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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之前，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不知人间疾苦、不懂生活艰辛。父亲是外交家，母亲是著名的鱼藻画家，他自幼接受的就是先进的中西结合教育：白天学英文，晚上学诗词歌赋，课余时间则跟着八旗玩家熬鹰、猎兔、驯狗、捉獾，是远近闻名的“少年玩家”。及至凭着私塾功底、家学熏陶考入燕京大学后，他仍是玩心不改，上课揣着蝈蝈，下课臂上架鹰，被老师称为“未知数”。
直到1939年春天，宠爱他的母亲突然去世，他幡然悔悟，洗心革面，开始潜心苦读。为了纪念母亲，他把《中国画论研究》作为论文选题。
有一天，一个娴静的女孩拿着一封介绍信来找他——她是教育系学生袁荃猷，其毕业论文是编写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因导师中无人对美术有研究，系主任便请正研究中国画的王世襄来指导袁荃猷。
初次相见，他不禁眼前一亮，袁荃猷端庄秀丽、落落大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相处下来，更是出乎他意料，她擅长书法，一手行楷清逸秀丽，燕大同学中罕有能与之相比者;她琴艺精湛，曾师从著名古琴演奏家汪孟舒、管平湖;她热爱艺术，常去图书馆借阅书画、古器物以及敦煌、云冈、龙门等洞窟的图录。相同的书香门第出身、相同的家学素养、相同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王世襄怦然心动。
袁荃猷也被这位师兄吸引，他诙谐风趣、学识渊博，第一次见面还展示了一手“把柿子吃净、掏空而外壳依然完整”的本事，令她叹为观止。二人经常一同徜徉于书山画海，渐渐暗生情愫。幽静的燕园、美丽的未名湖畔留下了他们漫步、倾谈的身影。
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王世襄毕业后，于1943年穿过日军封锁线来到文化名人聚集的川南李庄，经梁思成介绍进入营造学社。临行前，他送了她一盆太平花。
分隔两地，他们靠鸿雁传书互寄相思。他为她描述李庄的元宵舞龙、自己的生活交友。她把他的信装订成册，在回信中，她说：“你留下的太平花我天天浇水，活得很好，但愿生活也能像这太平花。”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王世襄回到北平，负责清理战时文物。他带着亲手做的火绘葫芦片小盒，迫不及待去见她，盒子里静静躺着的是两颗相思红豆。无需多言，李庄的两年让他变得成熟和坚韧。1945年年底，他们走进婚姻殿堂。从此，他叫她荃荃，她唤他畅安（王世襄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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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的日子妙趣横生，她从小接受的家规是“不可入门房、下房、厨房”，因此除了琴棋书画，她样样不会。剥葱时她层层剥光，看到里边什么都没有，便埋怨他不会买葱。与她相反，他自小就热爱厨艺，在李庄时曾亲手给梁思成烹制过香酥鸭。对他来说，她只要抚琴就够了。
蜜月没过完，他就被派往日本，追查战时流落的文物，她完全赞同和支持。他成功追回文物，她喜悦兴奋，拍手称快;他追宝受阻，她也跟着忧心忡忡。共同的文化使命感让彼此的心贴得更近。一年时间，几千件文物被追回，清损结束后，王世襄进入故宫工作，对传统文化的执着追求逐渐深入骨髓。
1948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赠给故宫一个去美国和加拿大的博物馆考察一年的名额。鉴于王世襄精通英语，又热爱文物工作，院长决定派他去。王世襄却喜忧参半——出国深造的机会虽难得，可他们的孩子尚小;袁荃猷产后又得了肺结核且有空洞，他们四处求医，可是一年多了仍不见好转。病榻上的她让他难以割舍。看出他的犹豫，她安慰他：“你尽管放心去吧。老人家也能把我照顾好，父亲还常常来口译法文小说给我听。”有了这番话，他才放心离开。
他走后第二天，她在日记里写道：“今日父亲买一筐杨梅，大吃。可惜畅安已走，念他。”他当然也念她，书信一封接一封。她用清秀的小楷把它们写进日记：“今接畅安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十四日，各一信，并‘枯木龙吟琴’照片两张。大为高兴，但愿报一年平安。”
他在美国、加拿大的博物馆流连忘返，她在北京对月弹琴。相隔万里，虽不免离愁别绪，更多的却是相知相惜、互慰互勉。1949年8月，王世襄谢绝了美国博物馆抛出的橄榄枝，怀着拳拳报国心回到祖国。
回到故宫，他踌躇满志，将北美考察笔记整理成《游美读画记》，闲时就骑着单车走街串巷，走上文物收藏之路。凡是他喜爱的，她一概支持：他喂鸽，她在旁边速写;儿子的奶粉和鸽子的高粱同时吃完了，他用仅有的钱买高粱，她没意见;他去给她买衣服，却买了一尊佛像回来，她不但不生气，反而比他还兴奋：“要是换成我，我也先把佛请回来，衣服以后再说。”
