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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1年8月2日，内地共有92个中央部门公开了2010年度的“三公经费”，此举可谓半天云里长满草——破天荒。当民众以好奇眼光看时却发现，“晒”出动辄数亿元的账目，简单得几乎让人咋舌。反观香港，并未美其名曰“三公经费”，但是其账目透明公开早已是寻常事。
花公款“抠门”
在香港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出与预算案中，压根就找不到所谓的“三公经费”，而是细化到行政会议、旅费等相关款项之中，如2009年－2010年财年(当年4月1日－次年4月1日)，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财政支出8390万港元，其中行政会议支出1800万港元。在内地，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决算支出为94.7亿元。
最典型的是公务用车。媒体报道称，目前，港府用6300多辆公务用车满足了近17万公务员的公事需求；内地有公务员1053万(加上内地特有的事业单位人员，共有公职人员4000多万人)，官方称有公务用车200多万辆。香港公务员中配专车的不到40人，所有公务用车中普通车有1320辆；内地县处级以上官员多数有专车，奔驰、宝马有时仅能“下嫁”当地交巡警。
另一典型就是公款吃喝。港府的公务午宴及晚宴每次开支上限分别为每人350港元和450港元，中式宴会上只点6道菜，不能点鱼翅等昂贵食品或濒危物种，且吃剩的饭菜需打包带走。在5月18日的香港立法会上，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称，2010年，港府高层公务应酬开支总额为1421.8万港元。而日前公布的北京市政府2010年公务接待费支出约为91149万元，“抠门”、“大方”由此可见一斑。
按常理说，开豪车吃名菜，跑得快精力足，办事效率会更高，但是现实却恰好相反。据统计，香港公务员人数与GDP之比为0.8人/百万美元，内地公职人员与GDP之比为6.7人／百万美元。如果勉强按照公务员人数与GDP之比作为衡量政府公务员工作效率的指标，内地则大为逊色。
“晒”账单不遮掩
事实上，港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需要征求市民的意见，同时要将政府各部门的详细收支记载，制作成为小册子、网页，方便市民查询。
公开资料显示，香港特首曾荫权4年来外访活动共40次，所开支费用不足100万港元。如曾荫权赴美为香港一个驻美机构主持典礼时，往返机票是由自己承担的。内地舆论界与普通百姓，对曾荫权的节俭感到惊奇并大加赞叹；香港民众却觉得习以为常，更有人质疑其外访开支不够细致，并指出，曾荫权休假期间在美国出席的典礼，虽然机票费用由自己支付，政府却还支出其他费用1.8万港元，这笔费用没有交待详细去向。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曹景钧解释说，这种信息公开，是港府一个相当寻常的做法。
香港对于行政费用的监管，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一个部门的支出预算报告往往上百页之长。但在内地，中央部门目前公布的“三公经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而且公布时拖拖拉拉唯恐见着“阳光”，如一些部门特意安排在半夜公布。至8月2日，外交部、国务院预防腐败局等10家中央部门还未公布。
分析人士认为，再遮掩也遮不住百姓雪亮的眼光。以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看，该局在2010年日均182万元的公务接待费，仅面额1万元的发票每天就得开182张，谁能想象其间会有多少让人惊悚的趣闻轶事。
更让人感觉匪夷所思的是，7月22日，昆明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阮姮，因被指控贪污接受了昆明市盘龙区法院的审理。公诉机关指控，从2006年到2007年间，阮姮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到昆明一家四星级酒店消费，并购买了价值数千元的衣物、鞋子，以及价值上百元的内裤、香烟和酒水等，这些费用，均被其通过公务消费的方式报销。阮姮认为，她本人用公款消费、购买物品的行为，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
评论人士指出，“用公款买内裤……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阮姮这种“强悍逻辑”言论，简直像开国际玩笑，似乎有意在挑战人们的想象力而为自己进行极限辩解。普通民众根本理不清楚“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内裤”与“红十字会工作”之间有什么因果联系?自然会浮想联翩，难怪被戏称为“公款买内裤，毕竟遮不住”。
用钱管钱并非易事
