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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中金融风波不断发生。从欧洲货币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困境到亚洲金融风暴，从巴林银行破产、大和银行丑闻到百富勤清盘事件，都无一例外地向人们展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金融市场所存在的巨大风险。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将是必然趋势。在此时讨论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与防范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90年代国际金融运行的基本环境
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也进入了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国际金融运行的基本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呈现出如下与以往显著不同的重要特点：1.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统计分析表明，1950－1995年，全球贸易增长了近15倍，而同期的全球生产只增加了5倍。贸易增长大大超过生产的增长，表明国际贸易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各国的生产越来越多地面对国际市场。与此同时，跨国投资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从全球直接投资来看，1950－199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近20倍，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1995年，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的比重，发达国家平均为8.6％，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2.5％，均达到了较高的比例。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李扬，1999）。1996年全世界跨国公司母公司已达到4.4万家，其境外分支机构更是发展到了28万家；为跨国公司提供便利条件和资金基础的跨国银行截止1998年4月底的贷款总余额已达到102468亿美元，贷款的净余额也有52700亿美元。这些研究表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十分迅猛。
2.金融市场国际化浪潮汹涌。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而经济的自由化也带动了经济、金融的开放与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一般认为，消除边界、贸易障碍和关税壁垒会推动世界贸易，使资本流向能够更多增值的地方，从而带来投资的增加和福利的增进。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必须看到，全球化带来希望也充满危险。如果资本的消失比资本的到来更快，东道国的国民经济就会掉进深渊。同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也意味着预防经济混乱的保护能力减弱。尤其是当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未能与有效的监管结合起来时，导致金融风险的因素便会急剧增多。在发达国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过早地开放了金融市场，而国内金融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宏观调控手段则不尽完善，脆弱的经济金融体系极易受到外部冲击，潜在的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经济全球化还有更加危险的一面，即当货币危机发生时，它可能由一国迅速发展到另一国，使危机蔓延到全球，产生所谓"龙舌兰酒效应"。
3.金融创新工具大量出现，金融监管困难重重。80年代以来，各国金融逐渐冲破所在国严格的金融管制,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诞生了一大批新的金融工具，为便利资金融通，提高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金融创新是一柄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一方面，金融创新本身不易监管，另一方面，很多金融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管制，因此，金融创新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金融乃至整个经济领域造成混乱，为各国金融管理当局和国际经济组织进行金融监管带来困难。
4.国际游资规模越来越大，冲击力越来越强。国际游资是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直接产物。据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在1995年4月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现货、期货和外汇交易合同每日平均交易额为1.23亿美元。另据有关报道，1997年，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量已经增加到1.5万亿美元。目前国际金融交易额是国际贸易交易额的50倍。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对冲基金甚至能够同时调动上千亿美元的资金来狙击一国货币。现代信息、通讯和计算技术的发展，使全球金融市场连成一体，极大地便利了游资的生成和移动；而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加上对冲基金所从事的大量借贷，不仅使其能够使用立体交叉手段，十分隐蔽并且环环相扣地进行攻击和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使其得以充分利用杠杆原理"放大"投入资金的能量，产生强大的杀伤力。
5.债务经济所产生的问题日益突出。进入80年代以后，全球债务问题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大难题。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曾对国际经济社会产生不小的震动，成为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如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债务问题，且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成为债务问题的新特点。就规模来说，美国的国债目前已超过3万亿美元，一旦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其所产生的冲击波将足以使国际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拉美、非洲和亚洲部分国家的债务问题依然没有什么改变，且总量还在不断上升，如果经常项目的逆差达到一定程度，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将更加突出，债务问题将对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6.