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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每当手机铃声响起，刘嘉城还是会条件反射式地心头发紧。这是一场“地震”的余波。
2016年春节，刘嘉城关掉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理想空间。近两千万元融资在一年多内被烧光，团队阵容豪华却未能做出任何拿得出手的产品；公司历经裁员、搬家各种波折，倒闭时还拖欠员工两个月的工资，此前便一直在靠借錢苦撑的他已负债数百万元；一位年轻高管工作期间猝死，逝者亲人直接住进家中索要赔偿，妻子被迫带着一岁半的儿子回了娘家……
从公司关门那天起，刘嘉城跌入了长达一年半的人生至暗期，在拆东补西的还债漩涡和对自己的极度怀疑中拼命挣扎，“电话恐惧症”的病根也由此落下。“那个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早上天又亮了。为了不看到天亮，就每天熬夜，只是为了睁着眼睛不睡觉。因为你一睡，睁开眼睛，明天又来了。”
刘嘉城是北京的一名普通创业者，他的故事绝非孤例。
“没在长夜里怀疑过自己的CEO不足以谈创业。”知乎创始人周源在腾讯大学节目《CEO来了》中如是说，看似鸡汤，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相：一个不曾深切感受过与世界碰撞的痛楚的人，他所行的路大概率是安全而平常的，也极少会因某个执念将自己逼进选择的死角，而这样的人不太可能成为创业者，遑论企业家。
至暗时刻意味着无比痛苦的煎熬，但对于足够强大的人来说，也常预示着涅槃时刻的降临。经历过碰撞、破碎，最终得以重建的人，往往能够在那些没有光亮的时刻看清更多东西，某些一闪而过的火花甚至足以照亮他们的一生。
硅谷知名投资人本·霍洛维茨在其著作《创业维艰》中写道：“挣扎是违背承诺、粉碎梦想的地狱，是一身冷汗、五内俱焚的感觉。挣扎不是失败，但会导致失败。如果你孱弱不堪，你更容易失败……挣扎是成就伟大的竞技场。”
破碎的时刻
痛苦来自外界评价与自我认知之间突然出现的巨大反差，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感。
王石是少数公开定义过人生“至暗时刻”的企业家之一。
2018年1月23日，他在北京水立方举办的“回归未来”2017～2018跨年之夜演讲中提到，身边的很多人问他，“宝万之争”是不是他经历过的至暗时刻，他说不算是。在王石看来，迄今为止自己所遭受的最大冲击来自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万科“捐款门”事件。当时，王石发表了两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观点：万科集团捐出200万元这个数字是合适的；万科集团的普通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该语一出，王石连带万科受到铺天盖地的指责。
“原来曾经在中国有影响力、有名望的著名企业家，而且登上过珠峰的这个人，突然就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追求的伟大的企业，在道德伦理上一定要有制高点的，但是现在说，‘你虽然物理高度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是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王石连用三个“非常”形容当时自己的感受：“非常孤立”“非常无援”“非常软弱”。
很大程度上，王石的痛苦来自外界评价与自我认知之间突然出现的巨大反差，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感。其中最令王石不能忍受的是，此次在精神上被剥夺的恰恰是他最为珍视甚至一度引以为豪的东西。
自万科成立之初就高调地将“不行贿”作为企业标签的王石，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道德上被攻击，怀有道德优越感的他无法容忍自己突然变成社会主流的反面。王石从不认为自己说错了什么，他的痛苦在于自己的“不成熟”，现年67岁的王石回顾当时57岁的自己“像个青涩的苹果”。
从这个角度看，柳传志在今年5月“联想荣誉保卫战”中明显有些过激的反应也就更加容易解释。
这也许称得上柳传志人生的“至暗时刻”之一。时逢中兴遭美制裁，舆论对中国缺乏核心技术的忧虑情绪正盛，联想在两年前的5G通信标准投票中有没有“卖国”的质疑被人抛出后，立刻成为一颗熊熊燃烧的炮弹飞向联想。根据事后柳传志与杨元庆联合发表的公开信，得知该指控的柳传志“非常震惊”，立刻亲自组织了详细的调查。信中数次强调联想作为一个“民族品牌”崛起的不易，并在末尾吹响号角——“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打赢这场联想荣誉保卫战”。
