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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发展中国的最大使命就是如何将城市和农村建成我们共同生活的美丽家园。
2016年春节期间的一系列“返乡笔记”和见闻引发了全社会对中国真实国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即使中国已经有了一批可与纽约、东京、伦敦和巴黎等世界一流城市相媲美的一流城市，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根本变化。
直视城乡差异
农民在田间辛苦劳作。
如何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上海、北京、深圳自然是当代中国，但贵州、江西、广西、山西农村同样是当代中国。在中国的中西部农村走走，你既可以看到自然的美景，也能真实感受到生活的贫困。可以说，贫困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中国未来发展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世界银行对贫困的概念给出一个描述性的解释： “贫困就是这样一种人们想逃避的生存状态，贫困就意味着饥饿，意味着没有栖身之地;贫困就是缺衣少药，没有机会上学也不知道怎样获得知识;贫困就是失业，害怕面对未来，生命时刻受到威胁;贫困就是因为缺少清洁的饮用水而导致儿童生病甚至死亡;贫困就是权利和自由的丧失。”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困又可以分成绝对和相对贫困。不同的国家政党和政府都必须面对贫困问题，并努力给以政策上和制度上的解决。但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又构成了对一个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大挑战。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贫困问题挑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贫困是这个国家共同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自己的努力，在脱贫和减贫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经大大减少。如果按照中国自己确定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仍然超过7000万，超过英国、法国整个国家人口，几乎达到了德国人口的总和。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每天1.25美元贫困线标准，中国还有近2亿贫困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中国仍是一个真正的发展中国家。按《2011-2020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目标要求，我国制定了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即“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国家统计局每年根据农村低收入居民生活消费价格指数，对此标准进行更新。至2014年，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为当年价每人每年2800元。截至2013年底，按照我国的扶贫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称，我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即使中国有上海等繁华的现代化都市，但仍然无法掩盖数千万贫困人口的事实存在。
按照国际权威统计，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人均GDP比较，我们仍然排在世界第80位以后。只有对这样的国情抱有基本认识，才能对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有真正的理解和准确的解读。2014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预测，2015年全世界贫困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有望降低到10%以下，指出经过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坚持不懈的减贫努力，世界更加接近2030年终结贫困的历史性目标。我国的贫困人口也降到了7.2%。这是我国对世界减贫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成效显著。中国走出了一条广受世界赞誉的“中国式扶贫”道路。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累计减贫逾7亿人。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不断迫近，“中国式扶贫”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场严峻的历史大考。从当前贫困形势看，“多、广、深”的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中国在30多年大规模扶贫开发实践中，让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以至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大部分来自中国。但今后的扶贫不得不去啃那些最硬的“骨头”。目前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也正是我国发展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的地区，也将是我国扶贫工程最艰巨的任务。贫困问题在像江西这样的革命老区远未像庐山、三清山那样令上海人向往。未来几年，我国要面对超过7000万的绝对贫困人口，每年要减贫的人口达到1170万，平均每个月要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繁重艰巨。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
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从2014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为了解决中国最后的绝对贫困问题，中国开始了从政府单独扶贫到社会共同扶贫的新阶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删除掉类似于“上海孔雀女”与“江西凤凰男”身上所贴的身份标签，也才能减少因为现实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由于婚姻与家境关系等现实议题而营造的，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戏剧性冲突。
户籍制约
2015年10月12日，航拍上海金融城地标，由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东方明珠等为代表的上海陆家嘴金融城。
今天，中国城乡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影响。新政权建立以前，虽然有上海这样的少数城市的发展和畸形繁荣，但中国整体呈现不发展的态势，形成了所谓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三大差别”。 如何提高未来城镇化建设的质量，除了不要将资源集中于上海、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以外，还需要合理配置大中小城市发展资源，实现国家在资金配置、财税政策、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向中小城市、城镇倾斜，提高中小城市、城镇人口就业能力和聚集能力，才能真正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中国要把城镇化这一“最大潜力”变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就必须全面深化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制度改革。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差别在某些方面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十七大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十八大更是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在2015年10月29日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2016年2月25日，中国北京，北京街头一乞丐睡在自动电梯旁，行李袋放在一边。
