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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着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左手诗歌、右手金融，
都在时代的华章里按下了厚重的指纹。
但他身上又有某种脱离俗世的超然，
无论身处哪个圈层，他说自己都有种寄居感：“寄居在时间的未来。”
一个有方法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最入世的遁世者，一种充满积极行动力的虚无主义。
看似矛盾，却谐于一身。
这是丁当，一个带响儿的名字。
小引
2013年11月11日，光棍节，一个玩笑般的节日，网民狂欢购物，电商盆满钵溢。
这些事，和大荆镇的这所乡村中学仿佛是两个世界。
大荆镇位于陕西商洛，是当地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镇子灰扑扑，房舍简陋，行人稀少，偶尔眼前闪过二三老妪，闲坐门前，和公路两旁秦岭深秋的壮美形成了某种对照。贾平凹在《商州初录》中这样描写此地风物：“山是青石，水是湍急，屋檐沟傍河而筑，地分挂山坡，耕犁牛不能打转”，同时，这儿“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住，山鸡和家鸡同群拾级而下，便有溪有流，遇石翻雪浪，无石抖绿绸”
文字世界中的美好意象，敌不过现实的流变。大荆中学1700多学生，60%以上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大多身处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稍微有点办法的，会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在这所规模庞大的乡镇中学里，学生每日面对的，仍是如山的课业和偶尔的嬉戏，校长每日最揪心的，不是升学率，而是学生的安全。
但是11月11日这天，到底有些不同，除了寒潮，学校还来了几位稀客。1700多名学生和老师聚集在群山环绕的学校大操场上，天为幕，地为席，一位中年男子这样介绍自己：“我叫丁当，20年前大家在网上搜这个名字，可能搜到的都是我，那个写诗的丁当，但是现在，大家搜到的都是那个唱歌的丁当了。早知如此，当年我也唱歌去了。”
略为八卦的开场白引来孩子们一片笑声。接下来的演讲主题是“选择”。正因为人生没有如果，所以“选择”才格外重要。从《唐山大地震》中母亲的艰难选择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那块关于“改变”的著名的墓志铭，大意是：我本想改变世界，到生命的尽头却发现，若是一开始就从改变自己开始做起，或许已经改变世界了。
见惯了大场面的公司董事长，直接面对乡村中学的孩子分享人生经历，也是生平头一次。看似浅白的言辞，其实费了心思。出发前一天晚上，他和几位教授、作家朋友一起，接受了“灯塔计划”两个年轻人的培训。讨论具体而微，从如何自我介绍才能迅速与孩子们拉近距离，到怎样措辞才能避免无意的伤害，或许因为培训对象身份特殊，讨论意外地深入：面对今天乡村凋敝的现状，如何让孩子们建立自我身份的认同？到底什么才是所谓的成功人生？如果用“我的曾经”来鼓励他们，有没有“把苦难当财富”的嫌疑？一个接一个诚恳的问题，一时间似乎没有标准答案。或许，对于一次公益活动而言，某些问题是过于宏大了。
但这本来就是一次发宏愿似的活动。在大多数基层教育部门对慈善的理解还停留在捐款捐物时，丁当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幕天计划”，提出让时代精英走进乡村，以天为幕，以地为席，斜阳古树，传道授业，本身就理想主义色彩浓厚。
白天的活动，丁当屏蔽了手机，为的是全神贯注。回程路上，说起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联想到自己上高一的女儿，仍是唏嘘不已。又说明年准备到贵州去做10天支教，说得很认真，仿佛自己不是一个庞大金融帝国的管理者，只是有些情怀的文艺青年，可以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回归
一切似乎与韩东当年的论断南辕北辙。遁世者？当年的那群诗人，还有谁比他更入世？
此行却不是旅行。结束下午的行程回到商洛，已是晚上8点，丁当坚持不去安排好的酒楼，宁愿再折腾，去偏狭的小饭庄，因为那里能吃到肉夹馍。对肉夹馍的热爱，暴露了他的“土著”身份。此地正是故土。
丁当出生在西安，1962年生人。出生在这一年的“不幸”是，“停课闹革命”这样的事儿还轮不到他们参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哥哥姐姐们折腾。作为对这“不幸”的补偿，高中毕业打好铺盖卷准备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年，高考恢复了。16岁的丁当考上了陕西财大学企业管理，毕业后就职于西安一家国企，人生轨迹按部就班。就在这时，某种命运敲响了他的大门。他遇到了韩东。两人在韩东当年狭小的宿舍围炉夜话，用丁当的话说是“感觉找到了组织”。
