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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于1949年11月11日，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发展成由航空兵、地空导弹兵、高射炮兵、空降兵、雷达兵、通信兵等多兵种合成的战略军种。许多人认为人民空军起航于东北老航校，实际上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共产党筹建这支空天雄鹰的起点，还可以向前追溯二十余年。无论是广东国民政府航空学校，还是苏军航校，都留下了共产党人的身影。而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队伍则诞生在新疆，被陈云同志称为——
1949年开国大典上，空军飞行梯队第六分队长方槐驾驶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时，看到脚下是一片欢腾的海洋，人们为新中国拥有自己的空军队伍而欢欣鼓舞。而作为人民空军成长的亲历者，方槐此刻除了自豪之情，更多的思绪飞绕在新疆那段艰苦的青春岁月。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东有座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透过1000余张珍贵的图文资料，透过数十年的历史尘雾，人们发现，新中国航空事业的火种就是在这里点燃继而绚烂燃烧。
薪火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刚刚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又在河西走廊经历一场更加惨烈的战争岁月。
1937年4月，经历了饥饿、严寒、焦渴与恶战之后，西路军左支队终于抵达新疆的东大门星星峡。当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和滕代远前去接应时，四百多名将士的眼眶中，再也难抑激动的泪水。那是九死一生的庆幸，那是战友相见的真挚，那是游子见到母亲的温暖。
这支特别的队伍进入迪化（乌鲁木齐），对外统称为“新兵营”。此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新兵营”的将士们得以进入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开办的军官学校学习汽车驾驶与修理、装甲车与坦克技术以及火炮技术等。
偶然的一个消息往往会启发更多意想不到的偶然。当陈云得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有飞行班和机械班即将毕业的消息，他的眼睛亮了。何不利用这个机会，为我党培养航空人才呢？这样的远见卓识得到中央赞赏，毛泽东说：“陈云同志为我党办了件大好事啊！”随后，从迪化的“新兵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选送的43名年轻干部，进入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
“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党的荣誉。”陈云同志的这段话刻在纪念馆的墙上。在七十多年前，这番话更是刻在每名红军航空队员的心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借风扬帆”直接领导的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学员队伍。“新兵营”的吕黎平被任命为飞行班班长，来自延安的严振刚被任命为机械班班长。43名学员全部是久经战火考验的红军骨干。其中，来自原红一方面军16人，来自原红二方面军2人，来自原红四方面军24人，来自原红二十五军1人。他们是革命的薪火，也是红色空军即将开始升腾的火苗，跳动着无限的希望。
飞天
航空飞行队纪念馆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东端，是在当年红军航空学员飞行训练的机场旧址上修建的。迈入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洞穿的山梁后面，一位身穿飞行服的红军学员托举飞机的造型，他探向远方的目光深邃，身躯保持着迈步的姿态，似乎随时准备飞向天际。