与王石类似的是，柳传志的震惊也许在于，对于联想可以有无数种评价，但无论如何都绝不应与“卖国”扯上半点关系。然而事实是，居然就有人抛出了这样的“阴谋论”，居然还有许多人散布甚至真的信了。一时之间，这位商界的老人突然无法看懂这个世界。
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王石、柳传志们，之所以会因一些外人看来不太起眼的事件感到“至暗”，本质上是因其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认知遭到了巨大挑战，这让他们感到极为不适。
如何面对这种不适正是挑战所在。对于柳传志来说，尽管他的愤怒获得了业界的集体声援，但更要紧的也许是，冷静地反思公众对联想的认知何以成了现在的模样，联想自己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否则下一个黑暗的瞬间也许就在拐角处。自媒体“商业人物”在《柳传志为何如此愤怒》一文中写道：“舆论的规律是，当一个企业的业绩疲软、下滑时，对于该企业以及企业领导的评论就会发生转弯，很多叙事就会被重构，被赋予新的意义。”
知名产品人梁宁曾聊起过她跟阿里集团副总裁王民明的一段对话。王民明说，阿里对领导力的定义就是认知现实的能力。她追问，怎么才能有领导力？王民明回答：遇到事情，碎掉，然后再重建。他对一个人在阿里成长的过程作了形象的描述：“就是不断地与系统、与客观现实碰撞。在这个过程里会不断地碎掉，然后重建。在每一次重建里，扩大自己的边界，容纳进来更多的真实的东西，就能掌控更多东西。”
阿里之外的世界何尝不是如此。至暗时刻是破碎的时刻，也意味着宝贵的重建契机，前提是当事者真的愿意走出那座碎掉的玻璃房子。
至暗底色
具体问题的棘手往往并不是“至暗”之所在，难以排遣的情绪才是真正杀人的毒药。
“至暗时刻”一词的流行肇始于2017年底在国内上映的电影《至暗时刻》，电影展现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处境最为艰难的一个月。其中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表面看上去强势、激烈甚至无所顾忌的丘吉尔，跟国王乔治六世进行过一次始于尴尬但结束于坦诚的谈话，丘吉尔在国王面前袒露了自己的脆弱：“我怕得要死，在抗战问题上，我得不到战时内阁全体阁员的支持……我几乎没什么朋友可以开诚布公地聊聊”。 抛开个人或家庭变故等普遍性的源头不谈，创业者或企业家的至暗时刻绝大多数与企业遭遇的挫折或挑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从当事者的角度来看，具体问题的棘手往往并不是“至暗”之所在，难以排遣的情绪才是真正杀人的毒药。
孤独 强烈的孤独感几乎是至暗时刻当事人共同的情绪底色。
丘吉尔至少还拥有国王这个盟友，且这个盟友从地位上看同样有力，地铁中民众的同仇敌忾更是给了他坚持抗战的底气。而现实中的创业者在困境中往往是真正的孤军奋战。
“创业者最大的压力就是，所有的问题到你这都要有答案，其实有时候你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可你还要硬着头皮跟员工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风投女王、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的这段话部分道出了创业者的孤独之源。
不久前，《人物》一篇描写前乐视影业董事长兼CEO张昭挣脱乐视泥潭、走出至暗时刻的文章被广为传播。随着乐视危机的发酵，乐视影业的品牌受到严重波及，贾跃亭先后从影业拿走的17亿元资金更是一度将公司逼入绝境。文中，张昭的太太、同为乐视影业高管的黄紫燕描述过一个场景：“凌晨3点，手机上弹出张昭的一条消息：‘出来陪我会儿。’她在楼道的台阶上找到了张昭。他闷声不响地抽烟，脚边堆了20多个烟头。‘什么情况啊？’她问，张昭不说话。黄紫燕只好给自己也点了一根烟，坐到了旁边，默默陪着。凌晨6点，天亮了，烟盒空了，两个人拾起地上的烟头回家。”
把妻子叫到身边陪伴的情况，在张昭夫妻二人相识的十多年中前所未有，用黄紫燕的话说，“他从不在我面前示弱”。强烈的孤独是合理的解释。
失控 与孤独如影随形的是掌控感丧失带来的无力感。
5月18日，百度CEO陆奇离职，一时舆论大哗，受该消息影响，百度市值在两个交易日内缩水14%。关于内情猜测众多，李彦宏并未多说什么，陆奇离职对他的内心是不是一记重击尚无从知晓。
