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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小波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热爱，不光是因为他的文字技巧，也不是因为他建立了森严的思想营垒，而是因为他独特的感觉和品味。他以灵敏的鼻子捕捉到从这个世界里透出的，他人难以分辨的种种气味，并把它们制成了“香水”。
回顾我们的早年生活，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和小波的关系，在普通兄弟中也不多见。我们好像生来投契，在内心中很少隔膜。套用一个逻辑术语，就是有一种灵魂上的同构关系。这当然与共同的生活环境有关，更重要的是遗传上的原因。对我来说，小波不单是一个童年的玩伴，一个和我存在血缘联系的人，而且是世上难觅的知音。
我自认辨味能力超过常人。食物的调味好坏，是否变味，一尝便知。但小波的辨味能力远超过我。他对食物的感觉，对菜肴烹调的感觉，均达到严苛的程度。这倒不是说他非山珍海味不吃，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他早就饿死了。他只是对普通菜的味道要求甚高，近乎怪癖。
在童年的时候，我们忙忙碌碌地追随着自己的天性。小波时时现出一种痴痴呆呆的神情，嘴半开半闭，下巴不自觉地下垂。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十足不正常的。但我觉得很可理解，他无非是对这个世界的滋味过于敏感。他是被魇住了。当一种新的感触破门而入，占据身心的时候，一切思想和动作都不可能，只能默默地等待它过去。一个感触过去之后，再去寻找下一个。不要停顿，也不要重复，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人生基调。到了1970年代，当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这个人生基调变得更为确定。
出生
家庭变故小波生来先天不足
在我芜杂的童年回忆里，成方街是个频繁出现的地名。
那里有个旧北京的四合院，前后两进，当年属于何人已不可考，但在20世纪50年代，已是教育部的财产，住进了许多人家，所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杂院。那地方应该在复兴门一带，后来在拓宽马路时被拆掉了。王小波就在1952年出生在这里。
在四合院的中间有几棵树，其中有一棵和小波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他几个月的时候，被放到这棵树下的一张毯子上，由我父亲照下了他一生中第一张照片。
那个院子，用任何标准来看，都是不够雅观的，绝非一个诗人培养浪漫情怀的地方。当时不讲计划生育，家家都生有一堆孩子。在我们家，小波已经是第四个，但我们父母还远没有收兵的意思。加上姥姥，大舅，小姨，一共九个人，都住在西房的两间屋里，其拥挤吵闹可以想见。
在小波出生前两三个月，我们家遭到一场巨大的灾难。父亲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按母亲的说法，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是遭受无妄之灾，被教育部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并且丢掉了党籍。母亲终日以泪洗面。这种悲哀会无可避免地影响腹中的胎儿，所以小波生下来的时候，带有一系列先天不足的特点，有些特点影响到他的一生。他软弱无力，天生平足，所以远行时容易疲劳。他没有一颗强健的心脏，时常嘴唇发紫，似乎是心瓣闭锁不全。他后来因心脏发病英年早逝，毛病在胎中便已落下。
童年
“到后院跑一圈，鸡蛋就好了”
小波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经常闭目塞听，露出一副呆呆的表情，站在同龄儿童中间，十足是个异类，使人怀疑他的脑袋是否有毛病，连我姥姥和我妈都管他叫“傻波子”。
我经常注意地观察他，发现在他发呆的时候，两眼会固定地凝视一个地方。此时大声叫他名字都没反应，必须推他一把才能把他唤醒。在唤醒之后，问他刚才想了些什么，他总是语焉不详，或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他这部分心理活动从不向他人公开。
由于家庭的政治变故，父母没法花太多心思在我们身上，对我们采取了粗放的放养方式。我被送进全托，而小波也被早早送进了托儿所。
有一天，小波从托儿所回来，正赶上我们的小姨在煮鸡蛋。他看着鸡蛋随水翻滚，不禁口角流涎，站在那儿一遍遍地问：鸡蛋好了没有？小姨跟他说，你到后院跑一圈，鸡蛋就好了。于是他拔脚就跑，直奔后院。当他费尽吃奶的力气，从南到北横穿后院，气急败坏地打另一个门跑回来的时候，鸡蛋果然好了。于是他大快朵颐。
我在一边目睹整个过程，不禁产生了一种荒唐的感觉。这分明是对儿童因果观念的误导。以小波的憨厚个性，他一定会认为到后院奔跑是一种为了促成鸡蛋煮熟的巫神般的仪式。他一定会觉得他在奔跑的时候没有白费力气，所付出的努力会以某种神秘方式隔空作用于鸡蛋身上。
这种事情助长了小波的神秘主义倾向，使他心中的世界变得复杂而神秘，所以他变得有点神神道道的。此后我常见他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陷入一種与少儿身份绝不相称的冥想，好像是在试着引发什么事情，把握什么朦胧的线索，同时为那些难以参透的前因后果而苦恼。
