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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邓红蒂与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8年，她第一时间随国土资源部先遣组进入四川灾区，跋山涉水，带领团队历时30天拿出了首个灾后恢复重建土地利用专项规划成果；2010年，她又主动请缨几赴玉树，在高寒缺氧的地方，与团队创造出7天编制成应急性规划的新纪录；舟曲“8·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她再次作为专家组成员赶往兰州，协助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开展应急性规划编制工作。
“灾后恢复重建，全部任务都需要在土地上落实，做好规划我们责无旁贷。” 十八大代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研究员邓红蒂如是说。
和时间赛跑
2008年6月30日，由四川省、国土资源部共同承担的《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土地利用规划》提交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体系中，这是第一个提交的专项规划。此时，距离邓红蒂第一次进入北川、江油、安县、彭州、都江堰等极重灾区调研，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内行人都知道，常规编制完成包含五十多个县市的区域性土地利用规划，一般需要半年以上，甚至一年的时间。
“相比常规性的土地利用规划，灾后重建规划属于应急性规划，等不得。”作为专项规划的技术负责人，邓红蒂说，“抢”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规划是规范和指导灾后重建各项建设用地安排和城乡建设发展的重要依据，也是启动灾后重建的前提。
时间缩短，绝不意味着“含金量”的降低。早在6月20日，当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转交四川省，省里的评价是：“做得早，做得快，做得实。”
短短一个月时间，如何能完成如此庞杂而艰难的工作？
翻开邓红蒂进川的工作日志，我们就会看到她的一天是如何紧张忙碌：
6月10日7时30分，抵达北京机场，乘机前往四川。
11时，抵达成都双流机场。
13时，修改完善灾后重建土地利用规划提纲。
14时30分，与省国土厅、规划院、整理中心座谈，了解工作进展。
15时，灾后重建土地利用规划提纲下发各地市州；讨论绵阳、广元规划和地震灾后调查情况；前往省院了解基础数据和图件情况；讨论区域、县级规划图例图式。
16时，明确文本、数据、图件分组人员名单，研究灾后重建建设用地规模测算思路。
17时，与省厅刘永湘副厅长交换意见。
19时至21时，交流工作情况，讨论规划图例图式方案和复垦周转用地问题。
22时，安排明天任务，商请测科院提供县级土地利用遥感影像资料。
从日记中，我们清楚地知道了她和她的团队是怎样同时间“赛跑”。“就是不睡觉，也得尽快编制完成规划， 给灾区人民重建一个更安全、更适宜发展的新家园。”从踏入灾区那一刻起，邓红蒂心里只装了一件事：怎样给灾区人民重建一个更安全、更适宜发展的新家园？
好的规划，是深入基层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为获取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灾情资料，她在强烈的余震中走村入户，险些与滚石“亲密接触”。
好的规划，是广泛协商后的共识凝聚。为了解用地需求，她带领团队和参与灾后重建规划的各方多次座谈，积极开展协调衔接，形成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编制思路。
四年过去了，如今那片曾经满目疮痍的土地已换了新装。当年在“纸上”的家，如今已经在“眼前”了。近两年，常有从灾区回来的同事和朋友对她说：“你们的规划做得真不错，灾区的的确确已经重生了。”听到这样的评价，邓红蒂欣慰地笑了。
2011年，她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授予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要量身定做
两年后，当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特大地震时，邓红蒂第一时间找到院领导“请战”上高原。
在待命出发的日子里，邓红蒂并没有闲着，在汶川时因严重缺乏规划基础资料而夜不能寐的经历提醒她——资料、底图、信息！能收集到的一切都必须先期准备，不能等到用时再动手。
4月26日，外围资料基本准备到位，带着院里赶制出来的遥感图，她飞往西宁，随即与先遣队一起，克服高寒缺氧、山体滑坡等困难，穿越海拔4824米的巴颜喀拉山，一日驱车近900公里，抵达结古镇；次日，立刻开展灾区实地调研，在帐篷中与玉树各级政府、部门座谈，查看城镇和民居受损情况……
5月初，她带领精干团队驻守西宁，根据高原藏区特点拟定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思路，开始编制应急性规划。
5月15日，《青海玉树灾后重建土地利用专项规划》初步形成。次日，规划通过审查论证，获得参会省、部领导的高度评价。这个规划既是青海玉树灾后重建10个专项规划中第一个通过验收的，也是玉树地区第一个土地利用规划。从这一天起，当地从未编制过土地利用规划的历史终结了。
这一次仅仅用了7天！
对于这个内容丰富、手法娴熟、可视性提升、目标突出，体现了高寒区域特点的规划，青海省国土资源厅朱小川副厅长评价说：“任务这么重，时间这么急，真是个‘奇迹’，一眼就能看出是为玉树量身定做的！”
“灾区百姓就是我们的亲人，做灾后重建规划，是规划人的本职和担待。”采访中，邓红蒂仍在不停感慨：每次去灾区，都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受教育的其实是自己。
同年8月，甘肃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她受国土资源部派遣又一次作为专家组成员赶往兰州。
熟悉邓红蒂的人都知道，她素来体弱，几乎年年都要去医院“报到”。然而，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这个文弱的身躯，在危难关头，却一次次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同事业一起成长
抗震救灾中的邓红蒂，果敢而坚定，犹如铿锵玫瑰般绽放；更多的日子里，她则像一朵雏菊，静雅而执着地盛开。