金融改革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近年来，国际金融业实际上已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创新，但这种变革出现了巨大的结构性差异。比如，商业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润而进行的多方面的创新或改革，适应了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客观要求，而相比之下，中央银行则缺少变化，造成了微观上充分自由而宏观上一成不变的不对称状态，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往往不准确，使之采取的货币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7.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国际经济组织的监管能力有限。目前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很多是通过私人部门的借贷和投资进行的。在亚洲国家，尽管政府的理财原则谨慎，但私人机构却能够盲目向外借债，然后从事泡沫投资，最终拖累本国汇率，触发金融危机。另外，很多私人机构为了获得高投资收益，向外进行风险很大的投资，一旦其投资失利，波及面也会很大。1998年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筹资37亿美元拯救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即为一例。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严重亏损，美联储惟恐该基金的破产会连累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得不出面救助。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监管的，只是国家层面的金融纪律，却难以对私人部门进行有效监控。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监管架构的需要已经十分迫切，国际社会也正在做出努力，但其过渡期将非常漫长。
以上国际金融运行的大环境，使得参与国际金融的风险越来越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政府管理的失误，经济泡沫的膨胀，不适宜的经济和金融过度开放，过度负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失当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在遭遇到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狙击的时候，其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以及金融资产的内在波动性的敏感神经便会受到严重打击，不可避免地出现金融崩溃。
二、中国参与国际金融运行的风险分析
90年代国际金融运行的基本环境，增加了导致风险发生的变数，使国际金融风波和国际金融危机出现的频率骤然加大。其突出表现就是近年来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国际金融事件层出不穷。比较典型的有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在上述国际金融事件中，惟一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日本和韩国均未能幸免于难。虽然与其他遭受困境的国家相比，这两个富有国家的金融危机更多的是出于内部的原因，但受到危机"骨牌效应"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中国在此次危机中可以说是"独善其身"：不但成功地保持了汇率的稳定，而且还对危机起到了阻遏的作用，对亚洲和世界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在香港汇市、股市出现波动和不稳定时，"中国因素"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如下几个方面：1.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外国投机资本对一国货币进行有效攻击的前提，是能够同时进入其外汇市场和本币同业拆借市场。同时，在该国的外汇市场上，有外汇的期货业务，货币能够较充分的自由兑换。对于立体投机，投机者还能从事该国的资本市场业务（或其它可产生泡沫和投机的业务，如楼市）。
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尚不能自由兑换，外资银行在大陆银行中没有股份，也不能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期货业务和资本市场业务也对外资封闭，使上述的基本前提条件不具备。
2.中国吸引的外资大部分是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短期证券投资。而且在全部外资中，有80％以上来自于海外华人世界。因此，外资的稳定性较强。
3.中国的外债约为1400亿美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大大低于国际警戒线50％的标准。而且中国在借债时很谨慎，85％都是中长期外债。不管是80年代的"巴西危机"、 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还是这次"东南亚危机"，其诱因都是受困于大量难以延展的短期美元债务。而中国的情况与东南亚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债务国家则有很大的不同。
4.经常项目连年盈余。中国对外贸易多年来一直保持较大的顺差。1998年外贸顺差超过400亿美元。而经常项目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墨西哥发生危机时为8％，泰国为7.7％，国际上公认的比例为0％－5％之间。
5.外汇储备规模较大。中国有1400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可以支付近12个月的进口款，大大超过国际通行的3－4个月的标准，安全系数较高。当然，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据研究，1997年我国外汇储备的合理区间大致为617～950亿美元，而我国通过高成本得到的大量外汇储备，并未得到很好利用，导致机会成本的上升和直接经济效率的损失。但恰恰是这种偏高的外汇储备规模，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维护香港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6.外国直接投资（FDI）加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例较高，为5.7％，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2.5％的水平。这显示出资本外流对我国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很小。
7.我国于1993年实施的紧缩计划，对抑制当时的房地产投机，控制货币和财政的扩张，扭转财政收入的亏损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稳定了市场的信心。
