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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希望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在这个潮流下，也有许多孩子放弃按部就班，他们有相对稳定的家庭背景，有工作能力，却在寻找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飞特”并非不靠谱
“我想做些能留下痕迹的事情，就是做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能有自己的作品。”就在一小时前，董雅童还说要在目前所在公司坚持做到一定的成就，让老爸老妈安心。这位1982年出生的北京女孩，从小到大都是让家长省心、同学羡慕的好学生，2005年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贸系毕业，很快找到了在中国交通银行的工作。第一年的实习期，她被分到望京的一家支行。在银行的工作，被董雅童形容成：“无聊、耗费时间；楼上的信贷部老给我们添麻烦；环境不好，还有蟑螂；每个人工作都不快乐，没有凝聚力。每月才不到2000元的薪水，最主要的是心理上没有成就感。”结果不难预料，4个月后她便离开交行。如今她已经换到了第4份工作，这期间她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和好朋友一起去玉渊潭看樱花，开车去怀柔吃红鳟鱼，在明媚阳光下喝下午茶。
“开个网上的小店我又不乐意；在西单找个店铺卖衣服很挣钱，可还得成天盯着；毕业那会儿连四大会计事务所我都没有投简历，因为听说非常辛苦。”董雅童身边有一大批和她同样不想打工的人，都有意凑在一起做个创意工作室，但这也许只是一种宽慰自己的想法。对老一辈人来说，他们希望看到年轻人有创造力和责任感，会把这类挑剔看成是“好吃懒做，娇气，不靠谱”。
上海一位财经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对董雅童的状态颇为理解。他“很相信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那篇演讲，必须去做那些你爱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不讲究物质条件，那么应该说‘活下去’还是不难的，犯不着为了一点点报酬而出卖自由”。
“为明天不断积累资本”
中国的城市中正在出现这样一群热衷打零工的青年，他们并不是慵懒颓废的无业游民，也不是鄙视体力劳动的轻浮分子，他们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娱乐方式，不需要那么稳定的工作，却需要一种自己认同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内心的生活安逸要比金钱财物上的安稳更好。这无疑与整个中国社会人们对于财富的极端追求格格不入，却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年轻人的追求相一致。在中国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可以全民慵懒之前，一些年轻人就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让这种经济过度发达之后的社会现象在中国提前上演。
国际关系学院学生谢正龙说：“飞特族在西方早就有了。我以前的一个外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在乎挣很多钱，在一个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再去另一个，但一定会在乎一种新鲜的体验和生活方式。当然，他也不乏责任，现在他在联合国某组织在中国的一个分部工作。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压抑中，当今这种压抑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对‘人上人’的追求，来自于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畏惧，因此我们就不惜代价为明天不断累积资本。”
比SOHO、啃老族更轻松
中国飞特族之于中国社会现状，绝对是早熟的一代，可2006年中国43%的资本再投资率，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接近一比二的货币购买力平价，从实际经济现状上成为催生中国飞特族的营养剂。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房子的超前性投资，以及中国家庭特有的储蓄观念，都在默默支持着中国飞特族的崛起。正是20年来父母一代的长期积累，让中国飞特族们有了保持“飞特”状态的本钱。
混在英国的范志伟是典型的飞特族。“为什么要上班呢？”他说，“就算在物价指数最变态的英国，我不是照样活得很好？”2006年跑去英国读书的范志伟已经快26岁，除了去的机票和第一笔学费，他没有像大多数跑去英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一样吃父母。就算10英镑一盒的555香烟，范志伟照样抽，而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买烟丝自己卷。作为英国留学潮中的一员，范志伟自己并没有多少学习的兴趣，更多是来自家庭对于自己未来的期望。不过范志伟自认为除了上学，他实际上还在兼职工作，只不过干的是一份金融市场的散户兼职。除了依靠国内股市的红火，范志伟还有自己的盘算：“股市不可能永远好，控制投资风险可以保证我的生活质量，人民币的升值是最没有风险的方向，这个大趋势足够我获利3年了。反正我也没什么物质上的企图。每天通过互联网就可以遥控我所有的工作，这远比那些SOHＯ族或‘啃老族’更轻松。”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刘杨
Freeter （飞特）：2002年，日本公司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当终生雇佣制这项20世纪最后的铁饭碗终于不保的时候，一个被称为“Freeter”的词语曾成为全球的焦点。这个来自英文free和德文arbeiter的混合词语，融合了自由和工人的词义，同时也显示了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潮流在影响很多人。Freeter被译为“飞特族”，专指那些走出校门后，并没有固定工作，找一份工作干几个月就走，花光了积蓄再找新工作的年轻人。“飞特”们都拒绝接受长期固定职业，以实现自我追求而非生活稳定，甚至仍然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所依赖。这些人各具特色，却都怀着一种追求自由生活的乌托邦式理想。
