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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中的智慧者辛苦地充当“中介人”的角色，在外部文明和本民族传统之间来回穿梭；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更像是由最高统治者亲自上台出演的一场独角戏；日本的社会转型则好比是皮影戏，那个最高决策人躲在幕后，人们只能看到表面的花花绿绿，却看不清表演者的真实面目，至于整个剧目进程是由谁来
协调和指挥，那些“影戏人子”怎么就让主宰者玩得那么随心应手，这些都是外界人始终无法弄清楚的。
社会转型是日本社会文化的常态
日本人是社会转型的“好手”，他们之所以能主动变革社会，是由他们与生俱来的危机感决定的。日本民族本来是一个没有扎实文化根基的民族，他们那浅薄的一层文化虽然被他们“狂热”地追捧着，好像很有文化自豪感，但实际上却不能从内心深处上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慰藉和心灵上的保护。
作为对照，长期以来中国人却一直自信地躺在自己传统文化的荫翳下睡大觉。总觉得天不会塌，地也不会陷，谁要是忧虑这些事情，就会被人们讥笑为“杞人忧天”。而日本人个个都是“杞人”，他们总是对眼前的境遇心怀恐惧，尤其是在接触到外来新鲜怪异的先进文化时，那深层次的恐惧自然就转换为自卑。
长期以来，日本人时时刻刻担心着“日本沉没”这一古老的谶语在某一天真的变成现实。但是他们对此又很无奈，当他们看到外部的大千世界以后，对上天赐予自己的这个满是火山的岛国就越来越不满意了。改变没有大陆国土这个现实，是无法轻易做到的，可是他们总是不死心，这就造就了他们恒久躁动的灵魂。为了与命运抗争，他们无时无刻不把眼睛盯着别人，企图用后天的努力来找补，这就养成了日本人“虚心学习”的习惯。一旦有所发现，马上趋之若鹜，拿将过来，加以包装，转变成自己的“文化成果”。而对原来的所谓“传统”，则毫不犹豫地抛弃掉，于是社会转型也就成了他们的常态。日本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体现出向别人学习的结果，如果把外来文化从他们身上都剥干净，他们就只能与类人猿为伍了。
这种内心的动荡对一个民族来讲是缺陷还是优势？我想应当是二者兼而有之。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最终却能攀上现代文明社会的最高枝。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让中国人步履颟顸，轻装简从的日本人却能轻易攀附上最现代的发展脚步，这真有些让人感到吊诡：传统这个东西，究竟应当怎么评价和对待呢？这真值得我们中国人好好地思考。
“社会转型”这个词的本意最能够符合日本的现实，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是“转”，从最早向“三韩”（高句丽、新罗和百济）学习从组建国家机器到吃食穿衣的所有技能，到后来改而学习中国，全盘接受儒家文化、佛教文化，最后转向西方文化，即“脱亚入欧”，日本的社会一直是转来转去。日本人学习外部“好”的文化，有时甚至做得比“原装”的还惟妙惟肖。例如，他们的宪政理论来自德国的施坦因，但后来在施坦因的学生的指导下，施坦因的思想在日本体现得比在德国还要充分，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日本人对待外来文化，又像是一个旁观者，它没有类似中国人那样的保守情怀。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旁观者由于心理上没有任何负重，所以能在19世纪以来惨烈的文化竞争中跑到最前端。
日本文化对所有外国人始终是一个谜
1931年，北大校长蒋梦麟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和心理，是“轻日”、“师日”、“亲日”、“仇日”，但就是没有人能“知日”。专门研究日本文化的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也曾经说，日本人心中的日本文化永远也不会为外界人所真正了解。外国人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的日本文化和日本人对外宣示的日本文化都不是日本人心中的日本文化。我体会，他们道出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这个民族的文化是他们外在的极端狂妄和内在的深刻自卑的混合体，这样的结论外人不能公然宣称，他们自己也不能当众承认。日本学者津上俊哉有一个词——“岛国根性”就能概括他们这一本性的来历。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在一篇随笔中，用十分浅显的道理就解释了这一现象的来由。二战刚结束时，日本陷入极度困境。有一次川端康成先生不得不乘火车去外地“旅行”。由于秩序、设备以及别的原因，火车时开时停，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什么地方。他在火车上疲惫地挨着。开始，他夜里只能在车厢的走道上佝偻着身子睡上一小会，还不时地被来回走动的人碰醒。后来终于找到机会慢慢地蹭着靠近了窗子，才能比较安稳地多睡上一会。由此他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那些处在大国边缘的小民族，时时刻刻在别人的打搅下生活，时间一长他们骨子里已经习惯了躁动；而那些大民族却在长期的优越环境下逐渐变得不能应付动荡和竞争了。”
古代的野蛮战争，现代的文明竞争，都在从外界逼迫每一个民族放弃安逸、接受挑战。中国和日本，一个在苍穹一样的皇权“保护”之下优雅地生存，长期抑制竞争，以谦让和包容为至上道德，灵魂被压抑，却能维持“王道”下虚假的和谐；一个以争斗和攫取为己任，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穷极其最深处的源由，用中國人的话来讲就是“较真”，“钻牛角尖”。这样的两个民族中的一个具体的人，当然是前者容易与外人交友，后者则被人排斥。但是作为群体，前者因为利益边缘不清而难以组成坚强的群体，而后者则很容易抱团，个个都是“死士”。中国与日本之间近代的冲突及其后果，很可以从这里找出原由。
