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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华人在通过常春藤名校征服美国上层建筑的道路上效法犹太人成功，对未来美国内政和中美关系的影响难以估量。
犹太人成为常春藤名校的主人和征服美国上层建筑，是相辅相成的过程。据详细统计，12所美国顶尖私立名校校友占了美国企业界领袖的54％和美国政府重要领导岗位的42％。对比之下，美国上层精英中只有25％在州立大学接受教育，而美国全国州立大学学生的总数，超过十来所私立名校的校友几十倍。
需要强调的是，犹太人在常春藤校园的崛起，要归功于其在各门自然科学之外，尤其注重经济学和法学。经济学对美国上层建筑的重要，自不待言。至于法律，更是在美国从政的头号资本。纪思道曾经以2005年的美国国会议员职业出身为例：218名是律师，12名是医生，寥寥3名是生物学家。至于国人曾经认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则一个都没有。二战后犹太人征服常春藤的“战果”，正是在法律界最为显赫：到1960年代末，美国一流法学院的教授中，居然38％是犹太人!
犹太人个案
前纽约州长斯皮策家族的发迹和斯皮策本人的政治生涯，是美国犹太裔在经济上奋斗成功后，再运用教育资源向政治权力顶峰攀登的典型，也是犹太人通过常春藤征服美国上层建筑的经典个案。
斯皮策的祖父是1920年代移民到美国纽约的奥地利犹太人，有幸逃脱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作为一文不名的新移民，斯皮策家原先住在曼哈顿下城东区的贫民窟。斯皮策的父亲上的大学正是纽约市立学院。以本科工程学位毕业后，老斯皮策参加美国海军，二战结束后复员。然后白手起家，以最初一个小小建筑商，逐渐发迹成为纽约的房地产大鳄，拥有数座摩天公寓大楼，身价在数亿美元之上。
经济上的成功，使得斯皮策子女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艾略特·斯皮策上的便是有100多年历史的纽约著名贵族预校——从幼儿园到高中一贯制的Horace Mann学校(2008年的学费是3.2万美元)。高中毕业之后，以SAT高考几乎满分(1590分)的成绩，进入常春藤盟校中的“老三大”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后再以法学院入学标准考试LSAT满分“状元”的优异成绩，进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
斯皮策在哈佛的恩师是声震全美的犹太人Alan Dershowitz，曾经是哈佛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斯皮策成为Dershowitz最得意的高材生之一，在著名的yon B n low谋杀巨富妻子上诉案(后来被好莱坞拍成电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哈佛法学院，斯皮策还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尽管后者是基督教南部浸信会教友，两人还是共结连理，符合常春藤校友联姻的社会风气。
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后，除了短暂时间，斯皮策一直以政坛为目标。初次竞选纽约州检察长失败后，在1998年利用老父“贷借”的巨额家族资金，令其政治对手们徒呼荷荷，成功当选，成为“犹太金权”作用的典型例子，《纽约时报》也因此形容斯皮策是通过“镀金道路”步入政界。
在州检察长任上，斯皮策集中精力起诉华尔街金融界的大宗白领案件，穷追猛打，毫不假借，并且制造公众舆论，使得其“猎物”遭到法律和道义的双重挤压。原来不可一世的金融大亨们一时风声鹤唳，纷纷讨饶。斯皮策于是声名大振，固然为华尔街切齿痛恨，也成为平民百姓的英雄。这样专打“大老虎”，表面上是“为民请命”，其实在于实现其个人政治野心。2006年，斯皮策竞选纽约州长，竟然以近70％的高票当选，成为美国东北地区历史上罕见的一边倒选举。大名鼎鼎的《纽约客》杂志因此将斯皮策赫然列为美国“第一名犹太总统的热门人选”。
斯皮策以如此声名，不到15个月的州长生涯却栽在召妓丑闻上，如花似锦的政治前程就此断送。如果不是如此不知检点，凭借斯皮策的常春藤精英背景、家族资金、以及“修理”如今在美国普通百姓心目中恶名昭著的华尔街金融大鳄的巨大政治资本，未来“第一名犹太总统”之说，绝非虚言。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出于家庭的经济和教育优势地位，斯皮策的一位千金已经顺利进入哈佛本科，成为常春藤教育世袭化趋向的又一例子。焉知这位一半犹太血统的下一代精英不会在美国政治上更上层楼?