这组织确立了他对诗歌的热爱。那是一个没有金融、没有房地产、一流的头脑都要去搞文学的年代，一个为了诗可以穿越几座城市去另一个诗人家门前傻等的年代。作家野夫在名为《1980年代：20世纪唯一美好的年代》的访谈里回忆，当年读大学，宿舍突然来了两个从没见过面通过信的人，敲门自我介绍：“我是重庆的李亚伟，这是成都杨黎。”喔，诗名知道。然后就可以挤一个被窝吃一个碗呆上好几天。
当年的丁当也过着这样的生活：交游、结社、雅集。在第三代诗人的标志性刊物《他们》第一期的封面上，韩东对几位主要作者有过这样亦庄亦谐的评点：“西藏马原想得诺贝尔奖”、“阿童（苏童）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此而已”、“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西安丁当是个遁世者是个冬眠者是个瞌睡虫”。
对韩东的调侃，丁当解释：“说遁世大概因为我比较喜欢李商隐。他们老是熬夜，我的生物钟跟他们不一样，到晚上12点就想睡觉了。”韩东则回忆，当年的丁当在写作上并不刻意，随写随丢，没有那种孜孜以求于某个目标的劲头。
不熬夜不刻意的丁当仍然创作出了大量诗歌，是这个诗歌群体的主力。他的诗朴素、干净，“你躲在房子里＼你躲在城市里＼你躲在冬天里＼你躲在自己的黄皮肤里＼你躲在吃得饱穿得暖的地方＼你在没有时间的地方＼你在不是地方的地方＼你就在命里注定的地方”这是他那首著名的《房子》，寥寥数语，描摹日常，却写尽了人的一生。他还有句诗流传更广：“每个男人都有一个隐秘的梦想—妻妾成群”，二十多年前，作家苏童从这句诗里得到灵感，写出了名篇《妻妾成群》，后来张艺谋拍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 对日常生活有无限耐心，其实也是第三代诗人的共同特点，作为对上一代诗人宏大叙事的反抗，他们用口语化的写作，在充满吃喝拉撒的普通生活中发现了更为深切的“诗意”。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他们十年诗歌选》被《南方周末》评为当年度最值得向读者推荐的10本社科人文类图书。时至今日仍有评论家认为，以他们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是中国最优秀的文学群体。
颇富盛名的诗人，在30岁后搁笔，入职初生的保险行业。寿险是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员工动辄数万，管理者如同带领一支部队，丁当却总能把自己的意图清晰简洁地传递给自己的队伍。从深圳分公司到北京分公司到北区事业部，所到之处，都能让平安人寿成为市场霸主。当年北区事业部的同事徐彬对他的评价是：“特点鲜明，讲话很有内涵，人很真诚，能扛事儿，所以大家愿意追随。”与韩东口中“目光如梦，神思不知道在哪儿”的诗人丁当不同，这个时期的丁当“非常有企图心、方向感，能给团队带来凝聚力”，当然，徐彬对“企图心”的理解是个褒义词，代表“想做事，而且希望做到第一”。
平安人寿这个平台，让丁当得以展现出性格中的另一个侧面。在记录平安发展轨迹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那时，周星驰的贺岁片《功夫》刚上映完，丁当想起里边周大痞子想加入斧头帮的台词“杀人这种念头，我每天都有”，顺势就在给其它大区的挑战书里加句话，说“拿冠军这种念头，我们每天都有”，末了，又补了一句：什么叫“身怀利器，杀心顿起”？“这就是！！！”那个狠劲，把打草稿用的笔头都给撅折了。
他让徐彬印象深刻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人的洞察力，总是能准确地抓住某个同事的特点，编排出让人捧腹的段子。“在‘事’和‘人’这二者之间，丁当的管理风格偏重于人，对过程和细节反而不太纠结。”丁当自己也承认，受德鲁克的影响非常大：“德鲁克的好多东西充满人性的智慧和光芒，他让我更喜欢管理学。比如在职场里，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对一个清洁工的尊重，更能说明你的人品。”
入世的丁当表现出的才能不逊于他在诗歌领域的表现。在这个烟火气十足的行业里、在繁重的管理工作中，他同样看到了“诗意”：“诗意并不只存在于诗歌之中，它可以是电影，可以是音乐，甚至可以是一个普通工人做出的一件衣服。”
如今的丁当已经跻身中国最具价值的职业经理人之列，作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在销售员售出的每份保单下面，都有他的签名。而每一份保单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祸福生死。大跨度的人生经历让丁当不得不反复回答这个常规性问题：为什么不再写诗了？
“写作某种意义上是在想象中生活，在空中生活，所以我希望借助职业，牢牢地抓住大地。”这是他的标准化回答。一切似乎与韩东当年的论断南辕北辙。遁世者？当年的那群诗人，还有谁比他更入世？
寄居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不管他进入哪个行业，或者做什么工作，最幸福的事情是最终找到了信仰。找到信仰即找到归属。
可是某些时候，韩东似乎又说对了，丁当身上确实有种“遁世”的味道。他喜欢植物，家里、办公室，到处种满各种植物，且有看花开果熟的耐心。春天里的一棵树，新生的绿芽，都足以让他产生“感动”这种情绪。他在公司讲话，常常把佛、无常、苦、空、无我，大愿、大爱、大智、大行这些佛教用语挂在嘴边。他说自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佛教徒，但相信轮回：“一切缺乏因果报应的道德都是苍白无力的。而最大的因果报应就是轮回。”