8.中国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尽管来自亚洲的投资减少，中国大有潜力的市场仍然对外资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在此次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虽然一枝独秀，成功地维持了汇率的稳定，但并非是刀枪不入。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仍然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因素，这些因素不处理好，其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1.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形成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实质仍然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这一制度虽然有助于筹借外债，便利对外经济联系，但是当被钉住国的货币趋强时，本国的经济实力往往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从而会造成本国货币高估。另外，这种汇率制度也会使本国货币当局为了达到国内经济目标而使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极大的限制。亚洲诸国爆发金融危机，与其长期实行这种汇率制度有很大关系。
2.与固定汇率制相联系的，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金融、银行体系，否则固定汇率制会带来极大风险。在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很多亚洲国家就是因为固定汇率制与脆弱的银行体系这一"奇妙组合"，而陷入金融、经济崩溃的深渊。我国银行体系的不完善是明显的，银行改革（去掉坏账与加强监督）必不可少。
我国银行体系现有的大量不良债权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是影响我国银行业抵抗力和整个金融稳定的头号大敌。据标准普尔公司在1997年作出的估计，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为1.66万亿人民币，占全部未偿还贷款的比例高达25％，而银行的净资产到1997年6月底为3170亿人民币，仅占不良债权的19％。 另外，我国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比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高出许多。我国银行负债资产在1995年的这一比率约为80％，而美国则为50％，亚洲国家只有正在经受金融危机困扰的日本比中国高。
我国银行受国家控制的程度也大大高于大多数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国有银行资产占整个银行资产的比率，中国接近100％，印度为70％，台湾省约60％，俄罗斯为25％左右，韩国为18％。
1996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了全部信贷资金的90％以上，而其中90％的贷款又给了只占经济总量30％－40％的国有企业，大量资金集中拥向一些相对好的大型国有企业，形成贷款过度。
由此可见，我国金融、银行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一俟条件成熟，极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险。
3.国有企业负债率高，且经营普遍亏损。中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达70％。国有企业的负债，正是银行体系不良债权的根源。另外，国有企业之间也相互拖欠，形成所谓的"三角债"。据初步统计，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已经达到近万亿人民币。国有企业不仅负债经营、相互拖欠，而且普遍亏损严重。如此下去，巨额的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引爆，给银行体系甚至整个经济造成巨大混乱。
4.经济中存在泡沫成分。虽然中国的股票市场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但是违规操作的恶性事件屡见不鲜。在90年代中期，许多地方一窝峰地兴起开发区热，在深圳、海口等地房地产投机猖獗，而很多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已经被炒得过高。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5.经济结构调整滞后，产品（尤其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科技进步是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制高点，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注重这一因素，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但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十分落后，长此以往，对国外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强，经济基础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这样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就加大了。
三、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金融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注意风险防范，以免类似的危机在我国重演。其中重要的是关注如下几个方面：1.要防止将经济增长建立在过分依赖外资和出口上。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依靠的是外资和外国市场，这是长期实行外国直接投资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结果。这种对外部环境的过分依赖，导致国家经济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很容易产生问题。单从外资方面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泰国外债已达900亿美元，占GDP的40％，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分别为54％、47％和39％。在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外资中，有近25％属于短期贷款。
在这种脆弱的基础上很难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应该说，这是我国从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2.要实行灵活、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80年代，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南亚各国都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1995年，美日签订加强美元协议后，各国也未能及时调整汇率政策，结果逐步造成本国货币严重升值，最后成为投机商的攻击目标。
联系汇率制度会丧失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难以充分反映本国经济运行规律，而且在本国经济实力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竭力维持联系汇率，要付出高昂的金融成本。因此，长期采用钉住特定"通货篮"的汇率制度并不可取，尤其是本国经济不发达，国际竞争力不强，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就更是如此，容易为金融投机分子创造出良好的几乎无风险的投机机会。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不断调整汇率政策，使之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