时光回到十年前，李彦宏曾说，“2008年是我最难过的一年”。那一年，李彦宏40岁，就在他11月17日生日的前两天，中央电视台报道了百度竞价排名的违规操作，百度股价在他生日当天暴跌25.04%。外界多认为这是李彦宏最痛苦的阶段，但在他自己看来，2007年底2008年初才是。
在此之前的一年里，李彦宏先后失去了当时的首席技术官刘建国（离职）、副总裁梁东（离职）、首席运营官朱洪波（离职）、首席财务官王湛生（意外逝世）。与物理打击相比，团队离散带给李彦宏的心理打击更大，他感到孤独。他谈起参加2008年1月百度年度员工大会时的感受：“这个公司好像有点不像我创办的公司了，最后大家做出来的东西、说出来的话、问出来的问题，让我感觉陌生了。很多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大家不明白，很多我觉得是这样的，大家以为是那样的。”
类似生命体，一个组织也有自我存续的动力，也按照特定的规律新陈代谢、生老病死，即便是掌舵者也难以完全掌握它的走向，甚至某一天会像李彦宏一样对自己打造出的“生物”感到陌生。学会面对失控挑战并找到心理或实际上的同盟，是组织最高权力者需要毕生探索的一门功课。
怀疑 更具杀伤力的是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怀疑坚持有无意义，甚至怀疑人生是否值得继续走下去，陨落的80后创业明星茅侃侃没能跨过这道坎。
2017年是张向东创业以来相当黑暗的一年。看到以品质为主打的700Bike被满大街的共享单车冲击得毫无招架之力，这位前久邦数码联合创始人、700Bike联合创始人感到“天塌了”。那一年年底，700Bike没有年终奖，年会就是坐在一起吃了个饭，散了后张向东自己找了个地方要了两瓶酒，喝多了，哭了一会儿回家了。“我觉得好不自信啊！去年六七月的时候对我打击挺大的，我忽然就开始怀疑我自己，我个人的价值在哪里？尤其我去年40岁。”
与乐视因资金问题爆发矛盾离开易到、如今已加入顺为资本的周航也曾表示，易到的经历对他个人的自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一个不太有领導力的人”。而在一段时间的反思学习后，他似乎找到了对抗挫折的力量源泉：“如果你是以创新为终极意义的创业的话，那失败就是宿命，它就跟跳高比赛一样，你要不断地挑战新的高度，那你最终的宿命是不是一定是失败呢？”
对创业者群体来说，真正走出自我怀疑往往只能靠下一次成功。张向东在兜兜转转后加入了小米生态链，周航也在顺为资本兢兢业业地开启了他作为投资人的新生涯。
“熔炉”内外
至暗时刻是一道分水岭，经历了它而未被摧垮的人会觉得天地大变。
无论长短，至暗时刻总有结束，而它通往的大致是两种结局：要么放弃，或就此沉沦；要么重生，比从前更强。
与人性逆行 管理学者肖知兴曾说，管理是一项反自然、反人性、反历史的工作。身处至暗时刻的当事者，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抵制源自人性深处的本能反应，其中最普遍的是一种回到子宫、回到原始舒适区的逃避欲望。
前媒体人、伯凡时间创始人吴伯凡对此作过有趣的论述。母体的子宫是一个舒适自在的黑暗世界，身在其中的胎儿与母体共存，不担心匮乏，不需要认知，也无需解决任何问题。那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待过的原始舒适区，人类对幸福的很多想象都跟这种状态有关，比如天堂、伊甸园。从心理学上看，渴望回到母体、回到子宫的无意识的原始冲动是根深蒂固的，为此人们甚至宁愿放弃选择的权力，逃避看似宝贵的自由。《黑客帝国》里的反派赛弗之所以叛变，就是想逃离要承担认知痛苦的真实世界，回到幸福的母体（Matrix），他有一句名言：“无知即极乐。”
创业者或企业家本是一群极力逃离原始舒适区的人，但在遭遇重挫时，他们同样会出现心理反弹，逃避现实乃至封闭自我是常见表现，甚至通过游戏、宗教乃至“黄赌毒”麻痹自己。 吴晓波在其早期著作《大败局》中描写过史玉柱在1997年巨人集团面临危机时的状态。“在那些风腥雨恶的日子里，史玉柱一直躲在巨人集团总部四层的总裁办公室里。史玉柱将办公室、书房、卧室、会议室、秘书室集于一体，构成了一个封闭的 300 平方米的‘史氏空间’。当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史玉柱就躲在这个‘孤岛’上，拉下所有帷幕，拒绝与任何外界接触，整日在不见一丝阳光的大房子里孤寂地枯坐。”文中的“史式空间”令人联想到子宫的隐喻。
熔炉领导力 克服逃避冲动、选择直面现实，也就迈出了走出至暗的第一步。而真正能从至暗时刻汲取能量的人则能将这些时刻转化为走向伟大的奠基石。
知名领导力学者沃伦·本尼斯与人合著的《极客与怪杰》一书提出了“熔炉”的概念。两位作者对43位出色的领导者进行了访谈，年龄从21岁到93岁不等，结果发现每个人都有过至少一次强烈的、脱胎换骨式的经历，这种经历正是成为一个领导者的核心部分，即“熔炉”。换句话说，缺乏熔炉经历的人很难成为一个真正自觉的领导者。
