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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踏事件发生后，有声音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就一定要挤着去外滩凑热闹？去了就是看人山人海而已，没意思的啊。国人就是爱扎堆……”有人说，互相推搡拥挤，又一次暴露了民众的素质低下，而且这次游客大多是年轻人，更让人摇头……和千万人一起热闹迎新年，真的有错？
集体行动是人类的本能
“世界上哪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不举办这样的群众性的、标志性的跨年活动？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音乐会现场有百万人，比我们的人多，怎么我们的民众去参加就是有问题的了？”提到这个话题，华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教授崔丽娟的观点十分鲜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集体行动”是她的研究方向之一，在她看来，之所以世界范围内的大都市都要在节庆日举办众多人参加的活动，这完全是出于人类的本能。
崔丽娟说，从远古时代人类从树上走到陆地上的一刻开始，种种生存的威胁就使得人类必须要集体行动，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下来。从进化论的角度而言，一切有利于种群繁盛的特征都会在千万年的时光流逝中积淀保留，这就决定了人生来就是社会的动物，获取社会性的满足是人生存的本能。“那些看似不与其他人交往的宅男宅女，其实也是在网络上去寻求社会性的满足。”
她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为什么现在有人说中国的春节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而圣诞节、元旦却越来越火爆？因为春节人们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了，而后者人们是在商场、游乐场、广场里和许多人一起热闹度过的。这种仪式感带来的愉悦是无可比拟的，“他人是人快乐的不可思议的源泉”。
崔丽娟很理解年轻人对外滩灯光秀的向往，在她看来，它非常具有科技感，若能在现场观看，是相当震撼的;而且主办单位既然做了这样的活动，必然是希望人们去参与的。“我是因为年纪大了站不动了，但年轻人有激情就想去和能去;我们社会的未来就是有了这样的激情才有希望。”
她认为，人们无论是住在以前的农村院落、家属大院，还是现在生活在钢筋水泥森林中，对集体活动的向往总是不变的，而且是应该鼓励的。集体活动不是没有意义，相反，它的社会心理意义十分丰富。这次发生踩踏悲剧，很大程度是因为主办方对这种社会心理的估计不足。如果批评这群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游客“盲目扎堆跟风”、“无意义地凑热闹”，或者因噎废食停办此类活动，是非常遗憾的。
极端情况下勿泛谈“道德”
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有媒体人在记者|王 煜微博上称事件不仅暴露了国人“爱扎堆跟风”，还有“侵犯他人空间”的弊端。崔丽娟并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她提出，如果从物理空间而言，国人与他人之间的界限较之以前是显著清晰了，“现在你还会愿意常常跑到别人家里去串门吗？”而目前国人比较多的“侵犯他人空间”可能是长辈对年轻人求学路径、职业规划、婚恋生活的干涉，那是一种心理空间。把这种侵犯放到外滩踩踏事件上讨论，在她看来是一种偷换概念。并且，在拥挤踩踏事件中，每个个体是被显著剥夺了自己生存的空间，又何从谈起去侵犯别人的空间呢？
崔丽娟说，随意地把这起事件扣上“道德素质”的帽子，是不负责任的。“举个例子，当互相没有关联、没有利益冲突时，每个人都能与周围的人和平相处;而当成为单位里的同事，成为朝夕相处的家人，关系近了，就会有矛盾产生。”不能认为产生冲突矛盾就是不道德的，何况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极端情况下。
2008年11月，美国纽约的沃尔玛商场里，大量希望抢购便宜货的顾客在清晨涌入店内，造成一位年轻店员被撞倒并踩踏至死。当时也有美国媒体质疑，为什么在国民素质普遍高的美国也会发生这样的野蛮事件？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激烈辩论。最终在诉讼中，检察官引用了群体心理学研究：当人们被推挤在一起，越靠近彼此，越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无所惧怕，这导致人口密度高的场合往往容易发生灾难。崔丽娟也提出：“当周围安全，在人少的环境时，人可以保持理性和文明;但当人群汹涌危险靠近时，求生是做出判断的第一依据。太多人在一起时很难谈‘素质’。”
美国著名“人群安全管理”专家韦特墨（Paul Wertheimer）近日也对媒体表示：“这场悲剧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都有可能发生。”他认为，同纽约踩踏事件类似，发生在上海的踩踏事件也不能归罪于群体素质低。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每年的跨年演唱会，游客达到100万，而且常常邀请当红歌星来演出，歌迷们面对自己偶像，其疯狂可想而知;上海外滩之前也经历过巨大人流的多次考验，为什么没有出问题，因为有隔离带，有足够的警力，有恰当的引导。韦特墨和崔丽娟的一致观点是，出现踩踏事件，不应简单粗暴地责备民众的道德素质，而应理性地重点考察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被管理的方式是否得当。
在韦特墨看来，常有一种偏激的论点是：“只要人群守规矩就不会发生悲剧了”，但他强调，造成悲剧的主因是“错误的人群管理”。
