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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学”即“援庵学”，是近30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学问。它以现代著名史学大师陈垣及其时代和学术为研究对象，知人论世，探讨学术兴衰之理。“陈学”由著名史学家刘乃和先生创建，经过她多年的开拓研究与人才培养，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人才一代接一代，形成了梯队。学术体系初步构成。理论与方法已逐渐成熟，已经成为当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一个新领域。
[关键词]刘乃和，“陈学”，陈垣，学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0－0003－05
一
“陈学”即“陈垣学”，又谓“援庵学”，是著名历史学家刘乃和先生与其他老一辈史学家亲自开创的一门学问。那么，什么是“陈学”？虽然刘先生在其有关研究论著中未曾明确地作出界定，但从她的“陈学”论著看，已经涉及“陈学”的方方面面，由刘先生的“陈学”研究，可以尝试归纳出“陈学”学科概念的内涵。“陈学”即以现代学术大师陈垣（字援庵，以下称字）先生及与之相关的学术问题为研究对象所形成的一门成系统的学问。这门学问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援庵先生传记，包括其人生经历的时代、家乡、家族、生平事迹、社会与学术活动等；二是其一生所有的具备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及研究价值的著述、手稿、文字及个人的图书、收藏等；三是其学术道路、治学方法、历史观、政治与学术思想发展轨迹及理论贡献；四是援庵学术及其时代，学术研究与时代使命融贯为一的自觉，用历史研究解决学术、思想与现实中的问题，从而构建某一特定时代的学术精神，再用其学术精神去凝聚那个时代的精神；五是援庵先生的学术地位、作用与影响。五方面内容所涉及的具体研究课题有：1.援庵先生的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2.治学方法及其方法论的贡献；3.研究领域、学术成就与主要著述；4.“援庵学术”对于传统学术的总结、继承与创新；5.“援庵学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作用与影响；6.“援庵史学”与史学的近代化；7.援庵先生与新史学、新考据学及新考证学派；8.援庵先生与中国现代宗教史研究；9.援庵先生与中国历史文献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等）；10.援庵先生与元史研究；11.援庵先生与明清史研究；12.援庵先生与医学史研究；13.援庵先生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14.援庵先生的宗教史观与宗教思想；15.援庵先生与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16.援庵先生与现代学术文化及教育机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17.援庵先生的教育思想；18.援庵先生的社会与学术交游；19.陈垣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20.援庵先生的弟子与学术传人；21.援庵先生与档案、敦煌文书、文物、碑刻、字画等；22.援庵先生与近代报刊史；等等。
援庵先生治学，研究领域宽而不泛，探讨的问题具体而深入，学人习称之善作“窄而深”的研究。他的一些论著达到了他所处时代的最高水平，如《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对照表》、《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等，由此奠定了近代意义的年代学、史讳学和校勘学，后人的研究大都在他所奠定的基础上进行。因此，“陈学”又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学”研究堪称为现代学术史的个案研究。在援庵先生的学问中，不仅有博大精深的“学”，还有缜密科学的“术”，学术风格与特点甚为突出、鲜明，研究“援庵学术”，总结并继承援庵先生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与精神资源，既能抓住现代学术史研究的重点，观察近百年来的学术发展与变化，又能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榜样的力量与经验，推动当代学术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陈学”作为一门有特色的学问，从其萌发、形成到初步发展，已经历了八九十年的进程。“陈学”的萌发始于1917年《元也里可温教考》发表后国内外学人的有关评论，以后，马相伯、桑原骘藏、张相文、伯希和、孟森、胡适、陈庆年、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朱师辙等或为援庵先生的论著作序跋，或发表专文评论，或致函谈说读后感想，或商榷探讨，使“陈学”得以培育，到1971年援庵先生逝世，“陈学”度过了它的萌发期，破土生发出来。援庵先生去世后，邵循正先生曾作挽词，曰：“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这既是对援庵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经典总结，同时对后来的“陈学”研究也有开启的作用。因此，白寿彝、启功、刘乃和等著名学者都十分重视邵先生的总结，曾在有关“陈学”研究的论著及言谈中多有引用和提及。
二
