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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广州公派出国留学的“菁英计划”再次启动，继过去两年选派87名优秀学子到国外知名学府留学后，今年的“菁英计划”预计将再助60名学子出国圆梦。据了解，“菁英计划”每年选派广州地区有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科研院所的在册优秀学生赴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等名列全球前300强的国外大学，攻读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专业，主要涵盖国际商务、金融、物流、电子产品、汽车制造等优势产业，以及信息技术、生物健康、新材料、新能源、时尚创意等新兴产业。该项目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每月1.3万元的生活费资助，还另外提供往返一次的国际旅费，条件是承诺学成后服务广州5年。
培养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正是公派出国留学的基本特点。
“国家需要”制造公派留学生
近现代中国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就因为“洋务运动”急需懂洋文的技术人员。但今人和历史更多地将功劳给了中国近代留学美国第一人容闳。在完成了耶鲁大学的学业后，1854年11月，26岁的容闳谢绝了美国友人的挽留，经过3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
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为了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他曾经积极游说过太平天国领袖，但未被采纳。后来，他又来到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最后投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当时，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曾国藩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兵工企业。兵工厂中使用了大量的外国机器，急需懂洋文的技术人员，于是容闳就有了用武之地，并得到曾国藩的重用。
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1870年，曾国藩到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由容闳担任翻译。在与曾国藩的接触中，容闳大胆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对此，曾国藩非常赞同，并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清廷。二人在奏折中提出“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并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容闳和陈兰彬等人负责此事。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
当时，国人多视出国留学为畏途，尤其是美国，距离中国万里之遥。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都认为那里是“蛮夷之邦”，甚至有谣言说美国人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况且把这些10来岁的幼童送出国，一别15年，还要家长签字画押，这让父母们难以接受。留美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作屏出具的保证书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俨然一纸卖身文书。尽管容闳使出了全身解数，还是招不齐。无奈之下，容闳只好返回老家动员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招满。后来他到香港招了几名，才勉强凑够数。
于是，中国第一代官派留学生——120名“各省聪颖幼童”自1872年起分4批赴美。以“留美幼童”为首代，历史学者戴逸将晚清至20世纪末的中国留学之潮划为10个世代。第二代：光绪初年（1877年）派出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第三代：20世纪初的留日潮。第四代：庚款留美生。第五代：勤工俭学留法学生。第六代：20年代留苏学生。第七代：1927年至1937年期间的留学生。第八代：1938年至1948年期间赴欧、美的留学生。第九代：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负笈留苏、欧者。文革之后为第十代。
留学归来多栋梁
从革命事业的成功到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期间，历代留学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留美幼童”为例，尽管限于当时的体制与习风，开留学之先河的“各省聪颖幼童”并非人尽其才，但他们确确实实在我国近代的军事、外交、实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连李鸿章都曾说：“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及其中华民国取大清帝国而代之，革命性地宣示了长达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以及中国三民主义之发轫。1912年1月3日，孙中山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核心成员12人中有8人是归国学者，占三分之二。1923年10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15人中留学归国者13人，占87%。
共产党缔造了新中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再遭受屈辱，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我们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元帅中有6位曾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共63人，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的达到42人，占了2/3。
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成立，1955年首届学部委员共172名，有158位是归国学者，占92%。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学专家46名，占48%。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受奖者中21名是归国学者。而20世纪50年代留苏（或短期工作）人员中，更是走出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包括李鹏、邹家华、钱其琛等影响中国深远的人物。
政治和外交影响留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派出的第九代学人，则踏上了与大多数前辈们不同的红色土壤。1948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派21名青年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成为中国政府在其后十几年间大规模向苏联、东欧各国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序幕。
与此前中国历次留学潮相似，新中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也与追赶西方国家工业步伐有关。1949年初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鉴于“一五计划”对国家工业化和国防技术人才的要求，中央先后与苏联和东欧等国达成留学生的交换协议，并从1950年到1952年陆续开始执行。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5年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除教育部门派出的以外，还有20世纪50年代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800人，共青团中央派出138人。以及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一五”期间由工业部门独立派出7800人去苏联、东欧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工艺技术和管理。 这一时期的留学派遣几乎全部为国家出资公派，所派出的18000多留学人员几乎全部回国，并无条件地接受分配。有香港观察家认为，这批归国青年初时分布在工业、国防及科学技术诸领域，并逐步领先于其同代人，担任中级官员。至文革后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批“海归”中的许多人官至国家领导层。