韦特墨提出：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举凡宗教庆典、摇滚乐会、游行嘉年华等，“只要人群密度达到临界点，也就是一平方米内超过7人、灯光不足、视线昏暗、信息错误、且所有人处于站立状态、灾难就可能到来——而目前看来，上海的悲剧几乎吻合所有条件。
“应该反思的是政府管理部门。”崔丽娟说。
集体行动是人类的本能
“世界上哪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不举办这样的群众性的、标志性的跨年活动？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音乐会现场有百万人，比我们的人多，怎么我们的民众去参加就是有问题的了？”提到这个话题，华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教授崔丽娟的观点十分鲜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集体行动”是她的研究方向之一，在她看来，之所以世界范围内的大都市都要在节庆日举办众多人参加的活动，这完全是出于人类的本能。
崔丽娟说，从远古时代人类从树上走到陆地上的一刻开始，种种生存的威胁就使得人类必须要集体行动，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下来。从进化论的角度而言，一切有利于种群繁盛的特征都会在千万年的时光流逝中积淀保留，这就决定了人生来就是社会的动物，获取社会性的满足是人生存的本能。“那些看似不与其他人交往的宅男宅女，其实也是在网络上去寻求社会性的满足。”
她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为什么现在有人说中国的春节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而圣诞节、元旦却越来越火爆？因为春节人们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了，而后者人们是在商场、游乐场、广场里和许多人一起热闹度过的。这种仪式感带来的愉悦是无可比拟的，“他人是人快乐的不可思议的源泉”。
崔丽娟很理解年轻人对外滩灯光秀的向往，在她看来，它非常具有科技感，若能在现场观看，是相当震撼的;而且主办单位既然做了这样的活动，必然是希望人们去参与的。“我是因为年纪大了站不动了，但年轻人有激情就想去和能去;我们社会的未来就是有了这样的激情才有希望。”
她认为，人们无论是住在以前的农村院落、家属大院，还是现在生活在钢筋水泥森林中，对集体活动的向往总是不变的，而且是应该鼓励的。集体活动不是没有意义，相反，它的社会心理意义十分丰富。这次发生踩踏悲剧，很大程度是因为主办方对这种社会心理的估计不足。如果批评这群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游客“盲目扎堆跟风”、“无意义地凑热闹”，或者因噎废食停办此类活动，是非常遗憾的。
极端情况下勿泛谈“道德”
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有媒体人在记者|王 煜微博上称事件不仅暴露了国人“爱扎堆跟风”，还有“侵犯他人空间”的弊端。崔丽娟并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她提出，如果从物理空间而言，国人与他人之间的界限较之以前是显著清晰了，“现在你还会愿意常常跑到别人家里去串门吗？”而目前国人比较多的“侵犯他人空间”可能是长辈对年轻人求学路径、职业规划、婚恋生活的干涉，那是一种心理空间。把这种侵犯放到外滩踩踏事件上讨论，在她看来是一种偷换概念。并且，在拥挤踩踏事件中，每个个体是被显著剥夺了自己生存的空间，又何从谈起去侵犯别人的空间呢？
崔丽娟说，随意地把这起事件扣上“道德素质”的帽子，是不负责任的。“举个例子，当互相没有关联、没有利益冲突时，每个人都能与周围的人和平相处;而当成为单位里的同事，成为朝夕相处的家人，关系近了，就会有矛盾产生。”不能认为产生冲突矛盾就是不道德的，何况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极端情况下。
2008年11月，美国纽约的沃尔玛商场里，大量希望抢购便宜货的顾客在清晨涌入店内，造成一位年轻店员被撞倒并踩踏至死。当时也有美国媒体质疑，为什么在国民素质普遍高的美国也会发生这样的野蛮事件？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激烈辩论。最终在诉讼中，检察官引用了群体心理学研究：当人们被推挤在一起，越靠近彼此，越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无所惧怕，这导致人口密度高的场合往往容易发生灾难。崔丽娟也提出：“当周围安全，在人少的环境时，人可以保持理性和文明;但当人群汹涌危险靠近时，求生是做出判断的第一依据。太多人在一起时很难谈‘素质’。”
美国著名“人群安全管理”专家韦特墨（Paul Wertheimer）近日也对媒体表示：“这场悲剧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都有可能发生。”他认为，同纽约踩踏事件类似，发生在上海的踩踏事件也不能归罪于群体素质低。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每年的跨年演唱会，游客达到100万，而且常常邀请当红歌星来演出，歌迷们面对自己偶像，其疯狂可想而知;上海外滩之前也经历过巨大人流的多次考验，为什么没有出问题，因为有隔离带，有足够的警力，有恰当的引导。韦特墨和崔丽娟的一致观点是，出现踩踏事件，不应简单粗暴地责备民众的道德素质，而应理性地重点考察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被管理的方式是否得当。
在韦特墨看来，常有一种偏激的论点是：“只要人群守规矩就不会发生悲剧了”，但他强调，造成悲剧的主因是“错误的人群管理”。
韦特墨提出：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举凡宗教庆典、摇滚乐会、游行嘉年华等，“只要人群密度达到临界点，也就是一平方米内超过7人、灯光不足、视线昏暗、信息错误、且所有人处于站立状态、灾难就可能到来——而目前看来，上海的悲剧几乎吻合所有条件。
“应该反思的是政府管理部门。”崔丽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