1938年3月3日上午，新疆航空队在操场上举行了开学典礼。航空基础理论学习成为摆在红军学员面前的一道难关。因为文化基础差，开始他们听不懂、跟不上、答不出。但这些经历过战火的红军战士，把课堂当作另一个战场，以冲锋的无畏和坚定刻苦攻克知识的堡垒。他们组织学习小组，晚自习互帮互助。航校作息制度很严，宿舍晚九点必须熄灯。学员们经常学到零点，从教室被撵出去，他们就从窗户爬进教室，教室的门窗被锁死了，他们就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他们用萝卜切成立方体来领悟体积这种类似的“土办法”解决了飞行中的不少难题，最终在考核航空理论时，全部获得4分以上，顺利过关。
专业学习阶段，学员们分成两个班，飞行班学习飞机操纵、领航、仪表、气象等，机械班学习飞机发动机的分解和维护。一个月后，飞行班的学员们开始初教机的学习。为了攻克操作关，学员们把每天往返机场乘坐的汽车想象成飞机，随着汽车发动、加油、减速，学员们就右手握着木棍当驾驶杆，反复练习压杆蹬舵的协调动作，直到将一套套操作程序练得熟能生巧。
1938年4月4日那天，飞行班的学员在教官带领下第一次飞上蓝天。当翱翔的快感像风一样袭绕在身上时，责任感也在他们身上加压。大家刻苦训练，你追我赶，经过80个起落，空中飞行时间达到7个小时的时候，方子翼被教官批准放单飞，他也成为了航空队红军学员中第一个独自上天的人。这位四过雪山草地的红军骨干，建国后成为人民空军第一师首任师长，并指挥第一支参加抗美援朝的空军部队立下赫赫战功。
英豪
1938年10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在一封电报上写道：“飞行员训练班的25人中已有24人能够独立飞行了”。一年后，机械班的18位学员按时毕业。给毕业学员授衔时，按照考试成绩排列先后顺序，红军学员们以自己的努力和优异的成绩自豪地排在靠前位置。
飞行是体力和脑力相结合的高技能工作，需要沉着与机敏，更要在无所畏惧的同时具备缜密细致的素质。1941年初，经过初教机的训练之后，吕黎平、方子翼、方愧、袁彬等9名飞行班红军学员被选为首批改装学员。经过认真学习，他们在教官的带教下顺利放了单飞。在特技飞行、单双机对抗空战、打地靶和低空轰炸等重要战斗课目训练上，战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方华在轰炸射击训练中，他的子彈炮弹几乎全部命中靶心，展示出惊人的战斗技能。
飞行学员们完成了教学大纲规定的所有课目，毕业后可以担任飞行公署航空队的飞行官，月工资100多元，并且可以结婚。但是飞行军官的飞行时间要比学员少一半。为了掌握更高的战斗技能，飞行班班长吕黎平带领大家做出了选择：“为了党的航空事业，我们要技术，不要官衔。”红军学员们全体要求推迟毕业。 班长吕黎平在长征时期曾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科副科长。大家都知道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正是吕黎平在机要科看到了张国焘的电报，报告给了当时的参谋长叶剑英。
在纪念馆里有一张吕黎平的毕业照，军装笔挺、英俊洒脱。那时的飞行员都是天之骄子，自然有迪化女中的学生托亲戚朋友牵线搭桥的，但都被婉拒了。红军飞行学员有钱不要、有官不当，甚至有爱情不要的事很快流传到社会上，许多人百思不解。他们真的是别人眼里不通情理的“木头人”吗？ 当然不。他们这些“木头人”胸中都有一颗赤子之心，装着满满的报国壮志，和祖国空军事业的大情怀。
1942年4月，吕黎平等我军第一代飞行员已飞行300小时1000个起落，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四种型号飞机的飞行课目训练，成为红色中国第一代技术精湛的飞行师。
磨难
成为天之骄子，挥舞自由的双翅在天空尽情翱翔的梦即将实现。然而，风云突变。1942年春，盛世才公开反共亲蒋，新疆的政治风暴狂势袭来。
那年7月10日中午，高家户机场阵阵轰鸣，航空队员们正在这里飞行，却被通知：“盛督办决定你们离开航空队。飞行装具、飞行服、飞行帽留下，被子、衣服、书籍、笔记本带走。”就这样航空队员被驱逐出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
从八路军新疆办事处的南梁招待所，到督办公署后院的教导连营房，航空队员们被软禁起来始终无法了解党组织的情况。实际上，盛世才早已将100多名中共人员全部关押。他们有的是国共合作应邀去工作的，有的是到苏联治病回国经停的，有的是伤残去养病的。
1944年11月，航空队员被关押至第二监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两年多，终于在监狱里“重逢”，那是一种百味杂陈的喜悦。狱中党组织号召大家“百子一条心”，并开展绝食斗争。国民党特派新疆审判团和狱卒惨无人道，中共人员备受折磨。吕黎平、周绍光等同志多次遭受毒打，方子翼双臂被扭打受重伤，张毅被打得昏死过去。尽管耍尽伎俩、施尽暴行，负责审讯的监狱当局面对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人，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提共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诚，结果均仍执迷不悟。”
