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在现场还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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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头十年,传统媒体将死的预言已经让人耳朵起茧。在人手一部手机,随时可以拍照片视频、发微博的时代,从19世纪中期现代新闻业崛起以来就竞相奔赴大事件的新闻记者们也一次次被敲着警钟,许多人断言他们将要被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在现场的时代所抛弃,就像印刷术把抄写工人扫进历史的废料堆一样。
  但是依然有人像黄金时代的新闻人那样,相信他们事业的价值。一个睿智的、富有经验和分析判断力的声音,超过了一千个智能手机的喧哗。
  雷宇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凤凰卫视的记者在过去七年中一直奔走在新闻现场,目击一个接一个大事件的发生。对一个新闻行业的人来说,这是莫大的幸运,足以作为职业的荣誉勋章。
  她没能亲历2008年的汶川地震,但是在玉树和雅安地震时都抵达了现场,还有舟曲泥石流、大连油罐爆炸,以及多到让人神经麻木的矿难。这本书可以视为采访手记。但它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对新闻的补充。对一个优秀的记者而言,呈现出的新闻只是所有材料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故事和线索只能隐藏在水下,成为新闻的坚固基础。有时候,更意味深长的故事也藏在深处,不动声色。
  没有征服,只有记录
  恺撒大帝来到东方的土地上,说:“我来,我看见,我征服。”只有旅行者才会对身在现场产生这样过分浪漫的想象。对记者而言,从来没有征服,只有记录。每一个抵达现场的记者都不属于现场。他们是外来者甚至闯入者。当大事发生时,无数新闻记者涌向现场试图寻找好故事,但大多数浅尝辄止,有时候甚至因为缺乏基本的职业素质而让同行感到羞愧。
  雷宇知道,记者在现场,尤其是灾难现场,往往会遭遇尴尬。记者目睹大事件的发生,仿佛因此与大时代发生联系,事实并非如此。除了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他们并不因为在现场就能对苦难更加感同身受,更加与时代的创伤血肉相连。他们只是记录和传达者,本身时常无能为力,职业却要求他们不能不去注视,美国同行面对非洲饥民的内心冲突永远存在于这个行业之中。
  所以在地震现场,她惊异于灾民的沉静,他们可以不带感情地叙述自己家族的伤亡和损失。这种怪异的冷静是因为家家如此,苦难因为平等而无从申告。她试图抚慰他们却无从下手,因为这样的灾难她并未经受。
  在山西发生矿难的小城,她面对遇难者的亲属,在倾听的过程中,明白他们的目的只是寻求赔偿,后来她报道了更多的矿难,“每当出现矿难事故,家族中会有类似头人来讨要赔偿,但往往最直系的亲属却分到最少。”这是另一个世界的生存法则。
  同为电视新闻记者,同为女性,雷宇很难不让人联想并对比更加名声显赫的柴静。她们同样有女性的敏感和细腻,但与柴静的《看见》充满个人回忆与当下世界的闪回以及美文式的抒情不同,《现场》更加单刀直入,甚至有一点粗粝。可能恰是这种粗粝感,彰显了现场本身。
  战场归来的士兵没有故事可说
  梁文道在评价这本书时引用了本雅明的话:“战场归来的士兵没有故事可说。”因为见过太多苦难,悲悯令人缄口不言。奔赴现场者必须与这种悲悯共存,但是倘若仅仅如此,他或者她就与一个路过此地的手机摄像头毫无分别。由于悲悯而感动自己,则更无价值。观察现场是一种田野调查,是对当下的考古发掘,必须从纷繁中捕捉到真相和意义,解剖出世界如此运行的逻辑。所有的问题都必须追问,而不是满足于寻找指责和同情的对象。情怀可以打动人,但无法取代增长智识的智慧。
  谁都可以记录矿难,但法规是如何被乡土、政治和商业混杂的规则所扭曲,以至于矿难成为难解的题?一个官员的敷衍或者嗫嚅可以成为指责的对象,但是什么让一个有正常感情的人成为冷漠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农村水利设施的普遍荒废只是一条消息,而等待解答的问题则是,是什么导致了荒废,又是什么让人们对荒废视而不见?都市的蚁族在寻找上升机会的路途中挣扎,是什么让年轻人的路越走越窄?阶层板结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它究竟是如何在日常的细枝末节中发生?更重要的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中,人的精神处境是怎样的?
  如果不能解答这些问题,只呈现表象不能算是记录中国,只能算路过中国,甚至掠过中国。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柴静的《看见》,还是雷宇的《现场》,都有毋庸讳言的不足,也正是这些不足削弱了身在现场的价值。但从书中,已经可以看到雷宇为解答这些问题做出的努力。七年的工作对一个中国记者而言已不算短暂,但想要认识中国依然为时尚早。
  所有人都高举摄像头的时候,总会有人发现更加重要的细节,更加有意义的线索,能够描述出一个更加真实而深刻的世界。现场的价值,因此不会被纷杂所埋没,每个人都因此被提醒自己身处命运的共同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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