1971年至1980年，即自援庵先生辞世到其诞辰百年，是“陈学”初步形成的时期。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政治与社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科技、教育与学术文化迫切需要复兴，援庵先生的学术重新受到尊重。1980年10月教育界、学术界的代表聚会北京，纪念援庵先生诞辰100周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出席纪念大会，许多著名史学家研究总结“援庵学术”，追忆援庵先生治学、教学的经历与事迹。白寿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要继承这份遗产——纪念陈援庵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第一次对援庵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地位作了较为全面、准确的概括与总结；蔡尚思《陈垣先生的贡献》、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郭预衡《援庵先生治史的方向》、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史树青《励耘书屋问学札记》、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向陈垣老师学习》、赵光贤《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等，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援庵先生的学识、学术精神、治学方向与风格等。刘乃和先生将这些论文结集为《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由三联书店于1982年出版。同时，刘先生还编辑了《纪念陈垣诞生百周年史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在“陈学”初步形成的时期，刘乃和先生一方面研究“援庵学术”，并通过回顾受业经历，总结援庵老师的学术精神；另一方面又积极组织、联系国内外著名学人开展“陈学”研究，筹备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会，主持编辑了三部论文集。除上述二部已公开出版外，还有一部《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由北京师范大学铅印内部出版（1980年）。刘先生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为“陈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80年至1990年是“陈学”学科形成并初步发展的时期。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活动推动了“陈学”的形成与初步发展，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援庵论著的整理出版。援庵先生逝世后，港、澳学者曾将其遗著编辑为《陈垣先生近廿年史学论集》（香港存萃社1971年11月编印）、《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汪宗衍编，澳门于今书屋1972年刊本）。由于百年纪念的契机，陈智超先生编辑了《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2集（中华书局1980、1982年出版），《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并撰写《史学家陈垣传略》（刊于《晋阳学刊》1980年第2期）；陈乐素先生编的《陈垣史学论著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20世纪20年代援庵先生曾编《道家金石略》，陈智超、曾庆瑛将旧稿整理校补，于1988年6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0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援庵论著的出版为“陈学”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第二，“陈学”研究内容的扩充。刘乃和先生撰《陈垣与北京图书馆》（《文献》1982年第12辑）、《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的成立》（《紫禁城》1983年第3期）、《陈垣在故宫博物院》（《人民政协报》1985年10月4日），曾庆瑛《陈垣与明清档案》（《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赵璞珊《陈垣先生与近代医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等，从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教育学、近代医学等方面论述了援庵先生的贡献，扩大了“陈学”研究的范围。
第三，在高等教育历史教学方面。刘乃和先生根据“陈学”所建立的基础，于1978年首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七七、七八级学生开设“史学常识”一课，讲授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及历史地理、历代职官制度及科考制度等，以后又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讲授这方面的学问。在此基础上，刘先生将有关内容进一步充实，形成有体系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又在刘乃和先生开设的“史学常识”、“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的基础上，建设成“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课程，并获得了精品课程的称誉。
第四，专门研究机构——陈垣研究室的成立。1987年经刘乃和先生主持与筹备，陈垣研究室成立，研究室挂靠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而实际工作直属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先生亲自担任研究室主任，规划学科建设，设计研究课题，制定研究计划，并招收培养专门从事“陈学”研究的研究生，经过数年的工作，形成了以刘乃和先生为核心的专业化研究队伍。