读书
其快其杂，令人诧异
我从四岁开始跟姥姥进识字班，到了上学的时候，已经在读大部头的书了。我自认为读书极快，浏览起来一目十行，常常一眼扫去，就知道一段文字的大意，不免为自己的天赋感到骄傲。然而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小波读书的速度比我快得多。
那回我们借到了一本有意思的书，后面排队的人太多，所以要限期归还。我记得我大概用了四个小时看完了这本书，传给小波，没想到他两三个小时就看完了。这使我觉得十分诧异，因为他没有像我一样提前认字，是规规矩矩上学认的字，所以他读书之快与恶补无关，一定是脑筋不同。
小波自幼嗜书成癖。不管什么书，但凡是能看得下去的，就双手捧着，仰歪在床上，看得昏天黑地。有时候在地上捡起一张带字的纸，也翻来翻去，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我父亲书房的四面墙上三面是书架，有大量藏书。小波没事就去翻找他能看的书，看书既多且杂。他可以兴趣盎然地研究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东西，譬如果树栽培技术，农机修理，医药手册之类，仿佛已经预见到将来会有上山下乡的一天。
这样日积月累，小波渐渐成了个博学的杂家，每日在饭桌上闲谈的时候，口若悬河，把他知道的子弟门庭、各路杂学卖弄一番，博得众人佩服，大家也把他看作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爱情
要长久地过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
小波有一个封面半蓝不黑的大笔记本，通常塞在他的褥子下面。他就在这个本子上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一天，我父亲四川老友的儿子带了一个女孩上我们家来，这个女孩就是李银河。本来她是慕我父亲之名而来，后来听说小波在写小说，就钻进我和小波住的小黑屋里，把小波的大本子翻了出来。李银河看了《绿毛水怪》之后，被其中潜藏的才气打动，从此和小波开始往来，不久竟谈起了朋友。 他们这段恋情说来很有点传奇色彩，因为他们当时的处境差别甚大。小波在街道厂当一个小工人，处在社会底层，而李银河已然在山西大学毕业，分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在中南海里上班。事情还不仅如此，当时李银河年纪轻轻，已经在中国政坛上出了名。据小波说，她是全国关心政治的青年的偶像，每天寄来的读者来信要用麻袋装。应该说，在李银河身上存在一种侠女气质，或者说，有一种追求传奇色彩的浪漫情思。
按照普通人的观念，李银河的声名地位十倍、百倍于小波，但她却说她自己算不了什么，小波才是天才。小波写出的作品，她是第一个叫好者。“太好了，没人能写得这么好”，这些热烈的夸奖极大地鼓舞了小波的信心。他们二人都鄙视世俗生活，对市井生涯，特别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凡庸小事视为畏途，所以一拍即合，共约要振衣千仞之岗，过一种超脱世情的高尚生活。
结婚成家后，他们二人都无心张罗俗事，按一般标准来看，日子过得潦草之极，也就是没饿死而已。婚前，他们就商定了要长久地过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决定不要孩子，以避免被缠入凡庸琐事中。后来他们二人都到美国读书。按照他们对人生的理解，人生苦短，所以要秉烛而游。虽然手里没多少钱，他们还是以最节省的方式游遍全美，接着又游遍欧洲。
后来
“对自己的心脏毛病心里有数”
1977年小波高考落第，这样才有了他第二年到戏剧学院应试一举，只可惜又未能中选，只有鼓其余勇再试，终于在1978年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商品学系。大学毕业后，小波去了美国，我后来也出国留学，所以相聚的机会屈指可数。所以我不准备多写他以后的生活，只除了一件事。
小波在美国时就开始奋力笔耕，写下了《黄金时代》，《唐人小说》等作品，但早期的销售业绩很是糟糕。只好请家人扛着书满城找书摊托售。他把书寄给我，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现代西方小说看得少，脑子里还是巴尔扎克、雨果一类的旧东西。想起古典作家連篇累牍的细腻描写，就建议他多写点细节。我猜他后来在《唐人小说》中加入无数想象出的细节，使它膨胀为《青铜时代》那样的大部头，就是听了我的主意。
小波对自己的心脏毛病心里有数，我猜他早就感觉到自己的寿命不会很长，所以他一向散布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人生只有四十岁以前才值得活，过了四十岁，就是一个缓慢的受捶过程，所以后半截不如不要。他结婚以后，坚决不要孩子，我想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在去世前不久，小波肯定从心脏那儿得到了十分不祥的信号。他在给我的最后一封email中说：他感到情绪灰暗，觉得自己是个worm，也就是洋拉子一样的蠕虫，什么都做不好。他还和一个在北京的朋友说：他觉得他要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他的心肌炎肯定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但是大家都没把他的话当真。