问他在政圈、商圈、文人圈哪个圈子哪种文化中更自在，他的回答是：“都不自在，在这几个圈子里我都觉得自己是另类，是跨了界的。”沉思了一下后又补充：“用自在这个词不精确，我可以在这几个圈子里都自在，但你也可以把这种自在看成是一种寄居。”然后又说了句很哲学的话：“不一定是寄居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寄居在时间的未来。”
他进一步解释这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我也知道要活在当下，但对‘现在’总有种寄居感。总觉得好像期待于未来，未来才有理想的东西。”他承认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好多事情，到最好时我都有点沮丧，面对美好的东西，无论是景色还是人，总觉得都要过去了。包括对人生，也是这样，很快会变成回望了。”
说这些话时，好像灵魂中那个诗人丁当又分裂出来了，忧郁地看着另一个丁当忙乱地在生活的泳池中扑腾。
奇怪的是，评论家却说丁当的诗歌隐隐透着种乐观主义气质，最后总落笔到生命的大喜悦上去。丁当自认更像悲观主义者，只不过喜欢用幽默、调侃的方式来面对人生的沉重，因为这样“它的意义会积极一点”。 这让人联想到他对自己的另一个评价：“我有理想主义的东西。但是我又是非常讲究实践的一个人，我有方法。我不是空想理想主义者。”事实上，这一次的陕西之行，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面对一个社会性难题，也是一次方法论意义上的积极实践。
活动第二天，在和陕西师大同学们的见面会上，嘉宾许子东教授这样评价这次活动：“像丁当这样，作为一个董事长参加一个村中学的交流活动，它的意义应该不只是为这个学校，这是一个方向，代表了社会上有见识的人看到了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需要传播出去。”
做慈善要不要传播？许子东刚好讲到了丁当入职平安后上的第一课。
1994年，为了建设平安的第一所希望小学，他跑遍半个安徽，辛苦建成后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却说不必宣传，否则会丧失做善事的初衷，也违背平安骨子里的意愿。
平安骨子里的意愿是什么？就是做慈善不能抱有功利心，慈善应该是发自企业内心深处的一种善良，而不是某种手段。“厚德”方能“载物”。这样的观念和丁当内心深处的人文情怀、社会关怀天然契合。这种观念发展到极致，就是他日益接近马明哲倡导的“工作就是一种修行”的境界。
和当年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华尔街》中塑造的张牙舞爪叫嚣“贪婪是个好东西”的金融大鳄形象不同，丁当心中理想的金融业，要有“不作恶”的信念，能够为建设“好的社会”做贡献。今年1月11日，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国文化原创榜暨年度精英颁奖典礼”上，丁当获得了致敬商业奖，他在致辞中说：“感谢你们在寒冷的冬天用文化褒奖一家企业。在这个社会，金融行业需要文化的引导。” 年青时尝试用诗歌超越平凡的生活、领略“真善美”的丁当，仍然不忘初心，在商业的逻辑中努力发现“真、善、美”的存在。保险行业本身的特质—互助和补偿—也给他实现这样的逻辑自洽提供了便利。在他看来，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行业像保险这样，能与“厚德”真意如此紧密的贴合。
在某个行业论坛上，他提出保险公司其实就是在做“商业慈善”。很多保险界同仁响应，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保险不是慈善文化，而是契约文化，主客之间是法律关系。丁当反驳，虽然保险是一纸契约，但这和慈善文化并不矛盾，契约是保险在法律层面的外在表现，而慈善则是保险的本质。
辨析这样的问题对他很重要，说服他人的同时，也是说服自己。这些年他越来越多地谈终极问题、价值问题，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我最近在读一本讲终极问题的书。”这样的开场白对他的同事们一点也不陌生。接下来有可能是如下这样一段针对个体心灵的“鸡汤”：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不管他进入哪个行业，或者做什么工作，最幸福的事情是最终找到了信仰。找到信仰即找到归属。青年时候找不到，中年时候找不到，都还好说，但一个人在晚年还没找到，这个人一生就是没有归属的。
海底捞是他近年来十分推崇的一家企业，这种推崇几乎到了义务宣讲员的地步：“你看海底捞的员工脸上那种笑容，特别真诚，是找到了自身价值后的笑容，一个企业能够给人带来这样的东西，尤其是给中国最需要关注的农民工阶层，我觉得是最可贵的。”