第五，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会议的召开。1990年11月纪念援庵先生诞生110周年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出席，白寿彝、邓广铭、王光英、启功等发言。刘乃和先生具体筹备了这次会议，并主编《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和《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纪念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纪念文集》收录论文50多篇，多数是享誉国内外的老专家，如白寿彝、邓广铭、史念海、汪宗衍、张恒寿、陈述、周祖谟、朱家溍、单士元、赵光贤、杨志玖、萧璋、郭预衡、杨殿珣、那志良、王树民、傅振伦、史树青、赵守俨、刘乃和、卞孝萱、李希泌、周绍良、来新夏、刘家和、张守常、苏晋仁、李瑚、赵璞珊等。同时也有援庵先生再传弟子的学术论文，昭示了“陈学”发展后劲。这次会议将“陈学”研究推入一个新阶段。诚如刘乃和先生所赋诗句：“适逢百十寿，挥毫代举觞。以史鉴今日，‘陈学’正弘扬。”
1990年至2000年是“陈学”研究不断深入的新阶段。由于刘乃和先生多年的开拓研究、教学与人才培养，机构与队伍初具规模，研究选题越来越专，课题愈益丰富，研究专著不断推出。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乃和先生的论文集《励耘承学录》。同年，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印行《陈垣早年文集》。20世纪90年代初，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纂大型国学大师丛书，列有《陈垣评传》，虽未成书，但为以后“陈学”研究专著的撰写与出版铺垫了基础。大约就在此时，刘乃和先生制定了编撰《陈垣年谱》和《陈垣评传》两部专著的计划。王明泽学长在刘先生的指导下，于1989年完成学位论文《陈垣事迹著作编年》，以后又在这篇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扩充内容，形成专著于2000年6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这部书初步实践了刘先生的撰述宗旨与思想。同时，刘先生断断续续思考、撰著《年谱》与《评传》，到1997年曾全力以赴于此二著，因这一年的冬天，先生病倒，工作才不得不停下来。1997年8月到1998年10月笔者参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组织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执笔《陈垣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于1999年5月出版。2000年是援庵先生诞生120周年，学术界迎来了“陈学”研究又一波潮流，推出了大部头的学术专著，这就是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合著的《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下册（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2000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20周年学术讨论会，王光美、启功等名望、学者100多人出席会议，为配合这次学术纪念活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百年校庆图书出版了龚书铎先生主编的《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20周年》、刘乃和先生的遗著《陈垣评传》等。《励耘学术承习录》书前有援庵旧作《〈旧约〉三史异文考》，并收录了李瑚、郭预衡、来新夏、陈智超、陈高华、陈祖武、来可泓、林悟殊、桑兵、郭齐家、汝企和、张其凡、许殿才、乔治忠等学者的“陈学”研究论文。
1998年5月16日，刘乃和先生去世，亲承援庵先生教泽的老一辈史学家或鹤归道山，或耄耋羸弱，此后的“陈学”研究，主要由援庵先生的再传弟子担纲。从出席2000年纪念援庵先生学术会议的学者结构看，与1980年、1990年两次会议相比较，已大不相同，中青年学者成了“陈学”研究队伍的主体，这也显示了“陈学”研究未来的活力与生机。
2000年以后，“陈学”研究步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援庵先生的手稿、遗著的继续整理与出版，援庵先生学术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学术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自20世纪90年代，《陈垣全集》编辑整理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2000年以后，整理与出版工作步入实质阶段。2007年，陈智超先生主编的《陈垣全集》30册，由安徽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印刷、装帧精美，内容全面、系统，而且重点突出，可谓是现代集部之优秀图书。《陈垣全集》的出版，为“陈学”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奠定了丰富而扎实的资料基础。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等，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撰写多有“陈学”研究方面的选题，如韩国留学生、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金文淑的硕士论文《陈垣先生的基督教史研究》及博士学位论文《论陈垣先生的宗教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刘贤的学位论文《陈垣与基督教》、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王燕霞的学位论文《陈垣“史源学”研究》等，这在“陈学”研究上，又形成新一代的有生力量。“史源学”是援庵先生开创的一门历史学专业课程，旨在训练学生的基础与专业技能。他首用此课训练学生，培养出柴德赓、牟润孙、单士元、赵光贤、周祖谟、史念海、史树青、来新夏、李瑚等一批著名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前后，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先生承其父教，在浙江大学开设“史源学实习”一课，又训化出程光裕、徐规、宋晞、倪士毅等名家。改革开放新时期，张其凡等又师从乐素先生修习“史源学实习”，由此又成长起第三代宋史名家。1996年张其凡教授又在广州暨南大学开设此课，薪尽火传，愈发弘扬广大。2002年教育部将此课程列为全国高校历史系本科必修课。“陈学”不仅关系到学术研究，还关系到人才培养，其教育学上的价值日益受到学人的重视。
