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成为劝捐员
地铁里的信号不好，于津从对方近似于哭腔的话中，明白了事情原委。
女人叫钟富英，河北承德人，有个7岁大的儿子佳辉。佳辉被确诊患有淋巴腺细胞白血病，钟富英和丈夫张志文辗转各地，花光了积蓄，还是治不好儿子的病，他们甚至已经在老家给儿子准备好了一口棺材。
朋友劝夫妻俩把儿子的遗体捐出去，理由是：“一个孩子起码能救好几个孩子。”这对朴实的农村夫妇琢磨了好久，觉得这是善事。
他们曾经问儿子：“你愿意把身体捐给得病的小朋友吗，这样他们就不会像你这样疼了。”佳辉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问：“我会疼吗，真不疼吗？”
由于佳辉太小，发育程度不够，不能捐遗体。后来，钟富英得知捐眼角膜对年龄几乎没有限制，2岁以上就行。
钟富英费了好大的劲，找到了于津的电话，于津是北京同仁医院眼库劝捐员。 “对不起，您孩子的眼角膜不能捐。我们有规定，白血病人不适合做捐献，也不能用在别人身上。” 虽然不忍心，于津还是给了钟富英一个残酷的答案。
“真的不行吗，真的不行吗?”电话那头的哭声大了起来。
哭声夹杂着方言口音，于津已经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她下了地铁，站在站台上看着地铁呼啸而去，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给你寄一个荣誉证书吧，谢谢你们这种精神。”于津想安慰钟富英。
最终，那张写着“张佳辉”名字的荣誉证书没有寄出。于津给钟富英打电话，但是打不通了。“或许他们太伤心了，不愿意提起捐献的事了。”于津只能这样想。
2007年6月份，于津从辽宁本溪来到北京，成了同仁医院的一名辅医。辅医，主要就是协助正式的护士做分诊，或者帮医生接收病历、喊病人。这不是她喜欢的职业，她原本不想做护士。
第一次发工资，发了半个月的——500块钱。于津每天中午到医院后面的胡同里吃5毛钱两个的大馒头和两块五一份的凉菜，或者干脆吃泡面。刚到北京的一个月，她每天吃两顿饭，一天的饭钱控制在5块钱以内，不吃早饭。
2002年于津高中毕业后，父亲希望她去考幼师，将来做个老师。母亲不同意：“她去做幼师，小孩不都吓哭了?”在母亲看来，于津的脾气不好，容易急。那一年，正赶上SARS病菌肆虐，电视里不时播出医护人员的故事。家里建议于津去学护士专业，就这样，于津考上了本溪护校。
2007年，于津有机会到同仁医院工作，她决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虽然家里人已经为于津在当地找好了工作单位，在本溪卫校担任政教处主任的小姨也告诫她：“你那个工作挣不了多少钱，遭罪。”但是，20岁的于津还是成了一个“北漂”。
6个月之后，于津又来到了医院的眼库。眼库主任潘志强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想不想做劝捐员。于津一头雾水：“什么是劝捐员？”
劝捐员，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职业。2003年5月，深圳市眼科医院护士陈淑莹成为中国首位职业劝捐员，其主要工作就是劝患者死后捐献眼角膜。
“你考虑一下吧。”潘志强解释完工作性质后，补充了一句，“做这个工作肯定会挨骂，可能会挨打。”
于津考虑了一个月，她上网查了很多相关资料，看了对陈淑莹的采访视频。光明使者，爱心大使，角膜劝捐第一人……陈淑莹有很多光环，但让于津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是个“不受欢迎”的女护士。于津决定把陈淑莹当作榜样，做一名劝捐员。她没有想到，她会比这个榜样坚持的时间更长久。
工作步履维艰
没有多少人愿意做劝捐员——风里来雨里去的，不如呆在办公室舒服，待遇也不好，一个月1000多元工资，连普通护士都不如。
于津最终从4个人候选人中被选中，她觉得“可能是大家觉得东北人比较能唠吧，能忽悠”。但是她很快发现，一开始自己根本张不开嘴。
成为劝捐员之后，于津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东城区一家医院。于津先去了病房，她从一楼转到顶楼，把住院楼转了个遍。因为没到探望时间，很多家属都站在走廊里，聊着天。于津选了一个看上去很慈祥的老太太，上前和人家搭讪。聊了5分钟，她都没敢说明自己的身份。
于津去了院办，人家看了她的介绍信，复印了一份，然后说：“你把宣传资料放在这里，我们请示一下领导，过几天联系你。”过了几天，没有等到电话的于津再次来到这家医院。对方告诉她：“你们这个宣传资料不好。”于津提出进病房劝捐，人家的回复是“不可能”。
“我去过好多医院都是这样，医院可能是担心我的出现给病人带来负面影响。”于津说，她理解医院的拒绝。