这样的判断基本上可以概括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他们这种心态已经成为了一种定式，一代一代地传承着，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文化体系。
日本社会转型的开端早于明治维新
大多数人都认为日本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开始于1868年明治维新，实际上这个判断有误。日本从东方社会向西方社会的转型，开始于1854年，那时还是幕府时代，其中有几件事情值得详细地说一说。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到了日本，彻底掀翻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而此时的日本还“锁在深山人未识”。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在此后不久收到了一位刚刚到过日本的传教士的“奏折”，在这个“奏折”中，这位传教士这样描述了“日本列岛上的土人”：“这是一个布满火山的群岛，土地贫瘠，物产匮乏，政治野蛮残暴，人民愚昧落后，不求进取。上上下下的人们都极易满足于非常不起眼的蝇头小利”
总之，对大英帝国来说，这是一片没有什么价值的地方，不值得分心操劳。
维多利亚女皇和她的先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读到这样内容的报告了，因此，英国人与中国打了50多年的官方交道（从乾隆时期算起），还没有正式派遣过外交官员光顾过这个岛国。这个被英国人不予理睬的小岛国的国门，是美国人在十几年以后才打开的。
但是，此时的日本人出于与生俱来的危机感，已经开始对来自西方的威胁寓意严重关注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有在士大夫以外的圈子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横井小楠依据《海国图志》在1860年改写的《国是三论》却在日本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本来笃信朱子学的佐久间象山在分析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后，就开始抛弃儒家理论了。他对清朝政府的批评尖锐而又深刻。
日本在中国国门被迫开放以后，已经开始有思想的准备了，因为他们自己的国门很快也要遭受同样的命运。
1853年6月3日，4艘美国军舰突然闯入东京湾的浦贺港，其中的两艘是冒着黑烟的“火轮”（另外两艘是帆船），土生土长的日本人第一次看到这么个东西，这个不用人力和风力的舰只，被日本人称为“黑船”。不速之客的到来虽然让一直孤傲的日本人感到不快，但是对手的气势和确实高人一头的武器装备让日本人没敢轻举妄动。舰队司令佩里（伊藤博文译为“伯理”，井上清译为“陪利”）带来了美国总统签署的国书。佩里要求日本当局到浦贺港来接受国书，否则，就要把军舰开进江户，乃至“立即开战，以决胜负”（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一向对内对外都奉行强硬政策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定，这次是老老实实地派人来到佩里的舰船上接受了“国书”。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美国人并没有提出太过火的要求，提出的三项要求还算比较“客气”：第一，开埠通商；第二，供应美国船只以水、煤和粮食；第三，保护遇难船员。但是同时也威胁道，如果不答应如上要求，美国就会兴师问罪。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难题，德川家定不知所措了，于是来了个“缓兵之计”，请求“明年答复”。又没想到的是，对方对这一请求还真是爽快地答应了。6月18日佩里率舰队离开了日本。临走时，佩里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样是一面白旗，用来下次再打交道时使用——显然这是一种极端蔑视对方的举动；另一样东西后人们很少提及，就是一台可以安装在铁路机车上的蒸汽机，这倒像是一件礼物——美国人这种怪异的行为方式着实让当时的日本人难以理解。
有人说是巧合，有人说是惊吓的原因，四天后，也就是6月22日，第12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定死在江户——即现在的东京。幕府将军是当时日本的第一号强权人物，而长年住在京都皇宫里的天皇在此前的240多年里只是一个傀儡。
第二年（1854年）的1月14日，佩里又幽灵似地出现在浦贺港。这次他麾下的美国舰队，舰只从4艘变成了7艘（也有文献说是8艘），而且全都是“火轮”了。让佩里司令感到意外的是，上次自己留下的那两份“作业”，日本人完成得很出色。第一，答应无条件签署“日美和好条约”，——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译成中文是“日美友好条约”）。由于签署地叫神奈川，日本人也叫它“神奈川条约”。条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日本无条件为美国开放下田、涵馆两港。下田港在东京湾口外，涵馆在津轻海峡北海道一侧。
第二项“作业”完成得更令佩里意外。在佩里离去的8个月时间里，日本人把佩里上次留下的那台蒸汽机组装成一部简陋的机车，并且居然能让它在一条小轨道上跑起来。
面对这外来的冲击，日本人与中国人表现得有点不同，他们对外来文化强烈的好奇心遮掩了屈辱，而且面对强大的对手，说冷静也好，说装熊也罢，反正没有像此前中国人所表现的那样，先是傲慢和死要面子，后来却是那么的窝囊和不堪一击。