2010年10月史学界聚会北京师范大学，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著名史学家林甘泉、何龄修、刘家和、孙钦善、吴怀祺、陈智超、谢保成等出席并讲话，回顾与总结援庵学术，繁荣与发展“陈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30周年学术论文集《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收录论文32篇，主要者为：汪荣祖《陈垣史学风格》、吴怀祺《类例与通识》、孙钦善《校勘学的经典之作》、谢保成《援庵先生学术三题》、陈智超《〈陈垣全集〉的编辑过程及体会》、张荣芳《陈垣“史源学实习”课与“新史学”人才培养》、周少川《〈史讳举例〉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张廷银《国图所存陈垣藏书中的批校题赠本》、汝企和《陈垣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研究》、张富祥《典范考据中的爱国情怀》、陈方中《陈垣的中国天主教史研究》、邱瑞中《陈垣与陈寅恪》、牛润珍《“史学二陈”现象分析》、张伟保《陈垣与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史丽君《陈垣的历史年代学研究》、毛春伟《从校勘到校勘学》、赵彦昌《陈垣先生与明清档案》、张元《想象的阅读与重点的勾勒》、李晓杰《陈垣先生与史源学》、刘贤《陈垣圣经观刍议》等。
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援庵早期的历史研究，有两点突破：
第一，证实援庵先生曾一度参加中国同盟会。陈智超先生据1912年8月印行的广州《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查证出援庵当时任中国同盟会广东支部评议员。1912年5月，援庵先生与广东医学共进会邀孙中山莅会并合影留念，孙中山于《会议通则》封面题词：“陈援庵先生惠览。孙文敬赠”。原件现藏国家图书馆（见张廷银《国图所存陈垣藏书中的批校题赠本》）。这些材料均能证明援庵先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
第二，援庵先生基督教徒身份的确证。援庵早年有基督教信仰，但是否为基督徒，曾让学界多年迷惘。金文淑博士根据自己的理解，由援庵的宗教信仰肯定其为基督徒。刘贤博士遍查香港及大陆所藏有关教会档案、报刊等资料，确证援庵曾是北京缸瓦市教会教友，是一位基督徒[1]。
“陈学”研究所论述的问题与内容，前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援庵诞辰百年时，有关论文大多是弟子所记受业经历；诞辰百十年时，关于援庵的著作与学术研究的论文多起来；到了诞辰120周年时，专题研究论文占大多数，有关回忆性的论文为数很少；2010年诞辰130周年会议论文集，基本上都是专题研究，回忆性的论文消失了。这反映了“陈学”研究步步深入的轨迹。
援庵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又领洗为基督教徒，1959年以80高龄（虚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些人对此颇有误解误读。援庵一生有两点一以贯之始终不变：一是爱国；二是学者身份。他参加同盟会，办报、学医，参加革命活动，不过是“革命的友军”，这是方汉奇先生的判断，可谓准确、到位。他有基督教的信仰，当方豪先生来信求证其教徒身份时，他又说：“余数月前曾演讲回回教入中国历史，人多疑余为回回教徒。近为辅仁大学校长，人又疑我为天主教徒。不知我实一宗教史研究者而已，不配称为某某教徒也。”[2] （p.288）仅承认其为“宗教史研究者”而廻避其“教徒”身份。这其中的原因，他在《旧约三史异文考》中有所表白，说：“余于基督教，所知至浅，所见又颇异于时贤，故于义理方面，不欲多所论列。”由于持见不同，援庵严守学者应秉持的“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立场与理念，与宗教狂热、偏见划清界限，故对其教徒身份有所廻避。他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对于政治若即若离。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可谓浪潮汹涌，争先恐后“弄潮者”多是胡适的同事、胡适的学生，而援庵始终缄默，没有说一句话。由此一例，便能看出他对于政治的态度。1971年他逝世后，将其所藏图书、字画、文物捐献国家，一生积蓄4万元作为党费缴纳组织。爱国与学者是援庵先生一生的根本，由其不变的根本去观察其同盟会员、教徒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前后变化，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陈学”经过最近30多年的研究与发展，内容不断丰富、完善，形成较为成熟的学问，专门的研究机构、队伍与梯队结构、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研究与教学等已形成规模，学术体系初步形成，理论与方法渐趋严密，已经成为现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一个新领域，一项专门的研究。这一局面的由来，多赖刘乃和先生当年的辛苦开拓、倡导、组织与研究，以及人才培养。先生虽已西归道山，而其开创的事业经学人与弟子不断弘扬，犹如旭日朝阳，已展现出朝气蓬勃之无限生机。看到“陈学”的兴旺局面，回顾这门学问的创建与发展，自然会使人们十分怀念刘乃和先生的贡献，谨撰此文，告慰先师。
【作者简介】牛润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国史学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
参考文献：
[1]刘贤.陈垣基督教信仰考[J].史学月刊，2006（6）.
