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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相见
1958年，中国大戏院。戏开演了，一个身材瘦削、穿着破旧棉大衣的“老农民”蜷缩在椅子上，帽檐被压得很低很低，连眉毛都盖住了，他一动不动，脸上的大口罩遮住了内心的波澜起伏。
谁能想到，昔日的中国大戏院首任经理，短短几年，便被命运掐着脖子俯向了尘埃，当年那个激情洋溢的“泥土诗人”，如今只是一个被劳改的“右派”，一个受尽责难、瘦骨嶙峋的农民。
他把头深埋在胸前，生怕被人认出来。偏偏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位姑娘挪到前面左看右看，好眼熟啊！
戏快演完了，趁着黑暗，他起身快步向外走去，他要赶在灯光亮起之前离开。
“鲁藜？！”身后传来一个女子带着疑惑的呼唤。他没有停留，反而加快了脚步。
“你是鲁藜吧？”那个声音追上来了，他的衣襟被扯住，面前站着一个年轻女子——他不认识。
“我是刘颖西呀！”
“换开关的小女孩？”昔日的小孩子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重逢之下，鲁藜惊喜交集，长久以来暗淡的目光在瞬间恢复了诗人特有的清亮。
望着被折磨得苍老憔悴的鲁藜，刘颖西百感交集，日日都在盼望的一天突然降临，她怎能不喜出望外？
初次见面
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那时，她才12岁，家里开着一个小小的电料行，就在天津文联对面。从小懂事的她，放学后总是帮家里做些修理的小电工活，那天父亲差她去文联换一个开关，为她开门的，正是文联主席鲁藜。
那是1950年，鲁藜36岁。早在1938年，他便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延安散歌》并一炮打响，后来，一首《泥土》更让他饮誉诗坛。他身材硕长，眼睛又大又亮，正用手中的笔激情满怀地为新中国的诞生放声歌唱，整个人看上去气质非凡。
第一次面对一个“大人物”，刘颖西脸红了，有些慌乱，在12岁孩子的眼里，他无疑是完美的男人，尤其是看到屋里那么多书，她更加崇拜起他来。他很随和，给她倒水，问她几岁了。听到她的回答，他笑着说：“比我女儿大一岁。”
开关换完了，他问她有什么困难，12岁的孩子忧虑地说：“考初中，怕分到离家远的学校，放了学没法帮家里干活。”他点了点头，记在心里，这个贫苦人家的孩子让他想到了自己悲惨的少年时代。
临走，他借给她几本安徒生童话，他叫她“孩子”，她称他“老师”。
不久，在鲁藜的帮助下，刘颖西上了离家近的女一中。由崇拜而感激，只要看到报纸上有他的作品，她就会精心收集，并开始热爱诗歌。“忘年交”的友谊渐渐建立起来，鲁藜送给她一张照片以作纪念。
生情
谁能想到呢？仿佛一夜之间，灾难说来就来。因为一直在胡风办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又在胡风的帮助下出版过两本诗集，1955年，随着一场批判胡风的风暴，鲁藜锒铛入狱，尽管他与胡风仅有一面之缘。
一个反革命分子，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在狱中，鲁藜收到妻子王曼恬的离婚通知，战火纷飞没有摧毁他们的浪漫爱情，一场运动却足以使它土崩瓦解，昔日的志同道合像写在黑板上的字，那么轻易地便被擦去了。父母早已亡故，一双儿女选择了划清界限，从此没有人关心他、在意他，鲁藜的心陷入了深深的孤独。
他不会想到，此时此刻，那个叫刘颖西的小姑娘正在焦急地寻找他。因为收集鲁藜的诗作、保存他的照片，还是个中学生的她受到了牵连，被派出所叫去审查，他们反复问她：“你同他是怎么认识的？”“他对你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小黑屋中，她开始一遍遍地回忆，玉树临风的身姿、清澈的眼神、温和的面容，给她讲安徒生，还有对她的关心，从派出所出来时，她惊讶地发现，鲁藜的形象更加清晰生动，她的心里暗生了别样的情愫。