普通医院之路暂时是行不通了，于津决定去临终关怀医院试一试。2008年10月的一天，于津来到北京近郊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在这所医院，平均每天会送走两个去世的人。从劝捐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地方”。
于津选定了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壮着胆子跟人家聊起了天。实际上，她也没有别的选择：“那里的家属特别少。”
这位中年人的儿媳妇患了宫颈癌，晚期，人已经不行了。于津问他：“你对捐献眼角膜这个事情怎么看啊?”他说：“挺好的啊，为社会作贡献。”
眼看谈得差不多了，于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她想和对方的儿媳妇谈谈。对方连连摆手：“不行，不行！”说罢，起身便走。“那一刻，他的表情和声音都变了。”于津回忆。
于津每天将装满宣传资料的大包挂在胸前，游走于大大小小的医院之间，一天下来疲惫不堪。有一次，她把从路边小摊买到的豆浆放到包里，结果豆浆袋子在地铁上被挤爆了。看着沾满豆浆的宣传单，于津欲哭无泪。
头3个月，于津一无所获。明天该去哪个医院，第一句话怎么说？这是每天晚上于津最为头疼的事情，她已经不再为吃饱肚子而发愁了。她从单位宿舍搬了出来，在宋家庄地铁附近的筒子楼里租了一个房间，每个月700块钱，虽然有点贵，但是交通方便。
于津郁闷的时候，父母经常给她打电话，问她“累不累”。于津总是轻描淡写：“不累，就是多遛达遛达罢了。”她觉得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很神奇：“距离远了，感觉却亲了。”
有一次，于津实在憋不住了，问母亲：“如果让你们捐献眼结膜，你们会吗？”电话那头的母亲，迟迟没有回答。
喜讯
2008年春节期间，于津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捐献者。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接到那个电话时的心情，她的心一阵狂跳。从此，她特别愿意看到自己手机上出现陌生号码的来电，因为这可能代表着一个捐献者。
于津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不过手机经常莫名其妙地死机，搞得她有点担心：“万一接不到电话怎么办？”
法律规定，眼角膜捐献必须是死后捐献，禁止活体捐献。考虑到运输和保存等医学方面的要求，于津和同事们必须在捐献者去世6个小时之内赶到现场，取出眼角膜。
“获取眼球的最佳时间一般是去世后3个小时左右，这样取的时候不会出血，血液已经凝固了。”于津说。但是，这也意味着当捐献者家属还沉浸在生离死别的痛苦当中时，于津等人却急匆匆地赶到，在家属的心头伤口撒上一把盐。
“你的话语很真诚，你的眼睛也很亮，但是你们的出现特无情。”一位捐献者家属曾经这样对于津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别人爱听的都是喜讯，于津关心的却是死讯，因为死讯就是“喜讯”。于津并不害怕死人，刚到同仁医院工作的时候，她曾帮一个去世的病人换过衣服。她至今记得：“那个人死后水肿，特别沉。”
于津害怕面对的，是活人的目光。
2008年4月16日，她和同事们赶到酒仙桥医院，89岁的捐献者唐琳刚刚过世。家属很快签了字，正当准备进行眼角膜摘取手术时，一位家属提出了一个问题：“需要把我妈的眼球也摘了，还是只取眼角膜?”“得把眼球一起摘了。”于津的声音很小。
一时间，病房里一片死寂，捐献者儿子的眼泪一下涌出来。
“只摘眼角膜不行吗？我们不知道还要摘眼球啊!”捐献者的女儿，68岁的唐丽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于津。“只取眼角膜容易感染，眼球一起摘，好保存，成活率高。”于津解释着，“你们如果无法接受，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所有家属的目光都聚到了唐丽清身上，大家等着她拿主意。过了好一会儿，她转头看了一眼母亲的遗体，背对家人，快速地说了一句：“摘吧。”
摘取眼球的手术一般在15到20分钟内完成，捐献者家属不能在场。一个医生主刀，于津打下手，帮忙递手术刀、消毒。明晃晃的手术刀，空荡荡的病房，整个过程中，于津与同事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手术完成后，于津要用填充物将死者的眼睛复原，缝合。眼球被同事先带回医院，于津会陪家属待一会儿，虽然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事后，于津很长时间都忘不掉唐琳儿子那瞬间而出的泪水。