归途
重庆谈判后，国共两党又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在回忆录中记述，在他赴迪化就职前，周恩来邓颖超专程赴重庆上清寺桂园张寓当面嘱托：我党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去后务请按《双十协定》予以释放，并设法送回延安。
在这些被逮捕的人中，有一位身份有些特殊，她就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瞿秋白是张治中的老师，张又与杨之华有同学之谊。在新疆她作为狱中派出的代表之一，与张治中进行会谈，从怀疑到信任，这一次大家终于盼到了要回家的日子。
6月10日，131人由迪化分坐8辆大汽车出发。这是怎样的一段行程！从迪化到延安是3000多公里的危途，要穿越火焰山，途经戈壁沙漠，翻越六盘山，还要冲破胡宗南设置的道道险关；这又是怎样的一支队伍！131人有伤残的军人、有妇女儿童，其他的男人们也因为4年的牢狱而身单体薄病弱不堪。航空队的队员们因为年纪较轻，身体素质相对较好，而被分配到各个车辆中担任护理员。
车队面临的第一道坎就是火焰山。焦红色的山脉横在眼前，连空气似乎都要燃烧起来。车队在酷热中艰难前行，刚出山谷就发现有6个车胎被热化了。孱弱的孩子们被地狱之火炙烤得小脸通红，最终还是有个孩子被死神掠走了。
六盘山山连山，比山更凶险的是没有预兆的山洪。护送车队的国民党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让车队排成汽车桥，在车长的组织下大家扶老携幼踏着汽车往岸上跑，最终山洪冲走了一辆汽车和一名同志，幸好那名同志水性好，最终赶上了队伍。
一路征途，经过9天的行军，车队到达兰州。如果说艰险，前一程面对的是自然环境的奇险，而接下来大家要面对的却是胡宗南部队的阴险与阻挠了。进入陕西，胡宗南电令车队夜宿咸阳，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而此时航空队的飞行员谢奇光病重，一直高烧不退，大家都知道空军人员是共产党的财富，必须连夜行车抢救病人。凌晨，车队强行闯过咸阳大桥，也跨过了一次可能面临的死亡。
生的希望正在不断加大，但车队却被滞留在西安，这一困又是9天。在各方的努力争取下，车队终于在11日到达陕甘宁边区。而在刘亚哲一行返回到西安时，国民党向解放区总攻击的命令已下达，这意味着如果车队再在西安滞留5天，那么他们的命运将被改写。
一个月的旅程，历尽艰险。终于回到延安的战友们，受到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到大家住地慰问，连声说：“同志们受苦了，你们的归来，就是胜利！”这些在敌人牢狱里流血不流泪的钢铁战士，回到党的怀抱，却像孩子一样止不住热泪滂沱。当晚，朱德在中央党校设宴，虽无美味佳肴，但肉是大块的，酒是大碗的。航空队员夏伯勋说：“这顿饭就像娘老子对儿子一样实诚。”
酵母
在纪念馆看到有3张照片是在同一天拍摄的，日期是1946年7月20日，照片分别写着“中共由新释放回延全体同志摄影”、“狱中的家庭”（由新释放回延全体女同志和孩子合影）、“中共在新学习航空同志由新释放回延摄影”。回到延安的航空队人员共有31人，飞行员15人，机械师16人。
一个月后他们被召集到八路军总部开会。朱总司令说：“中央对你們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们及早恢复技术，参加作战。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新疆回来的航空人员编成一个航空队，暂定名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方子翼为队长，严振刚为政治指导员，分为三个分队，由方华、陈熙、吕黎平为分队长。
飞行员没有飞机，就像战士缺了钢枪。这时的东北战场上，有投降日军修筑的永久性、非永久性机场160多个。还搜集到各种日式飞机120余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等物资。那里才是航空队人员恢复技术、展示才能的真正舞台。
秋季，延河边上的宝塔也闪烁着金色的光。航空队员们再一次踏上征程，经过数月的长途辗转，1947年3月，新疆航空队的飞行员大部分被充实到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3年多的时间里，为我军培育出了560名航空人才。
在我军首批组建的6所航空学校中，4所校长为空军新疆航空队成员，他们是第三航校陈熙、第四航校吕黎平、第五航校方子翼、第六航校安志敏。
在中国空军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四混成旅中，共4个团，其中3个团的团长都是航空队成员，他们分别是夏伯勋、方子翼、刘忠惠。