“一个人的灵魂跟不上肉体是非常危险的，企业也一样。”相比某种技能，他确信价值体系的建设对企业更重要。这样的价值观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企业的终极意义不是为股东创造利润，而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价值，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享受生活，找到个体生命的尊严。”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领导论》中对卓越领导的描述是：“着重于为员工追寻意义、替企业创造使命”。徐彬说，从丁当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抑或个人，都需要创造价值才能为人所接受。这让他从另一个维度对市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让下属在职业中找到崇高感，这是丁当的凌波微步，是让他从一群“用大脑就能进行微积分运算”的金融才俊中脱颖而出的一枚“利器”。从儒家思想到松下幸之助，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到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丁当对企业道德的理解是中西融汇的，焦点落在对人的关注上：“离开对人的关注，一切都是乏味的。”
情怀
“你看我形式上好像鱼龙混杂，但我还是喜欢那种真正纯净的东西。”
“黑小马＼红月亮＼鞍囊里含有青果＼我再也回不到家了＼尽管我认得路＼穿过平原穿过风”汽车在陕北高原上疾行，丁当轻吟起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诗句，正牌文艺青年的过往，瞬间春光乍泄。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种轻灵。”对自己的诗歌品位，丁当如此解释。又似乎不只是在解释文学品位：“你看我形式上好像鱼龙混杂，但我还是喜欢那种真正纯净的东西。”
“啊亲爱的＼让我们再看看窗外的世界吧＼雨水打湿的街道，车辆和情人＼没有果实的树，是多么孤单你就会扑到我怀中，再不犹豫。”这是多多的《感情的时间》，我认为这是最伟大的爱情诗。”
关于为什么要写诗，马原曾经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当年写诗就是为了泡妞，“真的，你信我。”丁当听了笑：“我的目的比他还是要纯洁得多。我还是有着要当一个纯粹的诗人之类的想法。”
关于为什么不再写诗了，他还有一个版本的回答，也和纯不纯净有关：“写诗需要情怀，从这个角度讲，青春期的情怀是可贵的，老年的沧桑也是可贵的，中年的情怀却很无聊，因为中年的情怀有很多杂质，欲望不那么纯净。”
他特别喜欢罗大佑，觉得罗大佑的许多歌词都是很好的诗歌。大概10年前的一个冬天，罗大佑在北京开围炉音乐会，他和几个朋友踏着及膝的深雪去赴会，自喻“感觉好极了”。罗大佑在一个访谈里说最喜欢的小说是《麦田守望者》，他的反应犹如小粉丝：“我非常惊诧、惊喜，因为《麦田守望者》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
在整个青年时代，他都无比热爱书中主人公霍尔顿，喜欢弥漫书中的智慧、喜悦、幽默：“霍尔顿惯用的词是假模假式，老看大人们假模假式，他那种俯瞰校长、家长、同学、纽约的心理优势，我觉得太强大了，也可以说是一种率真、毒眼，可以看出很多大人的东西是虚伪的。”
他形容许多年前读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时的感觉是：“每读一页都累得要命。”那本书对他影响很大，“我读得非常缓慢，而且不希望把它马上读完，和当时自己的节奏、内心世界非常契合。”
可是，除了不能承受之轻，生命是否也有不能承受之重？在人寿保险这么厚重的行业做了这么多年，会不会有觉得乏味的时候？他回答：“生活就是耐心。”
他看上去的确十分耐心。语速不快，和人聊天不抢话，不抖机灵，沉着中有种审慎。虽然是接受采访，表现得倒更像个很好的倾听者。韩东评价丁当时用得最多的词是“胸襟”：“他比较‘善’，天生对事情有点虚无感，做什么事轻描淡写，尤其关涉到本身利益的时候，不大计较，放得下，心胸很开阔。跟他共事的同事上上下下都喜欢他，这个就很困难。”
对于丁当在商业领域的成就，韩东拔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这个时代，有人不是建功立业而是树立标准。比如甘地作为政治家不成功，但给政治家树立了标准。我认为丁当在商业领域是树立标准的人，他的成功不一定是最成功，但那个范儿是不一样的。”
不谋而合的是，在一篇描写他的同代人马云的文章中，丁当给如下文字标了红：
重新审视这个标榜商业精神的年代，我们过于纠缠短浅的公司利益和逐热的互联网趋势，却忘了商业本应扎根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和承担更大的历史使命。
算不算某种自况呢？另一种解释是，这是60年代生人摆脱不掉的情意结：习惯于“大问题”的思考，本能的时代关怀、家国情怀、历史意识。
陕西师大的活动结束时，一个学生拦住丁当，说自己马上就要毕业了，准备自己创业，希望丁当给点意见。丁当略为思索，在男生递来的本子上写下：厚道、真诚，宽容。其貌不扬的三个词，敦敦实实，没有一点诗人的华丽，与霍尔顿式的毒眼也拉开了距离。倒像他自述的当下和生活的关系：“没有甜甜蜜蜜，但也没有敌意，跟生活和平共处了。”
谈论诗歌的时候，他很松弛，神色飞扬，但显然又不愿意诗人丁当成为本文的主角，总是警醒地把话题转回本行—商业伦理、慈善文化。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罗大佑说诗歌是他的‘麦田’，你的‘麦田’是什么？”有片刻的沉吟，之后，他回答：“还是诗歌吧。”