3.警惕泡沫经济的出现。导致金融体制毛病的主要原因有两条：泡沫经济和政府的过度干预。
泰国在金融风暴中首当其冲，损失惨重，就是泡沫经济崩溃的结果。印度尼西亚主要是政府的腐败加上泡沫经济，雪上加霜，使得危机格外严重。新加坡和台湾的经济体系比较健全，泡沫经济并不十分严重，所以在金融风暴中受到的冲击也就比较轻，比较容易恢复。防止和消除泡沫经济的对策包括：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管制度，加强对投资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资金的监管；应当坚决让那些因投机失败而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倒闭，不能让国家来承担任何投机活动的风险成本；增大投机活动的交易成本。
4.避免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也有可能使本国金融体制出现问题。韩国受危机传染，主要是由于政府的产业政策过度支持了大企业。由于受政府支持，大企业有恃无恐，依靠银行的大量优惠贷款，盲目扩张，而银行则大量从外国借债，以债养债。韩国的一些大企业最终破产，导致"大马不死"神话的破灭，而银行体系也大受拖累。对大企业的支持，绝不能以损害金融系统的竞争力为代价。
我国在国企改制和重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苗头，值得重新反思。
5.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程要慎重安排。当今世界上153个国家和地区中，采取资本账户可兑换政策的国家不到30个，其中很多国家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等都因此而吃了大亏。对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动、长期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何时放开，都应在条件基本具备、十分稳妥的情况下才进行，并且其政策顺序与有关金融政策的关系必须理顺，确保万无一失。
6.当前情况下必须严格控制国际套利资本流动。应完善管理法规，严格对资本项下资金流入的审批，并通过加强对经常项目汇兑的真实性核查，严格区分经常项目的资金与资本项目的资金，从而加强对资本项目尤其是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与此同时，也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使套利资本难以形成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稳定预期，增加其汇率风险。
7.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预警系统。同时，通过建立统一有效而又全面的外汇交易监督体系，将有助于掌握外汇市场上是否存在本币贬值的预期、投机者的行动时机及投机强度等有关问题。另外，央行应预告设计出若干有操作性的提高投机者风险厌恶系数的手段，来防范可能的货币危机风险，做到有备无患。
8.针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类型，预先制订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这样在危机发生时，就不致手忙脚乱。另外，在危机发生后，绝不能够采取可能有损投资者信心的措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一些国家措施不当，损害了投资人的信心，加剧了危机。如马来西亚一度采取措施，宣布限制投资人卖空100种重要的股票；印度尼西亚也步马来西亚的后尘，限制外国人外汇交易。这些措施的目的本来是试图遏制市场下滑，稳定投资人的信心，但效果却适得其反。
9.加速国有企业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是搞活国有经济，消除国有企业拖欠银行的不良债务，保持内外收支平衡，振兴民族经济，减少对外过度依赖，从根本上避免国际金融风险的关键所在。
一、90年代国际金融运行的基本环境
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也进入了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国际金融运行的基本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呈现出如下与以往显著不同的重要特点：1.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统计分析表明，1950－1995年，全球贸易增长了近15倍，而同期的全球生产只增加了5倍。贸易增长大大超过生产的增长，表明国际贸易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各国的生产越来越多地面对国际市场。与此同时，跨国投资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从全球直接投资来看，1950－199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近20倍，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1995年，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的比重，发达国家平均为8.6％，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2.5％，均达到了较高的比例。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李扬，1999）。1996年全世界跨国公司母公司已达到4.4万家，其境外分支机构更是发展到了28万家；为跨国公司提供便利条件和资金基础的跨国银行截止1998年4月底的贷款总余额已达到102468亿美元，贷款的净余额也有52700亿美元。这些研究表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十分迅猛。
2.金融市场国际化浪潮汹涌。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而经济的自由化也带动了经济、金融的开放与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一般认为，消除边界、贸易障碍和关税壁垒会推动世界贸易，使资本流向能够更多增值的地方，从而带来投资的增加和福利的增进。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必须看到，全球化带来希望也充满危险。如果资本的消失比资本的到来更快，东道国的国民经济就会掉进深渊。同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也意味着预防经济混乱的保护能力减弱。尤其是当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未能与有效的监管结合起来时，导致金融风险的因素便会急剧增多。在发达国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过早地开放了金融市场，而国内金融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宏观调控手段则不尽完善，脆弱的经济金融体系极易受到外部冲击，潜在的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经济全球化还有更加危险的一面，即当货币危机发生时，它可能由一国迅速发展到另一国，使危机蔓延到全球，产生所谓"龙舌兰酒效应"。
