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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常态”，是一个大势把握的问题——核心是中国走到今天，需要以全新理念做出一个关键评估：这个阶段的“主旋律”究竟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经历了以政治为导向的第一个30年，以经济为导向的第二个30年。政治导向下，自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导向下，当然“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今，中国正在走向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二三十年才能完成也是正常的。
“新常态”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央高层对当下中国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的认知。应该看到，中国社会正面临一系列重大关系的深刻调整，中国社会将经历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转变，其中需调整好七大关系：
首先是快与慢的关系。
过去曾有个相当荒谬的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必须“八九不离十”，否则会引发社会动乱。今天我们意识到，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危机或称“系统性风险”，其中最严重的是社会公平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和发展质量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增长越快，矛盾越尖锐；这些问题解决了，低一些的发展速度，也是可以容忍的。这一点，正成为社会共识。
其次是质与量的关系。
慢下来，是为了提质增效。政府要从原有“高大上”，即一味追求概念高举高打、项目大干快上、指标月月增长的惯性模式里走出来。政府运营必须实现几大关键转变：一是从盲目规划到找战略——为区域经济找魂；二是从抓项目到抓环境——为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做好大环境建设；三是从搭框架到精装修——推动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对于十多年来习惯于高增长的政府来说，这将是一场痛苦的蜕变。
第三是新与旧的关系。
即新增长需求与旧发展模式的冲突。所谓“新增长需求”是指近几年迅猛增长的全新消费需求——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日益强烈的健康、养老、休闲度假、教育、文化娱乐、购物与生活服务等“大消费”需求；特别是80、90后新生代人群，其消费观念、模式与此前有着深刻的差异。与这种需求相适应的，是传统产业需要重新定位，从经营理念到商业模式，都需要再生式重构。这意味着新模式对旧模式的冲击，将推动新一轮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拉动传统制造业与传统服务业高速增长的浪潮。
第四是权与法的关系。
“反腐”成为“新常态”。从让官员因大小老虎一齐打而“不敢贪”，因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而“不能贪”，到因真正实现价值观的转变而“不想贪”，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反腐不是要赶尽杀绝，而是要重新确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权，是要重新梳理权与法的关系，是要重新构筑新型政府。
第五是城与乡的关系。
最近各地纷纷响应新型城镇化，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我们看到这一国策有了积极的推进。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律有个深刻认识。中小城镇的发展，是一个先有“产”后有“村”，先有“市”后有“场”的过程，村大成镇，镇大成城。所以核心问题还是规划之前要寻求符合其区位、资源、文脉的独特新型城镇化战略。其次，新型城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追逐新的增长“红利”；更重要的是“输血与造血”，中小城镇的民生问题与社会保障，是历史欠下的巨债，这个血不输，势必引发社会动荡。仅靠输血无法持续增长，还需发展与区域战略相吻合的产业导入即造血机能。
第六是政与商的关系。
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但另一方面，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仍然需要互动。这就意味着新型政商关系的出现。这里面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创新政府干预产业发展与市场成长的方式；二是要让中间力量，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地方商会与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成长起来，一部分目前政府承担的产业与市场管理服务职能才能从政府手上剥离出来。
第七是内与外的关系。
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已经进入一个深度交融，相互制衡又相互依赖的阶段。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度超过60%；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龙头，对世界经济增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几年此起彼伏的贸易战、资源战、领海争端，种种矛盾和冲突，将在未来引发一次次危机与对立。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外交、军事领域，都在寻求与国际社会的全新对话与合作模式。
七大关系的调整，意味着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将是减速瘦身、提质增效、探索更新、控制协调这四个方面。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新常态”，实质是一个转折点。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经历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折；90年代，我们经历了产业化与市场化的洗礼；十多年前，我们迎来城市化大潮的挑战与机遇。转型与震荡，将是未来中国社会面对的“新常态”。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会受困于昨日成功的惯性？我们是否保持着面对转型与震荡的勇气和应变的能力？这一点，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经历了以政治为导向的第一个30年，以经济为导向的第二个30年。政治导向下，自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导向下，当然“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今，中国正在走向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二三十年才能完成也是正常的。