（摘自《我的兄弟王小波》）
回顾我们的早年生活，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和小波的关系，在普通兄弟中也不多见。我们好像生来投契，在内心中很少隔膜。套用一个逻辑术语，就是有一种灵魂上的同构关系。这当然与共同的生活环境有关，更重要的是遗传上的原因。对我来说，小波不单是一个童年的玩伴，一个和我存在血缘联系的人，而且是世上难觅的知音。
我自认辨味能力超过常人。食物的调味好坏，是否变味，一尝便知。但小波的辨味能力远超过我。他对食物的感觉，对菜肴烹调的感觉，均达到严苛的程度。这倒不是说他非山珍海味不吃，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他早就饿死了。他只是对普通菜的味道要求甚高，近乎怪癖。
在童年的时候，我们忙忙碌碌地追随着自己的天性。小波时时现出一种痴痴呆呆的神情，嘴半开半闭，下巴不自觉地下垂。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十足不正常的。但我觉得很可理解，他无非是对这个世界的滋味过于敏感。他是被魇住了。当一种新的感触破门而入，占据身心的时候，一切思想和动作都不可能，只能默默地等待它过去。一个感触过去之后，再去寻找下一个。不要停顿，也不要重复，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人生基调。到了1970年代，当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这个人生基调变得更为确定。
出生
家庭变故小波生来先天不足
在我芜杂的童年回忆里，成方街是个频繁出现的地名。
那里有个旧北京的四合院，前后两进，当年属于何人已不可考，但在20世纪50年代，已是教育部的财产，住进了许多人家，所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杂院。那地方应该在复兴门一带，后来在拓宽马路时被拆掉了。王小波就在1952年出生在这里。
在四合院的中间有几棵树，其中有一棵和小波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他几个月的时候，被放到这棵树下的一张毯子上，由我父亲照下了他一生中第一张照片。
那个院子，用任何标准来看，都是不够雅观的，绝非一个诗人培养浪漫情怀的地方。当时不讲计划生育，家家都生有一堆孩子。在我们家，小波已经是第四个，但我们父母还远没有收兵的意思。加上姥姥，大舅，小姨，一共九个人，都住在西房的两间屋里，其拥挤吵闹可以想见。
在小波出生前两三个月，我们家遭到一场巨大的灾难。父亲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按母亲的说法，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是遭受无妄之灾，被教育部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并且丢掉了党籍。母亲终日以泪洗面。这种悲哀会无可避免地影响腹中的胎儿，所以小波生下来的时候，带有一系列先天不足的特点，有些特点影响到他的一生。他软弱无力，天生平足，所以远行时容易疲劳。他没有一颗强健的心脏，时常嘴唇发紫，似乎是心瓣闭锁不全。他后来因心脏发病英年早逝，毛病在胎中便已落下。
童年
“到后院跑一圈，鸡蛋就好了”
小波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经常闭目塞听，露出一副呆呆的表情，站在同龄儿童中间，十足是个异类，使人怀疑他的脑袋是否有毛病，连我姥姥和我妈都管他叫“傻波子”。
我经常注意地观察他，发现在他发呆的时候，两眼会固定地凝视一个地方。此时大声叫他名字都没反应，必须推他一把才能把他唤醒。在唤醒之后，问他刚才想了些什么，他总是语焉不详，或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他这部分心理活动从不向他人公开。
由于家庭的政治变故，父母没法花太多心思在我们身上，对我们采取了粗放的放养方式。我被送进全托，而小波也被早早送进了托儿所。
有一天，小波从托儿所回来，正赶上我们的小姨在煮鸡蛋。他看着鸡蛋随水翻滚，不禁口角流涎，站在那儿一遍遍地问：鸡蛋好了没有？小姨跟他说，你到后院跑一圈，鸡蛋就好了。于是他拔脚就跑，直奔后院。当他费尽吃奶的力气，从南到北横穿后院，气急败坏地打另一个门跑回来的时候，鸡蛋果然好了。于是他大快朵颐。
我在一边目睹整个过程，不禁产生了一种荒唐的感觉。这分明是对儿童因果观念的误导。以小波的憨厚个性，他一定会认为到后院奔跑是一种为了促成鸡蛋煮熟的巫神般的仪式。他一定会觉得他在奔跑的时候没有白费力气，所付出的努力会以某种神秘方式隔空作用于鸡蛋身上。
这种事情助长了小波的神秘主义倾向，使他心中的世界变得复杂而神秘，所以他变得有点神神道道的。此后我常见他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陷入一種与少儿身份绝不相称的冥想，好像是在试着引发什么事情，把握什么朦胧的线索，同时为那些难以参透的前因后果而苦恼。
读书
其快其杂，令人诧异