刘颖西迫切地想见到鲁藜，每天都到文联打听他的下落，有个画家看她可怜，对她说：“别再问，鲁藜回不来了！”
告别
3年匆匆而过，她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这样意外相见。得知刘颖西已在一家诊所当了医生时，鲁藜欣慰地说：“好，好啊，长大了！好孩子！”
虽然他还是叫她“孩子”，刘颖西却心潮起伏。这个柔弱的诗人，他以要命的坦诚拒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坚持真理的赤子之心深深感动着她，她不管他只是暂时放出来，随时都可能再被抓进去，她只是觉得，即使爱他是劫难，她也毫无惧色。
她决心向他表白，约他再来相见。几天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他来了，是来辞行的，他要去农场接受劳动教养，接下来的命运会怎样，谁也不知道。窗外，雨声潺潺；屋内，泪水涟涟。
一个诗人就这样消失了，天津南郊的农场里多了一个农民。而刘颖西也被“上山下乡”的浪潮裹挟，身不由己。此后22年，他们走在两条平行线上，再未见面。
“文革”开始，鲁藜被送进军粮城捉场劳动改造，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那时的刘颖西也正经历着磨难，她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起来，轮番批斗之下，眼睛失明了。她的身边，多了一个一直默默关心她的男青年，她被打被骂时，他伸出胳膊护着她；她伤心痛苦时，他的肩膀就是她的依靠。在最恐惧无助的时候，他给了她最需要的温暖。
幸好刘颖西自己是医生，把眼睛慢慢治好了，男青年说：“我们结婚吧。”
然而，感情这杯浓茶是时间无法稀释的。“你的老师发表作品了！”1980年，丈夫带回的一份《天津日报》，让刘颖西沉寂已久的心再次掀起波澜。
“他还活着！”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颤抖着双手拿起报纸，除了“鲁藜”两个字，什么也看不清。
“你去看看他……20多年了，不易呀！”丈夫还是那样善解人意，有些事，他知道她永远无法忘记。
相聚
多方打听、寻找，见到鲁藜已是一年以后。经受了炼狱般的考验，面前的他腰弯背驼，身形不复挺拔，头发斑白稀疏，66岁，却俨然是个老头了。
一双筷子、一个碗、一个黑乎乎的锅、一张小行军床，屋里简单得让人酸楚，刘颖西的泪又来了。回到家，她写了一首诗：“他被人抛弃了/你为他痛苦落泪/他再也没有人爱了/他白发苍苍/你悄悄找到他/他年老多病/你舍弃了一切/伴随着他……”
她哭着对丈夫说：“我12岁时，他给我讲故事，我就崇拜他。1958年我们邂逅，我就爱他爱得七颠八倒了。现在，命运又把他送到我面前……”那个善良的男人，最终选择了成全：“我和你一同生活了好多年了，这段生活对我来说十分幸福。我所能给你的一定给你，你回到他身边去吧！”
1981年11月，刘颖西和鲁藜结婚了，只有一对碗筷，两床被褥。他一无所有，平反后分的房子、补发的工资，悉数给了儿女，对儿女，他觉得亏欠。而她只要他，对她来说，他就是全世界。
爱是自然界的第二个太阳，有了刘颖西的照顾，日子不再独孤冷清，鲁藜的目光重新清澈透亮，他思路敏捷，笑容又重回到脸上，“一个能永远微笑的生命/是一个最难被打倒的生命。”中断了20多年的创作又上高峰，《天青集》《鹅毛集》相继出版，长篇哲理诗在新诗界自成一格，那些深沉而美丽的诗篇穿透黑暗，再一次绽放在诗歌大地上。
他说：“没有什么遗憾的，世界沒有亏待我，该得到的得到了，想得到的也有了！每天早上我醒来，就想：活着真好，去了也没有什么不好。”历经磨难，遭受了26年不公正的待遇，他流浪的人生、漂泊的命运就是一首悲壮的诗，幸而，在命运苍凉的底色中，还有一点点温暖的玫瑰色，是她的爱，使他在痛苦的深渊里，仍能“浮出彩霞的光彩”。
是她，让他在晚年发出最欢愉的声音：“我只要一滴水/我就可以尽情歌唱/唱得天地间/只有阳光、花朵与诗歌。”
他只要一滴水，她却给了他整个海洋，由真心出发的爱情，都是世上最宝贵的经典。
