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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蒋介石调动4路大军、50万人以堡垒战术向着中央苏区推进，这就是第五次“围剿”。
这时，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已经被博古、李德剥夺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正在“靠边站”。
此前一个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把第五次反“围剿”定性为“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结论当然就是：决战。
毛泽东慨叹：“决战论兴，红军危矣。”
根据地守不住了
拿什么去和数倍于己、装备优胜的敌方正规军决战？只能是拿红军战士的宝贵生命。
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是广昌，蒋介石部队猛攻，而红军则按照命令死守。打了17天，广昌失守，红军伤亡5500人。
而这时，毛泽东正在会昌“病休”。这次病休，也不是没有收获。他和张闻天在云石山的一座古庙里一起居住过一段时间，张闻天这位曾经的激烈批评者，也开始转向支持毛泽东。
王稼祥、张闻天、任弼时等党内重要人物的一个个转向，为后面的遵义会议最终抛弃“王明路线”准备着力量基础。惨败，会让一部分人清醒。
广昌惨败之后，红军节节败退，博古、李德便开始准备“转移”“退却”了，再没有了死守寸土的信心。
1934年7月7日，寻淮洲、粟裕率红七军团东征、北上，出发的名义是北上抗日，所以这支部队又叫“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10月10日，红军主力全部集结出发。
这时候，红军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前途何在，但都知道根据地守不住了。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用生动的语言阐述过根据地的重要性：“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辛苦经营了7年的中央苏区沦入敌手，中央红军就失去了家，開始了长达一年的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苏区的老百姓，也失去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和亲人的军队。毛泽东是最早在党内主张军事斗争的人之一，也是红军的创立者之一，从长征出发开始，他就一直忧心于在行进中如何保存红军，保存革命力量。
蒋介石此时正在北平“静养”，接到南昌行营发来的急电，知道了红军的异动，马上赶到了南昌。在他看来，只要把红军先从江西赶出来，就是好事，更容易伺机“歼灭”。蒋介石迅速布置，任命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追剿”前敌总指挥，陈诚为预备队总指挥。何键、陈济棠、李宗仁、顾祝同四路大军，分别从湖南、广东、广西、湖北方向对红军进行封堵截杀。
地图上的作战
11月下旬，中央红军约6.4万人，到达了广西境内的湘江东岸，这是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
博古、李德早在广昌战败之后，就感觉到中央苏区很可能失陷，于是便派遣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前往黔东，去寻找贺龙的红二军团，去联络退路。红六军团的确找到了红二军团，会师一处，这一消息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以密电的方式传来，博古、李德就决定按照红六军团走过的路西征，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
蒋介石很快就判明了博古、李德的意图，也就知道了红军的行军方向，所以他总是步步机先，在前方布好口袋等着红军到来。广西北部、湘江东岸的第四道封锁线，就是蒋介石精心设下的一个大局。
博古、李德要求红军运送着各种辎重前行，甚至连苏区的印钞机、造币机这样极其沉重的设备都不能丢弃，以致行动缓慢，蒋介石得以好整以暇地布置兵力。出于地方自保的目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了保护桂林，突然从全州撤走，原本这是一个撕开口子的极好的机会，可惜李德指挥失误，延误了行军时间，从而让何键得以迅速调动湘军抢先占领。11月27日晚上，红军已经大部抵达湘江东岸，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已经大部分渡过了湘江，这时，国民党军发动了攻击。半渡而击。11月28日，红军创立以来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打响了。何键自北向南攻击，李宗仁、白崇禧自南而北进攻，国民党中央军则自东向西尾随追杀。
王稼祥、张闻天、任弼时等党内重要人物的一个个转向，为后面的遵义会议最终抛弃“王明路线”准备着力量基础。惨败，会让一部分人清醒。
湘江，成了血河。这一役，红军伤亡3.05万人。主力红军出发时有8.6万人，前面三道封锁线伤亡、掉队、走散、退出了2万多人，湘江战役之后只剩下不到4万人。
李德还是看着地图指挥部队，按照既定的路线行军。他只在乎直线距离，而对地形一无所知，被称为“靠铅笔指挥”—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就要求红军往前走，经常走到死胡同，又再折回去，正如陈云所言：“有一个地方，打了三天，才走了四公里。”
蒋介石断定红军紧接着会调头向北，寻找红二、六军团，又在湘西布下4道堡垒防线，集结15个师，20万兵力，等待着红军到来。继续这样指挥下去，结果只有全军覆没。毛泽东无法再容忍，他躺在担架上，努力说服张闻天和王稼祥，主张放弃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计划。在张、王支持下，12月13日，在通道县城外一户农家召开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即通道会议。
会上李德仍坚持原计划，北上寻找红二、六军团，而毛泽东则主张西进贵州，因为贵州之敌最弱。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尤其是周恩来，作为“最高三人团”的一员，也支持毛泽东。