3.金融创新工具大量出现，金融监管困难重重。80年代以来，各国金融逐渐冲破所在国严格的金融管制,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诞生了一大批新的金融工具，为便利资金融通，提高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金融创新是一柄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一方面，金融创新本身不易监管，另一方面，很多金融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管制，因此，金融创新在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金融乃至整个经济领域造成混乱，为各国金融管理当局和国际经济组织进行金融监管带来困难。
4.国际游资规模越来越大，冲击力越来越强。国际游资是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直接产物。据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在1995年4月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现货、期货和外汇交易合同每日平均交易额为1.23亿美元。另据有关报道，1997年，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量已经增加到1.5万亿美元。目前国际金融交易额是国际贸易交易额的50倍。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对冲基金甚至能够同时调动上千亿美元的资金来狙击一国货币。现代信息、通讯和计算技术的发展，使全球金融市场连成一体，极大地便利了游资的生成和移动；而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加上对冲基金所从事的大量借贷，不仅使其能够使用立体交叉手段，十分隐蔽并且环环相扣地进行攻击和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使其得以充分利用杠杆原理"放大"投入资金的能量，产生强大的杀伤力。
5.债务经济所产生的问题日益突出。进入80年代以后，全球债务问题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大难题。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曾对国际经济社会产生不小的震动，成为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如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债务问题，且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成为债务问题的新特点。就规模来说，美国的国债目前已超过3万亿美元，一旦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其所产生的冲击波将足以使国际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拉美、非洲和亚洲部分国家的债务问题依然没有什么改变，且总量还在不断上升，如果经常项目的逆差达到一定程度，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将更加突出，债务问题将对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6.金融改革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近年来，国际金融业实际上已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创新，但这种变革出现了巨大的结构性差异。比如，商业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润而进行的多方面的创新或改革，适应了经济发展对金融的客观要求，而相比之下，中央银行则缺少变化，造成了微观上充分自由而宏观上一成不变的不对称状态，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往往不准确，使之采取的货币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7.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国际经济组织的监管能力有限。目前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很多是通过私人部门的借贷和投资进行的。在亚洲国家，尽管政府的理财原则谨慎，但私人机构却能够盲目向外借债，然后从事泡沫投资，最终拖累本国汇率，触发金融危机。另外，很多私人机构为了获得高投资收益，向外进行风险很大的投资，一旦其投资失利，波及面也会很大。1998年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筹资37亿美元拯救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即为一例。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严重亏损，美联储惟恐该基金的破产会连累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得不出面救助。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监管的，只是国家层面的金融纪律，却难以对私人部门进行有效监控。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监管架构的需要已经十分迫切，国际社会也正在做出努力，但其过渡期将非常漫长。
以上国际金融运行的大环境，使得参与国际金融的风险越来越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政府管理的失误，经济泡沫的膨胀，不适宜的经济和金融过度开放，过度负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失当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在遭遇到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狙击的时候，其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以及金融资产的内在波动性的敏感神经便会受到严重打击，不可避免地出现金融崩溃。
二、中国参与国际金融运行的风险分析
90年代国际金融运行的基本环境，增加了导致风险发生的变数，使国际金融风波和国际金融危机出现的频率骤然加大。其突出表现就是近年来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国际金融事件层出不穷。比较典型的有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在上述国际金融事件中，惟一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日本和韩国均未能幸免于难。虽然与其他遭受困境的国家相比，这两个富有国家的金融危机更多的是出于内部的原因，但受到危机"骨牌效应"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中国在此次危机中可以说是"独善其身"：不但成功地保持了汇率的稳定，而且还对危机起到了阻遏的作用，对亚洲和世界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在香港汇市、股市出现波动和不稳定时，"中国因素"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如下几个方面：1.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外国投机资本对一国货币进行有效攻击的前提，是能够同时进入其外汇市场和本币同业拆借市场。同时，在该国的外汇市场上，有外汇的期货业务，货币能够较充分的自由兑换。对于立体投机，投机者还能从事该国的资本市场业务（或其它可产生泡沫和投机的业务，如楼市）。