（摘自《百家讲坛》） （责编 滿天）
1958年，中国大戏院。戏开演了，一个身材瘦削、穿着破旧棉大衣的“老农民”蜷缩在椅子上，帽檐被压得很低很低，连眉毛都盖住了，他一动不动，脸上的大口罩遮住了内心的波澜起伏。
谁能想到，昔日的中国大戏院首任经理，短短几年，便被命运掐着脖子俯向了尘埃，当年那个激情洋溢的“泥土诗人”，如今只是一个被劳改的“右派”，一个受尽责难、瘦骨嶙峋的农民。
他把头深埋在胸前，生怕被人认出来。偏偏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位姑娘挪到前面左看右看，好眼熟啊！
戏快演完了，趁着黑暗，他起身快步向外走去，他要赶在灯光亮起之前离开。
“鲁藜？！”身后传来一个女子带着疑惑的呼唤。他没有停留，反而加快了脚步。
“你是鲁藜吧？”那个声音追上来了，他的衣襟被扯住，面前站着一个年轻女子——他不认识。
“我是刘颖西呀！”
“换开关的小女孩？”昔日的小孩子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重逢之下，鲁藜惊喜交集，长久以来暗淡的目光在瞬间恢复了诗人特有的清亮。
望着被折磨得苍老憔悴的鲁藜，刘颖西百感交集，日日都在盼望的一天突然降临，她怎能不喜出望外？
初次见面
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那时，她才12岁，家里开着一个小小的电料行，就在天津文联对面。从小懂事的她，放学后总是帮家里做些修理的小电工活，那天父亲差她去文联换一个开关，为她开门的，正是文联主席鲁藜。
那是1950年，鲁藜36岁。早在1938年，他便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延安散歌》并一炮打响，后来，一首《泥土》更让他饮誉诗坛。他身材硕长，眼睛又大又亮，正用手中的笔激情满怀地为新中国的诞生放声歌唱，整个人看上去气质非凡。
第一次面对一个“大人物”，刘颖西脸红了，有些慌乱，在12岁孩子的眼里，他无疑是完美的男人，尤其是看到屋里那么多书，她更加崇拜起他来。他很随和，给她倒水，问她几岁了。听到她的回答，他笑着说：“比我女儿大一岁。”
开关换完了，他问她有什么困难，12岁的孩子忧虑地说：“考初中，怕分到离家远的学校，放了学没法帮家里干活。”他点了点头，记在心里，这个贫苦人家的孩子让他想到了自己悲惨的少年时代。
临走，他借给她几本安徒生童话，他叫她“孩子”，她称他“老师”。
不久，在鲁藜的帮助下，刘颖西上了离家近的女一中。由崇拜而感激，只要看到报纸上有他的作品，她就会精心收集，并开始热爱诗歌。“忘年交”的友谊渐渐建立起来，鲁藜送给她一张照片以作纪念。
生情
谁能想到呢？仿佛一夜之间，灾难说来就来。因为一直在胡风办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又在胡风的帮助下出版过两本诗集，1955年，随着一场批判胡风的风暴，鲁藜锒铛入狱，尽管他与胡风仅有一面之缘。
一个反革命分子，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在狱中，鲁藜收到妻子王曼恬的离婚通知，战火纷飞没有摧毁他们的浪漫爱情，一场运动却足以使它土崩瓦解，昔日的志同道合像写在黑板上的字，那么轻易地便被擦去了。父母早已亡故，一双儿女选择了划清界限，从此没有人关心他、在意他，鲁藜的心陷入了深深的孤独。
他不会想到，此时此刻，那个叫刘颖西的小姑娘正在焦急地寻找他。因为收集鲁藜的诗作、保存他的照片，还是个中学生的她受到了牵连，被派出所叫去审查，他们反复问她：“你同他是怎么认识的？”“他对你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小黑屋中，她开始一遍遍地回忆，玉树临风的身姿、清澈的眼神、温和的面容，给她讲安徒生，还有对她的关心，从派出所出来时，她惊讶地发现，鲁藜的形象更加清晰生动，她的心里暗生了别样的情愫。
刘颖西迫切地想见到鲁藜，每天都到文联打听他的下落，有个画家看她可怜，对她说：“别再问，鲁藜回不来了！”
告别