第一支参加抗美援朝的空军部队空四师，共击落击伤美机88架，师长是新疆航空队队员方子翼、副师长是夏伯勋。新疆航空队出身的吕黎平出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作战指挥员，副师长袁彬率空二师在战斗中也屡建奇功。
在1955年至1964年首批授衔的将军中，来自新疆航空队就有8人。他们像酵母一样感染着身边的人，在和平年代致力于空军人才的培养，为中国航空事业奉献了一生。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1949年开国大典上，空军飞行梯队第六分队长方槐驾驶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时，看到脚下是一片欢腾的海洋，人们为新中国拥有自己的空军队伍而欢欣鼓舞。而作为人民空军成长的亲历者，方槐此刻除了自豪之情，更多的思绪飞绕在新疆那段艰苦的青春岁月。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东有座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透过1000余张珍贵的图文资料，透过数十年的历史尘雾，人们发现，新中国航空事业的火种就是在这里点燃继而绚烂燃烧。
薪火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刚刚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又在河西走廊经历一场更加惨烈的战争岁月。
1937年4月，经历了饥饿、严寒、焦渴与恶战之后，西路军左支队终于抵达新疆的东大门星星峡。当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和滕代远前去接应时，四百多名将士的眼眶中，再也难抑激动的泪水。那是九死一生的庆幸，那是战友相见的真挚，那是游子见到母亲的温暖。
这支特别的队伍进入迪化（乌鲁木齐），对外统称为“新兵营”。此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新兵营”的将士们得以进入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开办的军官学校学习汽车驾驶与修理、装甲车与坦克技术以及火炮技术等。
偶然的一个消息往往会启发更多意想不到的偶然。当陈云得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有飞行班和机械班即将毕业的消息，他的眼睛亮了。何不利用这个机会，为我党培养航空人才呢？这样的远见卓识得到中央赞赏，毛泽东说：“陈云同志为我党办了件大好事啊！”随后，从迪化的“新兵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选送的43名年轻干部，进入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
“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党的荣誉。”陈云同志的这段话刻在纪念馆的墙上。在七十多年前，这番话更是刻在每名红军航空队员的心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借风扬帆”直接领导的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学员队伍。“新兵营”的吕黎平被任命为飞行班班长，来自延安的严振刚被任命为机械班班长。43名学员全部是久经战火考验的红军骨干。其中，来自原红一方面军16人，来自原红二方面军2人，来自原红四方面军24人，来自原红二十五军1人。他们是革命的薪火，也是红色空军即将开始升腾的火苗，跳动着无限的希望。
飞天
航空飞行队纪念馆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东端，是在当年红军航空学员飞行训练的机场旧址上修建的。迈入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洞穿的山梁后面，一位身穿飞行服的红军学员托举飞机的造型，他探向远方的目光深邃，身躯保持着迈步的姿态，似乎随时准备飞向天际。
1938年3月3日上午，新疆航空队在操场上举行了开学典礼。航空基础理论学习成为摆在红军学员面前的一道难关。因为文化基础差，开始他们听不懂、跟不上、答不出。但这些经历过战火的红军战士，把课堂当作另一个战场，以冲锋的无畏和坚定刻苦攻克知识的堡垒。他们组织学习小组，晚自习互帮互助。航校作息制度很严，宿舍晚九点必须熄灯。学员们经常学到零点，从教室被撵出去，他们就从窗户爬进教室，教室的门窗被锁死了，他们就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他们用萝卜切成立方体来领悟体积这种类似的“土办法”解决了飞行中的不少难题，最终在考核航空理论时，全部获得4分以上，顺利过关。
