人稀。这种局面在1803年美国从拿破仑手中低价“购得”路易斯安那，版图倍增之后愈发加剧。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有过一小波法国人移民美国的潮流。怎奈美国发生立国路线之争时，以杰斐逊为首的农业派对外来移民持消极态度。自立国起至1820年，入美移民年均不过3000人，总数不到25万。
欧洲工业革命开展后，传统小农作业让位于近代化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广大农业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变得松弛。而在城市，周期性经济危机时不时让工人丢掉饭碗。与此同时，工业化促进交通運输业发展，出行成本大大降低，向海外移民的条件更为成熟。
此时，在经历过短暂的立国路线之争后，美国最终倾向于“仿效英国工业化”的工商优先论;第二次美英战争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全面在美国展开。广袤的新土地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无限资源，生产要素中物的部分极其可观，唯独人的部分凸显稀缺。
从历史经验看，在一个非移民国家，工业化之路大都经历过内部“损农补工”的原始积累。但在美国，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移民源源不断，备胎常有，务工务农，总有一款适合。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唯一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移民适合参与工业革命？
失意者的天堂
初级工业化以劳力密集型产业为主，需要的是大量具备一定文化素质和组织纪律的廉价劳动力。美国的初代移民，以英国、德国、北欧新教徒为主，分别贡献了政经学界精英、精锐战士、熟练技师和精明工农场主。
而在金字塔最底层，劳动力缺口多由贩卖来的非洲黑人填补。他们占当时美国人口的近18%，普遍在气候温暖、农业条件优良的南方，从事简易的种植园工作，或在白人家庭担任仆役，并非工业革命理想的劳动力类型。
何况，美国的广阔疆域此时仅限于地图之上，现实中西部领土仍是印第安原住民驰骋呼啸的跑马地，无论务工务农，土地拓殖都存在巨大风险。所以，除了文化素质和组织纪律，理想的劳动力最好还是命贱如草芥的亡命之徒。
于是乎，美国再次将希望放到了欧洲母亲的身上。而在欧洲令人窒息的贵族身份等级制桎梏重压下，从来不乏失意者。
在政治分裂的德国，没有英国那样的移民限制，当地人仍能在美英战争后自由移民美国。但德国人的职业和性格，决定了他们长于经营，短于开拓。
相反，因饥荒移民美国的爱尔兰男性，通常会选择做拳手、保镖、打手，运气好的话能在人丁稀少的新市镇担任警察、消防员等稳定体面的公职，再或者抱着赌徒心态去闯荡西部。因此，能说流利英语、又有蛮力的爱尔兰人，此时大批被美国社会接纳。
美国发生立国路线之争时，以杰斐逊为首的农业派对外来移民持消极态度。
归根结底，美国的工业革命不仅急需精密的机械，同样急需锋利的刀子—一把割肉剔骨游刃有余的利刃。
新主力军
从1820年开始，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大增，年增量由千破万。而以1845年为起爆点，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移民潮进入了高峰期。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是19世纪美国史上最大的转折点。内战摧毁了家园，也打碎了桎梏，“战后重建”成为新一轮工业化的强大驱动力，加上需要“消化”西部领土，对劳动力提出更旺盛的需求。而战时颁布的《鼓励外国移民法案》更是突破美国移民政策的传统格局，积极开放到了几乎来者不拒的程度。
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年均近百万移民的惊人数目，吓得美国人很快回归本土主义立场，开始有意识地限制移民。1882年的“排华法案”就是这一立场的产物。
然而，被排斥的是亚洲移民，欧洲移民只是被限制。美国从来都是自诩“欧洲的美国”，而非“英国一家之美国”。在欧洲的“推力”和美国的“引力”双重作用下，大量“过剩”的欧洲农业人口仍源源不断赴美。
此时，传统来源地西欧、北欧的移民增长极缓;来自东欧斯拉夫区和南欧拉丁区的移民，成为欧洲赴美移民的新主力军。前者以俄罗斯人为代表，后者则以意大利人为代表。
与以英国、德国、北欧新教徒为核心，塑造了美国精神内核的首代移民（盎格鲁-撒克逊系）相比，俄罗斯裔与意大利裔资历浅，人种体貌特征有别，信奉的多是与新教敌对的东正教和天主教。这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困扰、猜疑乃至敌视。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