迎接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虽然获得了一系列新的权利，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到2014年中国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超过2.5亿。但以户籍属地为先决条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消失，局部的差距甚至制度化了。如社会保障，城市市民大多数可以享有，但流动人口中大多数人不享有。上海是我国外来人口集中导入地区之一，“新二元结构”引发的社会问题较为突出。2014年，上海的外来常住人口接近1000万。由于现实的制度和体制，巨量的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并没有享有到同等的社会福利。外来人口面临着如何融入城市的种种问题。
如何着力破解城乡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难题，还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挑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新二元结构”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在我国户籍制度基础上，城市流动人口因体制和自身因素的交织作用，导致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福利获取方面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分隔的社会现象。
特别是城市的新“二元结构”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这种“新二元结构”既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的蔓延，同时对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城市“新二元结构”给流动人口的身心及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阻碍了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影响了我国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即使是流动人口中通过高考实现流动的人群，特别是男性青年，如果要在上海这样的都市中融入，同样面临着一系列困难的挑战。
新二元结构是过去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空间内部的演绎，这种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将过去城乡之间的空间对立转化为城市空间范围内的人群对立，进一步激化了城市内部矛盾。从制度根源来看，城市新二元结构是由于不公平的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这种户籍制度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身份的差异。流动人口来到城市就业，却仍然保留着农村居民的身份，他们在城市通过暂住证或者居住证获得城市的暂时认可。这种新的身份标志仍然是具有歧视性的身份制度。而且，基于这种户籍差异，外来人口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权利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难以与城市居民一样得到同等待遇，他们往往在城中村等地聚集。尤其是他们还不能享受与户籍人口一样的福利待遇，在就医、子女就学等方面均处在弱势地位。
新二元结构形成意味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融入的失败。正常的社会融合是要确保流动人口有更多的参与生活和获得基本权利的机会，并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甚至通过与城市市民的婚姻实现各方面的融合。但事实上，流动人口进城并没有与城市居民形成相互认同，也没有出现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的一体化趋势，反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隔离。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空间，但是由于居住条件、生活状况、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言，流动人口往往处在城市底层，面临着诸多的生活困境。城市大量的社会资源与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开放不足，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排斥。
此外，流动人口的地缘人际网络难以建立，他们与本地居民互动很少，而且由于不同的生活境遇，他们之间更难形成邻里关系与互助关系，而且两个人群之间难以建立信任与支持关系。
中国城乡二元和新二元结构问题所形成的社会风险，完全有可能引发社会失序和社会混乱。不确定性和损失性是社会风险的根本特征。社会风险具有较强的累积性。社会风险主要是由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冲突所引发的危及社会稳定、导致社会失序的可能性。在上海的外来人口面临着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种种风险。
美国政治学家米格代尔曾指出：“农民没有完全进入主流社会制度，主要是由于他们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具体而言，外来人口市民化的风险主要有经济融入风险、社会保障体制融入风险、心理融入风险等。特别是城乡不同社会阶层和相同社会阶层在相互认同等方面存在的心理融入风险。
心理融入是外来人口市民化社会融入的精神层面，它既取决于他们对融入城市是否有强烈的意愿，又取决于城市对于他们除了做好经济、保障等物质接纳外，还要给予外来人口更多的宽容、接纳和信任。但这一层面的融入过程同样存在着风险。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就会受到各种社会排斥。
经济层面的社会排斥是指人们在获取劳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不公正对待，经济层面社会排斥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造成贫困。政治层面的社会排斥是指人们参与政治时权利的不足或被剥夺。文化层面的社会排斥体现在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来衡量其他人群，不同文化观念的群体排斥异于自己的群体。城乡二元与新二元结构问题，同样涉及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社会排斥现象。上海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籍挂钩的社会福利制度，限制了外来人口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路径。已经形成的超大型城市人口规模与有限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冲突使外来人口融入上海更加艰难。
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的转变。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 Hirschman）指出：在快速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当不同的阶层、部门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急剧扩大时，社会对这种不平等的忍耐性可能很大……但这种忍耐就像一张信用卡一样，它只能支付到某一天，社会希望实质的不平等会再度变小。如果这没有发生，就必然会出现麻烦，或许是灾难。
中国城乡二元与新二元结构的形成，使中国面临严峻结构问题的考验。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达仁道夫认为，社会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各利益集团各司其事，这样虽时常会有一些小冲突，但却限制了冲突的集中爆发。许多社会冲突表面上是经济因素所导致的，但它们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达仁道夫的社会冲突论给我们以认识、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以巨大启发。
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史上最高规格”扶贫会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意味着中国将用新理念引领开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纪元。统筹城乡发展将是改变我国的二元和新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一场深刻社会变革，将是指导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思路、大战略。
扶贫并非城市对农村的单向的援助和帮扶，而是基于城乡之间存在必然客观差异的互补共赢。2016年春节期间一系列的返乡笔记和见闻中展示的城乡发展差异和冲突，让我们认识到一个行进中的、真实中国的存在。
今天发展中国的最大使命就是如何将城市和农村建成我们共同生活的美丽家园。城市和农村发展之间的差距，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阶段性的表现。城乡之间有差异，但更应有互动与和谐。未来，无论我们生活在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或者是生活在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乡村，都是我们为实现自己梦想的自由选择。这样的社会值得我们努力和追求。
