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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熟人社会圈的转型，在理论界似乎没有引起重视。这个转型的成功与否，与社会稳定及其百姓的社会生活品质的提高有密切关系。
熟人社会有不同类别，不妨把熟人社会大略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两种。
传统型熟人社会的纽带复杂，其中既有宗法血统关系，又有宗教纽带，还有经济依附。在《白鹿原》里的村落，便是这样的熟人社会。村里的领袖不仅是族长，也是神权的代表，还披了道德的伪装，又还掌控了别人的生存命脉。一般而论，这种熟人社会是可怕的。呼吸过城市或市场的自由空气的人，对这种社会会感到恐怖，避之唯恐不及。这种熟人社会类型，在眼下中国仍然十分普遍。特别在一些山区村落，其领袖集各种权力于一身，还由官方权威机构赋予新的权力，通常便会在村子里造成极为沉闷重压的氛围。对这样的熟人社会，要将其改造为现代社会，几乎没有可能性。使这类社会解体的唯一路径，是通过城市化，人口不断逃离，最终令其消亡。
如果基本结构不变化，这类熟人社会被放大为如“城关镇”一类的小城市，其实还是一个大村庄，传统熟人社会的弊端照样存在。这类小城市的最大弊端是沉重的人情负担；没有人情关系，办不成事情。在这里，宗法关系、官场网络与利益往来交织在一起，人们会用很大精力培育势力圈子，瓜分公共财政支撑的利益流。
传统熟人社会成功转型的最根本条件是实现物质利益关系与宗法关系或其变形的切割，将物质利益关系交由市场支配，而熟人社会中成员所依赖的小市场必须是更高大市场的一部分，使成员的物质利益诉求得以独立实现。
这种经由市场关系所整合的社会，必然具有某种专业化的形态。人们开始依从专业技术解决基础生活需求问题。这种分工的出现，是一次对人的重大解放。人们的交际需求不再和物质利益的满足捆绑在一起，使人们有了对交际的自由选择权。由这里开始了私权与公权的分离。私权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关联。公权可能只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只有对公共事务有偏好的人们会更多地进入交际领域。公权行使中的自由，可能只体现于对公权代表（政务官员）的选择，而公共决策一旦形成，少数派也不得不执行。但少数派的权利牺牲仅仅限于某些公共领域，他们的物质利益需求仍在私权范围里，其基本自由不受影响。这样一个社会大抵是和谐的。
在发达的社会，只要是稍有规模的人口聚集点，其劳动者必然纵深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一些数万人的小城市，往往由一两个大型企业支撑，或由类似大学这样的公共机构支撑；一些更小的聚集点，如村庄，也会存在，但同样地具有专业化水准，或是度假旅游点，或是特种农产品集散地。在这样的居民点，熟人社会不再和基本经济利益相关联，人们的超经济往来不会约束基本自由。至于专业农民，由于高度分散居住，传统村庄的那种综合性熟人圈子的压力自然荡然无存；他们的每一斤农产品都可能远销他处，近距离的交往圈不必与物质利益扭在一起。
就这样，在社会现代化以后，熟人社会本身出现了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了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也不会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无疑是一个社会进步。
熟人社会的交往需要场所。交往场所的形态如何，对熟人社会的运行以及城市和谐有很大影响。就这一点，中国崛起的城市与欧美城市有根本性差异。
中国城市一般把老百姓的居住区挤压在占城市面积的25%以下，让多数老百姓住在高层楼房内；同时，城市建设了许多大绿地、大广场。甚至一些小型的城关镇与小城市也是如此。这样的情形下，各类熟人社会的成员就会采取“广场行动”。中国城市的社区居民喜欢在广场上跳舞、在街边大排档吃饭、在马路边议事、还聚集在意外事件发生地看热闹，等等，均与城市的结构有密切关系。“广场行动”往往与无序政治行动有关；政府用它做政治动员容易，反政府的力量用它更加容易。
相反，欧美的城市似乎较多体现了对个人的尊重。有资料表明，欧美城市的居住区一般占城市面积的45%左右，一般没有大广场、大绿地。他们的道路“面密度”小于我们，而“线密度”大于我们，使民间的沟通更加容易。那里的各种熟人圈子常常在某家人的院落里聚会，广场聚会就少。因为专业化使然，欧美城市的熟人圈子常常以宗教、兴趣为纽带，远离了物质利益，自由氛围就强了许多。