都在时代的华章里按下了厚重的指纹。
但他身上又有某种脱离俗世的超然，
无论身处哪个圈层，他说自己都有种寄居感：“寄居在时间的未来。”
一个有方法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最入世的遁世者，一种充满积极行动力的虚无主义。
看似矛盾，却谐于一身。
这是丁当，一个带响儿的名字。
小引
2013年11月11日，光棍节，一个玩笑般的节日，网民狂欢购物，电商盆满钵溢。
这些事，和大荆镇的这所乡村中学仿佛是两个世界。
大荆镇位于陕西商洛，是当地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镇子灰扑扑，房舍简陋，行人稀少，偶尔眼前闪过二三老妪，闲坐门前，和公路两旁秦岭深秋的壮美形成了某种对照。贾平凹在《商州初录》中这样描写此地风物：“山是青石，水是湍急，屋檐沟傍河而筑，地分挂山坡，耕犁牛不能打转”，同时，这儿“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住，山鸡和家鸡同群拾级而下，便有溪有流，遇石翻雪浪，无石抖绿绸”
文字世界中的美好意象，敌不过现实的流变。大荆中学1700多学生，60%以上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大多身处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稍微有点办法的，会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在这所规模庞大的乡镇中学里，学生每日面对的，仍是如山的课业和偶尔的嬉戏，校长每日最揪心的，不是升学率，而是学生的安全。
但是11月11日这天，到底有些不同，除了寒潮，学校还来了几位稀客。1700多名学生和老师聚集在群山环绕的学校大操场上，天为幕，地为席，一位中年男子这样介绍自己：“我叫丁当，20年前大家在网上搜这个名字，可能搜到的都是我，那个写诗的丁当，但是现在，大家搜到的都是那个唱歌的丁当了。早知如此，当年我也唱歌去了。”
略为八卦的开场白引来孩子们一片笑声。接下来的演讲主题是“选择”。正因为人生没有如果，所以“选择”才格外重要。从《唐山大地震》中母亲的艰难选择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那块关于“改变”的著名的墓志铭，大意是：我本想改变世界，到生命的尽头却发现，若是一开始就从改变自己开始做起，或许已经改变世界了。
见惯了大场面的公司董事长，直接面对乡村中学的孩子分享人生经历，也是生平头一次。看似浅白的言辞，其实费了心思。出发前一天晚上，他和几位教授、作家朋友一起，接受了“灯塔计划”两个年轻人的培训。讨论具体而微，从如何自我介绍才能迅速与孩子们拉近距离，到怎样措辞才能避免无意的伤害，或许因为培训对象身份特殊，讨论意外地深入：面对今天乡村凋敝的现状，如何让孩子们建立自我身份的认同？到底什么才是所谓的成功人生？如果用“我的曾经”来鼓励他们，有没有“把苦难当财富”的嫌疑？一个接一个诚恳的问题，一时间似乎没有标准答案。或许，对于一次公益活动而言，某些问题是过于宏大了。
但这本来就是一次发宏愿似的活动。在大多数基层教育部门对慈善的理解还停留在捐款捐物时，丁当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幕天计划”，提出让时代精英走进乡村，以天为幕，以地为席，斜阳古树，传道授业，本身就理想主义色彩浓厚。
白天的活动，丁当屏蔽了手机，为的是全神贯注。回程路上，说起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联想到自己上高一的女儿，仍是唏嘘不已。又说明年准备到贵州去做10天支教，说得很认真，仿佛自己不是一个庞大金融帝国的管理者，只是有些情怀的文艺青年，可以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回归
一切似乎与韩东当年的论断南辕北辙。遁世者？当年的那群诗人，还有谁比他更入世？
此行却不是旅行。结束下午的行程回到商洛，已是晚上8点，丁当坚持不去安排好的酒楼，宁愿再折腾，去偏狭的小饭庄，因为那里能吃到肉夹馍。对肉夹馍的热爱，暴露了他的“土著”身份。此地正是故土。
丁当出生在西安，1962年生人。出生在这一年的“不幸”是，“停课闹革命”这样的事儿还轮不到他们参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哥哥姐姐们折腾。作为对这“不幸”的补偿，高中毕业打好铺盖卷准备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年，高考恢复了。16岁的丁当考上了陕西财大学企业管理，毕业后就职于西安一家国企，人生轨迹按部就班。就在这时，某种命运敲响了他的大门。他遇到了韩东。两人在韩东当年狭小的宿舍围炉夜话，用丁当的话说是“感觉找到了组织”。
这组织确立了他对诗歌的热爱。那是一个没有金融、没有房地产、一流的头脑都要去搞文学的年代，一个为了诗可以穿越几座城市去另一个诗人家门前傻等的年代。作家野夫在名为《1980年代：20世纪唯一美好的年代》的访谈里回忆，当年读大学，宿舍突然来了两个从没见过面通过信的人，敲门自我介绍：“我是重庆的李亚伟，这是成都杨黎。”喔，诗名知道。然后就可以挤一个被窝吃一个碗呆上好几天。