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尚不能自由兑换，外资银行在大陆银行中没有股份，也不能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期货业务和资本市场业务也对外资封闭，使上述的基本前提条件不具备。
2.中国吸引的外资大部分是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短期证券投资。而且在全部外资中，有80％以上来自于海外华人世界。因此，外资的稳定性较强。
3.中国的外债约为1400亿美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大大低于国际警戒线50％的标准。而且中国在借债时很谨慎，85％都是中长期外债。不管是80年代的"巴西危机"、 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还是这次"东南亚危机"，其诱因都是受困于大量难以延展的短期美元债务。而中国的情况与东南亚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债务国家则有很大的不同。
4.经常项目连年盈余。中国对外贸易多年来一直保持较大的顺差。1998年外贸顺差超过400亿美元。而经常项目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墨西哥发生危机时为8％，泰国为7.7％，国际上公认的比例为0％－5％之间。
5.外汇储备规模较大。中国有1400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可以支付近12个月的进口款，大大超过国际通行的3－4个月的标准，安全系数较高。当然，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据研究，1997年我国外汇储备的合理区间大致为617～950亿美元，而我国通过高成本得到的大量外汇储备，并未得到很好利用，导致机会成本的上升和直接经济效率的损失。但恰恰是这种偏高的外汇储备规模，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维护香港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6.外国直接投资（FDI）加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例较高，为5.7％，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2.5％的水平。这显示出资本外流对我国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很小。
7.我国于1993年实施的紧缩计划，对抑制当时的房地产投机，控制货币和财政的扩张，扭转财政收入的亏损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稳定了市场的信心。
8.中国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尽管来自亚洲的投资减少，中国大有潜力的市场仍然对外资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在此次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虽然一枝独秀，成功地维持了汇率的稳定，但并非是刀枪不入。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仍然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因素，这些因素不处理好，其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1.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形成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实质仍然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这一制度虽然有助于筹借外债，便利对外经济联系，但是当被钉住国的货币趋强时，本国的经济实力往往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从而会造成本国货币高估。另外，这种汇率制度也会使本国货币当局为了达到国内经济目标而使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极大的限制。亚洲诸国爆发金融危机，与其长期实行这种汇率制度有很大关系。
2.与固定汇率制相联系的，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金融、银行体系，否则固定汇率制会带来极大风险。在此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很多亚洲国家就是因为固定汇率制与脆弱的银行体系这一"奇妙组合"，而陷入金融、经济崩溃的深渊。我国银行体系的不完善是明显的，银行改革（去掉坏账与加强监督）必不可少。
我国银行体系现有的大量不良债权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是影响我国银行业抵抗力和整个金融稳定的头号大敌。据标准普尔公司在1997年作出的估计，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为1.66万亿人民币，占全部未偿还贷款的比例高达25％，而银行的净资产到1997年6月底为3170亿人民币，仅占不良债权的19％。 另外，我国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大大超过发达国家，比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高出许多。我国银行负债资产在1995年的这一比率约为80％，而美国则为50％，亚洲国家只有正在经受金融危机困扰的日本比中国高。
我国银行受国家控制的程度也大大高于大多数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国有银行资产占整个银行资产的比率，中国接近100％，印度为70％，台湾省约60％，俄罗斯为25％左右，韩国为18％。
1996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了全部信贷资金的90％以上，而其中90％的贷款又给了只占经济总量30％－40％的国有企业，大量资金集中拥向一些相对好的大型国有企业，形成贷款过度。
由此可见，我国金融、银行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一俟条件成熟，极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险。
3.国有企业负债率高，且经营普遍亏损。中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达70％。国有企业的负债，正是银行体系不良债权的根源。另外，国有企业之间也相互拖欠，形成所谓的"三角债"。据初步统计，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已经达到近万亿人民币。国有企业不仅负债经营、相互拖欠，而且普遍亏损严重。如此下去，巨额的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引爆，给银行体系甚至整个经济造成巨大混乱。