之前，谈妥一个捐献者后，于津会在心里长舒一口气：“哇，真是不容易，终于有一个填表的了!”现在，她有时候会问自己：当哪里有车祸了，别人打电话给她，她应不应该高兴呢？此题无解。“我真的不知道。”于津说。
刚开始，每次取完眼角膜，于津都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从别人的悲伤中走出来。现在，她想开了：“自己取回来一次眼角膜，等待的病人就少一个，又多一个人重见光明。”
2008年，作为劝捐员的第一年，于津完成了主任规定的“15个”的任务。年底，于津得到了300块钱奖金。于津总结：“最大的收获，是习惯了被拒绝。” 2009年，于津的任务是“20个”，她完成了17个。2010年，她的任务是“30个”。“挺有压力的。”她说。
孤独的战斗
2009年秋天，于津去丰台区一家医院进行劝捐工作，随行的有一位前去采访的记者。刚开始，于津和一位病人家属谈得很好，但当记者要拍照时，家属立即发火：“你还给我拍照片，别人会怎么说我，说我把亲娘的眼角膜都捐了，不留个全尸？”
于津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慢慢地意识到，她要挑战的其实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于津逐步调整了工作思路，活动范围也从原来的普通医院、临终关怀医院，扩展到了干休所、敬老院和各种社区。她还邀请捐献者的家属，到清华、首都医科大和中小学去讲座。
于津在进行一场“孤独的战斗”——2009年初，中国第一个职业劝捐员陈淑莹辞职下海经商去了。2011年，于津才听到这个消息，一脸讶异：“呦，是吗？”过了一会儿，她平静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做这个工作的人是多么的稀少。”
医院领导告诉于津：“如果效果好，我们肯定会增加劝捐员，但是近三年，效果不显著。三五年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最好的结果是，我失业了，但大家都知道眼角膜捐献是怎么一回事。”于津说，“目前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份工作，做的时候就好好做，别想那么多。”
编辑 魏光
地铁里的信号不好，于津从对方近似于哭腔的话中，明白了事情原委。
女人叫钟富英，河北承德人，有个7岁大的儿子佳辉。佳辉被确诊患有淋巴腺细胞白血病，钟富英和丈夫张志文辗转各地，花光了积蓄，还是治不好儿子的病，他们甚至已经在老家给儿子准备好了一口棺材。
朋友劝夫妻俩把儿子的遗体捐出去，理由是：“一个孩子起码能救好几个孩子。”这对朴实的农村夫妇琢磨了好久，觉得这是善事。
他们曾经问儿子：“你愿意把身体捐给得病的小朋友吗，这样他们就不会像你这样疼了。”佳辉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问：“我会疼吗，真不疼吗？”
由于佳辉太小，发育程度不够，不能捐遗体。后来，钟富英得知捐眼角膜对年龄几乎没有限制，2岁以上就行。
钟富英费了好大的劲，找到了于津的电话，于津是北京同仁医院眼库劝捐员。 “对不起，您孩子的眼角膜不能捐。我们有规定，白血病人不适合做捐献，也不能用在别人身上。” 虽然不忍心，于津还是给了钟富英一个残酷的答案。
“真的不行吗，真的不行吗?”电话那头的哭声大了起来。
哭声夹杂着方言口音，于津已经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她下了地铁，站在站台上看着地铁呼啸而去，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给你寄一个荣誉证书吧，谢谢你们这种精神。”于津想安慰钟富英。
最终，那张写着“张佳辉”名字的荣誉证书没有寄出。于津给钟富英打电话，但是打不通了。“或许他们太伤心了，不愿意提起捐献的事了。”于津只能这样想。
2007年6月份，于津从辽宁本溪来到北京，成了同仁医院的一名辅医。辅医，主要就是协助正式的护士做分诊，或者帮医生接收病历、喊病人。这不是她喜欢的职业，她原本不想做护士。
第一次发工资，发了半个月的——500块钱。于津每天中午到医院后面的胡同里吃5毛钱两个的大馒头和两块五一份的凉菜，或者干脆吃泡面。刚到北京的一个月，她每天吃两顿饭，一天的饭钱控制在5块钱以内，不吃早饭。
2002年于津高中毕业后，父亲希望她去考幼师，将来做个老师。母亲不同意：“她去做幼师，小孩不都吓哭了?”在母亲看来，于津的脾气不好，容易急。那一年，正赶上SARS病菌肆虐，电视里不时播出医护人员的故事。家里建议于津去学护士专业，就这样，于津考上了本溪护校。