3年匆匆而过，她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这样意外相见。得知刘颖西已在一家诊所当了医生时，鲁藜欣慰地说：“好，好啊，长大了！好孩子！”
虽然他还是叫她“孩子”，刘颖西却心潮起伏。这个柔弱的诗人，他以要命的坦诚拒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坚持真理的赤子之心深深感动着她，她不管他只是暂时放出来，随时都可能再被抓进去，她只是觉得，即使爱他是劫难，她也毫无惧色。
她决心向他表白，约他再来相见。几天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他来了，是来辞行的，他要去农场接受劳动教养，接下来的命运会怎样，谁也不知道。窗外，雨声潺潺；屋内，泪水涟涟。
一个诗人就这样消失了，天津南郊的农场里多了一个农民。而刘颖西也被“上山下乡”的浪潮裹挟，身不由己。此后22年，他们走在两条平行线上，再未见面。
“文革”开始，鲁藜被送进军粮城捉场劳动改造，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那时的刘颖西也正经历着磨难，她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起来，轮番批斗之下，眼睛失明了。她的身边，多了一个一直默默关心她的男青年，她被打被骂时，他伸出胳膊护着她；她伤心痛苦时，他的肩膀就是她的依靠。在最恐惧无助的时候，他给了她最需要的温暖。
幸好刘颖西自己是医生，把眼睛慢慢治好了，男青年说：“我们结婚吧。”
然而，感情这杯浓茶是时间无法稀释的。“你的老师发表作品了！”1980年，丈夫带回的一份《天津日报》，让刘颖西沉寂已久的心再次掀起波澜。
“他还活着！”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颤抖着双手拿起报纸，除了“鲁藜”两个字，什么也看不清。
“你去看看他……20多年了，不易呀！”丈夫还是那样善解人意，有些事，他知道她永远无法忘记。
相聚
多方打听、寻找，见到鲁藜已是一年以后。经受了炼狱般的考验，面前的他腰弯背驼，身形不复挺拔，头发斑白稀疏，66岁，却俨然是个老头了。
一双筷子、一个碗、一个黑乎乎的锅、一张小行军床，屋里简单得让人酸楚，刘颖西的泪又来了。回到家，她写了一首诗：“他被人抛弃了/你为他痛苦落泪/他再也没有人爱了/他白发苍苍/你悄悄找到他/他年老多病/你舍弃了一切/伴随着他……”
她哭着对丈夫说：“我12岁时，他给我讲故事，我就崇拜他。1958年我们邂逅，我就爱他爱得七颠八倒了。现在，命运又把他送到我面前……”那个善良的男人，最终选择了成全：“我和你一同生活了好多年了，这段生活对我来说十分幸福。我所能给你的一定给你，你回到他身边去吧！”
1981年11月，刘颖西和鲁藜结婚了，只有一对碗筷，两床被褥。他一无所有，平反后分的房子、补发的工资，悉数给了儿女，对儿女，他觉得亏欠。而她只要他，对她来说，他就是全世界。
爱是自然界的第二个太阳，有了刘颖西的照顾，日子不再独孤冷清，鲁藜的目光重新清澈透亮，他思路敏捷，笑容又重回到脸上，“一个能永远微笑的生命/是一个最难被打倒的生命。”中断了20多年的创作又上高峰，《天青集》《鹅毛集》相继出版，长篇哲理诗在新诗界自成一格，那些深沉而美丽的诗篇穿透黑暗，再一次绽放在诗歌大地上。
他说：“没有什么遗憾的，世界沒有亏待我，该得到的得到了，想得到的也有了！每天早上我醒来，就想：活着真好，去了也没有什么不好。”历经磨难，遭受了26年不公正的待遇，他流浪的人生、漂泊的命运就是一首悲壮的诗，幸而，在命运苍凉的底色中，还有一点点温暖的玫瑰色，是她的爱，使他在痛苦的深渊里，仍能“浮出彩霞的光彩”。
是她，让他在晚年发出最欢愉的声音：“我只要一滴水/我就可以尽情歌唱/唱得天地间/只有阳光、花朵与诗歌。”
他只要一滴水，她却给了他整个海洋，由真心出发的爱情，都是世上最宝贵的经典。
（摘自《百家讲坛》） （责编 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