简言之，所谓“三公经费”问题涉及到一个如何收钱、用钱、管钱。倘若政府只会收钱不会用钱管钱，它就根本不够格。这与一个普通人只知赚钱或只会花钱而不会理财的道理颇为相似，自己的开支形成一本糊涂账也不足为奇。
基于此，从港府的财政支出与预算全局看其对相关“三公经费”的用与管，就会明白这是体制经过长期完善协调的结果。众所周知，香港公民在薪酬、福利、养老等方面的体制均比较优越。以公务员薪级而言，同一职系内各职级的薪酬按薪级表划分。最新参考数据显示，香港首长级薪级分8个等级，月薪从10.6万－21.4万港元不等；警务人员薪级分59个等级，月薪范围为16.2万－21.4万港元。据称，香港特首曾荫权目前年薪444万港币(约合57万美元)，比美国总统奥巴马40万美元的年薪还高，而中国内地高层领导的年薪老百姓则无从得知。
同时也应看到，虽然港府在2009至2010财政年度教育开支510亿港元，占到政府经常开支总额的21.8％，社会福利支出占到政府经常开支的16.8％，但其在财政方面一直面临着挑战，公开数据显示，港府2011年5月财政赤字约为79.38亿港元，如何解决关键在于会不会管钱。
作为政府，收入取之于民，理应用之于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毛昭晖认为，内地的“三公经费”公示要有机制，要能问责，要刚性预算而不是“豆腐预算”。当然，公示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从源头上对预算进行制度性压缩。
追本溯源，政府“三公经费”等行政支出账目公开越详细具体，老百姓才看得越清楚明白，既有利于加强监督更好地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又有利于廉洁从政有效地防治贪腐。
据香港廉政公署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1－3月，不包括与选举有关的贪污投诉，港府部门有269起，比上年同期的248起上升了8％。这说明虽然香港政府同样存在腐败现象，但是香港民众至少明白，香港廉政公署是专门打击贪污、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执法机构，其廉政专员则直接向香港行政长官负责，透明公开亦很平常。
在内地，国家预防腐败局连自己的“三公经费”都迟迟不公布，更何况反贪还要经过层层指示与授权，其透明公开从何谈起?即便这样，内地占便宜占不够的贪腐官员，老百姓也多少知晓几个。如，连卫生巾都要报销的广东省汕尾市原副市长马红妹；连袜子都公然以公款报销的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值得反思与警惕的是，同样花纳税人的钱的政府机关与官方媒体等相关部门及其人等，在一本正经地追查、冠冕堂皇地披露别人用公款买内裤时，是不是应先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用公款买过卫生巾等?
花公款“抠门”
在香港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出与预算案中，压根就找不到所谓的“三公经费”，而是细化到行政会议、旅费等相关款项之中，如2009年－2010年财年(当年4月1日－次年4月1日)，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财政支出8390万港元，其中行政会议支出1800万港元。在内地，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决算支出为94.7亿元。
最典型的是公务用车。媒体报道称，目前，港府用6300多辆公务用车满足了近17万公务员的公事需求；内地有公务员1053万(加上内地特有的事业单位人员，共有公职人员4000多万人)，官方称有公务用车200多万辆。香港公务员中配专车的不到40人，所有公务用车中普通车有1320辆；内地县处级以上官员多数有专车，奔驰、宝马有时仅能“下嫁”当地交巡警。
另一典型就是公款吃喝。港府的公务午宴及晚宴每次开支上限分别为每人350港元和450港元，中式宴会上只点6道菜，不能点鱼翅等昂贵食品或濒危物种，且吃剩的饭菜需打包带走。在5月18日的香港立法会上，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称，2010年，港府高层公务应酬开支总额为1421.8万港元。而日前公布的北京市政府2010年公务接待费支出约为91149万元，“抠门”、“大方”由此可见一斑。
按常理说，开豪车吃名菜，跑得快精力足，办事效率会更高，但是现实却恰好相反。据统计，香港公务员人数与GDP之比为0.8人/百万美元，内地公职人员与GDP之比为6.7人／百万美元。如果勉强按照公务员人数与GDP之比作为衡量政府公务员工作效率的指标，内地则大为逊色。
“晒”账单不遮掩
事实上，港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需要征求市民的意见，同时要将政府各部门的详细收支记载，制作成为小册子、网页，方便市民查询。
公开资料显示，香港特首曾荫权4年来外访活动共40次，所开支费用不足100万港元。如曾荫权赴美为香港一个驻美机构主持典礼时，往返机票是由自己承担的。内地舆论界与普通百姓，对曾荫权的节俭感到惊奇并大加赞叹；香港民众却觉得习以为常，更有人质疑其外访开支不够细致，并指出，曾荫权休假期间在美国出席的典礼，虽然机票费用由自己支付，政府却还支出其他费用1.8万港元，这笔费用没有交待详细去向。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曹景钧解释说，这种信息公开，是港府一个相当寻常的做法。