[2]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关键词]刘乃和，“陈学”，陈垣，学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0－0003－05
一
“陈学”即“陈垣学”，又谓“援庵学”，是著名历史学家刘乃和先生与其他老一辈史学家亲自开创的一门学问。那么，什么是“陈学”？虽然刘先生在其有关研究论著中未曾明确地作出界定，但从她的“陈学”论著看，已经涉及“陈学”的方方面面，由刘先生的“陈学”研究，可以尝试归纳出“陈学”学科概念的内涵。“陈学”即以现代学术大师陈垣（字援庵，以下称字）先生及与之相关的学术问题为研究对象所形成的一门成系统的学问。这门学问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援庵先生传记，包括其人生经历的时代、家乡、家族、生平事迹、社会与学术活动等；二是其一生所有的具备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及研究价值的著述、手稿、文字及个人的图书、收藏等；三是其学术道路、治学方法、历史观、政治与学术思想发展轨迹及理论贡献；四是援庵学术及其时代，学术研究与时代使命融贯为一的自觉，用历史研究解决学术、思想与现实中的问题，从而构建某一特定时代的学术精神，再用其学术精神去凝聚那个时代的精神；五是援庵先生的学术地位、作用与影响。五方面内容所涉及的具体研究课题有：1.援庵先生的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2.治学方法及其方法论的贡献；3.研究领域、学术成就与主要著述；4.“援庵学术”对于传统学术的总结、继承与创新；5.“援庵学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作用与影响；6.“援庵史学”与史学的近代化；7.援庵先生与新史学、新考据学及新考证学派；8.援庵先生与中国现代宗教史研究；9.援庵先生与中国历史文献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等）；10.援庵先生与元史研究；11.援庵先生与明清史研究；12.援庵先生与医学史研究；13.援庵先生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14.援庵先生的宗教史观与宗教思想；15.援庵先生与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16.援庵先生与现代学术文化及教育机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17.援庵先生的教育思想；18.援庵先生的社会与学术交游；19.陈垣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20.援庵先生的弟子与学术传人；21.援庵先生与档案、敦煌文书、文物、碑刻、字画等；22.援庵先生与近代报刊史；等等。
援庵先生治学，研究领域宽而不泛，探讨的问题具体而深入，学人习称之善作“窄而深”的研究。他的一些论著达到了他所处时代的最高水平，如《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对照表》、《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等，由此奠定了近代意义的年代学、史讳学和校勘学，后人的研究大都在他所奠定的基础上进行。因此，“陈学”又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学”研究堪称为现代学术史的个案研究。在援庵先生的学问中，不仅有博大精深的“学”，还有缜密科学的“术”，学术风格与特点甚为突出、鲜明，研究“援庵学术”，总结并继承援庵先生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与精神资源，既能抓住现代学术史研究的重点，观察近百年来的学术发展与变化，又能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榜样的力量与经验，推动当代学术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陈学”作为一门有特色的学问，从其萌发、形成到初步发展，已经历了八九十年的进程。“陈学”的萌发始于1917年《元也里可温教考》发表后国内外学人的有关评论，以后，马相伯、桑原骘藏、张相文、伯希和、孟森、胡适、陈庆年、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朱师辙等或为援庵先生的论著作序跋，或发表专文评论，或致函谈说读后感想，或商榷探讨，使“陈学”得以培育，到1971年援庵先生逝世，“陈学”度过了它的萌发期，破土生发出来。援庵先生去世后，邵循正先生曾作挽词，曰：“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这既是对援庵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经典总结，同时对后来的“陈学”研究也有开启的作用。因此，白寿彝、启功、刘乃和等著名学者都十分重视邵先生的总结，曾在有关“陈学”研究的论著及言谈中多有引用和提及。
二
1971年至1980年，即自援庵先生辞世到其诞辰百年，是“陈学”初步形成的时期。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政治与社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科技、教育与学术文化迫切需要复兴，援庵先生的学术重新受到尊重。1980年10月教育界、学术界的代表聚会北京，纪念援庵先生诞辰100周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出席纪念大会，许多著名史学家研究总结“援庵学术”，追忆援庵先生治学、教学的经历与事迹。