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叫日本人改变了闭关锁国政策，而英国人却是用了近50年时间，再加上鸦片和坚船利炮才打破了中国的大门。从某种意义上说，打破日本人国门的是美国人的那台蒸汽机车，这真叫对症下药。
几十年后，当日本开始变得强大起来以后，在佩里当年登陆日本的地方久里滨修建了一个公园，起名“久里滨伯理公园”，公园里惟一含有文化纪念意义的文物是一座纪念碑，上面的汉字我们中国人一看就很明白：“北美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路纪念碑”。题字落款者是使日本走上强国之路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在一般中国人看来本来应当被称作强盗的人，却被日本人当成了传布文明福音的“圣人”，——这里的差别是不是也蕴涵着中日两国日后不同的境遇呢？
幕府当局也曾经试图主导日本的社会转型
1862年，也就是明治维新前六年，日本当时执政者幕府当局派出竹内遣使团赴欧洲考察，这是东方人的政府第一次向西方派出的官方使团。从这点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的幕府当局确实要比当时的中国当局明智一些。那一年正赶上英国在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这群服饰怪异的日本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欧洲列强各国还不曾在这样的高水准的国际现代活动中见过白人以外的其他种族的参观者。日本近代历史上重量级人物福泽谕吉也是这个使团的正式成员，并且他还把这次考察的见闻详细地写在《西洋情事》中。能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清朝政府在1866年也派出一个考察团，这个考察团一行五人，除了三名学生和一个服务人员以外，正式成员只有一个人，那人还是一个碧眼金发英国人赫德——他的职务是大清帝国的海关总管（当时叫“总税务司”）。——中国人就是这么向人家学习的。
但是当时西方列强对于任何一个非基督教文化的民族，都抱以十分不屑的态度，他们把所有“新发现”的海外土人都视为劣等民族，对日本人当然也不例外。尽管日本人对这些来客都很“客气”，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傲慢和硬抗，西方列强还是以威胁和利诱的手段与日本订立了多个不平等条约。继1858年6月《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之后，英国、法国、俄国、荷兰也依样订立了内容相同的条约，这些条约都是安政五年签订的，史称“安政条约”。此后的1860年，日本又被迫在《长崎租地规则》上签字，向欧美八国开放口岸，这样的不平等条约到1866年的时候，已经共有十几例了。
十几年的时间，主权的丧失、金融的混乱、民生的凋零、社会的动荡，成为幕府当局倒台的直接原因。
1868年倒幕派发动政变，宣布实行“王政复古”，这就是“明治维新”。
历史上最高效的社会转型
明治维新后的第四年，1871年12月，以主持维新变法的重臣（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庞大的使节团出国考察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等12个先进国家。100人历时22个月考察所花费的经费（100多万日元）占1872年日本全国财政收入的2%。而当时的日本还没有从战乱中摆脱出来，在“一金未储”的情况下，能做出这样的决策，与当时中国人相比，不能不令人唏噓不已、感慨万千。
1871年，欧洲发生了一件大事，普法战争以普鲁士战胜而告终。于是考察团副团长福泽谕吉力主日本应当以德国为主要的学习榜样。他亲自翻译了《德意志国根本律法》并且据此起草了《日本国宪法》。这奠定了日本后来社会转型的大方向。在岩仓具视考察团访问德国期间，受到德皇威廉一世的亲自召见，他给日本天皇以如下忠告：“闻汝来考察制宪，然而朕为日本天子虑，召开国会非为可贺之事。”并叮嘱：“若日本迫于形势，竟至不得不设立国会之地步时，宜注意先确定国法。而且，纵令发生怎样的情况，在征集经费方面，万勿采用非通过国会不可之下策。”日本后来果然听取了德皇的建议，这不但影响了日本国家的社会转型方向，甚至对后来的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奠定德国公法基石的大法学家施坦因还健在，日本人不顾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执意邀请施坦因来日本主持宪政建设。由于身体和年龄原因，施坦因只能让自己的三名得意学生代替自己赴日，果然他的三名学生后来在日本指导宪政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深度改革是社会转型的关键
中国人更多地看到的是日本人在工业化方面的引进和建设，于是我们也有了后来的洋务运动和以“中体西用”为名目的各种技术性、工具性的学习。实际上日本在社会制度改造方面的动作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前者即使弄好了也只能强身，只有后者才能改造民族之魂。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全方位的社会转型。除了上面提到的最高层次的宪法思想的植入以外，值得着重一提的就是改革身份制度。
1869年的“版籍奉还”使得原来的封建藩主都成为地方机关的首脑——藩知事，原来的“大名”等封建封号，也一律以“华族”取代。这其中的过程也是充满着艰辛和抗争，大大小小70多个县的190万个特权者（含他们的家属）不是每一个都是那么心甘情愿。但是即使如此，华族的存在还是社会进步的阻力。
每年中央政权要支付1600万日元“秩禄”作为全国的194万人的“华族”的支出，占总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多。这么沉重的负担极大地阻挡着国力的恢复和改革的进程。为此，从1870年开始对“秩禄”实行赎买，到1873年加大力度实施这一措施，到1875年又将“秩禄”改为“金禄”，即不再支付大米，改为支付货币，次年（1876年）又进一步改为支付公债。几年后就把贵族的尾巴彻底割掉。大量的货币和公债进入社会的另一个效应是，社会游资催生了资产者阶层，为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后援，多数贵族成为后来的大地主和资本家。