香港对于行政费用的监管，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一个部门的支出预算报告往往上百页之长。但在内地，中央部门目前公布的“三公经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而且公布时拖拖拉拉唯恐见着“阳光”，如一些部门特意安排在半夜公布。至8月2日，外交部、国务院预防腐败局等10家中央部门还未公布。
分析人士认为，再遮掩也遮不住百姓雪亮的眼光。以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看，该局在2010年日均182万元的公务接待费，仅面额1万元的发票每天就得开182张，谁能想象其间会有多少让人惊悚的趣闻轶事。
更让人感觉匪夷所思的是，7月22日，昆明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阮姮，因被指控贪污接受了昆明市盘龙区法院的审理。公诉机关指控，从2006年到2007年间，阮姮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到昆明一家四星级酒店消费，并购买了价值数千元的衣物、鞋子，以及价值上百元的内裤、香烟和酒水等，这些费用，均被其通过公务消费的方式报销。阮姮认为，她本人用公款消费、购买物品的行为，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
评论人士指出，“用公款买内裤……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阮姮这种“强悍逻辑”言论，简直像开国际玩笑，似乎有意在挑战人们的想象力而为自己进行极限辩解。普通民众根本理不清楚“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内裤”与“红十字会工作”之间有什么因果联系?自然会浮想联翩，难怪被戏称为“公款买内裤，毕竟遮不住”。
用钱管钱并非易事
简言之，所谓“三公经费”问题涉及到一个如何收钱、用钱、管钱。倘若政府只会收钱不会用钱管钱，它就根本不够格。这与一个普通人只知赚钱或只会花钱而不会理财的道理颇为相似，自己的开支形成一本糊涂账也不足为奇。
基于此，从港府的财政支出与预算全局看其对相关“三公经费”的用与管，就会明白这是体制经过长期完善协调的结果。众所周知，香港公民在薪酬、福利、养老等方面的体制均比较优越。以公务员薪级而言，同一职系内各职级的薪酬按薪级表划分。最新参考数据显示，香港首长级薪级分8个等级，月薪从10.6万－21.4万港元不等；警务人员薪级分59个等级，月薪范围为16.2万－21.4万港元。据称，香港特首曾荫权目前年薪444万港币(约合57万美元)，比美国总统奥巴马40万美元的年薪还高，而中国内地高层领导的年薪老百姓则无从得知。
同时也应看到，虽然港府在2009至2010财政年度教育开支510亿港元，占到政府经常开支总额的21.8％，社会福利支出占到政府经常开支的16.8％，但其在财政方面一直面临着挑战，公开数据显示，港府2011年5月财政赤字约为79.38亿港元，如何解决关键在于会不会管钱。
作为政府，收入取之于民，理应用之于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毛昭晖认为，内地的“三公经费”公示要有机制，要能问责，要刚性预算而不是“豆腐预算”。当然，公示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从源头上对预算进行制度性压缩。
追本溯源，政府“三公经费”等行政支出账目公开越详细具体，老百姓才看得越清楚明白，既有利于加强监督更好地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又有利于廉洁从政有效地防治贪腐。
据香港廉政公署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1－3月，不包括与选举有关的贪污投诉，港府部门有269起，比上年同期的248起上升了8％。这说明虽然香港政府同样存在腐败现象，但是香港民众至少明白，香港廉政公署是专门打击贪污、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执法机构，其廉政专员则直接向香港行政长官负责，透明公开亦很平常。
在内地，国家预防腐败局连自己的“三公经费”都迟迟不公布，更何况反贪还要经过层层指示与授权，其透明公开从何谈起?即便这样，内地占便宜占不够的贪腐官员，老百姓也多少知晓几个。如，连卫生巾都要报销的广东省汕尾市原副市长马红妹；连袜子都公然以公款报销的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值得反思与警惕的是，同样花纳税人的钱的政府机关与官方媒体等相关部门及其人等，在一本正经地追查、冠冕堂皇地披露别人用公款买内裤时，是不是应先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用公款买过卫生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