至暗时刻所代表的艰难考验即是一种典型的“熔炉时刻”。至暗时刻就像一道分水岭，经历了至暗时刻而未被摧垮的人会觉得天地大变。“无论被动或主动，熔炉都让人不禁扪心自问：我是谁？我能成为谁？我该成为谁？我如何与世界相处……”
前段时间，自媒体人潘乱的《腾讯没有梦想》在朋友圈刷屏，文章尖锐地批评“腾讯正在丧失产品能力和创业精神，变成一家投资公司”，迅速引发讨论。对于马化腾及其团队来说，类似的舆论危机毫不陌生，这一次甚至算不上太激烈。一定程度上，腾讯及马化腾这些年的蜕变正是通过一次次重大危机完成的。
最为人熟知的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那年7月，一篇《“狗日的”腾讯》占据了各大网站的显眼位置，刊发此文的《计算机世界》当期封面是一只被插了三把滴血尖刀的企鹅。这是中国互联网界一次“积怨”的总爆发，文章认定腾讯的核心能力就是“抄袭”，令无数团队恐怖的复制能力实则在扼杀创新。同年9～11月，腾讯与360之间爆发了震动一时的“3Q大战”，无数网民被波及，当事双方数次对簿公堂，余波持续到2014年。
这是腾讯的至暗时刻，也是马化腾的至暗时刻。“腾讯在此次事件中所遭遇到的舆论攻击让马化腾一度意兴阑珊，在访谈中，我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的困惑与郁闷，甚至在某些时刻，他的价值观都有点动摇。”吴晓波在《腾讯传》一书中写道。当年的马化腾向媒体承认，这次事件是腾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冲击有多大，改变的推动力就有多大。就在2010年11月11日，马化腾发布了一封致全体员工的内部邮件，在这封邮件中，腾讯第一次将“开放”作为战略关键词提出，并做出了“打开未来之门”的展望：“此刻我们站在另一个12年的起点上。这一刻，也是我们抓住时机，完成一次蜕变的机会。”从这封信开始，腾讯开始向更加开放、更加受人尊重的方向努力，马化腾自己也逐渐从一个偏产品经理的角色逐渐成长为真正的企业领军者。这次关于梦想的讨论或许是下一次蜕变的契机。
寻找意义 熔炉带来的改变是一方面，熔炉本身也藏有巨大的财富。与没有熔炉体验的人相比，经历过熔炉时刻的人可以从相同的事情中萃取出更大的意义感，从而激发出更强烈更持久的热情。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军方普遍遭遇兵源不足的困境，陆、海、空军纷纷采取改善生活条件、增加与亲人团聚时间等举措以吸引新兵，海军陆战队却反其道而行之，更加苛刻、严格地要求新兵，甚至加入了“炼狱”环节——要求学员连续54小时开展实弹演习、长途行军、剥夺睡眠等训练项目。只有在炼狱环节爬上最后一个山头的新兵才会被授予徽章，成为海军陆战队员。结果，在所有兵种中，只有报名加入海军陆战队的人数大增。《極客与怪杰》序言中的这个例子很好地证明了“熔炉”本身的价值。
意义感在人生中的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从根本上看，能够支撑当事者度过至暗时刻并将之转化为力量的，正是对于意义的追求。
西方心理治疗学的重要学派——意义疗法的发明人维克多·E·弗兰克尔有一本知名的著作《追寻生命的意义》，他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作为集中营囚徒的真实经历。在最为极端的悲观情形下，一个人能否找到生存下去的目标或意义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状态乃至生死，那目标也许是再次见到儿女或完成一部书稿。“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生命中存在着意义更能帮助人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弗兰克尔写道。他最喜欢引用尼采的一句名言：“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回顾万通创业史时发出的感叹有着相似的内核：“每次危机都有利益权衡，不敢牺牲就没有胜利；中年男人要保持这种牺牲精神，坚持理想是唯一的心理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真正能走出至暗并重新启程的创业者都是理想主义者。
如今，从人生至暗中走出来的刘嘉城又在筹划另一个项目了，新公司从互联网单身社交领域切入，目前已获得天使轮融资。他始终相信自己并非池中之物，也始终跟读大学时自作主张将名字改成“刘嘉城”时一样，一直以传奇企业家李嘉诚的成就来激励自己。之前的失败让他对自己的韧性有了更强大的自信，他也从未想过后退：“就像诗人但丁写的那样，你只有穿过狭窄的山谷，才能看到前面开阔的草原，如果拒绝穿过去，那你的世界就停留在了一个黑暗的窄道。”