能否效法?
近年来，美国华人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新移民子女与常春藤名校的关系，越来越像二战之前的美国犹太移民子女。
首先是华人移民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注重，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蓝领打工家庭，也无论在金钱还是在时间精力投入上，都只有犹太族裔可以相比，就是相对重视教育的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新移民家庭也瞠乎其后。
其次是华人子弟的优异学业在美国各个族裔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在标准化“高考”成绩上，华人子弟如果不考到近于满分，就似乎相当于不及格(对于申请常春藤名校也常常确实如此)。而在具有“常春藤潜力”的优秀华人子弟中，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后代人数近年来急剧增加，完全改变了常春藤校园华裔原先以港台人士后代为主的旧况，令人回顾起20世纪初东欧犹太新移民子弟相对于早先的德国犹太移民子弟给常春藤盟校带来的“威胁”。
再者是华人子弟在学习成绩之外，唯一的强项常常只是通过父母监督再加刻苦勤练的音乐表演艺术，而体育和其他社会活动项目普遍是华人子弟入学申请材料中的“下马”。这与上世纪常春藤校方限制犹太人人学的借口如出一辙。
还有国际政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成为美国最大的经贸伙伴，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再加强烈的意识形态差距，美国尖端科学和国防科技领域中华人华裔“间谍”嫌案层出不穷，可以说是二战后美国犹太知识分子“苏维埃第五纵队”嫌疑的再演。
再看常春藤校方和整个社会的反应。自从1980年代起，常春藤名校就开始对成绩优异的华人子弟入学进行实际或变相的限制，其手段和借口与上世纪限制犹太学生入学也惊人相似。
第一是暗箱操作。常春藤名校的招生离不开对申请人成绩和其他各种条件的量化，而在这些量化尺度相似的情况下，亚裔和华裔的录取率显然最低。但是常春藤招生过程极不透明，即使在招生办内部也从来不留下白纸黑字的限额记录。1990年，美国联邦教育部对哈佛大学招生歧视亚裔的调查抓不到切实把柄，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第二是在“才能”定义上上下其手，减少学习成绩的权重，而以所谓“个人素质”代替上世纪排斥犹太学生的“个性”。1990年美国联邦教育部对哈佛大学招生过程的调查报告，便指出哈佛招生办在衡量申请人时，以模式化的陈套，诸如数学能力很强但是寡言羞涩之类，将亚裔的平均个人素质置于白人之下。
还有是常春藤盟校坚持优待校友子女的招生政策。正如上世纪的犹太新移民子弟一样，新到的华人子弟也难有常春藤毕业的父母。
《华尔街日报》记者Daniel Golden在其 2006年关于常春藤名校招生大量弊病的专著《录取的价格》一书中，便以整整一章描述美国亚裔在申请名校时，已经成为遭到严重限制歧视的“新犹太人”。
华裔的弱点
如同上世纪的犹太新移民子弟一样，越来越多的华裔子弟通过顽强进取，成功地跨进常春藤名校的大门。尽管目前华裔占美国人口的比例明显低于犹太人，但常春藤校园中的华裔学生人数正在逼近犹太人，成绩优异的人数甚至已经赶超。
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常春藤华裔校友在美国政界的身影日益增多，诸如布什政府劳工部长赵小兰(哈佛商学院)、前华盛顿州州长、奥巴马政府商业部长骆家辉(耶鲁)、奥巴白宫要员卢沛宁(普林斯顿本科、哈佛法学院)和陈远美(哈佛)等人。
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华裔和华人能否重复犹太人通过常春藤征服上层建筑的成功道路?