当年的丁当也过着这样的生活：交游、结社、雅集。在第三代诗人的标志性刊物《他们》第一期的封面上，韩东对几位主要作者有过这样亦庄亦谐的评点：“西藏马原想得诺贝尔奖”、“阿童（苏童）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此而已”、“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西安丁当是个遁世者是个冬眠者是个瞌睡虫”。
对韩东的调侃，丁当解释：“说遁世大概因为我比较喜欢李商隐。他们老是熬夜，我的生物钟跟他们不一样，到晚上12点就想睡觉了。”韩东则回忆，当年的丁当在写作上并不刻意，随写随丢，没有那种孜孜以求于某个目标的劲头。
不熬夜不刻意的丁当仍然创作出了大量诗歌，是这个诗歌群体的主力。他的诗朴素、干净，“你躲在房子里＼你躲在城市里＼你躲在冬天里＼你躲在自己的黄皮肤里＼你躲在吃得饱穿得暖的地方＼你在没有时间的地方＼你在不是地方的地方＼你就在命里注定的地方”这是他那首著名的《房子》，寥寥数语，描摹日常，却写尽了人的一生。他还有句诗流传更广：“每个男人都有一个隐秘的梦想—妻妾成群”，二十多年前，作家苏童从这句诗里得到灵感，写出了名篇《妻妾成群》，后来张艺谋拍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 对日常生活有无限耐心，其实也是第三代诗人的共同特点，作为对上一代诗人宏大叙事的反抗，他们用口语化的写作，在充满吃喝拉撒的普通生活中发现了更为深切的“诗意”。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他们十年诗歌选》被《南方周末》评为当年度最值得向读者推荐的10本社科人文类图书。时至今日仍有评论家认为，以他们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是中国最优秀的文学群体。
颇富盛名的诗人，在30岁后搁笔，入职初生的保险行业。寿险是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员工动辄数万，管理者如同带领一支部队，丁当却总能把自己的意图清晰简洁地传递给自己的队伍。从深圳分公司到北京分公司到北区事业部，所到之处，都能让平安人寿成为市场霸主。当年北区事业部的同事徐彬对他的评价是：“特点鲜明，讲话很有内涵，人很真诚，能扛事儿，所以大家愿意追随。”与韩东口中“目光如梦，神思不知道在哪儿”的诗人丁当不同，这个时期的丁当“非常有企图心、方向感，能给团队带来凝聚力”，当然，徐彬对“企图心”的理解是个褒义词，代表“想做事，而且希望做到第一”。
平安人寿这个平台，让丁当得以展现出性格中的另一个侧面。在记录平安发展轨迹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那时，周星驰的贺岁片《功夫》刚上映完，丁当想起里边周大痞子想加入斧头帮的台词“杀人这种念头，我每天都有”，顺势就在给其它大区的挑战书里加句话，说“拿冠军这种念头，我们每天都有”，末了，又补了一句：什么叫“身怀利器，杀心顿起”？“这就是！！！”那个狠劲，把打草稿用的笔头都给撅折了。
他让徐彬印象深刻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人的洞察力，总是能准确地抓住某个同事的特点，编排出让人捧腹的段子。“在‘事’和‘人’这二者之间，丁当的管理风格偏重于人，对过程和细节反而不太纠结。”丁当自己也承认，受德鲁克的影响非常大：“德鲁克的好多东西充满人性的智慧和光芒，他让我更喜欢管理学。比如在职场里，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对一个清洁工的尊重，更能说明你的人品。”
入世的丁当表现出的才能不逊于他在诗歌领域的表现。在这个烟火气十足的行业里、在繁重的管理工作中，他同样看到了“诗意”：“诗意并不只存在于诗歌之中，它可以是电影，可以是音乐，甚至可以是一个普通工人做出的一件衣服。”
如今的丁当已经跻身中国最具价值的职业经理人之列，作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在销售员售出的每份保单下面，都有他的签名。而每一份保单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祸福生死。大跨度的人生经历让丁当不得不反复回答这个常规性问题：为什么不再写诗了？
“写作某种意义上是在想象中生活，在空中生活，所以我希望借助职业，牢牢地抓住大地。”这是他的标准化回答。一切似乎与韩东当年的论断南辕北辙。遁世者？当年的那群诗人，还有谁比他更入世？
寄居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不管他进入哪个行业，或者做什么工作，最幸福的事情是最终找到了信仰。找到信仰即找到归属。
可是某些时候，韩东似乎又说对了，丁当身上确实有种“遁世”的味道。他喜欢植物，家里、办公室，到处种满各种植物，且有看花开果熟的耐心。春天里的一棵树，新生的绿芽，都足以让他产生“感动”这种情绪。他在公司讲话，常常把佛、无常、苦、空、无我，大愿、大爱、大智、大行这些佛教用语挂在嘴边。他说自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佛教徒，但相信轮回：“一切缺乏因果报应的道德都是苍白无力的。而最大的因果报应就是轮回。”