2007年，于津有机会到同仁医院工作，她决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虽然家里人已经为于津在当地找好了工作单位，在本溪卫校担任政教处主任的小姨也告诫她：“你那个工作挣不了多少钱，遭罪。”但是，20岁的于津还是成了一个“北漂”。
6个月之后，于津又来到了医院的眼库。眼库主任潘志强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想不想做劝捐员。于津一头雾水：“什么是劝捐员？”
劝捐员，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职业。2003年5月，深圳市眼科医院护士陈淑莹成为中国首位职业劝捐员，其主要工作就是劝患者死后捐献眼角膜。
“你考虑一下吧。”潘志强解释完工作性质后，补充了一句，“做这个工作肯定会挨骂，可能会挨打。”
于津考虑了一个月，她上网查了很多相关资料，看了对陈淑莹的采访视频。光明使者，爱心大使，角膜劝捐第一人……陈淑莹有很多光环，但让于津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是个“不受欢迎”的女护士。于津决定把陈淑莹当作榜样，做一名劝捐员。她没有想到，她会比这个榜样坚持的时间更长久。
工作步履维艰
没有多少人愿意做劝捐员——风里来雨里去的，不如呆在办公室舒服，待遇也不好，一个月1000多元工资，连普通护士都不如。
于津最终从4个人候选人中被选中，她觉得“可能是大家觉得东北人比较能唠吧，能忽悠”。但是她很快发现，一开始自己根本张不开嘴。
成为劝捐员之后，于津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东城区一家医院。于津先去了病房，她从一楼转到顶楼，把住院楼转了个遍。因为没到探望时间，很多家属都站在走廊里，聊着天。于津选了一个看上去很慈祥的老太太，上前和人家搭讪。聊了5分钟，她都没敢说明自己的身份。
于津去了院办，人家看了她的介绍信，复印了一份，然后说：“你把宣传资料放在这里，我们请示一下领导，过几天联系你。”过了几天，没有等到电话的于津再次来到这家医院。对方告诉她：“你们这个宣传资料不好。”于津提出进病房劝捐，人家的回复是“不可能”。
“我去过好多医院都是这样，医院可能是担心我的出现给病人带来负面影响。”于津说，她理解医院的拒绝。
普通医院之路暂时是行不通了，于津决定去临终关怀医院试一试。2008年10月的一天，于津来到北京近郊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在这所医院，平均每天会送走两个去世的人。从劝捐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地方”。
于津选定了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壮着胆子跟人家聊起了天。实际上，她也没有别的选择：“那里的家属特别少。”
这位中年人的儿媳妇患了宫颈癌，晚期，人已经不行了。于津问他：“你对捐献眼角膜这个事情怎么看啊?”他说：“挺好的啊，为社会作贡献。”
眼看谈得差不多了，于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她想和对方的儿媳妇谈谈。对方连连摆手：“不行，不行！”说罢，起身便走。“那一刻，他的表情和声音都变了。”于津回忆。
于津每天将装满宣传资料的大包挂在胸前，游走于大大小小的医院之间，一天下来疲惫不堪。有一次，她把从路边小摊买到的豆浆放到包里，结果豆浆袋子在地铁上被挤爆了。看着沾满豆浆的宣传单，于津欲哭无泪。
头3个月，于津一无所获。明天该去哪个医院，第一句话怎么说？这是每天晚上于津最为头疼的事情，她已经不再为吃饱肚子而发愁了。她从单位宿舍搬了出来，在宋家庄地铁附近的筒子楼里租了一个房间，每个月700块钱，虽然有点贵，但是交通方便。
于津郁闷的时候，父母经常给她打电话，问她“累不累”。于津总是轻描淡写：“不累，就是多遛达遛达罢了。”她觉得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很神奇：“距离远了，感觉却亲了。”
有一次，于津实在憋不住了，问母亲：“如果让你们捐献眼结膜，你们会吗？”电话那头的母亲，迟迟没有回答。
喜讯
2008年春节期间，于津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捐献者。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接到那个电话时的心情，她的心一阵狂跳。从此，她特别愿意看到自己手机上出现陌生号码的来电，因为这可能代表着一个捐献者。
于津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不过手机经常莫名其妙地死机，搞得她有点担心：“万一接不到电话怎么办？”