进入贵州，到达黎平县城，12月18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李德还是坚持原意，毛泽东则主张打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要讨论失败的原因，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 这时除了博古，没有一个人支持李德了。此时的王明也已经无法在莫斯科遥控中共中央。1934年8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被中统特务破坏，而在湘江战役前后，中共中央的电台也在战斗中被炸毁，王明变得鞭长莫及。
形成一致意见，离开黎平，红军飞渡乌江，直取遵义，于1935年1月7日占领全城。
抢渡乌江的军事部署已经开始，平地又起波澜。博古、李德听说乌江比湘江更为险要，害怕重蹈湘江覆辙，又再次主张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不要过乌江。
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开会，反驳了博古、李德，决定渡江。
红军出其不意掉头西进，让蒋介石来不及调兵遣将，而防卫遵义及周围的侯之担的部队像豆腐一样不经打，红军迅速攻占了遵义。一拿下遵义，刘伯承、聂荣臻即令耿飚、杨成武率部急行军，攻下娄山关，占领桐梓，确保遵义北面的安全。没有战事，红军就在遵义获得了难得的休整，12天养精蓄锐，同时召开了遵义会议。
扭转乾坤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也恢复了军事指挥权。
虽然朱德和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有更高的地位，毛泽东只是“帮助者”，但朱周二人都知道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对他的意见非常尊重，毛泽东就是实际上的红军主帅。这支中央红军，在经历了千难万险和一次次惨痛的损失之后，又回到了他最初的创始者手中。红军的战争方式立刻就变了。
毛泽东后来（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军事理论的条令表示尊重，因为那也是前人流血获得的经验，但他强调，中国革命有它的特殊性，照抄来用，就是削足适履，就要打败仗。
“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還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
上面这段话里阐述的意思，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策略的源头，也是中共的军事革命最后取得成功的法宝。这是对列宁主张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观点的回应。
后来我们知道，这叫“一切从实际出发”，又叫“实事求是”。这些原则，今天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它们真正在党内获得共识和贯彻，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军转进贵州以后，蒋介石又亲自督师，在贵州集结40万重兵，对付红军的3.7万人，决心在贵州“歼灭”红军。然而，蒋介石再也无法猜透红军的方向。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刘伯承写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
他只在乎直线距离，而对地形一无所知，被称为“靠铅笔指挥”—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就要求红军往前走，经常走到死胡同，又再折回去，正如陈云所言：“有一个地方，打了三天，才走了四公里。”
中共中央原想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但发现此地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粮食不足，民族关系复杂，而且党在当地也缺乏基础，便决定渡过长江，以川西北为目标—四川是西南首富，而且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两位川籍将领在川西北有巨大的影响力。
从黔北入川，须经过土城，遵义会议后的第一战，毛泽东意气风发，但土城战役以失败告终。因为对方是川军精锐郭勋祺部，而且兵力不是情报显示的4个团，而是3个旅。初战失利，红军在1月29日凌晨连夜撤退，度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国民党军又被大量吸引到川滇边地区，准备在红军抢渡长江时予以消灭，谁知红军眼见原定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又于2月18日至2月21日二渡赤水，回到黔北，再次把不堪一击的王家烈部打得崩溃，二夺娄山关，2月28日重新占领遵义。
蒋介石急调薛岳部中央军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驰援遵义，激战之后几乎被全歼。王家烈部也被消灭了8个团。这是长征以来红军的首个大胜仗，俘虏者众、缴获颇丰，补充了大量武器弹药。
蒋介石感到“局势严重”，“直飞重庆镇慑”。他准备在遵义一带与红军决战，“遵义又陷，是围剿良机”。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都往赤水河和乌江之间汇集，部署将定，3月16日，红军又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
蒋介石晕头转向，不知道红军究竟想干什么。他怀疑红军又试图北渡长江，于是紧急调整部署，重兵集结于赤水河西，星夜修筑大量碉堡，打算将红军围困于赤水河以西，迫使其在古蔺地区决战。大部队手忙脚乱重新调动，碉堡夜以继日地施工。红军停留了5天，等国民党军大部调动到了赤水河西岸，它又在3月21日晚上闪电般四渡赤水。
回到黔北之后，红军又出其不意挥师东南，再渡乌江，围攻贵阳正北约60公里的息烽碉堡。这时蒋介石人在贵阳，忧心如焚，“焦灼异甚”。
贵阳只有4个团兵力，恐将被红军攻陷，蒋介石急令西边的滇军孙渡纵队迅速向东增援贵阳。毛泽东想要的，就是蒋介石把孙渡纵队调走，这样红军就可以绕过贵阳，向西进入云南，而无强敌阻隔。他给红军的任务是“只有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