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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一些灾难性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我们作为灾难的目击者甚至受害者，亲眼看到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丧失或者身体残缺，身心都可能受到极大的伤害。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我们的亲朋好友的关怀和照顾，是我们能够坚强地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而与此同时，来自心理医生的专业帮助同样也是不可缺少的。
遭遇爆炸
1998年的那个情人节，相信会定格在很多武汉人的记忆中，当然也会更加深刻地定格在潇潇的记忆之中。
那天出门之前，潇潇的心情很好。因为男友打来电话，说晚上先单独请她吃饭，然后跟其他几对朋友一起去泡酒吧。潇潇打算先去公司办点事，然后就等着浪漫夜晚的来临。到公司需要乘公共汽车过长江大桥，车上人很多，潇潇上车之后就从车门口慢慢挤到了车的前部，找了个相对不太拥挤的角落站着。
公共汽车在武昌的街道上缓缓行进。一切都跟往常一样，没有人知道灾难就要降临。在快要上长江大桥的时候，汽车后部没有任何预兆地发出一声巨响，紧接着就是一阵又一阵的哭喊之声。那一刻潇潇先是感到耳膜受到巨大的撞击，脑子“嗡”的一声被震得瞬间停止了运转，然后就看到了车后部爆炸中心的一片残肢断臂和血肉模糊。
在混乱之中，救援工作迅速展开。潇潇因为离爆炸中心较远，所以没有受伤。后来她知道，别人并没有她那么幸运，那次事故的灾难性后果是：16人死亡，3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但是，身体的伤是一回事，心理的伤是另外一回事。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天之内，潇潇自己和她的亲友还为她的运气感到庆幸，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就不能称之为幸运了。因为潇潇的精神状况越来越不正常。在白天的时候，潇潇变得越来越敏感，周围稍微有一点声响，都可以把她吓一大跳；在街上看见公共汽车，或者远远听到公共汽车鸣笛，都可以让她全身颤抖。尤其恐怖的是晚上，噩梦一个接着一个，都是鲜血淋淋的场景，经常使她全身被汗湿透，并且从梦中惊醒，再也不能睡着。
而更加让潇潇难受的是，几乎每时每刻，脑海里都可以蹦出爆炸后那一片血腥的画面和震耳欲聋的声响，无比生动、无比真实，仿佛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经历。经历一次都刻骨铭心了，千百次地经历，真让她觉得是在炼狱里煎熬。
接受治疗
看医生是必然的选择了。第一次在我的诊室里见到潇潇，她的状况很不好。一幅惊恐之状，眼神闪烁不定，面部肌肉紧张，坐也只坐在椅子的边缘，好像随时准备逃跑似的。我小心询问那个灾难性的故事，但潇潇不愿意回忆，我就没再问下去，这也是治疗这类来访者的基本原则：治疗的进程尽可能由来访者掌握，也就是说，谈什么和不谈什么，以及怎么谈，都先征求来访者的意见，然后由来访者决定。
潇潇给我讲了她目前的苦恼。主要是那些不断闪回的灾难画面，让她痛苦不堪。我想从这一点开始为她做点什么。我说：“刘伯承元帅在晚年也被类似的问题困扰，他的脑海里经常出现以前他经历过的战争的场面，也许比你见到的场景更加惨烈。那个时候，心理治疗的技术还不太发达，所以刘帅没有得到好的治疗。但现在，我们有很多手段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了。”
潇潇听了半信半疑。我拿来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一幅画，问潇潇这是什么。潇潇看了看，说：“是一朵花。”我说：“我的确是画的一朵花，但却不是真正的花，只不过是花的图像而已。”潇潇听了觉得有点诡辩的味道，微微一笑说：“那不是一回事吗？”