问他在政圈、商圈、文人圈哪个圈子哪种文化中更自在，他的回答是：“都不自在，在这几个圈子里我都觉得自己是另类，是跨了界的。”沉思了一下后又补充：“用自在这个词不精确，我可以在这几个圈子里都自在，但你也可以把这种自在看成是一种寄居。”然后又说了句很哲学的话：“不一定是寄居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寄居在时间的未来。”
他进一步解释这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我也知道要活在当下，但对‘现在’总有种寄居感。总觉得好像期待于未来，未来才有理想的东西。”他承认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好多事情，到最好时我都有点沮丧，面对美好的东西，无论是景色还是人，总觉得都要过去了。包括对人生，也是这样，很快会变成回望了。”
说这些话时，好像灵魂中那个诗人丁当又分裂出来了，忧郁地看着另一个丁当忙乱地在生活的泳池中扑腾。
奇怪的是，评论家却说丁当的诗歌隐隐透着种乐观主义气质，最后总落笔到生命的大喜悦上去。丁当自认更像悲观主义者，只不过喜欢用幽默、调侃的方式来面对人生的沉重，因为这样“它的意义会积极一点”。 这让人联想到他对自己的另一个评价：“我有理想主义的东西。但是我又是非常讲究实践的一个人，我有方法。我不是空想理想主义者。”事实上，这一次的陕西之行，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面对一个社会性难题，也是一次方法论意义上的积极实践。
活动第二天，在和陕西师大同学们的见面会上，嘉宾许子东教授这样评价这次活动：“像丁当这样，作为一个董事长参加一个村中学的交流活动，它的意义应该不只是为这个学校，这是一个方向，代表了社会上有见识的人看到了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需要传播出去。”
做慈善要不要传播？许子东刚好讲到了丁当入职平安后上的第一课。
1994年，为了建设平安的第一所希望小学，他跑遍半个安徽，辛苦建成后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却说不必宣传，否则会丧失做善事的初衷，也违背平安骨子里的意愿。
平安骨子里的意愿是什么？就是做慈善不能抱有功利心，慈善应该是发自企业内心深处的一种善良，而不是某种手段。“厚德”方能“载物”。这样的观念和丁当内心深处的人文情怀、社会关怀天然契合。这种观念发展到极致，就是他日益接近马明哲倡导的“工作就是一种修行”的境界。
和当年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华尔街》中塑造的张牙舞爪叫嚣“贪婪是个好东西”的金融大鳄形象不同，丁当心中理想的金融业，要有“不作恶”的信念，能够为建设“好的社会”做贡献。今年1月11日，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国文化原创榜暨年度精英颁奖典礼”上，丁当获得了致敬商业奖，他在致辞中说：“感谢你们在寒冷的冬天用文化褒奖一家企业。在这个社会，金融行业需要文化的引导。” 年青时尝试用诗歌超越平凡的生活、领略“真善美”的丁当，仍然不忘初心，在商业的逻辑中努力发现“真、善、美”的存在。保险行业本身的特质—互助和补偿—也给他实现这样的逻辑自洽提供了便利。在他看来，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行业像保险这样，能与“厚德”真意如此紧密的贴合。
在某个行业论坛上，他提出保险公司其实就是在做“商业慈善”。很多保险界同仁响应，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保险不是慈善文化，而是契约文化，主客之间是法律关系。丁当反驳，虽然保险是一纸契约，但这和慈善文化并不矛盾，契约是保险在法律层面的外在表现，而慈善则是保险的本质。
辨析这样的问题对他很重要，说服他人的同时，也是说服自己。这些年他越来越多地谈终极问题、价值问题，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我最近在读一本讲终极问题的书。”这样的开场白对他的同事们一点也不陌生。接下来有可能是如下这样一段针对个体心灵的“鸡汤”：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不管他进入哪个行业，或者做什么工作，最幸福的事情是最终找到了信仰。找到信仰即找到归属。青年时候找不到，中年时候找不到，都还好说，但一个人在晚年还没找到，这个人一生就是没有归属的。
海底捞是他近年来十分推崇的一家企业，这种推崇几乎到了义务宣讲员的地步：“你看海底捞的员工脸上那种笑容，特别真诚，是找到了自身价值后的笑容，一个企业能够给人带来这样的东西，尤其是给中国最需要关注的农民工阶层，我觉得是最可贵的。”