我从四岁开始跟姥姥进识字班，到了上学的时候，已经在读大部头的书了。我自认为读书极快，浏览起来一目十行，常常一眼扫去，就知道一段文字的大意，不免为自己的天赋感到骄傲。然而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小波读书的速度比我快得多。
那回我们借到了一本有意思的书，后面排队的人太多，所以要限期归还。我记得我大概用了四个小时看完了这本书，传给小波，没想到他两三个小时就看完了。这使我觉得十分诧异，因为他没有像我一样提前认字，是规规矩矩上学认的字，所以他读书之快与恶补无关，一定是脑筋不同。
小波自幼嗜书成癖。不管什么书，但凡是能看得下去的，就双手捧着，仰歪在床上，看得昏天黑地。有时候在地上捡起一张带字的纸，也翻来翻去，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我父亲书房的四面墙上三面是书架，有大量藏书。小波没事就去翻找他能看的书，看书既多且杂。他可以兴趣盎然地研究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东西，譬如果树栽培技术，农机修理，医药手册之类，仿佛已经预见到将来会有上山下乡的一天。
这样日积月累，小波渐渐成了个博学的杂家，每日在饭桌上闲谈的时候，口若悬河，把他知道的子弟门庭、各路杂学卖弄一番，博得众人佩服，大家也把他看作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爱情
要长久地过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
小波有一个封面半蓝不黑的大笔记本，通常塞在他的褥子下面。他就在这个本子上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一天，我父亲四川老友的儿子带了一个女孩上我们家来，这个女孩就是李银河。本来她是慕我父亲之名而来，后来听说小波在写小说，就钻进我和小波住的小黑屋里，把小波的大本子翻了出来。李银河看了《绿毛水怪》之后，被其中潜藏的才气打动，从此和小波开始往来，不久竟谈起了朋友。 他们这段恋情说来很有点传奇色彩，因为他们当时的处境差别甚大。小波在街道厂当一个小工人，处在社会底层，而李银河已然在山西大学毕业，分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在中南海里上班。事情还不仅如此，当时李银河年纪轻轻，已经在中国政坛上出了名。据小波说，她是全国关心政治的青年的偶像，每天寄来的读者来信要用麻袋装。应该说，在李银河身上存在一种侠女气质，或者说，有一种追求传奇色彩的浪漫情思。
按照普通人的观念，李银河的声名地位十倍、百倍于小波，但她却说她自己算不了什么，小波才是天才。小波写出的作品，她是第一个叫好者。“太好了，没人能写得这么好”，这些热烈的夸奖极大地鼓舞了小波的信心。他们二人都鄙视世俗生活，对市井生涯，特别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凡庸小事视为畏途，所以一拍即合，共约要振衣千仞之岗，过一种超脱世情的高尚生活。
结婚成家后，他们二人都无心张罗俗事，按一般标准来看，日子过得潦草之极，也就是没饿死而已。婚前，他们就商定了要长久地过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决定不要孩子，以避免被缠入凡庸琐事中。后来他们二人都到美国读书。按照他们对人生的理解，人生苦短，所以要秉烛而游。虽然手里没多少钱，他们还是以最节省的方式游遍全美，接着又游遍欧洲。
后来
“对自己的心脏毛病心里有数”
1977年小波高考落第，这样才有了他第二年到戏剧学院应试一举，只可惜又未能中选，只有鼓其余勇再试，终于在1978年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商品学系。大学毕业后，小波去了美国，我后来也出国留学，所以相聚的机会屈指可数。所以我不准备多写他以后的生活，只除了一件事。
小波在美国时就开始奋力笔耕，写下了《黄金时代》，《唐人小说》等作品，但早期的销售业绩很是糟糕。只好请家人扛着书满城找书摊托售。他把书寄给我，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现代西方小说看得少，脑子里还是巴尔扎克、雨果一类的旧东西。想起古典作家連篇累牍的细腻描写，就建议他多写点细节。我猜他后来在《唐人小说》中加入无数想象出的细节，使它膨胀为《青铜时代》那样的大部头，就是听了我的主意。
小波对自己的心脏毛病心里有数，我猜他早就感觉到自己的寿命不会很长，所以他一向散布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人生只有四十岁以前才值得活，过了四十岁，就是一个缓慢的受捶过程，所以后半截不如不要。他结婚以后，坚决不要孩子，我想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在去世前不久，小波肯定从心脏那儿得到了十分不祥的信号。他在给我的最后一封email中说：他感到情绪灰暗，觉得自己是个worm，也就是洋拉子一样的蠕虫，什么都做不好。他还和一个在北京的朋友说：他觉得他要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他的心肌炎肯定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但是大家都没把他的话当真。
（摘自《我的兄弟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