如果美国华人移民继续以目前的速率增加，并且保持中国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对上述问题的长远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从近期来说，华裔还是具有相对于犹太人的几项弱点。
首先，就当前常春藤校园的学生和大学教职数目，以及已经毕业的校友人数来说，华裔仍然远不及美国犹太族群从19世纪末到二次大战结束半个多世纪的积累。美国名校校董会和“发展委员会”中犹太人比比皆是，带来常春藤校园里比例超过1／5(人口比例的10倍)的犹太学生。
第二，与“全面开花”的犹太学人对比，常春藤校园的华人华裔师生仍然不免重理轻文的偏向，尤其是对美国政界至关紧要的法学院和法律界，华人的打入程度远不及二战结束年代的犹太人。另外，西方历史、哲学等文科项目，以及传媒和演艺界对犹太主导美国上层建筑也起了关键作用，而华裔在这些方面似乎有先天的不足。
第三，在作为常春藤校园“施主”这一重要题目上，美国华人的经济实力仍然远远不如几十年前的美国犹太人。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2％，却代表了《商业周刊》新近排名主要慈善捐款大款的近40％!张磊新近向耶鲁捐款的数目，与犹太大款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美国华裔也有与犹太族裔在有关方面加强合作的巨大空间。由于通婚和世俗化，美国犹太人口面临逐渐减少的趋势，而在常春藤名校的地位势力，是犹太人食髓知味、绝难拱手让人的地盘。犹太学者早就看到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主要威胁不是主流白人，而是需要在学业之外依靠“平权”政策照顾的黑人和拉美裔等少数民族。
从这个角度，美国犹太人与华人有很大的共同利益交集：常春藤名校的录取标准应该主要是“分数前面，人人平等”，而不是难以捉摸、根据政治需要随时变化的“个人素质”，更不是根据族群分摊名额。华人可以同犹太人和主流白人携手，促使早日取消根据肤色族裔摊派人学名额的平权政策。
如果美国华人在通过常春藤名校征服美国上层建筑的道路上效法犹太人成功，对未来美国内政和中美关系的影响难以估量。
犹太人成为常春藤名校的主人和征服美国上层建筑，是相辅相成的过程。据详细统计，12所美国顶尖私立名校校友占了美国企业界领袖的54％和美国政府重要领导岗位的42％。对比之下，美国上层精英中只有25％在州立大学接受教育，而美国全国州立大学学生的总数，超过十来所私立名校的校友几十倍。
需要强调的是，犹太人在常春藤校园的崛起，要归功于其在各门自然科学之外，尤其注重经济学和法学。经济学对美国上层建筑的重要，自不待言。至于法律，更是在美国从政的头号资本。纪思道曾经以2005年的美国国会议员职业出身为例：218名是律师，12名是医生，寥寥3名是生物学家。至于国人曾经认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则一个都没有。二战后犹太人征服常春藤的“战果”，正是在法律界最为显赫：到1960年代末，美国一流法学院的教授中，居然38％是犹太人!