2016年春节，刘嘉城关掉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理想空间。近两千万元融资在一年多内被烧光，团队阵容豪华却未能做出任何拿得出手的产品；公司历经裁员、搬家各种波折，倒闭时还拖欠员工两个月的工资，此前便一直在靠借錢苦撑的他已负债数百万元；一位年轻高管工作期间猝死，逝者亲人直接住进家中索要赔偿，妻子被迫带着一岁半的儿子回了娘家……
从公司关门那天起，刘嘉城跌入了长达一年半的人生至暗期，在拆东补西的还债漩涡和对自己的极度怀疑中拼命挣扎，“电话恐惧症”的病根也由此落下。“那个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早上天又亮了。为了不看到天亮，就每天熬夜，只是为了睁着眼睛不睡觉。因为你一睡，睁开眼睛，明天又来了。”
刘嘉城是北京的一名普通创业者，他的故事绝非孤例。
“没在长夜里怀疑过自己的CEO不足以谈创业。”知乎创始人周源在腾讯大学节目《CEO来了》中如是说，看似鸡汤，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相：一个不曾深切感受过与世界碰撞的痛楚的人，他所行的路大概率是安全而平常的，也极少会因某个执念将自己逼进选择的死角，而这样的人不太可能成为创业者，遑论企业家。
至暗时刻意味着无比痛苦的煎熬，但对于足够强大的人来说，也常预示着涅槃时刻的降临。经历过碰撞、破碎，最终得以重建的人，往往能够在那些没有光亮的时刻看清更多东西，某些一闪而过的火花甚至足以照亮他们的一生。
硅谷知名投资人本·霍洛维茨在其著作《创业维艰》中写道：“挣扎是违背承诺、粉碎梦想的地狱，是一身冷汗、五内俱焚的感觉。挣扎不是失败，但会导致失败。如果你孱弱不堪，你更容易失败……挣扎是成就伟大的竞技场。”
破碎的时刻
痛苦来自外界评价与自我认知之间突然出现的巨大反差，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感。
王石是少数公开定义过人生“至暗时刻”的企业家之一。
2018年1月23日，他在北京水立方举办的“回归未来”2017～2018跨年之夜演讲中提到，身边的很多人问他，“宝万之争”是不是他经历过的至暗时刻，他说不算是。在王石看来，迄今为止自己所遭受的最大冲击来自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万科“捐款门”事件。当时，王石发表了两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观点：万科集团捐出200万元这个数字是合适的；万科集团的普通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该语一出，王石连带万科受到铺天盖地的指责。
“原来曾经在中国有影响力、有名望的著名企业家，而且登上过珠峰的这个人，突然就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追求的伟大的企业，在道德伦理上一定要有制高点的，但是现在说，‘你虽然物理高度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是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王石连用三个“非常”形容当时自己的感受：“非常孤立”“非常无援”“非常软弱”。
很大程度上，王石的痛苦来自外界评价与自我认知之间突然出现的巨大反差，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感。其中最令王石不能忍受的是，此次在精神上被剥夺的恰恰是他最为珍视甚至一度引以为豪的东西。
自万科成立之初就高调地将“不行贿”作为企业标签的王石，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道德上被攻击，怀有道德优越感的他无法容忍自己突然变成社会主流的反面。王石从不认为自己说错了什么，他的痛苦在于自己的“不成熟”，现年67岁的王石回顾当时57岁的自己“像个青涩的苹果”。
从这个角度看，柳传志在今年5月“联想荣誉保卫战”中明显有些过激的反应也就更加容易解释。
这也许称得上柳传志人生的“至暗时刻”之一。时逢中兴遭美制裁，舆论对中国缺乏核心技术的忧虑情绪正盛，联想在两年前的5G通信标准投票中有没有“卖国”的质疑被人抛出后，立刻成为一颗熊熊燃烧的炮弹飞向联想。根据事后柳传志与杨元庆联合发表的公开信，得知该指控的柳传志“非常震惊”，立刻亲自组织了详细的调查。信中数次强调联想作为一个“民族品牌”崛起的不易，并在末尾吹响号角——“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打赢这场联想荣誉保卫战”。