我故作严肃地说：“绝对不是一回事，花就是花，花的图像就是花的图像，两者可有本质的区别。”潇潇说：“那好吧，就算你对，那又怎么样？”我说：“只要你先明白这个道理，下一步就好办了。你想想啊，你脑子里的那些东西，真正出现只有一次，也就是情人节那天，后来出现的，只不过是一些虚假的画面而已，就像是我画在纸上的花一样。”
对潇潇来说，这是一个看待这个问题的新思路。
她的面部稍微有点欣喜和放松，但她马上又说：“管它真的还是假的，反正它总是出现，总是让我难受，却一点也假不了。我马上说：“对啊，这我理解，我自己虽然没经历过这样的事，但很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画面，比如美国电影《马语者》，里面的主人公就有这些症状。”用电影的手法表现出来，让人印象极深。潇潇看到我能够感受到她的痛苦，又变得放松了一些。
我继续说：“既然那些画面是假的，那就给我们一个很有用的提示：我们可不可以以假对假呢，就像一些醫学理论说以毒攻毒一样。”潇潇一时不能理解：“如此真实的痛苦，怎么可以像开玩笑一样以假对假消除呢？”我接着说：“有一个全世界通用的方法，可以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方法就是把你脑子里的那些画面，当成你正在用VCD在电视机上播放的录像，控制电视机和VCD的遥控器在你手上拿着，你可以任意地操作这些画面，这是一个想象力的训练，你愿意试试吗？”
看得出来，潇潇对我的信任感在逐渐增加。她点头同意，然后我们开始练习。首先我让潇潇回忆一段经常出现在脑海里的血腥的场面，潇潇闭上眼做了，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我接着让她想象，这些画面是用VCD在电视机上播放的，过了几秒钟，潇潇向我点头示意，表示已经做了这样的想象。我又接着让她用手上的遥控器，慢慢地把电视的画面变得模糊，直到模糊得完全看不清楚。过了一会儿，潇潇又点点头。
我又说：“你在想象中用遥控器把电视关掉，想象你站起来，想象你走到VCD前，把它打开，拿出录制了那些场面的光碟，电视机旁边有一个保险柜，你走过去，把光碟放进去，再关上保险柜的门。然后你再慢慢地睁开眼睛，回到我的治疗室里来。”
潇潇眼睛慢慢睁开，似乎有点不太适应治疗室里过强的光线。我等她稳定一会儿，就问她的感受，她说：“做了这个练习，似乎全身轻松多了。”我说：“这证明这个练习是有用的，以后如果再出现闪回的假画面，你还可以反复做，直到它真正被锁到保险箱里，你不主动去提取，它就永远不会自己出来为止。”想到它永远不会“自己”出来，潇潇脸上出现了愉快的笑容。
恢复安全感
这次治疗结束。下一次治疗的时候，我给潇潇做了恢复安全感的练习。她现在对公共汽车和声音的敏感，其实是安全感受到了损害。我还是先给她解释。我说：“一个人的安全感，实际上跟外界事实上是不是真正安全没关系，而与她内心有没有安全感有关。”潇潇上次就领教过我的荒唐言论，所以我这次这样说她就没怎么觉得惊奇。我知道，这样的说法初听起来是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
所以我继续解释：“比如美国有一位五星上将，二战的时候经常去战争第一线，帽子都被子弹打飞过，他的随从吓得半死，他却一点都不害怕；而另外一些人，可能走路怕被车撞死了，吃东西怕被噎死了，甚至害怕天塌下来把自己砸死了。你说这样比较一下，是不是安全感跟外界是不是真的安全基本没关系？”
潇潇连续说了三个“对”字，还说：“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别人觉得很安全的地方，我老是觉得不安全，疑神疑鬼的。”我说：“所以我们同样可以做一个练习，来增加你内心的安全感，心里有了可以溢出来的安全感，自然就不会害怕大家都不怕的场景和东西了。”
练习做得比上一次更顺利，也更成功。在这个练习中，我指导潇潇想象了一个她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她就是那个地方的唯一的主人。她可以为这个地方安装一切可以增加安全的设备，可以安置一切让她觉得轻松愉快的东西，而且没有她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这个地方打扰她。练习做完之后，潇潇变得全身放松，整个人懒懒地靠在椅子上，脸上出现了近乎灿烂的笑容。
