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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制内，当保障公平和透明的基本制度尚且没有建立时。在很多时候，谈科学和创新听起来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7月是中国大学招生的季节，对于大部分名校来说，如何选拔那些有创造天分的中学生，仍旧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创新型人才的选拔、培育，已经成了一个让国人产生审美疲劳的命题，却从未有过什么实质的突破。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以选拔创新型人才为名，中国的招生制度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各种各样的学科竞赛越来越多，大学的自主招生比例也越来越高，但现实却让人沮丧，自主招生总是伴随着损害公平的指责，学科竞赛也多被异化为加分筹码，从中哪里能看到一丝一毫的科学热情?更糟糕的是，不管是怎样的选拔模式，似乎总是找不到更多对科学充满热情、有着无穷创造力的孩子。
ISEF的秘密
6月底，清华大学与英特尔公司合作，在北京召开了一场有关教育创新的研讨会，请来美国知名的大学、中学的校长，希望能将这个最具创造力国家的教育经验引入中国。只是，同为教育，美国与中国，看起来根本就是两码事。
唯一让人感兴趣的是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Intel ISEF)，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学生科学竞赛，60年来，其参赛者中诞生了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2个菲尔兹奖、5个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30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样的科学荣誉还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对于孜孜以求创新型人才的中国教育者们而言，这样的科技创造效率听起来简直就像个神话。
伊丽莎白是美国科学与公众社团的主席，她所领导的这个非政府组织正是ISEF的主办机构。ISEF的参与者被限定在中学阶段，“这是一项原创的、非常严肃的科学实验竞赛，绝对不是科普游戏。”伊丽莎白告诉记者，在最终的总决赛场上，有1／3的项目或者是已经有专利的。或者正在申请专利，而且几乎所有参加ISEF比赛的项目都可以在美国国内或者国际上最高级别的学术杂志上出版论文。
ISEF在美国已经有超过60年的历史，如今的比赛共设立了17个参赛学科：数学、物理、生物、医药与健康、心理学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科学领域和分支。
大约有1200名科学家、工程学家和企业的专家被聘为评委，所有的评委都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或8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其中不少都是曾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专职的科学家们自己负担参加活动的旅行和食宿费用，每年都乐此不疲地来看那些充满灵感的孩子又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创意。
对每年1000多名有机会参与总决赛的来自全球各地的孩子来说，他们能够角逐超过400万美元的奖金和奖品。“当然，在美国如果你曾经参加过ISEF竞赛，不管是不是得奖，在申请那些知名的大学，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或者是斯坦福时，总会有很大的帮助。”伊丽莎白说。
那些丰厚的奖金则主要由全球各地的科研机构、企业来支付。当这项比赛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时，能够为它提供一个奖项，甚至成为众多企业的荣耀。如今，除了由主要赞助商英特尔提供的400万奖金之外，国际青年科学研讨会、欧盟青年科学家竞赛，甚至美国海军研究所、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和日本理光公司也都为参赛者提供各种各样的奖项。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红章博士是大赛的评委之一。在他看来，ISEF不是一个大赛，更像是一个平台，主办者引导了大批的公司和各个专业学会、美国政府、学校等来这里设奖，“这样就形成一种合力推动这件事，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周红章说，今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越来越多的赞助商参与进来。
不过，在伊丽莎白看来，奖金并不是最重要的。“ISEF最重要的宗旨之一就是能够鼓舞公众创新的精神。”她说，每年的比赛都像好莱坞的颁奖典礼那样，红地毯、聚光灯，媒体上有大范围报道，电视上会有非常夸张的表演，一个学生如果获奖的话，他所在的学校都会轰动，在这个过程中，创造精神会被广泛传播，公众也会为这种创新精神所鼓舞。
“在美国，创新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被极度地浪漫主义化了，比如惠普公司的两个创始人，他们在车库里把半导体生产的原件扔到火炉里面去做最初的创新的图景，被很多美国公民铭记心中，那是一个无比浪漫和光荣的图景，即使某一种创新在商业上不成功，在知识产权上也没有获得什么成绩，但是创新精神本身是得到人们无限尊重的。”创新之难
在美国圣何塞刚刚结束的第61届ISEF大赛上，有来自59个国家的1611名中学生参加了最后的总决赛，但最终前三名获得者有两位是华裔学生，“这样的现象让人深思，这些在美华裔学生获得殊荣是否只属于偶然?”英特尔中国执行总裁戈峻说。
但这些关于创造力的荣耀，似乎永远都是存在于华裔身上，而不是中国人。中国人认识ISEF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在英特尔的赞助下，中國科学技术协会组织了相关的选拔赛，从那之后，对科技充满热情的跨国公司作为纽带，中国大陆的孩子也越来越多地有机会参与其中，但取得的成绩却乏善可陈，不仅远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更是逊色于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学生。
“每一个社会，都应该去鼓励那些充满创造力的思想者和愿意承担风险的冒险者，因为创新往往是和风险相连的。”伊丽莎白说，但是，中国的孩子们似乎每个人身上都担负着来自父辈甚至祖父辈两代人的重重期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承担不起创新的风险。
事实上，中国自己的“ISEF”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等多个部门就联合创办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但是30年下来，这项旨在培育中国少年科学精神的比赛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成果，反倒是成为了家长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抄袭拼凑、毫无创造力。更糟糕的是，在教育部的行政命令下，在比赛中获奖，可以在大学招生中直接拿到名校的保送资格。这让比赛变得更加功利，在不少地方省份的选拔中，更是黑幕重重，为了走捷径读名校，最终沦为家长、评委、科协、教育系统掌权者之间的权钱交易，以至于很多人呼吁取消这项活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前教育部副部长韦钰院士多年来一直热心于青少年的科技创新工作，也曾经前往美国观摩过ISEF大赛，“科协每年的青少年创新大赛选拔出的选手到了美国的ISEF参赛，极个别能上一流，大部分都是二三流水平。”韦钰说，美国人对中学生的科学创新活动的培养方法看起来比我们培养博士还正规。
对于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现状，韦钰也颇觉无奈，“这是唯一一条让孩子们不应试的路，当年在教育部党组讨论，为这个创新大赛一等奖争取保送名额时，我是力争的。跳舞可以加分，运动员可以免试，为什么我们的科技创新的尖子不可以?”
