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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来年，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绝大多数有研发能力的科技工作者似乎都能感受到，经费已不再是制约取得科研成果的主要因素。那么，制约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的因素还有哪些？这里就涉及自主创新的产业、政府、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若干问题作一些探讨。
产业环境
政府强调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企业是创新的需求端和完成端，即创新的需求源自企业，创新的完成和实现也在企业。问题是，很多企业忽略了这句话的外延：企业是研发的投入主体。近些年，我国若干重大专项、支撑计划、“863”计划等的投入都面向企业的需求，有些企业热衷于争取国家经费，以减少自身投入。少数企业用自己已经计划或正在进行的产品（市场中已经存在的）开发项目去获取国家科技经费，使自身在该项目上少投入甚至不投入。企业的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利于其自身的自主创新，国家也不应该鼓励这种现象。另外，从熊彼特的创新意义（“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上看，目前我国很多企业正在进行的创新，还不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自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
一些大企业认识到研发的重要，也比较重视对研发的投入。然而，因为自身有比较强的研发实力，所以不太重视和大学以及研究院所的合作，其研发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短视”行为，原因有二：其一，外部研究单位总会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企业而言的比较优势；其二，如果企业的研发比较封闭，其自身研发队伍的能力有可能逐步退化。这两种情况显然都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企业的研发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政府环境
我国政府近年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也颇有成效。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科技“政绩意识”太强。
科技发展也受一定的规律支配。虽然经费投入以及方向的正确选择有可能大大加速科技的发展，但科技发展本身的一些过程却不能缺少。某一个过程经历的时间可以缩短，但不能出现空缺。政府的科技支持模式中却明显存在试图跨越某些过程的行为，以期尽快取得“政绩”。如在很多项目中，大量经费直接投入到产品研制，跨越了基础及应用基础方面的研究过程，其效果可想而知。
“政绩意识”使得一些科技部门的负责人过于重视竞争中技术，而忽视了竞争前技术。这是因为竞争前技术要取得实效，需要较长时间，而支持竞争中技术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填补国内空白”。但问题是，重点支持竞争中技术就注定出现一个问题，即原始创新的可能性非常小。
“政绩意识”常常使人们过分关注“显示度”，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尤其是大的装备），而忽视基础和应用基础的研究。如过分重视重大装备本身，而轻视功能部件及其技术的研究。对于国家某些重大科技项目，时常会听到一种声音，即用“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进行科技攻关。殊不知，那种举国体制的成功是在特定时期，而且只能针对那些绝对在市场上买不到的产品。如果滥用“举国体制”，绝对不利于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
尽管强调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政绩意识”必定导致事实上的“政府主导”体制。更有少数人觉得应该由政府主导自主创新，因为我国已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然而，需要引起人们高度注意的是，以前靠“政府主导”模式取得成功，并不能推断今后也应该如此。在基本没有自主创新的时期，“政府主导”模式会快速见效，但当国家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继续“政府主导”反而会阻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教育环境
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教育息息相关。然而，目前我国的教育环境还不适应创新能力的培养。
首先，我国教育没有真正地面向人。中学是面向考试，高等学校则更多地面向专业。教育没有足够重视如何开启学生的潜能，如何让学生自由发展，如何使学生彰显他们的个性。而这些特质恰恰影响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其次，我国的高等教育还不够开放。大学与企业间的相互开放也不够。近年来，学校内实践条件已经大有改善，但大学生的实践活动仍然更多地限制在校园内；企业对高校研究的投入还显得“短视”，对大学生实践活动缺乏相应的支持。学生接触社会和企业的机会有限，自然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毕竟社会和企业应该是多数创新活动的需求端。工程教育中，很多课程内容甚至滞后于工业的实际进展，更遑论创新能力的培养了。
第三，当今高等教育的环境太过功利化，大学中研发活动的功利因素太多。学校和教授不得不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到增加收入方面。收入的多元化使得教师的教育和研究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功利成分。如果教授们的研发活动主要是“功利驱动”而非“兴趣驱动”，如何提高国家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现象不仅影响教师本身的研究水平，而且还会影响下一代的价值观。
文化与社会环境
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还受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华民族有光辉灿烂的文化，然而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化中也有某些消极因素。
“唯上”的文化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科技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在科技领域唯学术权威和官员。一些学术权威、专家在国家重大科技方向的决策以及重要课题的争取或评审方面存在过多的话语权。更有甚者是唯官员。若某一领导在某个大问题上发表意见，下面自然把意见变成指示，即使有很多人持有不同观点也枉然，甚至连充分讨论的气氛都不会有。甚至领导内心里并不一定要坚持自己意见的想法，但是唯上的文化和官场中的“讲政治”风气却滋生了上述现象产生。