2016年春节期间的一系列“返乡笔记”和见闻引发了全社会对中国真实国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即使中国已经有了一批可与纽约、东京、伦敦和巴黎等世界一流城市相媲美的一流城市，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根本变化。
直视城乡差异
如何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上海、北京、深圳自然是当代中国，但贵州、江西、广西、山西农村同样是当代中国。在中国的中西部农村走走，你既可以看到自然的美景，也能真实感受到生活的贫困。可以说，贫困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中国未来发展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世界银行对贫困的概念给出一个描述性的解释： “贫困就是这样一种人们想逃避的生存状态，贫困就意味着饥饿，意味着没有栖身之地;贫困就是缺衣少药，没有机会上学也不知道怎样获得知识;贫困就是失业，害怕面对未来，生命时刻受到威胁;贫困就是因为缺少清洁的饮用水而导致儿童生病甚至死亡;贫困就是权利和自由的丧失。”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困又可以分成绝对和相对贫困。不同的国家政党和政府都必须面对贫困问题，并努力给以政策上和制度上的解决。但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又构成了对一个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大挑战。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贫困问题挑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贫困是这个国家共同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自己的努力，在脱贫和减贫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经大大减少。如果按照中国自己确定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仍然超过7000万，超过英国、法国整个国家人口，几乎达到了德国人口的总和。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每天1.25美元贫困线标准，中国还有近2亿贫困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中国仍是一个真正的发展中国家。按《2011-2020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目标要求，我国制定了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即“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国家统计局每年根据农村低收入居民生活消费价格指数，对此标准进行更新。至2014年，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为当年价每人每年2800元。截至2013年底，按照我国的扶贫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称，我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即使中国有上海等繁华的现代化都市，但仍然无法掩盖数千万贫困人口的事实存在。
按照国际权威统计，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人均GDP比较，我们仍然排在世界第80位以后。只有对这样的国情抱有基本认识，才能对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有真正的理解和准确的解读。2014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预测，2015年全世界贫困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有望降低到10%以下，指出经过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坚持不懈的减贫努力，世界更加接近2030年终结贫困的历史性目标。我国的贫困人口也降到了7.2%。这是我国对世界减贫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成效显著。中国走出了一条广受世界赞誉的“中国式扶贫”道路。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累计减贫逾7亿人。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不断迫近，“中国式扶贫”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场严峻的历史大考。从当前贫困形势看，“多、广、深”的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中国在30多年大规模扶贫开发实践中，让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以至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大部分来自中国。但今后的扶贫不得不去啃那些最硬的“骨头”。目前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也正是我国发展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的地区，也将是我国扶贫工程最艰巨的任务。贫困问题在像江西这样的革命老区远未像庐山、三清山那样令上海人向往。未来几年，我国要面对超过7000万的绝对贫困人口，每年要减贫的人口达到1170万，平均每个月要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繁重艰巨。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
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从2014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为了解决中国最后的绝对贫困问题，中国开始了从政府单独扶贫到社会共同扶贫的新阶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删除掉类似于“上海孔雀女”与“江西凤凰男”身上所贴的身份标签，也才能减少因为现实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由于婚姻与家境关系等现实议题而营造的，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戏剧性冲突。
户籍制约
今天，中国城乡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影响。新政权建立以前，虽然有上海这样的少数城市的发展和畸形繁荣，但中国整体呈现不发展的态势，形成了所谓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三大差别”。 如何提高未来城镇化建设的质量，除了不要将资源集中于上海、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以外，还需要合理配置大中小城市发展资源，实现国家在资金配置、财税政策、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向中小城市、城镇倾斜，提高中小城市、城镇人口就业能力和聚集能力，才能真正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中国要把城镇化这一“最大潜力”变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就必须全面深化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制度改革。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差别在某些方面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十七大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十八大更是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在2015年10月29日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迎接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虽然获得了一系列新的权利，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到2014年中国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超过2.5亿。但以户籍属地为先决条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消失，局部的差距甚至制度化了。如社会保障，城市市民大多数可以享有，但流动人口中大多数人不享有。上海是我国外来人口集中导入地区之一，“新二元结构”引发的社会问题较为突出。2014年，上海的外来常住人口接近1000万。由于现实的制度和体制，巨量的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并没有享有到同等的社会福利。外来人口面临着如何融入城市的种种问题。