专业学习阶段，学员们分成两个班，飞行班学习飞机操纵、领航、仪表、气象等，机械班学习飞机发动机的分解和维护。一个月后，飞行班的学员们开始初教机的学习。为了攻克操作关，学员们把每天往返机场乘坐的汽车想象成飞机，随着汽车发动、加油、减速，学员们就右手握着木棍当驾驶杆，反复练习压杆蹬舵的协调动作，直到将一套套操作程序练得熟能生巧。
1938年4月4日那天，飞行班的学员在教官带领下第一次飞上蓝天。当翱翔的快感像风一样袭绕在身上时，责任感也在他们身上加压。大家刻苦训练，你追我赶，经过80个起落，空中飞行时间达到7个小时的时候，方子翼被教官批准放单飞，他也成为了航空队红军学员中第一个独自上天的人。这位四过雪山草地的红军骨干，建国后成为人民空军第一师首任师长，并指挥第一支参加抗美援朝的空军部队立下赫赫战功。
英豪
1938年10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在一封电报上写道：“飞行员训练班的25人中已有24人能够独立飞行了”。一年后，机械班的18位学员按时毕业。给毕业学员授衔时，按照考试成绩排列先后顺序，红军学员们以自己的努力和优异的成绩自豪地排在靠前位置。
飞行是体力和脑力相结合的高技能工作，需要沉着与机敏，更要在无所畏惧的同时具备缜密细致的素质。1941年初，经过初教机的训练之后，吕黎平、方子翼、方愧、袁彬等9名飞行班红军学员被选为首批改装学员。经过认真学习，他们在教官的带教下顺利放了单飞。在特技飞行、单双机对抗空战、打地靶和低空轰炸等重要战斗课目训练上，战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方华在轰炸射击训练中，他的子彈炮弹几乎全部命中靶心，展示出惊人的战斗技能。
飞行学员们完成了教学大纲规定的所有课目，毕业后可以担任飞行公署航空队的飞行官，月工资100多元，并且可以结婚。但是飞行军官的飞行时间要比学员少一半。为了掌握更高的战斗技能，飞行班班长吕黎平带领大家做出了选择：“为了党的航空事业，我们要技术，不要官衔。”红军学员们全体要求推迟毕业。 班长吕黎平在长征时期曾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科副科长。大家都知道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正是吕黎平在机要科看到了张国焘的电报，报告给了当时的参谋长叶剑英。
在纪念馆里有一张吕黎平的毕业照，军装笔挺、英俊洒脱。那时的飞行员都是天之骄子，自然有迪化女中的学生托亲戚朋友牵线搭桥的，但都被婉拒了。红军飞行学员有钱不要、有官不当，甚至有爱情不要的事很快流传到社会上，许多人百思不解。他们真的是别人眼里不通情理的“木头人”吗？ 当然不。他们这些“木头人”胸中都有一颗赤子之心，装着满满的报国壮志，和祖国空军事业的大情怀。
1942年4月，吕黎平等我军第一代飞行员已飞行300小时1000个起落，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四种型号飞机的飞行课目训练，成为红色中国第一代技术精湛的飞行师。
磨难
成为天之骄子，挥舞自由的双翅在天空尽情翱翔的梦即将实现。然而，风云突变。1942年春，盛世才公开反共亲蒋，新疆的政治风暴狂势袭来。
那年7月10日中午，高家户机场阵阵轰鸣，航空队员们正在这里飞行，却被通知：“盛督办决定你们离开航空队。飞行装具、飞行服、飞行帽留下，被子、衣服、书籍、笔记本带走。”就这样航空队员被驱逐出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
从八路军新疆办事处的南梁招待所，到督办公署后院的教导连营房，航空队员们被软禁起来始终无法了解党组织的情况。实际上，盛世才早已将100多名中共人员全部关押。他们有的是国共合作应邀去工作的，有的是到苏联治病回国经停的，有的是伤残去养病的。
1944年11月，航空队员被关押至第二监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两年多，终于在监狱里“重逢”，那是一种百味杂陈的喜悦。狱中党组织号召大家“百子一条心”，并开展绝食斗争。国民党特派新疆审判团和狱卒惨无人道，中共人员备受折磨。吕黎平、周绍光等同志多次遭受毒打，方子翼双臂被扭打受重伤，张毅被打得昏死过去。尽管耍尽伎俩、施尽暴行，负责审讯的监狱当局面对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人，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提共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诚，结果均仍执迷不悟。”
归途
重庆谈判后，国共两党又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在回忆录中记述，在他赴迪化就职前，周恩来邓颖超专程赴重庆上清寺桂园张寓当面嘱托：我党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去后务请按《双十协定》予以释放，并设法送回延安。