1966年至1972年，不但国家公派留学生出现断层，此前留学归国的学人、当时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也广受株连牵累。1972年9月开始，在联合国恢复合法权益一年的中国大陆重新向外派遣留学生：向英、法两国各派出16名和20名学习语言的留学生，以及数名赴日学生。从1972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先后向49个国家派遣了1629名留学生。他们仍都是中国政府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大多在学成后回国。
1978年6月，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要研究一下，花多少钱都值得。此言在当时中国政界、思想界和教育界极为震动。讲话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此举也引起国外舆论关注，认为“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事后证明，这的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的发轫。1978年3月，中国政府遴选了23名精英，两月后他们被派往英、法、日、澳、加和新西兰等国学习。同年底，中国政府赶在中美建交前派出了首批赴美的50名留学生。据参加1978年10月中美会谈的美国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回忆：中国同意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对美方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与“巨大突破”。
指标竞争取代计划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这场留学潮，大体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各具特点。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留学生（约6000人）几乎全数为公派，主要是中国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一些年纪稍长、思想可靠的业务骨干，多以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身份前往欧美各国。这批留学生的极高回国率成为当代绝响。
1980年，为迅速启动留学生公派计划，国家提出了“保证质量，力争多派”的方针。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中国逐步放开了自费留学政策及多种留学渠道（如校际交流、地方集资等），导致了“出国热”在全国急速升温。出国攻读研究生以上学位的人数开始大幅增加——时间战线的拉长使这批留学生的归国情况在当时难以明了。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第三阶段，自费和公派留学的规模都在迅速膨胀。留学国度的多元格局开始逐渐成型。公派也逐渐发展为“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两种形式。一些留学公派单位开始出现“轮流派遣”“照顾出国”等现象。1986年，为弥补公派留学生中参差不齐、学非所用的弊病，中国政府进一步出台了“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政策。
在其后至今的第四阶段，中国对公派出国的留学政策作出进一步的调整：1996年成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引入竞争机制，在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公费留学生选派上实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新法，以取代过去层层计划分配名额的做法。国家留学基金管委会还同一些地方政府、部委共同设立了合作派出项目，使国家公费的做法向单位公派辐射。同时，按国家需要设立出国留学项目，对公派出国留学实行贷款制，以经济管理手段代替行政管理手段。
政府间的教育合作项目，则最能体现公派留学近年的变化趋势。以前由国外政府出资的“援助型”项目正在减少，且向中国贫困地区偏重。而政府“互换型”项目则大有提升。目前和中国政府有协议的98个国家中，与中方互换学生、学者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双方每年有200多人交换。其次是德、俄、朝、荷、意等。过去由外方单独出资的项目，正向合作出资的方向发展。由美方单独资助20多年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计划，即是去年之例。
国家留学基金管委会副秘书长杨新育认为，对中国来说，国家公派留学生项目，向来是同国家整体外交、经济建设和教育改革相配合的。公派留学是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对自身发展需求的生动写照。
“菁英计划”作为把人才“送出去” “养起来”，还要“引回来”的广州地方公派留学项目，“菁英计划”要确保获资助的人才回流，因此申报通过的留学生必须签署相关协议，承诺学成回国后服务广州至少5年，不满5年的将按比例返还培养经费；若在外超过5年不回国服务广州的，将全额返还培养经费。
培养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正是公派出国留学的基本特点。
“国家需要”制造公派留学生
近现代中国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就因为“洋务运动”急需懂洋文的技术人员。但今人和历史更多地将功劳给了中国近代留学美国第一人容闳。在完成了耶鲁大学的学业后，1854年11月，26岁的容闳谢绝了美国友人的挽留，经过3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
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为了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他曾经积极游说过太平天国领袖，但未被采纳。后来，他又来到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最后投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当时，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曾国藩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兵工企业。兵工厂中使用了大量的外国机器，急需懂洋文的技术人员，于是容闳就有了用武之地，并得到曾国藩的重用。
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1870年，曾国藩到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由容闳担任翻译。在与曾国藩的接触中，容闳大胆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对此，曾国藩非常赞同，并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清廷。二人在奏折中提出“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并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容闳和陈兰彬等人负责此事。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
当时，国人多视出国留学为畏途，尤其是美国，距离中国万里之遥。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都认为那里是“蛮夷之邦”，甚至有谣言说美国人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况且把这些10来岁的幼童送出国，一别15年，还要家长签字画押，这让父母们难以接受。留美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作屏出具的保证书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俨然一纸卖身文书。尽管容闳使出了全身解数，还是招不齐。无奈之下，容闳只好返回老家动员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招满。后来他到香港招了几名，才勉强凑够数。
于是，中国第一代官派留学生——120名“各省聪颖幼童”自1872年起分4批赴美。以“留美幼童”为首代，历史学者戴逸将晚清至20世纪末的中国留学之潮划为10个世代。第二代：光绪初年（1877年）派出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第三代：20世纪初的留日潮。第四代：庚款留美生。第五代：勤工俭学留法学生。第六代：20年代留苏学生。第七代：1927年至1937年期间的留学生。第八代：1938年至1948年期间赴欧、美的留学生。第九代：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负笈留苏、欧者。文革之后为第十代。
留学归来多栋梁