“飞特”并非不靠谱
“我想做些能留下痕迹的事情，就是做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能有自己的作品。”就在一小时前，董雅童还说要在目前所在公司坚持做到一定的成就，让老爸老妈安心。这位1982年出生的北京女孩，从小到大都是让家长省心、同学羡慕的好学生，2005年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贸系毕业，很快找到了在中国交通银行的工作。第一年的实习期，她被分到望京的一家支行。在银行的工作，被董雅童形容成：“无聊、耗费时间；楼上的信贷部老给我们添麻烦；环境不好，还有蟑螂；每个人工作都不快乐，没有凝聚力。每月才不到2000元的薪水，最主要的是心理上没有成就感。”结果不难预料，4个月后她便离开交行。如今她已经换到了第4份工作，这期间她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和好朋友一起去玉渊潭看樱花，开车去怀柔吃红鳟鱼，在明媚阳光下喝下午茶。
“开个网上的小店我又不乐意；在西单找个店铺卖衣服很挣钱，可还得成天盯着；毕业那会儿连四大会计事务所我都没有投简历，因为听说非常辛苦。”董雅童身边有一大批和她同样不想打工的人，都有意凑在一起做个创意工作室，但这也许只是一种宽慰自己的想法。对老一辈人来说，他们希望看到年轻人有创造力和责任感，会把这类挑剔看成是“好吃懒做，娇气，不靠谱”。
上海一位财经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对董雅童的状态颇为理解。他“很相信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那篇演讲，必须去做那些你爱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不讲究物质条件，那么应该说‘活下去’还是不难的，犯不着为了一点点报酬而出卖自由”。
“为明天不断积累资本”
中国的城市中正在出现这样一群热衷打零工的青年，他们并不是慵懒颓废的无业游民，也不是鄙视体力劳动的轻浮分子，他们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娱乐方式，不需要那么稳定的工作，却需要一种自己认同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内心的生活安逸要比金钱财物上的安稳更好。这无疑与整个中国社会人们对于财富的极端追求格格不入，却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年轻人的追求相一致。在中国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可以全民慵懒之前，一些年轻人就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让这种经济过度发达之后的社会现象在中国提前上演。
国际关系学院学生谢正龙说：“飞特族在西方早就有了。我以前的一个外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在乎挣很多钱，在一个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再去另一个，但一定会在乎一种新鲜的体验和生活方式。当然，他也不乏责任，现在他在联合国某组织在中国的一个分部工作。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压抑中，当今这种压抑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对‘人上人’的追求，来自于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畏惧，因此我们就不惜代价为明天不断累积资本。”
比SOHO、啃老族更轻松
中国飞特族之于中国社会现状，绝对是早熟的一代，可2006年中国43%的资本再投资率，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接近一比二的货币购买力平价，从实际经济现状上成为催生中国飞特族的营养剂。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房子的超前性投资，以及中国家庭特有的储蓄观念，都在默默支持着中国飞特族的崛起。正是20年来父母一代的长期积累，让中国飞特族们有了保持“飞特”状态的本钱。
混在英国的范志伟是典型的飞特族。“为什么要上班呢？”他说，“就算在物价指数最变态的英国，我不是照样活得很好？”2006年跑去英国读书的范志伟已经快26岁，除了去的机票和第一笔学费，他没有像大多数跑去英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一样吃父母。就算10英镑一盒的555香烟，范志伟照样抽，而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买烟丝自己卷。作为英国留学潮中的一员，范志伟自己并没有多少学习的兴趣，更多是来自家庭对于自己未来的期望。不过范志伟自认为除了上学，他实际上还在兼职工作，只不过干的是一份金融市场的散户兼职。除了依靠国内股市的红火，范志伟还有自己的盘算：“股市不可能永远好，控制投资风险可以保证我的生活质量，人民币的升值是最没有风险的方向，这个大趋势足够我获利3年了。反正我也没什么物质上的企图。每天通过互联网就可以遥控我所有的工作，这远比那些SOHＯ族或‘啃老族’更轻松。”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刘杨
Freeter （飞特）：2002年，日本公司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当终生雇佣制这项20世纪最后的铁饭碗终于不保的时候，一个被称为“Freeter”的词语曾成为全球的焦点。这个来自英文free和德文arbeiter的混合词语，融合了自由和工人的词义，同时也显示了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潮流在影响很多人。Freeter被译为“飞特族”，专指那些走出校门后，并没有固定工作，找一份工作干几个月就走，花光了积蓄再找新工作的年轻人。“飞特”们都拒绝接受长期固定职业，以实现自我追求而非生活稳定，甚至仍然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所依赖。这些人各具特色，却都怀着一种追求自由生活的乌托邦式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