犹太人个案
前纽约州长斯皮策家族的发迹和斯皮策本人的政治生涯，是美国犹太裔在经济上奋斗成功后，再运用教育资源向政治权力顶峰攀登的典型，也是犹太人通过常春藤征服美国上层建筑的经典个案。
斯皮策的祖父是1920年代移民到美国纽约的奥地利犹太人，有幸逃脱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作为一文不名的新移民，斯皮策家原先住在曼哈顿下城东区的贫民窟。斯皮策的父亲上的大学正是纽约市立学院。以本科工程学位毕业后，老斯皮策参加美国海军，二战结束后复员。然后白手起家，以最初一个小小建筑商，逐渐发迹成为纽约的房地产大鳄，拥有数座摩天公寓大楼，身价在数亿美元之上。
经济上的成功，使得斯皮策子女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艾略特·斯皮策上的便是有100多年历史的纽约著名贵族预校——从幼儿园到高中一贯制的Horace Mann学校(2008年的学费是3.2万美元)。高中毕业之后，以SAT高考几乎满分(1590分)的成绩，进入常春藤盟校中的“老三大”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后再以法学院入学标准考试LSAT满分“状元”的优异成绩，进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
斯皮策在哈佛的恩师是声震全美的犹太人Alan Dershowitz，曾经是哈佛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斯皮策成为Dershowitz最得意的高材生之一，在著名的yon B n low谋杀巨富妻子上诉案(后来被好莱坞拍成电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哈佛法学院，斯皮策还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尽管后者是基督教南部浸信会教友，两人还是共结连理，符合常春藤校友联姻的社会风气。
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后，除了短暂时间，斯皮策一直以政坛为目标。初次竞选纽约州检察长失败后，在1998年利用老父“贷借”的巨额家族资金，令其政治对手们徒呼荷荷，成功当选，成为“犹太金权”作用的典型例子，《纽约时报》也因此形容斯皮策是通过“镀金道路”步入政界。
在州检察长任上，斯皮策集中精力起诉华尔街金融界的大宗白领案件，穷追猛打，毫不假借，并且制造公众舆论，使得其“猎物”遭到法律和道义的双重挤压。原来不可一世的金融大亨们一时风声鹤唳，纷纷讨饶。斯皮策于是声名大振，固然为华尔街切齿痛恨，也成为平民百姓的英雄。这样专打“大老虎”，表面上是“为民请命”，其实在于实现其个人政治野心。2006年，斯皮策竞选纽约州长，竟然以近70％的高票当选，成为美国东北地区历史上罕见的一边倒选举。大名鼎鼎的《纽约客》杂志因此将斯皮策赫然列为美国“第一名犹太总统的热门人选”。
斯皮策以如此声名，不到15个月的州长生涯却栽在召妓丑闻上，如花似锦的政治前程就此断送。如果不是如此不知检点，凭借斯皮策的常春藤精英背景、家族资金、以及“修理”如今在美国普通百姓心目中恶名昭著的华尔街金融大鳄的巨大政治资本，未来“第一名犹太总统”之说，绝非虚言。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出于家庭的经济和教育优势地位，斯皮策的一位千金已经顺利进入哈佛本科，成为常春藤教育世袭化趋向的又一例子。焉知这位一半犹太血统的下一代精英不会在美国政治上更上层楼?
能否效法?
近年来，美国华人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新移民子女与常春藤名校的关系，越来越像二战之前的美国犹太移民子女。
首先是华人移民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注重，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蓝领打工家庭，也无论在金钱还是在时间精力投入上，都只有犹太族裔可以相比，就是相对重视教育的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新移民家庭也瞠乎其后。
其次是华人子弟的优异学业在美国各个族裔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在标准化“高考”成绩上，华人子弟如果不考到近于满分，就似乎相当于不及格(对于申请常春藤名校也常常确实如此)。而在具有“常春藤潜力”的优秀华人子弟中，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后代人数近年来急剧增加，完全改变了常春藤校园华裔原先以港台人士后代为主的旧况，令人回顾起20世纪初东欧犹太新移民子弟相对于早先的德国犹太移民子弟给常春藤盟校带来的“威胁”。