在这些被逮捕的人中，有一位身份有些特殊，她就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瞿秋白是张治中的老师，张又与杨之华有同学之谊。在新疆她作为狱中派出的代表之一，与张治中进行会谈，从怀疑到信任，这一次大家终于盼到了要回家的日子。
6月10日，131人由迪化分坐8辆大汽车出发。这是怎样的一段行程！从迪化到延安是3000多公里的危途，要穿越火焰山，途经戈壁沙漠，翻越六盘山，还要冲破胡宗南设置的道道险关；这又是怎样的一支队伍！131人有伤残的军人、有妇女儿童，其他的男人们也因为4年的牢狱而身单体薄病弱不堪。航空队的队员们因为年纪较轻，身体素质相对较好，而被分配到各个车辆中担任护理员。
车队面临的第一道坎就是火焰山。焦红色的山脉横在眼前，连空气似乎都要燃烧起来。车队在酷热中艰难前行，刚出山谷就发现有6个车胎被热化了。孱弱的孩子们被地狱之火炙烤得小脸通红，最终还是有个孩子被死神掠走了。
六盘山山连山，比山更凶险的是没有预兆的山洪。护送车队的国民党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让车队排成汽车桥，在车长的组织下大家扶老携幼踏着汽车往岸上跑，最终山洪冲走了一辆汽车和一名同志，幸好那名同志水性好，最终赶上了队伍。
一路征途，经过9天的行军，车队到达兰州。如果说艰险，前一程面对的是自然环境的奇险，而接下来大家要面对的却是胡宗南部队的阴险与阻挠了。进入陕西，胡宗南电令车队夜宿咸阳，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而此时航空队的飞行员谢奇光病重，一直高烧不退，大家都知道空军人员是共产党的财富，必须连夜行车抢救病人。凌晨，车队强行闯过咸阳大桥，也跨过了一次可能面临的死亡。
生的希望正在不断加大，但车队却被滞留在西安，这一困又是9天。在各方的努力争取下，车队终于在11日到达陕甘宁边区。而在刘亚哲一行返回到西安时，国民党向解放区总攻击的命令已下达，这意味着如果车队再在西安滞留5天，那么他们的命运将被改写。
一个月的旅程，历尽艰险。终于回到延安的战友们，受到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到大家住地慰问，连声说：“同志们受苦了，你们的归来，就是胜利！”这些在敌人牢狱里流血不流泪的钢铁战士，回到党的怀抱，却像孩子一样止不住热泪滂沱。当晚，朱德在中央党校设宴，虽无美味佳肴，但肉是大块的，酒是大碗的。航空队员夏伯勋说：“这顿饭就像娘老子对儿子一样实诚。”
酵母
在纪念馆看到有3张照片是在同一天拍摄的，日期是1946年7月20日，照片分别写着“中共由新释放回延全体同志摄影”、“狱中的家庭”（由新释放回延全体女同志和孩子合影）、“中共在新学习航空同志由新释放回延摄影”。回到延安的航空队人员共有31人，飞行员15人，机械师16人。
一个月后他们被召集到八路军总部开会。朱总司令说：“中央对你們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们及早恢复技术，参加作战。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新疆回来的航空人员编成一个航空队，暂定名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方子翼为队长，严振刚为政治指导员，分为三个分队，由方华、陈熙、吕黎平为分队长。
飞行员没有飞机，就像战士缺了钢枪。这时的东北战场上，有投降日军修筑的永久性、非永久性机场160多个。还搜集到各种日式飞机120余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等物资。那里才是航空队人员恢复技术、展示才能的真正舞台。
秋季，延河边上的宝塔也闪烁着金色的光。航空队员们再一次踏上征程，经过数月的长途辗转，1947年3月，新疆航空队的飞行员大部分被充实到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3年多的时间里，为我军培育出了560名航空人才。
在我军首批组建的6所航空学校中，4所校长为空军新疆航空队成员，他们是第三航校陈熙、第四航校吕黎平、第五航校方子翼、第六航校安志敏。
在中国空军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四混成旅中，共4个团，其中3个团的团长都是航空队成员，他们分别是夏伯勋、方子翼、刘忠惠。
第一支参加抗美援朝的空军部队空四师，共击落击伤美机88架，师长是新疆航空队队员方子翼、副师长是夏伯勋。新疆航空队出身的吕黎平出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作战指挥员，副师长袁彬率空二师在战斗中也屡建奇功。
在1955年至1964年首批授衔的将军中，来自新疆航空队就有8人。他们像酵母一样感染着身边的人，在和平年代致力于空军人才的培养，为中国航空事业奉献了一生。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