“新常态”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央高层对当下中国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的认知。应该看到，中国社会正面临一系列重大关系的深刻调整，中国社会将经历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转变，其中需调整好七大关系：
首先是快与慢的关系。
过去曾有个相当荒谬的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必须“八九不离十”，否则会引发社会动乱。今天我们意识到，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危机或称“系统性风险”，其中最严重的是社会公平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和发展质量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增长越快，矛盾越尖锐；这些问题解决了，低一些的发展速度，也是可以容忍的。这一点，正成为社会共识。
其次是质与量的关系。
慢下来，是为了提质增效。政府要从原有“高大上”，即一味追求概念高举高打、项目大干快上、指标月月增长的惯性模式里走出来。政府运营必须实现几大关键转变：一是从盲目规划到找战略——为区域经济找魂；二是从抓项目到抓环境——为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做好大环境建设；三是从搭框架到精装修——推动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对于十多年来习惯于高增长的政府来说，这将是一场痛苦的蜕变。
第三是新与旧的关系。
即新增长需求与旧发展模式的冲突。所谓“新增长需求”是指近几年迅猛增长的全新消费需求——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日益强烈的健康、养老、休闲度假、教育、文化娱乐、购物与生活服务等“大消费”需求；特别是80、90后新生代人群，其消费观念、模式与此前有着深刻的差异。与这种需求相适应的，是传统产业需要重新定位，从经营理念到商业模式，都需要再生式重构。这意味着新模式对旧模式的冲击，将推动新一轮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拉动传统制造业与传统服务业高速增长的浪潮。
第四是权与法的关系。
“反腐”成为“新常态”。从让官员因大小老虎一齐打而“不敢贪”，因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而“不能贪”，到因真正实现价值观的转变而“不想贪”，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反腐不是要赶尽杀绝，而是要重新确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权，是要重新梳理权与法的关系，是要重新构筑新型政府。
第五是城与乡的关系。
最近各地纷纷响应新型城镇化，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我们看到这一国策有了积极的推进。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律有个深刻认识。中小城镇的发展，是一个先有“产”后有“村”，先有“市”后有“场”的过程，村大成镇，镇大成城。所以核心问题还是规划之前要寻求符合其区位、资源、文脉的独特新型城镇化战略。其次，新型城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追逐新的增长“红利”；更重要的是“输血与造血”，中小城镇的民生问题与社会保障，是历史欠下的巨债，这个血不输，势必引发社会动荡。仅靠输血无法持续增长，还需发展与区域战略相吻合的产业导入即造血机能。
第六是政与商的关系。
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但另一方面，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仍然需要互动。这就意味着新型政商关系的出现。这里面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创新政府干预产业发展与市场成长的方式；二是要让中间力量，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地方商会与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成长起来，一部分目前政府承担的产业与市场管理服务职能才能从政府手上剥离出来。
第七是内与外的关系。
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已经进入一个深度交融，相互制衡又相互依赖的阶段。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度超过60%；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龙头，对世界经济增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几年此起彼伏的贸易战、资源战、领海争端，种种矛盾和冲突，将在未来引发一次次危机与对立。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外交、军事领域，都在寻求与国际社会的全新对话与合作模式。
七大关系的调整，意味着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将是减速瘦身、提质增效、探索更新、控制协调这四个方面。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新常态”，实质是一个转折点。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经历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折；90年代，我们经历了产业化与市场化的洗礼；十多年前，我们迎来城市化大潮的挑战与机遇。转型与震荡，将是未来中国社会面对的“新常态”。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会受困于昨日成功的惯性？我们是否保持着面对转型与震荡的勇气和应变的能力？这一点，值得大家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