她的爱好，他同样拥护，为了她喜欢的“大圣遗音”古琴，他“以饰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五两，再加翠戒三枚，才购得此琴”。古琴坏了，她着急，他马上请来修复专家。琴修好后，他请专家在琴身背面刻下：“世襄荃猷，鬻书典钗，易此枯桐。”他最开心的事，就是她抚琴，他在旁边听，并自称“琴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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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曾经的功劳竟然会成为“呈堂证供”。因为负责文物清点，他被扣上“贪污”的帽子。他被关押、逼供，她去看守所慷慨陳词，讲他追回文物的日日夜夜。一个柔弱女子能如此义正辞严，实在令人敬佩。他被故宫开除，她鼓励他要坚强：“坚强要有本钱，本钱就是自己必须清清白白，没有违法行为。否则一旦被揭发，身败名裂，怎还能坚强？你有功无罪，因此完全具备坚强的条件。”
她的一席话让他顿悟，既然躲不了外界纷扰，那就走一条“自珍”的路。有她温暖相伴，他“化泪为苦学”，在艰苦环境下坚持研究并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其中《髹饰录解说》成为学术研究的里程碑。后来，他被下放至湖北咸宁干校，她则被分去天津静海。几天后，她收到他寄来的一把小小的扫帚，他的心意，她明白，“敝帚者，自珍也”，那是他们的约定。
憑着“自珍”精神，他们“携手登阜丘，叠石不能阻”。熬过那段日子时，他已年逾花甲、两鬓初霜。时不我待，但蹉跎的岁月要补回来，于是他投身对古典家具的研究，一边往家里买“破桌子”“烂板凳”，一边撰写著作。他搞收藏需要钱，她只好把生活一俭再俭;居住环境差，房屋经常漏雨，好几年不做一件新衣服，她却毫无怨言;小院被挤占，他的“破烂”只好堆在家里，以致日常用品都无处安放，她佯装抱怨说“累得腰酸背痛却连个软沙发椅都没得坐，家里全是红木凳”，可她的话里分明是掩藏不住的骄傲与欣赏。志同道合，甘苦与共，物质虽贫乏，但他们的精神却无比丰盈。
同时，她还是他的得力助手。写《明式家具研究》时，他想不出该怎样形容概括明式家具的八处硬伤，她提议用“八病”，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他欣然采纳。书中需要把器物改成线图，以便读者对家具的纵横结构、阴阳榫卯一目了然。可是，不管是美院的高材生还是家具厂的绘图师，所绘都不能令他满意。眼见他为此事焦急失眠，不懂家具的她自告奋勇，从头学起，不论严寒酷暑，日夜伏在案桌上绘图，而那时，她也是花甲老人了。
“不惜金针度与人”，千幅精密、细致的线图终于完成，一部宏著，二人合力，历时七八年。《明式家具研究》出版后，惊动了世界各国的博物馆，被称为“巧夺天工的家具《圣经》”。没有人相信，书中的线图出自一位从未拿过制图笔，也不了解家具构造的女士之手，连中国某著名画家都由衷赞叹：“袁荃猷竟能将各种不同的榫头结构画成极为精确的立体透视图，真使我这个画家瞠目结舌，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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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名气增大，慕名来买王世襄收藏的家具的人越来越多，她对他说：“物之去留，不计其值，重要在于有圆满合理的归宿。”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她与他心灵相通——那些宝贝，他们想捐给博物馆。最终，这些藏品都如愿被运进上海博物馆。
之后，他又为传统民俗著书立说，她帮他配图、校对、誊清、寻找注解，《说葫芦》里的葫芦造型图，《北京鸽哨》里种类各异的鸽哨图，无一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当他因忙于校对，有一日左眼突然失明时，她担心他用眼过度，几乎接过了他全部的工作。20多年间，他出版了近40部著作，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他瑰丽壮观的学术传奇。
对他一生的追求，她给予的都是欣赏与支持，他80岁生日时，擅长刻纸的她精心为他制作了一幅《大树图》，大树上果实累累，既有髹饰、家具、竹刻这样的大学问，也有葫芦、鸽哨、秋虫这样的小民俗，他的平生所好和成就都被她传神地表现出来。知他者，唯她也。
她的刻纸作品也引起出版社的注意，有人希望为她编一本刻纸集。在他的鼓励下，80高龄的她终于有机会重拾自己的爱好，小院花草、旧日情景在游刃间一一浮现。每幅刻纸，她都配上一段文字，一本《游刃集》顺利出版，也可以说这是他们的人生记录。正如她在前言中所写：“一花一草总关情，几多欢乐，几多辛酸，尽在其中。”书出版时，他亲自题诗作序，牵手近60载，浓情从未减。这一生，足够圆满。2003年，她因病辞世。她走后，他悲痛自责，在14首《告荃猷》中字字愧悔：“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她走后，再没人为他抚琴，也没人陪他欣赏把玩，他将收藏的文物悉数拍卖，只留下那只一同买菜、捡落叶的双梁筐，回想以前“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期待将来“待置两穴间，生死永相匹”。2009年11月，王世襄去世。虽然半生坎坷，然而他说：“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因为有荃荃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