党国英
（作者系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
熟人社会有不同类别，不妨把熟人社会大略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两种。
传统型熟人社会的纽带复杂，其中既有宗法血统关系，又有宗教纽带，还有经济依附。在《白鹿原》里的村落，便是这样的熟人社会。村里的领袖不仅是族长，也是神权的代表，还披了道德的伪装，又还掌控了别人的生存命脉。一般而论，这种熟人社会是可怕的。呼吸过城市或市场的自由空气的人，对这种社会会感到恐怖，避之唯恐不及。这种熟人社会类型，在眼下中国仍然十分普遍。特别在一些山区村落，其领袖集各种权力于一身，还由官方权威机构赋予新的权力，通常便会在村子里造成极为沉闷重压的氛围。对这样的熟人社会，要将其改造为现代社会，几乎没有可能性。使这类社会解体的唯一路径，是通过城市化，人口不断逃离，最终令其消亡。
如果基本结构不变化，这类熟人社会被放大为如“城关镇”一类的小城市，其实还是一个大村庄，传统熟人社会的弊端照样存在。这类小城市的最大弊端是沉重的人情负担；没有人情关系，办不成事情。在这里，宗法关系、官场网络与利益往来交织在一起，人们会用很大精力培育势力圈子，瓜分公共财政支撑的利益流。
传统熟人社会成功转型的最根本条件是实现物质利益关系与宗法关系或其变形的切割，将物质利益关系交由市场支配，而熟人社会中成员所依赖的小市场必须是更高大市场的一部分，使成员的物质利益诉求得以独立实现。
这种经由市场关系所整合的社会，必然具有某种专业化的形态。人们开始依从专业技术解决基础生活需求问题。这种分工的出现，是一次对人的重大解放。人们的交际需求不再和物质利益的满足捆绑在一起，使人们有了对交际的自由选择权。由这里开始了私权与公权的分离。私权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关联。公权可能只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只有对公共事务有偏好的人们会更多地进入交际领域。公权行使中的自由，可能只体现于对公权代表（政务官员）的选择，而公共决策一旦形成，少数派也不得不执行。但少数派的权利牺牲仅仅限于某些公共领域，他们的物质利益需求仍在私权范围里，其基本自由不受影响。这样一个社会大抵是和谐的。
在发达的社会，只要是稍有规模的人口聚集点，其劳动者必然纵深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一些数万人的小城市，往往由一两个大型企业支撑，或由类似大学这样的公共机构支撑；一些更小的聚集点，如村庄，也会存在，但同样地具有专业化水准，或是度假旅游点，或是特种农产品集散地。在这样的居民点，熟人社会不再和基本经济利益相关联，人们的超经济往来不会约束基本自由。至于专业农民，由于高度分散居住，传统村庄的那种综合性熟人圈子的压力自然荡然无存；他们的每一斤农产品都可能远销他处，近距离的交往圈不必与物质利益扭在一起。
就这样，在社会现代化以后，熟人社会本身出现了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了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也不会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无疑是一个社会进步。
熟人社会的交往需要场所。交往场所的形态如何，对熟人社会的运行以及城市和谐有很大影响。就这一点，中国崛起的城市与欧美城市有根本性差异。
中国城市一般把老百姓的居住区挤压在占城市面积的25%以下，让多数老百姓住在高层楼房内；同时，城市建设了许多大绿地、大广场。甚至一些小型的城关镇与小城市也是如此。这样的情形下，各类熟人社会的成员就会采取“广场行动”。中国城市的社区居民喜欢在广场上跳舞、在街边大排档吃饭、在马路边议事、还聚集在意外事件发生地看热闹，等等，均与城市的结构有密切关系。“广场行动”往往与无序政治行动有关；政府用它做政治动员容易，反政府的力量用它更加容易。
相反，欧美的城市似乎较多体现了对个人的尊重。有资料表明，欧美城市的居住区一般占城市面积的45%左右，一般没有大广场、大绿地。他们的道路“面密度”小于我们，而“线密度”大于我们，使民间的沟通更加容易。那里的各种熟人圈子常常在某家人的院落里聚会，广场聚会就少。因为专业化使然，欧美城市的熟人圈子常常以宗教、兴趣为纽带，远离了物质利益，自由氛围就强了许多。
党国英
（作者系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