与王石类似的是，柳传志的震惊也许在于，对于联想可以有无数种评价，但无论如何都绝不应与“卖国”扯上半点关系。然而事实是，居然就有人抛出了这样的“阴谋论”，居然还有许多人散布甚至真的信了。一时之间，这位商界的老人突然无法看懂这个世界。
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王石、柳传志们，之所以会因一些外人看来不太起眼的事件感到“至暗”，本质上是因其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认知遭到了巨大挑战，这让他们感到极为不适。
如何面对这种不适正是挑战所在。对于柳传志来说，尽管他的愤怒获得了业界的集体声援，但更要紧的也许是，冷静地反思公众对联想的认知何以成了现在的模样，联想自己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否则下一个黑暗的瞬间也许就在拐角处。自媒体“商业人物”在《柳传志为何如此愤怒》一文中写道：“舆论的规律是，当一个企业的业绩疲软、下滑时，对于该企业以及企业领导的评论就会发生转弯，很多叙事就会被重构，被赋予新的意义。”
知名产品人梁宁曾聊起过她跟阿里集团副总裁王民明的一段对话。王民明说，阿里对领导力的定义就是认知现实的能力。她追问，怎么才能有领导力？王民明回答：遇到事情，碎掉，然后再重建。他对一个人在阿里成长的过程作了形象的描述：“就是不断地与系统、与客观现实碰撞。在这个过程里会不断地碎掉，然后重建。在每一次重建里，扩大自己的边界，容纳进来更多的真实的东西，就能掌控更多东西。”
阿里之外的世界何尝不是如此。至暗时刻是破碎的时刻，也意味着宝贵的重建契机，前提是当事者真的愿意走出那座碎掉的玻璃房子。
至暗底色
具体问题的棘手往往并不是“至暗”之所在，难以排遣的情绪才是真正杀人的毒药。
“至暗时刻”一词的流行肇始于2017年底在国内上映的电影《至暗时刻》，电影展现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处境最为艰难的一个月。其中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表面看上去强势、激烈甚至无所顾忌的丘吉尔，跟国王乔治六世进行过一次始于尴尬但结束于坦诚的谈话，丘吉尔在国王面前袒露了自己的脆弱：“我怕得要死，在抗战问题上，我得不到战时内阁全体阁员的支持……我几乎没什么朋友可以开诚布公地聊聊”。 抛开个人或家庭变故等普遍性的源头不谈，创业者或企业家的至暗时刻绝大多数与企业遭遇的挫折或挑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从当事者的角度来看，具体问题的棘手往往并不是“至暗”之所在，难以排遣的情绪才是真正杀人的毒药。
孤独 强烈的孤独感几乎是至暗时刻当事人共同的情绪底色。
丘吉尔至少还拥有国王这个盟友，且这个盟友从地位上看同样有力，地铁中民众的同仇敌忾更是给了他坚持抗战的底气。而现实中的创业者在困境中往往是真正的孤军奋战。
“创业者最大的压力就是，所有的问题到你这都要有答案，其实有时候你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可你还要硬着头皮跟员工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风投女王、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的这段话部分道出了创业者的孤独之源。
不久前，《人物》一篇描写前乐视影业董事长兼CEO张昭挣脱乐视泥潭、走出至暗时刻的文章被广为传播。随着乐视危机的发酵，乐视影业的品牌受到严重波及，贾跃亭先后从影业拿走的17亿元资金更是一度将公司逼入绝境。文中，张昭的太太、同为乐视影业高管的黄紫燕描述过一个场景：“凌晨3点，手机上弹出张昭的一条消息：‘出来陪我会儿。’她在楼道的台阶上找到了张昭。他闷声不响地抽烟，脚边堆了20多个烟头。‘什么情况啊？’她问，张昭不说话。黄紫燕只好给自己也点了一根烟，坐到了旁边，默默陪着。凌晨6点，天亮了，烟盒空了，两个人拾起地上的烟头回家。”
把妻子叫到身边陪伴的情况，在张昭夫妻二人相识的十多年中前所未有，用黄紫燕的话说，“他从不在我面前示弱”。强烈的孤独是合理的解释。
失控 与孤独如影随形的是掌控感丧失带来的无力感。
5月18日，百度CEO陆奇离职，一时舆论大哗，受该消息影响，百度市值在两个交易日内缩水14%。关于内情猜测众多，李彦宏并未多说什么，陆奇离职对他的内心是不是一记重击尚无从知晓。
时光回到十年前，李彦宏曾说，“2008年是我最难过的一年”。那一年，李彦宏40岁，就在他11月17日生日的前两天，中央电视台报道了百度竞价排名的违规操作，百度股价在他生日当天暴跌25.04%。外界多认为这是李彦宏最痛苦的阶段，但在他自己看来，2007年底2008年初才是。