从革命事业的成功到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期间，历代留学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留美幼童”为例，尽管限于当时的体制与习风，开留学之先河的“各省聪颖幼童”并非人尽其才，但他们确确实实在我国近代的军事、外交、实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连李鸿章都曾说：“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及其中华民国取大清帝国而代之，革命性地宣示了长达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以及中国三民主义之发轫。1912年1月3日，孙中山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核心成员12人中有8人是归国学者，占三分之二。1923年10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15人中留学归国者13人，占87%。
共产党缔造了新中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再遭受屈辱，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我们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元帅中有6位曾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共63人，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的达到42人，占了2/3。
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成立，1955年首届学部委员共172名，有158位是归国学者，占92%。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成立，首批院士96人，留学专家46名，占48%。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受奖者中21名是归国学者。而20世纪50年代留苏（或短期工作）人员中，更是走出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包括李鹏、邹家华、钱其琛等影响中国深远的人物。
政治和外交影响留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派出的第九代学人，则踏上了与大多数前辈们不同的红色土壤。1948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派21名青年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成为中国政府在其后十几年间大规模向苏联、东欧各国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序幕。
与此前中国历次留学潮相似，新中国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也与追赶西方国家工业步伐有关。1949年初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鉴于“一五计划”对国家工业化和国防技术人才的要求，中央先后与苏联和东欧等国达成留学生的交换协议，并从1950年到1952年陆续开始执行。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5年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除教育部门派出的以外，还有20世纪50年代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800人，共青团中央派出138人。以及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一五”期间由工业部门独立派出7800人去苏联、东欧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工艺技术和管理。 这一时期的留学派遣几乎全部为国家出资公派，所派出的18000多留学人员几乎全部回国，并无条件地接受分配。有香港观察家认为，这批归国青年初时分布在工业、国防及科学技术诸领域，并逐步领先于其同代人，担任中级官员。至文革后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批“海归”中的许多人官至国家领导层。
1966年至1972年，不但国家公派留学生出现断层，此前留学归国的学人、当时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也广受株连牵累。1972年9月开始，在联合国恢复合法权益一年的中国大陆重新向外派遣留学生：向英、法两国各派出16名和20名学习语言的留学生，以及数名赴日学生。从1972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先后向49个国家派遣了1629名留学生。他们仍都是中国政府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大多在学成后回国。
1978年6月，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要研究一下，花多少钱都值得。此言在当时中国政界、思想界和教育界极为震动。讲话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此举也引起国外舆论关注，认为“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事后证明，这的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的发轫。1978年3月，中国政府遴选了23名精英，两月后他们被派往英、法、日、澳、加和新西兰等国学习。同年底，中国政府赶在中美建交前派出了首批赴美的50名留学生。据参加1978年10月中美会谈的美国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回忆：中国同意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对美方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与“巨大突破”。
指标竞争取代计划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这场留学潮，大体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各具特点。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留学生（约6000人）几乎全数为公派，主要是中国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一些年纪稍长、思想可靠的业务骨干，多以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身份前往欧美各国。这批留学生的极高回国率成为当代绝响。
1980年，为迅速启动留学生公派计划，国家提出了“保证质量，力争多派”的方针。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中国逐步放开了自费留学政策及多种留学渠道（如校际交流、地方集资等），导致了“出国热”在全国急速升温。出国攻读研究生以上学位的人数开始大幅增加——时间战线的拉长使这批留学生的归国情况在当时难以明了。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第三阶段，自费和公派留学的规模都在迅速膨胀。留学国度的多元格局开始逐渐成型。公派也逐渐发展为“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两种形式。一些留学公派单位开始出现“轮流派遣”“照顾出国”等现象。1986年，为弥补公派留学生中参差不齐、学非所用的弊病，中国政府进一步出台了“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政策。
在其后至今的第四阶段，中国对公派出国的留学政策作出进一步的调整：1996年成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引入竞争机制，在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公费留学生选派上实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新法，以取代过去层层计划分配名额的做法。国家留学基金管委会还同一些地方政府、部委共同设立了合作派出项目，使国家公费的做法向单位公派辐射。同时，按国家需要设立出国留学项目，对公派出国留学实行贷款制，以经济管理手段代替行政管理手段。
政府间的教育合作项目，则最能体现公派留学近年的变化趋势。以前由国外政府出资的“援助型”项目正在减少，且向中国贫困地区偏重。而政府“互换型”项目则大有提升。目前和中国政府有协议的98个国家中，与中方互换学生、学者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双方每年有200多人交换。其次是德、俄、朝、荷、意等。过去由外方单独出资的项目，正向合作出资的方向发展。由美方单独资助20多年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计划，即是去年之例。
国家留学基金管委会副秘书长杨新育认为，对中国来说，国家公派留学生项目，向来是同国家整体外交、经济建设和教育改革相配合的。公派留学是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对自身发展需求的生动写照。
“菁英计划”作为把人才“送出去” “养起来”，还要“引回来”的广州地方公派留学项目，“菁英计划”要确保获资助的人才回流，因此申报通过的留学生必须签署相关协议，承诺学成回国后服务广州至少5年，不满5年的将按比例返还培养经费；若在外超过5年不回国服务广州的，将全额返还培养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