如何着力破解城乡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难题，还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挑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新二元结构”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在我国户籍制度基础上，城市流动人口因体制和自身因素的交织作用，导致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福利获取方面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分隔的社会现象。
特别是城市的新“二元结构”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这种“新二元结构”既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的蔓延，同时对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城市“新二元结构”给流动人口的身心及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阻碍了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影响了我国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即使是流动人口中通过高考实现流动的人群，特别是男性青年，如果要在上海这样的都市中融入，同样面临着一系列困难的挑战。
新二元结构是过去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空间内部的演绎，这种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将过去城乡之间的空间对立转化为城市空间范围内的人群对立，进一步激化了城市内部矛盾。从制度根源来看，城市新二元结构是由于不公平的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这种户籍制度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身份的差异。流动人口来到城市就业，却仍然保留着农村居民的身份，他们在城市通过暂住证或者居住证获得城市的暂时认可。这种新的身份标志仍然是具有歧视性的身份制度。而且，基于这种户籍差异，外来人口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权利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难以与城市居民一样得到同等待遇，他们往往在城中村等地聚集。尤其是他们还不能享受与户籍人口一样的福利待遇，在就医、子女就学等方面均处在弱势地位。
新二元结构形成意味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融入的失败。正常的社会融合是要确保流动人口有更多的参与生活和获得基本权利的机会，并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甚至通过与城市市民的婚姻实现各方面的融合。但事实上，流动人口进城并没有与城市居民形成相互认同，也没有出现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的一体化趋势，反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隔离。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空间，但是由于居住条件、生活状况、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言，流动人口往往处在城市底层，面临着诸多的生活困境。城市大量的社会资源与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开放不足，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排斥。
此外，流动人口的地缘人际网络难以建立，他们与本地居民互动很少，而且由于不同的生活境遇，他们之间更难形成邻里关系与互助关系，而且两个人群之间难以建立信任与支持关系。
中国城乡二元和新二元结构问题所形成的社会风险，完全有可能引发社会失序和社会混乱。不确定性和损失性是社会风险的根本特征。社会风险具有较强的累积性。社会风险主要是由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冲突所引发的危及社会稳定、导致社会失序的可能性。在上海的外来人口面临着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种种风险。
美国政治学家米格代尔曾指出：“农民没有完全进入主流社会制度，主要是由于他们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具体而言，外来人口市民化的风险主要有经济融入风险、社会保障体制融入风险、心理融入风险等。特别是城乡不同社会阶层和相同社会阶层在相互认同等方面存在的心理融入风险。
心理融入是外来人口市民化社会融入的精神层面，它既取决于他们对融入城市是否有强烈的意愿，又取决于城市对于他们除了做好经济、保障等物质接纳外，还要给予外来人口更多的宽容、接纳和信任。但这一层面的融入过程同样存在着风险。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就会受到各种社会排斥。
经济层面的社会排斥是指人们在获取劳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不公正对待，经济层面社会排斥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造成贫困。政治层面的社会排斥是指人们参与政治时权利的不足或被剥夺。文化层面的社会排斥体现在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来衡量其他人群，不同文化观念的群体排斥异于自己的群体。城乡二元与新二元结构问题，同样涉及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社会排斥现象。上海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籍挂钩的社会福利制度，限制了外来人口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路径。已经形成的超大型城市人口规模与有限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冲突使外来人口融入上海更加艰难。
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的转变。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 Hirschman）指出：在快速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当不同的阶层、部门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急剧扩大时，社会对这种不平等的忍耐性可能很大……但这种忍耐就像一张信用卡一样，它只能支付到某一天，社会希望实质的不平等会再度变小。如果这没有发生，就必然会出现麻烦，或许是灾难。
中国城乡二元与新二元结构的形成，使中国面临严峻结构问题的考验。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达仁道夫认为，社会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各利益集团各司其事，这样虽时常会有一些小冲突，但却限制了冲突的集中爆发。许多社会冲突表面上是经济因素所导致的，但它们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达仁道夫的社会冲突论给我们以认识、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以巨大启发。
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史上最高规格”扶贫会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意味着中国将用新理念引领开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纪元。统筹城乡发展将是改变我国的二元和新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一场深刻社会变革，将是指导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思路、大战略。
扶贫并非城市对农村的单向的援助和帮扶，而是基于城乡之间存在必然客观差异的互补共赢。2016年春节期间一系列的返乡笔记和见闻中展示的城乡发展差异和冲突，让我们认识到一个行进中的、真实中国的存在。
今天发展中国的最大使命就是如何将城市和农村建成我们共同生活的美丽家园。城市和农村发展之间的差距，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阶段性的表现。城乡之间有差异，但更应有互动与和谐。未来，无论我们生活在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或者是生活在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乡村，都是我们为实现自己梦想的自由选择。这样的社会值得我们努力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