白寿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要继承这份遗产——纪念陈援庵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第一次对援庵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地位作了较为全面、准确的概括与总结；蔡尚思《陈垣先生的贡献》、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郭预衡《援庵先生治史的方向》、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史树青《励耘书屋问学札记》、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向陈垣老师学习》、赵光贤《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等，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援庵先生的学识、学术精神、治学方向与风格等。刘乃和先生将这些论文结集为《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由三联书店于1982年出版。同时，刘先生还编辑了《纪念陈垣诞生百周年史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在“陈学”初步形成的时期，刘乃和先生一方面研究“援庵学术”，并通过回顾受业经历，总结援庵老师的学术精神；另一方面又积极组织、联系国内外著名学人开展“陈学”研究，筹备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会，主持编辑了三部论文集。除上述二部已公开出版外，还有一部《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由北京师范大学铅印内部出版（1980年）。刘先生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为“陈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80年至1990年是“陈学”学科形成并初步发展的时期。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活动推动了“陈学”的形成与初步发展，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援庵论著的整理出版。援庵先生逝世后，港、澳学者曾将其遗著编辑为《陈垣先生近廿年史学论集》（香港存萃社1971年11月编印）、《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汪宗衍编，澳门于今书屋1972年刊本）。由于百年纪念的契机，陈智超先生编辑了《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2集（中华书局1980、1982年出版），《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并撰写《史学家陈垣传略》（刊于《晋阳学刊》1980年第2期）；陈乐素先生编的《陈垣史学论著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20世纪20年代援庵先生曾编《道家金石略》，陈智超、曾庆瑛将旧稿整理校补，于1988年6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0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援庵论著的出版为“陈学”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第二，“陈学”研究内容的扩充。刘乃和先生撰《陈垣与北京图书馆》（《文献》1982年第12辑）、《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的成立》（《紫禁城》1983年第3期）、《陈垣在故宫博物院》（《人民政协报》1985年10月4日），曾庆瑛《陈垣与明清档案》（《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赵璞珊《陈垣先生与近代医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等，从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档案学、教育学、近代医学等方面论述了援庵先生的贡献，扩大了“陈学”研究的范围。
第三，在高等教育历史教学方面。刘乃和先生根据“陈学”所建立的基础，于1978年首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七七、七八级学生开设“史学常识”一课，讲授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及历史地理、历代职官制度及科考制度等，以后又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讲授这方面的学问。在此基础上，刘先生将有关内容进一步充实，形成有体系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又在刘乃和先生开设的“史学常识”、“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的基础上，建设成“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课程，并获得了精品课程的称誉。
第四，专门研究机构——陈垣研究室的成立。1987年经刘乃和先生主持与筹备，陈垣研究室成立，研究室挂靠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而实际工作直属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先生亲自担任研究室主任，规划学科建设，设计研究课题，制定研究计划，并招收培养专门从事“陈学”研究的研究生，经过数年的工作，形成了以刘乃和先生为核心的专业化研究队伍。
第五，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会议的召开。1990年11月纪念援庵先生诞生110周年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出席，白寿彝、邓广铭、王光英、启功等发言。刘乃和先生具体筹备了这次会议，并主编《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和《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纪念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纪念文集》收录论文50多篇，多数是享誉国内外的老专家，如白寿彝、邓广铭、史念海、汪宗衍、张恒寿、陈述、周祖谟、朱家溍、单士元、赵光贤、杨志玖、萧璋、郭预衡、杨殿珣、那志良、王树民、傅振伦、史树青、赵守俨、刘乃和、卞孝萱、李希泌、周绍良、来新夏、刘家和、张守常、苏晋仁、李瑚、赵璞珊等。同时也有援庵先生再传弟子的学术论文，昭示了“陈学”发展后劲。这次会议将“陈学”研究推入一个新阶段。诚如刘乃和先生所赋诗句：“适逢百十寿，挥毫代举觞。以史鉴今日，‘陈学’正弘扬。”