法律规定，眼角膜捐献必须是死后捐献，禁止活体捐献。考虑到运输和保存等医学方面的要求，于津和同事们必须在捐献者去世6个小时之内赶到现场，取出眼角膜。
“获取眼球的最佳时间一般是去世后3个小时左右，这样取的时候不会出血，血液已经凝固了。”于津说。但是，这也意味着当捐献者家属还沉浸在生离死别的痛苦当中时，于津等人却急匆匆地赶到，在家属的心头伤口撒上一把盐。
“你的话语很真诚，你的眼睛也很亮，但是你们的出现特无情。”一位捐献者家属曾经这样对于津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别人爱听的都是喜讯，于津关心的却是死讯，因为死讯就是“喜讯”。于津并不害怕死人，刚到同仁医院工作的时候，她曾帮一个去世的病人换过衣服。她至今记得：“那个人死后水肿，特别沉。”
于津害怕面对的，是活人的目光。
2008年4月16日，她和同事们赶到酒仙桥医院，89岁的捐献者唐琳刚刚过世。家属很快签了字，正当准备进行眼角膜摘取手术时，一位家属提出了一个问题：“需要把我妈的眼球也摘了，还是只取眼角膜?”“得把眼球一起摘了。”于津的声音很小。
一时间，病房里一片死寂，捐献者儿子的眼泪一下涌出来。
“只摘眼角膜不行吗？我们不知道还要摘眼球啊!”捐献者的女儿，68岁的唐丽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于津。“只取眼角膜容易感染，眼球一起摘，好保存，成活率高。”于津解释着，“你们如果无法接受，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所有家属的目光都聚到了唐丽清身上，大家等着她拿主意。过了好一会儿，她转头看了一眼母亲的遗体，背对家人，快速地说了一句：“摘吧。”
摘取眼球的手术一般在15到20分钟内完成，捐献者家属不能在场。一个医生主刀，于津打下手，帮忙递手术刀、消毒。明晃晃的手术刀，空荡荡的病房，整个过程中，于津与同事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手术完成后，于津要用填充物将死者的眼睛复原，缝合。眼球被同事先带回医院，于津会陪家属待一会儿，虽然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事后，于津很长时间都忘不掉唐琳儿子那瞬间而出的泪水。
之前，谈妥一个捐献者后，于津会在心里长舒一口气：“哇，真是不容易，终于有一个填表的了!”现在，她有时候会问自己：当哪里有车祸了，别人打电话给她，她应不应该高兴呢？此题无解。“我真的不知道。”于津说。
刚开始，每次取完眼角膜，于津都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从别人的悲伤中走出来。现在，她想开了：“自己取回来一次眼角膜，等待的病人就少一个，又多一个人重见光明。”
2008年，作为劝捐员的第一年，于津完成了主任规定的“15个”的任务。年底，于津得到了300块钱奖金。于津总结：“最大的收获，是习惯了被拒绝。” 2009年，于津的任务是“20个”，她完成了17个。2010年，她的任务是“30个”。“挺有压力的。”她说。
孤独的战斗
2009年秋天，于津去丰台区一家医院进行劝捐工作，随行的有一位前去采访的记者。刚开始，于津和一位病人家属谈得很好，但当记者要拍照时，家属立即发火：“你还给我拍照片，别人会怎么说我，说我把亲娘的眼角膜都捐了，不留个全尸？”
于津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慢慢地意识到，她要挑战的其实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于津逐步调整了工作思路，活动范围也从原来的普通医院、临终关怀医院，扩展到了干休所、敬老院和各种社区。她还邀请捐献者的家属，到清华、首都医科大和中小学去讲座。
于津在进行一场“孤独的战斗”——2009年初，中国第一个职业劝捐员陈淑莹辞职下海经商去了。2011年，于津才听到这个消息，一脸讶异：“呦，是吗？”过了一会儿，她平静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做这个工作的人是多么的稀少。”
医院领导告诉于津：“如果效果好，我们肯定会增加劝捐员，但是近三年，效果不显著。三五年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最好的结果是，我失业了，但大家都知道眼角膜捐献是怎么一回事。”于津说，“目前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份工作，做的时候就好好做，别想那么多。”
编辑 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