治疗总共做了六次。除了想象练习，我们当然也讨论了一些关于人性、生死和人际关系等内容。一个半月之后，潇潇的症状几乎全部消失了。在她告诉我她不再害怕坐武汉拥挤的公共汽车、不再做噩梦、也不再有血腥的画面在脑海里出现的时候，我感到了无比的轻松。
遭遇爆炸
1998年的那个情人节，相信会定格在很多武汉人的记忆中，当然也会更加深刻地定格在潇潇的记忆之中。
那天出门之前，潇潇的心情很好。因为男友打来电话，说晚上先单独请她吃饭，然后跟其他几对朋友一起去泡酒吧。潇潇打算先去公司办点事，然后就等着浪漫夜晚的来临。到公司需要乘公共汽车过长江大桥，车上人很多，潇潇上车之后就从车门口慢慢挤到了车的前部，找了个相对不太拥挤的角落站着。
公共汽车在武昌的街道上缓缓行进。一切都跟往常一样，没有人知道灾难就要降临。在快要上长江大桥的时候，汽车后部没有任何预兆地发出一声巨响，紧接着就是一阵又一阵的哭喊之声。那一刻潇潇先是感到耳膜受到巨大的撞击，脑子“嗡”的一声被震得瞬间停止了运转，然后就看到了车后部爆炸中心的一片残肢断臂和血肉模糊。
在混乱之中，救援工作迅速展开。潇潇因为离爆炸中心较远，所以没有受伤。后来她知道，别人并没有她那么幸运，那次事故的灾难性后果是：16人死亡，3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但是，身体的伤是一回事，心理的伤是另外一回事。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天之内，潇潇自己和她的亲友还为她的运气感到庆幸，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就不能称之为幸运了。因为潇潇的精神状况越来越不正常。在白天的时候，潇潇变得越来越敏感，周围稍微有一点声响，都可以把她吓一大跳；在街上看见公共汽车，或者远远听到公共汽车鸣笛，都可以让她全身颤抖。尤其恐怖的是晚上，噩梦一个接着一个，都是鲜血淋淋的场景，经常使她全身被汗湿透，并且从梦中惊醒，再也不能睡着。
而更加让潇潇难受的是，几乎每时每刻，脑海里都可以蹦出爆炸后那一片血腥的画面和震耳欲聋的声响，无比生动、无比真实，仿佛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经历。经历一次都刻骨铭心了，千百次地经历，真让她觉得是在炼狱里煎熬。
接受治疗
看医生是必然的选择了。第一次在我的诊室里见到潇潇，她的状况很不好。一幅惊恐之状，眼神闪烁不定，面部肌肉紧张，坐也只坐在椅子的边缘，好像随时准备逃跑似的。我小心询问那个灾难性的故事，但潇潇不愿意回忆，我就没再问下去，这也是治疗这类来访者的基本原则：治疗的进程尽可能由来访者掌握，也就是说，谈什么和不谈什么，以及怎么谈，都先征求来访者的意见，然后由来访者决定。
潇潇给我讲了她目前的苦恼。主要是那些不断闪回的灾难画面，让她痛苦不堪。我想从这一点开始为她做点什么。我说：“刘伯承元帅在晚年也被类似的问题困扰，他的脑海里经常出现以前他经历过的战争的场面，也许比你见到的场景更加惨烈。那个时候，心理治疗的技术还不太发达，所以刘帅没有得到好的治疗。但现在，我们有很多手段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了。”
潇潇听了半信半疑。我拿来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了一幅画，问潇潇这是什么。潇潇看了看，说：“是一朵花。”我说：“我的确是画的一朵花，但却不是真正的花，只不过是花的图像而已。”潇潇听了觉得有点诡辩的味道，微微一笑说：“那不是一回事吗？”
我故作严肃地说：“绝对不是一回事，花就是花，花的图像就是花的图像，两者可有本质的区别。”潇潇说：“那好吧，就算你对，那又怎么样？”我说：“只要你先明白这个道理，下一步就好办了。你想想啊，你脑子里的那些东西，真正出现只有一次，也就是情人节那天，后来出现的，只不过是一些虚假的画面而已，就像是我画在纸上的花一样。”
对潇潇来说，这是一个看待这个问题的新思路。
