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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偏瘫的消息，是母亲在一次长途电话中告诉我的。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回到老家，一进村，我看到大伯独自坐在门口的树下，拐杖放在身边，为了方便擦手、擦脸和常流的口水，大伯的布衫上，縫了一条布手绢。我的心里沉一下，泪水差点流出来。
大伯看见我，一如往日的兴奋和激动，脸上挂着笑，飘着红亮亮的光，想动一下身子，被我按住了。
大伯忽然问我：“听说你想把工作调到北京那儿去？”
我朝大伯点点头。
大伯沉默一会儿，说调往北京，如果为了提拔做官，那是应该的。如果不提拔、不做官，越调离家越远，就没有必要。大伯说我父亲不在了，只留我母亲在老家，应该把工作调得离家近一些，应该把母亲照顾好，才是大事情。
之后，大伯催我赶快回家，说我母亲在家等我呢。
那一次探家，我决定给大伯做一碗鸡蛋炒饭端过去。
母亲说，大伯有病后，更爱吃大街上的烤红薯，说我哥嫂从县城回来，常带一些烤红薯，又金又红，香香甜甜。母亲说，我那些叔伯兄弟和嫂子弟媳们，尽心孝顺，买吃买穿，很少让大伯受什么罪。母亲还说，村里有几个得了脑血栓的人，很快下世了，就是抢救过来也落下偏瘫，都没有我大伯的状况好。
大伯生活能自理，可以到处走动，和人聊家常。
母亲说，大伯家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个个孝顺，人真心真，只是大伯到了享福的年龄，有了享福的条件，反而有病了。
那次探家到期前，我又去看望大伯，大伯谈到了生和死。
大伯说：“连科，我怕活不了几年啦。”
我说：“怎么会。”
大伯说：“死倒不可怕，你爹下世多年，他在那边等着我，我到那边，也不寂寞。还有你弟弟铁成和妹妹连云，我常梦见他们。”
我说：“大伯，你别乱想。”
大伯笑了笑，说他已经跟我发成哥们说过，和我的大姐、二姐也说过，说他一生好“排场”，再穷也要盖瓦房，孩子们娶媳妇，一定要客人吃够、吃好，走时再拿些好吃的。说在村子里，凡是由他经手办的红白事，他都是能大勿小，能多余不节俭，就连谁家死人了，孝子的孝帽、孝衣短小了，他都看不上眼。他希望到他死的那一天，由闺女、侄女和外甥女们负责的“纸扎”“社火”，一定要比别人死后的多。
大伯说，请的响器班，一定要乐技最好的，最少要请两个响器班，让他们这班吹累了，那班接着吹，或者对吹赛擂台：
大伯说了许多他对后事的安排和打算，他给我的哥哥、弟弟和姐姐、妹妹布置安排了，至于我，因为路远工作忙，赶不回来给他送葬。
我笑了：“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是在天边，我也要赶回来。”
大伯又想到一桩事，他说：“我死了，你能回来，你媳妇小莉能回来吗？”
我说：“她当然得回来。”
大伯不相信：“人家是‘外头人’（城里人），到时候，她不回来，你咋办？”
我笑笑：“她不回来奔丧，就离婚。”
大伯也笑了。他笑得自足、自然，仿佛他把身后的一切，事无巨细全都落实妥当后，剩下的事，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阳光下，或者过道里，等着死亡，等着生命最后一刻。
生命与死亡，在大伯的眼前，就是能看见的时间和物质，如同行动着的物体与走动的脚步，正从哪个方向，不慌不忙地靠过来，一步一步地接近着，如他坐在树下时抬起头，看到一片发黄的树叶，从树梢摇摇身子，落下了，没有风，没有雨，只有一种平静和温暖，只有温煦的阳光，包围着那片叶，让它在宁静和美的状态里，因为自身的形体与结构，从空中不急不缓，打着旋儿朝着地面落。
大伯对死的坦然，让我震惊和尊敬。
大伯不识字。正因为不识字，不需要把生与死上升到知识分子理解的哲学高度。因为不识字，无须因为在书本上读到几句只言片语、令人悲伤的生死观，而对虚无论有着钻牛角尖般的痛苦和惊慌，从而因为无可遏止的年老、疾病和死亡的到来，终日把自己安置在无奈和惊慌、心悸和悲伤的沉默叹息中。正因为大伯不识字，因为大伯是农民，因为大伯和所有乡村的人一样，或多或少地有些迷信，相信着来世和去处，才使他对生死有那样的坦然和轻淡。
我在想，就是大伯不相信有来世，也一定相信人生有着归宿和去处。所以，大伯在面对死亡时，才能那么早就显出坦然和镇定、平静和自足，对人生归结去处的道路和归途，有了那样世俗却又超凡的修补和安排。