在此之前的一年里，李彦宏先后失去了当时的首席技术官刘建国（离职）、副总裁梁东（离职）、首席运营官朱洪波（离职）、首席财务官王湛生（意外逝世）。与物理打击相比，团队离散带给李彦宏的心理打击更大，他感到孤独。他谈起参加2008年1月百度年度员工大会时的感受：“这个公司好像有点不像我创办的公司了，最后大家做出来的东西、说出来的话、问出来的问题，让我感觉陌生了。很多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大家不明白，很多我觉得是这样的，大家以为是那样的。”
类似生命体，一个组织也有自我存续的动力，也按照特定的规律新陈代谢、生老病死，即便是掌舵者也难以完全掌握它的走向，甚至某一天会像李彦宏一样对自己打造出的“生物”感到陌生。学会面对失控挑战并找到心理或实际上的同盟，是组织最高权力者需要毕生探索的一门功课。
怀疑 更具杀伤力的是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怀疑坚持有无意义，甚至怀疑人生是否值得继续走下去，陨落的80后创业明星茅侃侃没能跨过这道坎。
2017年是张向东创业以来相当黑暗的一年。看到以品质为主打的700Bike被满大街的共享单车冲击得毫无招架之力，这位前久邦数码联合创始人、700Bike联合创始人感到“天塌了”。那一年年底，700Bike没有年终奖，年会就是坐在一起吃了个饭，散了后张向东自己找了个地方要了两瓶酒，喝多了，哭了一会儿回家了。“我觉得好不自信啊！去年六七月的时候对我打击挺大的，我忽然就开始怀疑我自己，我个人的价值在哪里？尤其我去年40岁。”
与乐视因资金问题爆发矛盾离开易到、如今已加入顺为资本的周航也曾表示，易到的经历对他个人的自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一个不太有领導力的人”。而在一段时间的反思学习后，他似乎找到了对抗挫折的力量源泉：“如果你是以创新为终极意义的创业的话，那失败就是宿命，它就跟跳高比赛一样，你要不断地挑战新的高度，那你最终的宿命是不是一定是失败呢？”
对创业者群体来说，真正走出自我怀疑往往只能靠下一次成功。张向东在兜兜转转后加入了小米生态链，周航也在顺为资本兢兢业业地开启了他作为投资人的新生涯。
“熔炉”内外
至暗时刻是一道分水岭，经历了它而未被摧垮的人会觉得天地大变。
无论长短，至暗时刻总有结束，而它通往的大致是两种结局：要么放弃，或就此沉沦；要么重生，比从前更强。
与人性逆行 管理学者肖知兴曾说，管理是一项反自然、反人性、反历史的工作。身处至暗时刻的当事者，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抵制源自人性深处的本能反应，其中最普遍的是一种回到子宫、回到原始舒适区的逃避欲望。
前媒体人、伯凡时间创始人吴伯凡对此作过有趣的论述。母体的子宫是一个舒适自在的黑暗世界，身在其中的胎儿与母体共存，不担心匮乏，不需要认知，也无需解决任何问题。那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待过的原始舒适区，人类对幸福的很多想象都跟这种状态有关，比如天堂、伊甸园。从心理学上看，渴望回到母体、回到子宫的无意识的原始冲动是根深蒂固的，为此人们甚至宁愿放弃选择的权力，逃避看似宝贵的自由。《黑客帝国》里的反派赛弗之所以叛变，就是想逃离要承担认知痛苦的真实世界，回到幸福的母体（Matrix），他有一句名言：“无知即极乐。”
创业者或企业家本是一群极力逃离原始舒适区的人，但在遭遇重挫时，他们同样会出现心理反弹，逃避现实乃至封闭自我是常见表现，甚至通过游戏、宗教乃至“黄赌毒”麻痹自己。 吴晓波在其早期著作《大败局》中描写过史玉柱在1997年巨人集团面临危机时的状态。“在那些风腥雨恶的日子里，史玉柱一直躲在巨人集团总部四层的总裁办公室里。史玉柱将办公室、书房、卧室、会议室、秘书室集于一体，构成了一个封闭的 300 平方米的‘史氏空间’。当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史玉柱就躲在这个‘孤岛’上，拉下所有帷幕，拒绝与任何外界接触，整日在不见一丝阳光的大房子里孤寂地枯坐。”文中的“史式空间”令人联想到子宫的隐喻。
熔炉领导力 克服逃避冲动、选择直面现实，也就迈出了走出至暗的第一步。而真正能从至暗时刻汲取能量的人则能将这些时刻转化为走向伟大的奠基石。
知名领导力学者沃伦·本尼斯与人合著的《极客与怪杰》一书提出了“熔炉”的概念。两位作者对43位出色的领导者进行了访谈，年龄从21岁到93岁不等，结果发现每个人都有过至少一次强烈的、脱胎换骨式的经历，这种经历正是成为一个领导者的核心部分，即“熔炉”。换句话说，缺乏熔炉经历的人很难成为一个真正自觉的领导者。
至暗时刻所代表的艰难考验即是一种典型的“熔炉时刻”。至暗时刻就像一道分水岭，经历了至暗时刻而未被摧垮的人会觉得天地大变。“无论被动或主动，熔炉都让人不禁扪心自问：我是谁？我能成为谁？我该成为谁？我如何与世界相处……”