“但是这样一弄以后，就有好多东西造假，第一次在河南郑州，有个院士评了一半就跑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坚持住。”韦钰说，现在只能是在每次评估的时候想办法把假的挤掉，带动那几所好的中学把研究型学习真正做下来，已经有不少中学都想试，中国如果把这条路全堵死了，就更没戏了。
在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制内，当保障公平和透明的基本制度尚且没有建立时，在很多时候，谈科学和创新听起来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青少年创新大赛这样本该是培育科学精神的活动，往往被工具理性所主导，而且是最糟糕的工具理性。
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创新教育研讨会上，英特尔公司从美国请来了一位中学校长，当这个伊利诺伊州数理中学校长谈起他那些14到18岁的学生，如何使用磁性量子细胞自动机取代晶体管、如何建立能源转换实验室时，在座很多中国的教育者们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很多时候，我们都将创新人才的匮乏归咎于中国大学的无能，但也许问题根本不在于大学，相较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对国人科学创造力的培育，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远远落后。
美国的成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创造力带给整个国家的极大收益，但与高收益相伴的从来都是高风险，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孩子承担不起创新的风险，整个国家同样如此，还没有能力，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承担风险，也因此，“世界工厂”的称号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伴随我们。
7月是中国大学招生的季节，对于大部分名校来说，如何选拔那些有创造天分的中学生，仍旧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创新型人才的选拔、培育，已经成了一个让国人产生审美疲劳的命题，却从未有过什么实质的突破。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以选拔创新型人才为名，中国的招生制度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各种各样的学科竞赛越来越多，大学的自主招生比例也越来越高，但现实却让人沮丧，自主招生总是伴随着损害公平的指责，学科竞赛也多被异化为加分筹码，从中哪里能看到一丝一毫的科学热情?更糟糕的是，不管是怎样的选拔模式，似乎总是找不到更多对科学充满热情、有着无穷创造力的孩子。
ISEF的秘密
6月底，清华大学与英特尔公司合作，在北京召开了一场有关教育创新的研讨会，请来美国知名的大学、中学的校长，希望能将这个最具创造力国家的教育经验引入中国。只是，同为教育，美国与中国，看起来根本就是两码事。
唯一让人感兴趣的是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Intel ISEF)，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学生科学竞赛，60年来，其参赛者中诞生了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2个菲尔兹奖、5个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30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样的科学荣誉还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对于孜孜以求创新型人才的中国教育者们而言，这样的科技创造效率听起来简直就像个神话。
伊丽莎白是美国科学与公众社团的主席，她所领导的这个非政府组织正是ISEF的主办机构。ISEF的参与者被限定在中学阶段，“这是一项原创的、非常严肃的科学实验竞赛，绝对不是科普游戏。”伊丽莎白告诉记者，在最终的总决赛场上，有1／3的项目或者是已经有专利的。或者正在申请专利，而且几乎所有参加ISEF比赛的项目都可以在美国国内或者国际上最高级别的学术杂志上出版论文。
ISEF在美国已经有超过60年的历史，如今的比赛共设立了17个参赛学科：数学、物理、生物、医药与健康、心理学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科学领域和分支。
大约有1200名科学家、工程学家和企业的专家被聘为评委，所有的评委都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或8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其中不少都是曾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专职的科学家们自己负担参加活动的旅行和食宿费用，每年都乐此不疲地来看那些充满灵感的孩子又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创意。
对每年1000多名有机会参与总决赛的来自全球各地的孩子来说，他们能够角逐超过400万美元的奖金和奖品。“当然，在美国如果你曾经参加过ISEF竞赛，不管是不是得奖，在申请那些知名的大学，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或者是斯坦福时，总会有很大的帮助。”伊丽莎白说。
那些丰厚的奖金则主要由全球各地的科研机构、企业来支付。当这项比赛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时，能够为它提供一个奖项，甚至成为众多企业的荣耀。如今，除了由主要赞助商英特尔提供的400万奖金之外，国际青年科学研讨会、欧盟青年科学家竞赛，甚至美国海军研究所、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和日本理光公司也都为参赛者提供各种各样的奖项。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周红章博士是大赛的评委之一。在他看来，ISEF不是一个大赛，更像是一个平台，主办者引导了大批的公司和各个专业学会、美国政府、学校等来这里设奖，“这样就形成一种合力推动这件事，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周红章说，今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越来越多的赞助商参与进来。