东方国家最早都没有发达的民间资本（或称私人资本），日本的私人资本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这与政府的扶植密不可分。难怪西方人在吃惊和愤懑之余说，日本的国家权力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产妇”。这样的社会
改革不但成为西方资本家的梦魇，让后者在竞争中吃尽了苦头，最后也招致了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直接冲突。
中日两国不同命运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和日本在社会转型问题上有不同的表现，多年来人们说出过许多原因，是的，绝对不是一两个原因才造成今天的这个局面。这里我想就一些大家谈论较少的方面简单谈谈看法。
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相对小一些的国家，中国是个多民族的硕大的国家，尤其在打算走社会转型之路的关键时期，还是少数民族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搀杂民族矛盾的社会转型的难度大大提高了。俗话说船小好调头，日本在这个方面占有优势。
传统文化深入民族灵魂的程度不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而且由于中国文化的内在缺陷，底层中国人必须盲从于传统，而最上层的中国主宰者，却往往处在“化外”的地位上，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实际上的分裂，这在社会转型期间难以形成上下一致的行为模式，其后果也一目了然。
正当西方文明入侵的时候，中国是一个科举制度为社会选材基础的文官制政府，相对稳定。而日本则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割据的藩邦制国家，相对不成熟的社会结构比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而中国的社会转型所伤害的对象，恰恰是维持原来体制的社会中坚。
日本人有稳定的家庭结构，中国人的家庭结构是相对不稳定的。中国人的家庭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是由于中国的家庭一直实行的是男子继承制，所有男性后代都有同样的继承权，于是“大家庭”在众多的儿子的分割下变成“小家庭”，再经过一代，原来相对的“大户”，也经受不住相隔二三十年的分割，从而变成破落户。还有一个因素：凡是生长在大户人家的男人，由于有家财可吃，容易生成败家子。而日本人的家庭，只有长子才能继承父亲的产业，次子三子长大成人以后只能离家出走，这是很让父母伤心的事情，于是长时期以来，就形成了习惯性的溺男婴现象——父母把刚生下来的第二个儿子在澡盆里溺死。话说回来，那些出走的男孩子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浪人”阶层，也是为害中朝各国的倭寇的重要来源。但是，长子继承制度能使全国均衡地确保一定数量的家庭不普遍地面临破产，因此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在朝廷更迭时期，人口锐减、赤野千里的局面，这也是日本天皇体制能千年延续的根本原因。
至于别的一些原因，如日本人重视教育体制的兴建、日本人充分利用了两次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赔款等等，都起码不能算做是深层次的原因了。
小结
至此，《东方大国的社会转型》这组文章告一段落。在思考“社会转型”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几十本书刊杂志。原先我企图找到能拿来以借鉴于我们的外国“经验”。但是找来找去，别人走过的路始终在别人的脚下，我们行将选取的路径根本不可能存在于别处。我又想起“文革”时那些跳梁小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历史常常显现出惊人的相似。”现在我更能体会到那些企图“创造”历史的狂人们说这句话的用意了，无非借用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伪造的历史）作为说辞，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或陷阱：即所谓“以史为鉴”。我们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祖宗的生活方式，才是我们从辉煌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以史为鉴”这个貌似有理的戒律难辞其咎，这与遇事就到陈年的黄历去找寻结论或答案又有什么区别？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好，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也罢，都是写给皇帝及其奴仆们看的，它的价值在今天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我们读史千万要注意别被写书的古人们牵着鼻子走，读史的第一目的应当是了解现在的我们自己，弄清构造成我们精神世界的有哪些元素，然后对症下药。至于今后的路径选择，——解决我們的社会转型问题，只能抬头看那些走在前头的先进者们的身影，思考他们何以做出超越时代创举的根本原因，观察他们手中秉持着哪种文化工具，这才是做好我们当下事情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