1990年至2000年是“陈学”研究不断深入的新阶段。由于刘乃和先生多年的开拓研究、教学与人才培养，机构与队伍初具规模，研究选题越来越专，课题愈益丰富，研究专著不断推出。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乃和先生的论文集《励耘承学录》。同年，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印行《陈垣早年文集》。20世纪90年代初，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纂大型国学大师丛书，列有《陈垣评传》，虽未成书，但为以后“陈学”研究专著的撰写与出版铺垫了基础。大约就在此时，刘乃和先生制定了编撰《陈垣年谱》和《陈垣评传》两部专著的计划。王明泽学长在刘先生的指导下，于1989年完成学位论文《陈垣事迹著作编年》，以后又在这篇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扩充内容，形成专著于2000年6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这部书初步实践了刘先生的撰述宗旨与思想。同时，刘先生断断续续思考、撰著《年谱》与《评传》，到1997年曾全力以赴于此二著，因这一年的冬天，先生病倒，工作才不得不停下来。1997年8月到1998年10月笔者参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组织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执笔《陈垣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于1999年5月出版。2000年是援庵先生诞生120周年，学术界迎来了“陈学”研究又一波潮流，推出了大部头的学术专著，这就是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合著的《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下册（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2000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20周年学术讨论会，王光美、启功等名望、学者100多人出席会议，为配合这次学术纪念活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百年校庆图书出版了龚书铎先生主编的《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20周年》、刘乃和先生的遗著《陈垣评传》等。《励耘学术承习录》书前有援庵旧作《〈旧约〉三史异文考》，并收录了李瑚、郭预衡、来新夏、陈智超、陈高华、陈祖武、来可泓、林悟殊、桑兵、郭齐家、汝企和、张其凡、许殿才、乔治忠等学者的“陈学”研究论文。
1998年5月16日，刘乃和先生去世，亲承援庵先生教泽的老一辈史学家或鹤归道山，或耄耋羸弱，此后的“陈学”研究，主要由援庵先生的再传弟子担纲。从出席2000年纪念援庵先生学术会议的学者结构看，与1980年、1990年两次会议相比较，已大不相同，中青年学者成了“陈学”研究队伍的主体，这也显示了“陈学”研究未来的活力与生机。
2000年以后，“陈学”研究步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援庵先生的手稿、遗著的继续整理与出版，援庵先生学术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学术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自20世纪90年代，《陈垣全集》编辑整理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2000年以后，整理与出版工作步入实质阶段。2007年，陈智超先生主编的《陈垣全集》30册，由安徽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印刷、装帧精美，内容全面、系统，而且重点突出，可谓是现代集部之优秀图书。《陈垣全集》的出版，为“陈学”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奠定了丰富而扎实的资料基础。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等，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撰写多有“陈学”研究方面的选题，如韩国留学生、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金文淑的硕士论文《陈垣先生的基督教史研究》及博士学位论文《论陈垣先生的宗教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刘贤的学位论文《陈垣与基督教》、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王燕霞的学位论文《陈垣“史源学”研究》等，这在“陈学”研究上，又形成新一代的有生力量。“史源学”是援庵先生开创的一门历史学专业课程，旨在训练学生的基础与专业技能。他首用此课训练学生，培养出柴德赓、牟润孙、单士元、赵光贤、周祖谟、史念海、史树青、来新夏、李瑚等一批著名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前后，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先生承其父教，在浙江大学开设“史源学实习”一课，又训化出程光裕、徐规、宋晞、倪士毅等名家。改革开放新时期，张其凡等又师从乐素先生修习“史源学实习”，由此又成长起第三代宋史名家。1996年张其凡教授又在广州暨南大学开设此课，薪尽火传，愈发弘扬广大。2002年教育部将此课程列为全国高校历史系本科必修课。“陈学”不仅关系到学术研究，还关系到人才培养，其教育学上的价值日益受到学人的重视。