“一个人的灵魂跟不上肉体是非常危险的，企业也一样。”相比某种技能，他确信价值体系的建设对企业更重要。这样的价值观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企业的终极意义不是为股东创造利润，而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价值，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享受生活，找到个体生命的尊严。”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领导论》中对卓越领导的描述是：“着重于为员工追寻意义、替企业创造使命”。徐彬说，从丁当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抑或个人，都需要创造价值才能为人所接受。这让他从另一个维度对市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让下属在职业中找到崇高感，这是丁当的凌波微步，是让他从一群“用大脑就能进行微积分运算”的金融才俊中脱颖而出的一枚“利器”。从儒家思想到松下幸之助，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到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丁当对企业道德的理解是中西融汇的，焦点落在对人的关注上：“离开对人的关注，一切都是乏味的。”
情怀
“你看我形式上好像鱼龙混杂，但我还是喜欢那种真正纯净的东西。”
“黑小马＼红月亮＼鞍囊里含有青果＼我再也回不到家了＼尽管我认得路＼穿过平原穿过风”汽车在陕北高原上疾行，丁当轻吟起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诗句，正牌文艺青年的过往，瞬间春光乍泄。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种轻灵。”对自己的诗歌品位，丁当如此解释。又似乎不只是在解释文学品位：“你看我形式上好像鱼龙混杂，但我还是喜欢那种真正纯净的东西。”
“啊亲爱的＼让我们再看看窗外的世界吧＼雨水打湿的街道，车辆和情人＼没有果实的树，是多么孤单你就会扑到我怀中，再不犹豫。”这是多多的《感情的时间》，我认为这是最伟大的爱情诗。”
关于为什么要写诗，马原曾经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当年写诗就是为了泡妞，“真的，你信我。”丁当听了笑：“我的目的比他还是要纯洁得多。我还是有着要当一个纯粹的诗人之类的想法。”
关于为什么不再写诗了，他还有一个版本的回答，也和纯不纯净有关：“写诗需要情怀，从这个角度讲，青春期的情怀是可贵的，老年的沧桑也是可贵的，中年的情怀却很无聊，因为中年的情怀有很多杂质，欲望不那么纯净。”
他特别喜欢罗大佑，觉得罗大佑的许多歌词都是很好的诗歌。大概10年前的一个冬天，罗大佑在北京开围炉音乐会，他和几个朋友踏着及膝的深雪去赴会，自喻“感觉好极了”。罗大佑在一个访谈里说最喜欢的小说是《麦田守望者》，他的反应犹如小粉丝：“我非常惊诧、惊喜，因为《麦田守望者》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
在整个青年时代，他都无比热爱书中主人公霍尔顿，喜欢弥漫书中的智慧、喜悦、幽默：“霍尔顿惯用的词是假模假式，老看大人们假模假式，他那种俯瞰校长、家长、同学、纽约的心理优势，我觉得太强大了，也可以说是一种率真、毒眼，可以看出很多大人的东西是虚伪的。”
他形容许多年前读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时的感觉是：“每读一页都累得要命。”那本书对他影响很大，“我读得非常缓慢，而且不希望把它马上读完，和当时自己的节奏、内心世界非常契合。”
可是，除了不能承受之轻，生命是否也有不能承受之重？在人寿保险这么厚重的行业做了这么多年，会不会有觉得乏味的时候？他回答：“生活就是耐心。”
他看上去的确十分耐心。语速不快，和人聊天不抢话，不抖机灵，沉着中有种审慎。虽然是接受采访，表现得倒更像个很好的倾听者。韩东评价丁当时用得最多的词是“胸襟”：“他比较‘善’，天生对事情有点虚无感，做什么事轻描淡写，尤其关涉到本身利益的时候，不大计较，放得下，心胸很开阔。跟他共事的同事上上下下都喜欢他，这个就很困难。”
对于丁当在商业领域的成就，韩东拔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这个时代，有人不是建功立业而是树立标准。比如甘地作为政治家不成功，但给政治家树立了标准。我认为丁当在商业领域是树立标准的人，他的成功不一定是最成功，但那个范儿是不一样的。”
不谋而合的是，在一篇描写他的同代人马云的文章中，丁当给如下文字标了红：
重新审视这个标榜商业精神的年代，我们过于纠缠短浅的公司利益和逐热的互联网趋势，却忘了商业本应扎根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和承担更大的历史使命。
算不算某种自况呢？另一种解释是，这是60年代生人摆脱不掉的情意结：习惯于“大问题”的思考，本能的时代关怀、家国情怀、历史意识。
陕西师大的活动结束时，一个学生拦住丁当，说自己马上就要毕业了，准备自己创业，希望丁当给点意见。丁当略为思索，在男生递来的本子上写下：厚道、真诚，宽容。其貌不扬的三个词，敦敦实实，没有一点诗人的华丽，与霍尔顿式的毒眼也拉开了距离。倒像他自述的当下和生活的关系：“没有甜甜蜜蜜，但也没有敌意，跟生活和平共处了。”
谈论诗歌的时候，他很松弛，神色飞扬，但显然又不愿意诗人丁当成为本文的主角，总是警醒地把话题转回本行—商业伦理、慈善文化。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罗大佑说诗歌是他的‘麦田’，你的‘麦田’是什么？”有片刻的沉吟，之后，他回答：“还是诗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