再者是华人子弟在学习成绩之外，唯一的强项常常只是通过父母监督再加刻苦勤练的音乐表演艺术，而体育和其他社会活动项目普遍是华人子弟入学申请材料中的“下马”。这与上世纪常春藤校方限制犹太人人学的借口如出一辙。
还有国际政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成为美国最大的经贸伙伴，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再加强烈的意识形态差距，美国尖端科学和国防科技领域中华人华裔“间谍”嫌案层出不穷，可以说是二战后美国犹太知识分子“苏维埃第五纵队”嫌疑的再演。
再看常春藤校方和整个社会的反应。自从1980年代起，常春藤名校就开始对成绩优异的华人子弟入学进行实际或变相的限制，其手段和借口与上世纪限制犹太学生入学也惊人相似。
第一是暗箱操作。常春藤名校的招生离不开对申请人成绩和其他各种条件的量化，而在这些量化尺度相似的情况下，亚裔和华裔的录取率显然最低。但是常春藤招生过程极不透明，即使在招生办内部也从来不留下白纸黑字的限额记录。1990年，美国联邦教育部对哈佛大学招生歧视亚裔的调查抓不到切实把柄，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第二是在“才能”定义上上下其手，减少学习成绩的权重，而以所谓“个人素质”代替上世纪排斥犹太学生的“个性”。1990年美国联邦教育部对哈佛大学招生过程的调查报告，便指出哈佛招生办在衡量申请人时，以模式化的陈套，诸如数学能力很强但是寡言羞涩之类，将亚裔的平均个人素质置于白人之下。
还有是常春藤盟校坚持优待校友子女的招生政策。正如上世纪的犹太新移民子弟一样，新到的华人子弟也难有常春藤毕业的父母。
《华尔街日报》记者Daniel Golden在其 2006年关于常春藤名校招生大量弊病的专著《录取的价格》一书中，便以整整一章描述美国亚裔在申请名校时，已经成为遭到严重限制歧视的“新犹太人”。
华裔的弱点
如同上世纪的犹太新移民子弟一样，越来越多的华裔子弟通过顽强进取，成功地跨进常春藤名校的大门。尽管目前华裔占美国人口的比例明显低于犹太人，但常春藤校园中的华裔学生人数正在逼近犹太人，成绩优异的人数甚至已经赶超。
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常春藤华裔校友在美国政界的身影日益增多，诸如布什政府劳工部长赵小兰(哈佛商学院)、前华盛顿州州长、奥巴马政府商业部长骆家辉(耶鲁)、奥巴白宫要员卢沛宁(普林斯顿本科、哈佛法学院)和陈远美(哈佛)等人。
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华裔和华人能否重复犹太人通过常春藤征服上层建筑的成功道路?
如果美国华人移民继续以目前的速率增加，并且保持中国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对上述问题的长远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从近期来说，华裔还是具有相对于犹太人的几项弱点。
首先，就当前常春藤校园的学生和大学教职数目，以及已经毕业的校友人数来说，华裔仍然远不及美国犹太族群从19世纪末到二次大战结束半个多世纪的积累。美国名校校董会和“发展委员会”中犹太人比比皆是，带来常春藤校园里比例超过1／5(人口比例的10倍)的犹太学生。
第二，与“全面开花”的犹太学人对比，常春藤校园的华人华裔师生仍然不免重理轻文的偏向，尤其是对美国政界至关紧要的法学院和法律界，华人的打入程度远不及二战结束年代的犹太人。另外，西方历史、哲学等文科项目，以及传媒和演艺界对犹太主导美国上层建筑也起了关键作用，而华裔在这些方面似乎有先天的不足。
第三，在作为常春藤校园“施主”这一重要题目上，美国华人的经济实力仍然远远不如几十年前的美国犹太人。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2％，却代表了《商业周刊》新近排名主要慈善捐款大款的近40％!张磊新近向耶鲁捐款的数目，与犹太大款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美国华裔也有与犹太族裔在有关方面加强合作的巨大空间。由于通婚和世俗化，美国犹太人口面临逐渐减少的趋势，而在常春藤名校的地位势力，是犹太人食髓知味、绝难拱手让人的地盘。犹太学者早就看到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主要威胁不是主流白人，而是需要在学业之外依靠“平权”政策照顾的黑人和拉美裔等少数民族。
从这个角度，美国犹太人与华人有很大的共同利益交集：常春藤名校的录取标准应该主要是“分数前面，人人平等”，而不是难以捉摸、根据政治需要随时变化的“个人素质”，更不是根据族群分摊名额。华人可以同犹太人和主流白人携手，促使早日取消根据肤色族裔摊派人学名额的平权政策。
如果美国华人在通过常春藤名校征服美国上层建筑的道路上效法犹太人成功，对未来美国内政和中美关系的影响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