2010年10月史学界聚会北京师范大学，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著名史学家林甘泉、何龄修、刘家和、孙钦善、吴怀祺、陈智超、谢保成等出席并讲话，回顾与总结援庵学术，繁荣与发展“陈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30周年学术论文集《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收录论文32篇，主要者为：汪荣祖《陈垣史学风格》、吴怀祺《类例与通识》、孙钦善《校勘学的经典之作》、谢保成《援庵先生学术三题》、陈智超《〈陈垣全集〉的编辑过程及体会》、张荣芳《陈垣“史源学实习”课与“新史学”人才培养》、周少川《〈史讳举例〉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张廷银《国图所存陈垣藏书中的批校题赠本》、汝企和《陈垣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研究》、张富祥《典范考据中的爱国情怀》、陈方中《陈垣的中国天主教史研究》、邱瑞中《陈垣与陈寅恪》、牛润珍《“史学二陈”现象分析》、张伟保《陈垣与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史丽君《陈垣的历史年代学研究》、毛春伟《从校勘到校勘学》、赵彦昌《陈垣先生与明清档案》、张元《想象的阅读与重点的勾勒》、李晓杰《陈垣先生与史源学》、刘贤《陈垣圣经观刍议》等。
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援庵早期的历史研究，有两点突破：
第一，证实援庵先生曾一度参加中国同盟会。陈智超先生据1912年8月印行的广州《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查证出援庵当时任中国同盟会广东支部评议员。1912年5月，援庵先生与广东医学共进会邀孙中山莅会并合影留念，孙中山于《会议通则》封面题词：“陈援庵先生惠览。孙文敬赠”。原件现藏国家图书馆（见张廷银《国图所存陈垣藏书中的批校题赠本》）。这些材料均能证明援庵先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
第二，援庵先生基督教徒身份的确证。援庵早年有基督教信仰，但是否为基督徒，曾让学界多年迷惘。金文淑博士根据自己的理解，由援庵的宗教信仰肯定其为基督徒。刘贤博士遍查香港及大陆所藏有关教会档案、报刊等资料，确证援庵曾是北京缸瓦市教会教友，是一位基督徒[1]。
“陈学”研究所论述的问题与内容，前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援庵诞辰百年时，有关论文大多是弟子所记受业经历；诞辰百十年时，关于援庵的著作与学术研究的论文多起来；到了诞辰120周年时，专题研究论文占大多数，有关回忆性的论文为数很少；2010年诞辰130周年会议论文集，基本上都是专题研究，回忆性的论文消失了。这反映了“陈学”研究步步深入的轨迹。
援庵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又领洗为基督教徒，1959年以80高龄（虚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些人对此颇有误解误读。援庵一生有两点一以贯之始终不变：一是爱国；二是学者身份。他参加同盟会，办报、学医，参加革命活动，不过是“革命的友军”，这是方汉奇先生的判断，可谓准确、到位。他有基督教的信仰，当方豪先生来信求证其教徒身份时，他又说：“余数月前曾演讲回回教入中国历史，人多疑余为回回教徒。近为辅仁大学校长，人又疑我为天主教徒。不知我实一宗教史研究者而已，不配称为某某教徒也。”[2] （p.288）仅承认其为“宗教史研究者”而廻避其“教徒”身份。这其中的原因，他在《旧约三史异文考》中有所表白，说：“余于基督教，所知至浅，所见又颇异于时贤，故于义理方面，不欲多所论列。”由于持见不同，援庵严守学者应秉持的“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立场与理念，与宗教狂热、偏见划清界限，故对其教徒身份有所廻避。他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对于政治若即若离。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可谓浪潮汹涌，争先恐后“弄潮者”多是胡适的同事、胡适的学生，而援庵始终缄默，没有说一句话。由此一例，便能看出他对于政治的态度。1971年他逝世后，将其所藏图书、字画、文物捐献国家，一生积蓄4万元作为党费缴纳组织。爱国与学者是援庵先生一生的根本，由其不变的根本去观察其同盟会员、教徒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前后变化，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陈学”经过最近30多年的研究与发展，内容不断丰富、完善，形成较为成熟的学问，专门的研究机构、队伍与梯队结构、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研究与教学等已形成规模，学术体系初步形成，理论与方法渐趋严密，已经成为现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的一个新领域，一项专门的研究。这一局面的由来，多赖刘乃和先生当年的辛苦开拓、倡导、组织与研究，以及人才培养。先生虽已西归道山，而其开创的事业经学人与弟子不断弘扬，犹如旭日朝阳，已展现出朝气蓬勃之无限生机。看到“陈学”的兴旺局面，回顾这门学问的创建与发展，自然会使人们十分怀念刘乃和先生的贡献，谨撰此文，告慰先师。
【作者简介】牛润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国史学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
参考文献：
[1]刘贤.陈垣基督教信仰考[J].史学月刊，2006（6）.
[2]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