（摘自《我与父辈》，江苏人民出版社）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回到老家，一进村，我看到大伯独自坐在门口的树下，拐杖放在身边，为了方便擦手、擦脸和常流的口水，大伯的布衫上，縫了一条布手绢。我的心里沉一下，泪水差点流出来。
大伯看见我，一如往日的兴奋和激动，脸上挂着笑，飘着红亮亮的光，想动一下身子，被我按住了。
大伯忽然问我：“听说你想把工作调到北京那儿去？”
我朝大伯点点头。
大伯沉默一会儿，说调往北京，如果为了提拔做官，那是应该的。如果不提拔、不做官，越调离家越远，就没有必要。大伯说我父亲不在了，只留我母亲在老家，应该把工作调得离家近一些，应该把母亲照顾好，才是大事情。
之后，大伯催我赶快回家，说我母亲在家等我呢。
那一次探家，我决定给大伯做一碗鸡蛋炒饭端过去。
母亲说，大伯有病后，更爱吃大街上的烤红薯，说我哥嫂从县城回来，常带一些烤红薯，又金又红，香香甜甜。母亲说，我那些叔伯兄弟和嫂子弟媳们，尽心孝顺，买吃买穿，很少让大伯受什么罪。母亲还说，村里有几个得了脑血栓的人，很快下世了，就是抢救过来也落下偏瘫，都没有我大伯的状况好。
大伯生活能自理，可以到处走动，和人聊家常。
母亲说，大伯家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个个孝顺，人真心真，只是大伯到了享福的年龄，有了享福的条件，反而有病了。
那次探家到期前，我又去看望大伯，大伯谈到了生和死。
大伯说：“连科，我怕活不了几年啦。”
我说：“怎么会。”
大伯说：“死倒不可怕，你爹下世多年，他在那边等着我，我到那边，也不寂寞。还有你弟弟铁成和妹妹连云，我常梦见他们。”
我说：“大伯，你别乱想。”
大伯笑了笑，说他已经跟我发成哥们说过，和我的大姐、二姐也说过，说他一生好“排场”，再穷也要盖瓦房，孩子们娶媳妇，一定要客人吃够、吃好，走时再拿些好吃的。说在村子里，凡是由他经手办的红白事，他都是能大勿小，能多余不节俭，就连谁家死人了，孝子的孝帽、孝衣短小了，他都看不上眼。他希望到他死的那一天，由闺女、侄女和外甥女们负责的“纸扎”“社火”，一定要比别人死后的多。
大伯说，请的响器班，一定要乐技最好的，最少要请两个响器班，让他们这班吹累了，那班接着吹，或者对吹赛擂台：
大伯说了许多他对后事的安排和打算，他给我的哥哥、弟弟和姐姐、妹妹布置安排了，至于我，因为路远工作忙，赶不回来给他送葬。
我笑了：“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是在天边，我也要赶回来。”
大伯又想到一桩事，他说：“我死了，你能回来，你媳妇小莉能回来吗？”
我说：“她当然得回来。”
大伯不相信：“人家是‘外头人’（城里人），到时候，她不回来，你咋办？”
我笑笑：“她不回来奔丧，就离婚。”
大伯也笑了。他笑得自足、自然，仿佛他把身后的一切，事无巨细全都落实妥当后，剩下的事，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阳光下，或者过道里，等着死亡，等着生命最后一刻。
生命与死亡，在大伯的眼前，就是能看见的时间和物质，如同行动着的物体与走动的脚步，正从哪个方向，不慌不忙地靠过来，一步一步地接近着，如他坐在树下时抬起头，看到一片发黄的树叶，从树梢摇摇身子，落下了，没有风，没有雨，只有一种平静和温暖，只有温煦的阳光，包围着那片叶，让它在宁静和美的状态里，因为自身的形体与结构，从空中不急不缓，打着旋儿朝着地面落。
大伯对死的坦然，让我震惊和尊敬。
大伯不识字。正因为不识字，不需要把生与死上升到知识分子理解的哲学高度。因为不识字，无须因为在书本上读到几句只言片语、令人悲伤的生死观，而对虚无论有着钻牛角尖般的痛苦和惊慌，从而因为无可遏止的年老、疾病和死亡的到来，终日把自己安置在无奈和惊慌、心悸和悲伤的沉默叹息中。正因为大伯不识字，因为大伯是农民，因为大伯和所有乡村的人一样，或多或少地有些迷信，相信着来世和去处，才使他对生死有那样的坦然和轻淡。
我在想，就是大伯不相信有来世，也一定相信人生有着归宿和去处。所以，大伯在面对死亡时，才能那么早就显出坦然和镇定、平静和自足，对人生归结去处的道路和归途，有了那样世俗却又超凡的修补和安排。
（摘自《我与父辈》，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