她的面部稍微有点欣喜和放松，但她马上又说：“管它真的还是假的，反正它总是出现，总是让我难受，却一点也假不了。我马上说：“对啊，这我理解，我自己虽然没经历过这样的事，但很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画面，比如美国电影《马语者》，里面的主人公就有这些症状。”用电影的手法表现出来，让人印象极深。潇潇看到我能够感受到她的痛苦，又变得放松了一些。
我继续说：“既然那些画面是假的，那就给我们一个很有用的提示：我们可不可以以假对假呢，就像一些醫学理论说以毒攻毒一样。”潇潇一时不能理解：“如此真实的痛苦，怎么可以像开玩笑一样以假对假消除呢？”我接着说：“有一个全世界通用的方法，可以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方法就是把你脑子里的那些画面，当成你正在用VCD在电视机上播放的录像，控制电视机和VCD的遥控器在你手上拿着，你可以任意地操作这些画面，这是一个想象力的训练，你愿意试试吗？”
看得出来，潇潇对我的信任感在逐渐增加。她点头同意，然后我们开始练习。首先我让潇潇回忆一段经常出现在脑海里的血腥的场面，潇潇闭上眼做了，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我接着让她想象，这些画面是用VCD在电视机上播放的，过了几秒钟，潇潇向我点头示意，表示已经做了这样的想象。我又接着让她用手上的遥控器，慢慢地把电视的画面变得模糊，直到模糊得完全看不清楚。过了一会儿，潇潇又点点头。
我又说：“你在想象中用遥控器把电视关掉，想象你站起来，想象你走到VCD前，把它打开，拿出录制了那些场面的光碟，电视机旁边有一个保险柜，你走过去，把光碟放进去，再关上保险柜的门。然后你再慢慢地睁开眼睛，回到我的治疗室里来。”
潇潇眼睛慢慢睁开，似乎有点不太适应治疗室里过强的光线。我等她稳定一会儿，就问她的感受，她说：“做了这个练习，似乎全身轻松多了。”我说：“这证明这个练习是有用的，以后如果再出现闪回的假画面，你还可以反复做，直到它真正被锁到保险箱里，你不主动去提取，它就永远不会自己出来为止。”想到它永远不会“自己”出来，潇潇脸上出现了愉快的笑容。
恢复安全感
这次治疗结束。下一次治疗的时候，我给潇潇做了恢复安全感的练习。她现在对公共汽车和声音的敏感，其实是安全感受到了损害。我还是先给她解释。我说：“一个人的安全感，实际上跟外界事实上是不是真正安全没关系，而与她内心有没有安全感有关。”潇潇上次就领教过我的荒唐言论，所以我这次这样说她就没怎么觉得惊奇。我知道，这样的说法初听起来是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
所以我继续解释：“比如美国有一位五星上将，二战的时候经常去战争第一线，帽子都被子弹打飞过，他的随从吓得半死，他却一点都不害怕；而另外一些人，可能走路怕被车撞死了，吃东西怕被噎死了，甚至害怕天塌下来把自己砸死了。你说这样比较一下，是不是安全感跟外界是不是真的安全基本没关系？”
潇潇连续说了三个“对”字，还说：“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别人觉得很安全的地方，我老是觉得不安全，疑神疑鬼的。”我说：“所以我们同样可以做一个练习，来增加你内心的安全感，心里有了可以溢出来的安全感，自然就不会害怕大家都不怕的场景和东西了。”
练习做得比上一次更顺利，也更成功。在这个练习中，我指导潇潇想象了一个她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她就是那个地方的唯一的主人。她可以为这个地方安装一切可以增加安全的设备，可以安置一切让她觉得轻松愉快的东西，而且没有她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这个地方打扰她。练习做完之后，潇潇变得全身放松，整个人懒懒地靠在椅子上，脸上出现了近乎灿烂的笑容。
治疗总共做了六次。除了想象练习，我们当然也讨论了一些关于人性、生死和人际关系等内容。一个半月之后，潇潇的症状几乎全部消失了。在她告诉我她不再害怕坐武汉拥挤的公共汽车、不再做噩梦、也不再有血腥的画面在脑海里出现的时候，我感到了无比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