前段时间，自媒体人潘乱的《腾讯没有梦想》在朋友圈刷屏，文章尖锐地批评“腾讯正在丧失产品能力和创业精神，变成一家投资公司”，迅速引发讨论。对于马化腾及其团队来说，类似的舆论危机毫不陌生，这一次甚至算不上太激烈。一定程度上，腾讯及马化腾这些年的蜕变正是通过一次次重大危机完成的。
最为人熟知的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那年7月，一篇《“狗日的”腾讯》占据了各大网站的显眼位置，刊发此文的《计算机世界》当期封面是一只被插了三把滴血尖刀的企鹅。这是中国互联网界一次“积怨”的总爆发，文章认定腾讯的核心能力就是“抄袭”，令无数团队恐怖的复制能力实则在扼杀创新。同年9～11月，腾讯与360之间爆发了震动一时的“3Q大战”，无数网民被波及，当事双方数次对簿公堂，余波持续到2014年。
这是腾讯的至暗时刻，也是马化腾的至暗时刻。“腾讯在此次事件中所遭遇到的舆论攻击让马化腾一度意兴阑珊，在访谈中，我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的困惑与郁闷，甚至在某些时刻，他的价值观都有点动摇。”吴晓波在《腾讯传》一书中写道。当年的马化腾向媒体承认，这次事件是腾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冲击有多大，改变的推动力就有多大。就在2010年11月11日，马化腾发布了一封致全体员工的内部邮件，在这封邮件中，腾讯第一次将“开放”作为战略关键词提出，并做出了“打开未来之门”的展望：“此刻我们站在另一个12年的起点上。这一刻，也是我们抓住时机，完成一次蜕变的机会。”从这封信开始，腾讯开始向更加开放、更加受人尊重的方向努力，马化腾自己也逐渐从一个偏产品经理的角色逐渐成长为真正的企业领军者。这次关于梦想的讨论或许是下一次蜕变的契机。
寻找意义 熔炉带来的改变是一方面，熔炉本身也藏有巨大的财富。与没有熔炉体验的人相比，经历过熔炉时刻的人可以从相同的事情中萃取出更大的意义感，从而激发出更强烈更持久的热情。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军方普遍遭遇兵源不足的困境，陆、海、空军纷纷采取改善生活条件、增加与亲人团聚时间等举措以吸引新兵，海军陆战队却反其道而行之，更加苛刻、严格地要求新兵，甚至加入了“炼狱”环节——要求学员连续54小时开展实弹演习、长途行军、剥夺睡眠等训练项目。只有在炼狱环节爬上最后一个山头的新兵才会被授予徽章，成为海军陆战队员。结果，在所有兵种中，只有报名加入海军陆战队的人数大增。《極客与怪杰》序言中的这个例子很好地证明了“熔炉”本身的价值。
意义感在人生中的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从根本上看，能够支撑当事者度过至暗时刻并将之转化为力量的，正是对于意义的追求。
西方心理治疗学的重要学派——意义疗法的发明人维克多·E·弗兰克尔有一本知名的著作《追寻生命的意义》，他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作为集中营囚徒的真实经历。在最为极端的悲观情形下，一个人能否找到生存下去的目标或意义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状态乃至生死，那目标也许是再次见到儿女或完成一部书稿。“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生命中存在着意义更能帮助人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弗兰克尔写道。他最喜欢引用尼采的一句名言：“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回顾万通创业史时发出的感叹有着相似的内核：“每次危机都有利益权衡，不敢牺牲就没有胜利；中年男人要保持这种牺牲精神，坚持理想是唯一的心理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真正能走出至暗并重新启程的创业者都是理想主义者。
如今，从人生至暗中走出来的刘嘉城又在筹划另一个项目了，新公司从互联网单身社交领域切入，目前已获得天使轮融资。他始终相信自己并非池中之物，也始终跟读大学时自作主张将名字改成“刘嘉城”时一样，一直以传奇企业家李嘉诚的成就来激励自己。之前的失败让他对自己的韧性有了更强大的自信，他也从未想过后退：“就像诗人但丁写的那样，你只有穿过狭窄的山谷，才能看到前面开阔的草原，如果拒绝穿过去，那你的世界就停留在了一个黑暗的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