“求是”是创新文化的基本要素，而我们的文化中始终欠缺求是的精神，尽管我们一直提倡“实事求是”，很多学校甚至还把求是作为其校训。此种状况一方面乃传统文化影响，如徐光启言西学胜于中学之重要方面在于西学善言“所以然之故”，而中学“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另一方面乃由于现实中缺乏讲真话的氛围。若真话都不敢讲，谈何求是？若求是不能成风气，何以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至于说社会中存在的某些庸俗习气乃至潜规则，已经在破坏着国家的自主创新环境。如关系文化就极大地腐蚀着科技队伍和污染着自主创新环境。
产业环境
政府强调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企业是创新的需求端和完成端，即创新的需求源自企业，创新的完成和实现也在企业。问题是，很多企业忽略了这句话的外延：企业是研发的投入主体。近些年，我国若干重大专项、支撑计划、“863”计划等的投入都面向企业的需求，有些企业热衷于争取国家经费，以减少自身投入。少数企业用自己已经计划或正在进行的产品（市场中已经存在的）开发项目去获取国家科技经费，使自身在该项目上少投入甚至不投入。企业的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利于其自身的自主创新，国家也不应该鼓励这种现象。另外，从熊彼特的创新意义（“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上看，目前我国很多企业正在进行的创新，还不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自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
一些大企业认识到研发的重要，也比较重视对研发的投入。然而，因为自身有比较强的研发实力，所以不太重视和大学以及研究院所的合作，其研发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短视”行为，原因有二：其一，外部研究单位总会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企业而言的比较优势；其二，如果企业的研发比较封闭，其自身研发队伍的能力有可能逐步退化。这两种情况显然都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企业的研发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政府环境
我国政府近年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也颇有成效。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科技“政绩意识”太强。
科技发展也受一定的规律支配。虽然经费投入以及方向的正确选择有可能大大加速科技的发展，但科技发展本身的一些过程却不能缺少。某一个过程经历的时间可以缩短，但不能出现空缺。政府的科技支持模式中却明显存在试图跨越某些过程的行为，以期尽快取得“政绩”。如在很多项目中，大量经费直接投入到产品研制，跨越了基础及应用基础方面的研究过程，其效果可想而知。
“政绩意识”使得一些科技部门的负责人过于重视竞争中技术，而忽视了竞争前技术。这是因为竞争前技术要取得实效，需要较长时间，而支持竞争中技术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填补国内空白”。但问题是，重点支持竞争中技术就注定出现一个问题，即原始创新的可能性非常小。
“政绩意识”常常使人们过分关注“显示度”，重视“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尤其是大的装备），而忽视基础和应用基础的研究。如过分重视重大装备本身，而轻视功能部件及其技术的研究。对于国家某些重大科技项目，时常会听到一种声音，即用“两弹一星”的举国体制进行科技攻关。殊不知，那种举国体制的成功是在特定时期，而且只能针对那些绝对在市场上买不到的产品。如果滥用“举国体制”，绝对不利于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
尽管强调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政绩意识”必定导致事实上的“政府主导”体制。更有少数人觉得应该由政府主导自主创新，因为我国已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然而，需要引起人们高度注意的是，以前靠“政府主导”模式取得成功，并不能推断今后也应该如此。在基本没有自主创新的时期，“政府主导”模式会快速见效，但当国家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继续“政府主导”反而会阻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教育环境
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教育息息相关。然而，目前我国的教育环境还不适应创新能力的培养。
首先，我国教育没有真正地面向人。中学是面向考试，高等学校则更多地面向专业。教育没有足够重视如何开启学生的潜能，如何让学生自由发展，如何使学生彰显他们的个性。而这些特质恰恰影响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其次，我国的高等教育还不够开放。大学与企业间的相互开放也不够。近年来，学校内实践条件已经大有改善，但大学生的实践活动仍然更多地限制在校园内；企业对高校研究的投入还显得“短视”，对大学生实践活动缺乏相应的支持。学生接触社会和企业的机会有限，自然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毕竟社会和企业应该是多数创新活动的需求端。工程教育中，很多课程内容甚至滞后于工业的实际进展，更遑论创新能力的培养了。
第三，当今高等教育的环境太过功利化，大学中研发活动的功利因素太多。学校和教授不得不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到增加收入方面。收入的多元化使得教师的教育和研究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功利成分。如果教授们的研发活动主要是“功利驱动”而非“兴趣驱动”，如何提高国家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现象不仅影响教师本身的研究水平，而且还会影响下一代的价值观。
文化与社会环境
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还受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华民族有光辉灿烂的文化，然而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化中也有某些消极因素。
“唯上”的文化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科技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在科技领域唯学术权威和官员。一些学术权威、专家在国家重大科技方向的决策以及重要课题的争取或评审方面存在过多的话语权。更有甚者是唯官员。若某一领导在某个大问题上发表意见，下面自然把意见变成指示，即使有很多人持有不同观点也枉然，甚至连充分讨论的气氛都不会有。甚至领导内心里并不一定要坚持自己意见的想法，但是唯上的文化和官场中的“讲政治”风气却滋生了上述现象产生。
“求是”是创新文化的基本要素，而我们的文化中始终欠缺求是的精神，尽管我们一直提倡“实事求是”，很多学校甚至还把求是作为其校训。此种状况一方面乃传统文化影响，如徐光启言西学胜于中学之重要方面在于西学善言“所以然之故”，而中学“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另一方面乃由于现实中缺乏讲真话的氛围。若真话都不敢讲，谈何求是？若求是不能成风气，何以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至于说社会中存在的某些庸俗习气乃至潜规则，已经在破坏着国家的自主创新环境。如关系文化就极大地腐蚀着科技队伍和污染着自主创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