不过，在伊丽莎白看来，奖金并不是最重要的。“ISEF最重要的宗旨之一就是能够鼓舞公众创新的精神。”她说，每年的比赛都像好莱坞的颁奖典礼那样，红地毯、聚光灯，媒体上有大范围报道，电视上会有非常夸张的表演，一个学生如果获奖的话，他所在的学校都会轰动，在这个过程中，创造精神会被广泛传播，公众也会为这种创新精神所鼓舞。
“在美国，创新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被极度地浪漫主义化了，比如惠普公司的两个创始人，他们在车库里把半导体生产的原件扔到火炉里面去做最初的创新的图景，被很多美国公民铭记心中，那是一个无比浪漫和光荣的图景，即使某一种创新在商业上不成功，在知识产权上也没有获得什么成绩，但是创新精神本身是得到人们无限尊重的。”创新之难
在美国圣何塞刚刚结束的第61届ISEF大赛上，有来自59个国家的1611名中学生参加了最后的总决赛，但最终前三名获得者有两位是华裔学生，“这样的现象让人深思，这些在美华裔学生获得殊荣是否只属于偶然?”英特尔中国执行总裁戈峻说。
但这些关于创造力的荣耀，似乎永远都是存在于华裔身上，而不是中国人。中国人认识ISEF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在英特尔的赞助下，中國科学技术协会组织了相关的选拔赛，从那之后，对科技充满热情的跨国公司作为纽带，中国大陆的孩子也越来越多地有机会参与其中，但取得的成绩却乏善可陈，不仅远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更是逊色于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学生。
“每一个社会，都应该去鼓励那些充满创造力的思想者和愿意承担风险的冒险者，因为创新往往是和风险相连的。”伊丽莎白说，但是，中国的孩子们似乎每个人身上都担负着来自父辈甚至祖父辈两代人的重重期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承担不起创新的风险。
事实上，中国自己的“ISEF”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等多个部门就联合创办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但是30年下来，这项旨在培育中国少年科学精神的比赛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成果，反倒是成为了家长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抄袭拼凑、毫无创造力。更糟糕的是，在教育部的行政命令下，在比赛中获奖，可以在大学招生中直接拿到名校的保送资格。这让比赛变得更加功利，在不少地方省份的选拔中，更是黑幕重重，为了走捷径读名校，最终沦为家长、评委、科协、教育系统掌权者之间的权钱交易，以至于很多人呼吁取消这项活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前教育部副部长韦钰院士多年来一直热心于青少年的科技创新工作，也曾经前往美国观摩过ISEF大赛，“科协每年的青少年创新大赛选拔出的选手到了美国的ISEF参赛，极个别能上一流，大部分都是二三流水平。”韦钰说，美国人对中学生的科学创新活动的培养方法看起来比我们培养博士还正规。
对于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现状，韦钰也颇觉无奈，“这是唯一一条让孩子们不应试的路，当年在教育部党组讨论，为这个创新大赛一等奖争取保送名额时，我是力争的。跳舞可以加分，运动员可以免试，为什么我们的科技创新的尖子不可以?”
“但是这样一弄以后，就有好多东西造假，第一次在河南郑州，有个院士评了一半就跑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坚持住。”韦钰说，现在只能是在每次评估的时候想办法把假的挤掉，带动那几所好的中学把研究型学习真正做下来，已经有不少中学都想试，中国如果把这条路全堵死了，就更没戏了。
在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制内，当保障公平和透明的基本制度尚且没有建立时，在很多时候，谈科学和创新听起来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青少年创新大赛这样本该是培育科学精神的活动，往往被工具理性所主导，而且是最糟糕的工具理性。
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创新教育研讨会上，英特尔公司从美国请来了一位中学校长，当这个伊利诺伊州数理中学校长谈起他那些14到18岁的学生，如何使用磁性量子细胞自动机取代晶体管、如何建立能源转换实验室时，在座很多中国的教育者们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很多时候，我们都将创新人才的匮乏归咎于中国大学的无能，但也许问题根本不在于大学，相较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对国人科学创造力的培育，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远远落后。
美国的成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创造力带给整个国家的极大收益，但与高收益相伴的从来都是高风险，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孩子承担不起创新的风险，整个国家同样如此，还没有能力，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承担风险，也因此，“世界工厂”的称号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伴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