4.经济中存在泡沫成分。虽然中国的股票市场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但是违规操作的恶性事件屡见不鲜。在90年代中期，许多地方一窝峰地兴起开发区热，在深圳、海口等地房地产投机猖獗，而很多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已经被炒得过高。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5.经济结构调整滞后，产品（尤其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科技进步是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制高点，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注重这一因素，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但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十分落后，长此以往，对国外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强，经济基础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这样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就加大了。
三、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金融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注意风险防范，以免类似的危机在我国重演。其中重要的是关注如下几个方面：1.要防止将经济增长建立在过分依赖外资和出口上。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依靠的是外资和外国市场，这是长期实行外国直接投资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结果。这种对外部环境的过分依赖，导致国家经济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很容易产生问题。单从外资方面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泰国外债已达900亿美元，占GDP的40％，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分别为54％、47％和39％。在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外资中，有近25％属于短期贷款。
在这种脆弱的基础上很难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应该说，这是我国从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2.要实行灵活、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80年代，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南亚各国都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1995年，美日签订加强美元协议后，各国也未能及时调整汇率政策，结果逐步造成本国货币严重升值，最后成为投机商的攻击目标。
联系汇率制度会丧失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难以充分反映本国经济运行规律，而且在本国经济实力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竭力维持联系汇率，要付出高昂的金融成本。因此，长期采用钉住特定"通货篮"的汇率制度并不可取，尤其是本国经济不发达，国际竞争力不强，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就更是如此，容易为金融投机分子创造出良好的几乎无风险的投机机会。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不断调整汇率政策，使之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
3.警惕泡沫经济的出现。导致金融体制毛病的主要原因有两条：泡沫经济和政府的过度干预。
泰国在金融风暴中首当其冲，损失惨重，就是泡沫经济崩溃的结果。印度尼西亚主要是政府的腐败加上泡沫经济，雪上加霜，使得危机格外严重。新加坡和台湾的经济体系比较健全，泡沫经济并不十分严重，所以在金融风暴中受到的冲击也就比较轻，比较容易恢复。防止和消除泡沫经济的对策包括：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管制度，加强对投资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资金的监管；应当坚决让那些因投机失败而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倒闭，不能让国家来承担任何投机活动的风险成本；增大投机活动的交易成本。
4.避免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也有可能使本国金融体制出现问题。韩国受危机传染，主要是由于政府的产业政策过度支持了大企业。由于受政府支持，大企业有恃无恐，依靠银行的大量优惠贷款，盲目扩张，而银行则大量从外国借债，以债养债。韩国的一些大企业最终破产，导致"大马不死"神话的破灭，而银行体系也大受拖累。对大企业的支持，绝不能以损害金融系统的竞争力为代价。
我国在国企改制和重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苗头，值得重新反思。
5.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程要慎重安排。当今世界上153个国家和地区中，采取资本账户可兑换政策的国家不到30个，其中很多国家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等都因此而吃了大亏。对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动、长期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何时放开，都应在条件基本具备、十分稳妥的情况下才进行，并且其政策顺序与有关金融政策的关系必须理顺，确保万无一失。
6.当前情况下必须严格控制国际套利资本流动。应完善管理法规，严格对资本项下资金流入的审批，并通过加强对经常项目汇兑的真实性核查，严格区分经常项目的资金与资本项目的资金，从而加强对资本项目尤其是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与此同时，也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使套利资本难以形成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稳定预期，增加其汇率风险。
7.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预警系统。同时，通过建立统一有效而又全面的外汇交易监督体系，将有助于掌握外汇市场上是否存在本币贬值的预期、投机者的行动时机及投机强度等有关问题。另外，央行应预告设计出若干有操作性的提高投机者风险厌恶系数的手段，来防范可能的货币危机风险，做到有备无患。
8.针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类型，预先制订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这样在危机发生时，就不致手忙脚乱。另外，在危机发生后，绝不能够采取可能有损投资者信心的措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一些国家措施不当，损害了投资人的信心，加剧了危机。如马来西亚一度采取措施，宣布限制投资人卖空100种重要的股票；印度尼西亚也步马来西亚的后尘，限制外国人外汇交易。这些措施的目的本来是试图遏制市场下滑，稳定投资人的信心，但效果却适得其反。
9.加速国有企业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是搞活国有经济，消除国有企业拖欠银行的不良债务，保持内外收支平衡，振兴民族经济，减少对外过度依赖，从根本上避免国际金融风险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