邓红蒂与土地管理事业的相遇，始于1987年。那时，她刚跨出校门，是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建院后接收的第一批大学生。26年过去，她已成长为土地利用与规划领域的资深专家和多次获部省级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带头人。“20多年里，我鼓励自己坚持做一件事——跟随土地利用和规划事业前进的步伐，一步也不敢落下，用自己的所学回报它。”她说。
实地调研，是她喜欢的事情。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她去基层调研，头一次坐上长途汽车，12个小时去，12个小时回。到了以后，放下行李，就拿上图和笔记本走街串巷收集资料。返程的时候，车上拥挤不堪，“把资料整齐地码好，用绳子捆上，放在自己的腿上。身边还挤着活蹦乱跳的家禽什么的……”忆起往事，她笑着说：“调研中，老百姓会提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诉求，但实际上却很必要，代表了他们对新生活的渴望。我们在做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并反映这些需求。”
在她眼中，规划最大的魅力在于实施，在于看着自己的规划成果慢慢转化为现实图景。上世纪90年代，她曾为编制北京大兴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足迹遍布多个乡镇。数年后，偶然一次到大兴开会，她惊讶地发现当年的规划目标基本都已实施。“六环路、黄村新城镇、中华历史文化名园、垃圾处理厂……果然都建成了，而且就在当初规划的地方。”
然而，规划给予她的最大快乐还在于——在无数人不懈努力下，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无到有，从一张白纸到渐成体系，从稚嫩到逐渐成熟，直至在我国规划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参与者，我为之感到深深的自豪。”
采访结束时，邓红蒂说，希望以詹天佑先生的名言与同行共勉：“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
2008年，她第一时间随国土资源部先遣组进入四川灾区，跋山涉水，带领团队历时30天拿出了首个灾后恢复重建土地利用专项规划成果；2010年，她又主动请缨几赴玉树，在高寒缺氧的地方，与团队创造出7天编制成应急性规划的新纪录；舟曲“8·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她再次作为专家组成员赶往兰州，协助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开展应急性规划编制工作。
“灾后恢复重建，全部任务都需要在土地上落实，做好规划我们责无旁贷。” 十八大代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研究员邓红蒂如是说。
和时间赛跑
2008年6月30日，由四川省、国土资源部共同承担的《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土地利用规划》提交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体系中，这是第一个提交的专项规划。此时，距离邓红蒂第一次进入北川、江油、安县、彭州、都江堰等极重灾区调研，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内行人都知道，常规编制完成包含五十多个县市的区域性土地利用规划，一般需要半年以上，甚至一年的时间。
“相比常规性的土地利用规划，灾后重建规划属于应急性规划，等不得。”作为专项规划的技术负责人，邓红蒂说，“抢”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规划是规范和指导灾后重建各项建设用地安排和城乡建设发展的重要依据，也是启动灾后重建的前提。
时间缩短，绝不意味着“含金量”的降低。早在6月20日，当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转交四川省，省里的评价是：“做得早，做得快，做得实。”
短短一个月时间，如何能完成如此庞杂而艰难的工作？
翻开邓红蒂进川的工作日志，我们就会看到她的一天是如何紧张忙碌：
6月10日7时30分，抵达北京机场，乘机前往四川。
11时，抵达成都双流机场。
13时，修改完善灾后重建土地利用规划提纲。
14时30分，与省国土厅、规划院、整理中心座谈，了解工作进展。
15时，灾后重建土地利用规划提纲下发各地市州；讨论绵阳、广元规划和地震灾后调查情况；前往省院了解基础数据和图件情况；讨论区域、县级规划图例图式。
16时，明确文本、数据、图件分组人员名单，研究灾后重建建设用地规模测算思路。
17时，与省厅刘永湘副厅长交换意见。
19时至21时，交流工作情况，讨论规划图例图式方案和复垦周转用地问题。
22时，安排明天任务，商请测科院提供县级土地利用遥感影像资料。
从日记中，我们清楚地知道了她和她的团队是怎样同时间“赛跑”。“就是不睡觉，也得尽快编制完成规划， 给灾区人民重建一个更安全、更适宜发展的新家园。”从踏入灾区那一刻起，邓红蒂心里只装了一件事：怎样给灾区人民重建一个更安全、更适宜发展的新家园？
好的规划，是深入基层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为获取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灾情资料，她在强烈的余震中走村入户，险些与滚石“亲密接触”。
好的规划，是广泛协商后的共识凝聚。为了解用地需求，她带领团队和参与灾后重建规划的各方多次座谈，积极开展协调衔接，形成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编制思路。
四年过去了，如今那片曾经满目疮痍的土地已换了新装。当年在“纸上”的家，如今已经在“眼前”了。近两年，常有从灾区回来的同事和朋友对她说：“你们的规划做得真不错，灾区的的确确已经重生了。”听到这样的评价，邓红蒂欣慰地笑了。
2011年，她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授予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要量身定做
两年后，当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特大地震时，邓红蒂第一时间找到院领导“请战”上高原。
在待命出发的日子里，邓红蒂并没有闲着，在汶川时因严重缺乏规划基础资料而夜不能寐的经历提醒她——资料、底图、信息！能收集到的一切都必须先期准备，不能等到用时再动手。
4月26日，外围资料基本准备到位，带着院里赶制出来的遥感图，她飞往西宁，随即与先遣队一起，克服高寒缺氧、山体滑坡等困难，穿越海拔4824米的巴颜喀拉山，一日驱车近900公里，抵达结古镇；次日，立刻开展灾区实地调研，在帐篷中与玉树各级政府、部门座谈，查看城镇和民居受损情况……
5月初，她带领精干团队驻守西宁，根据高原藏区特点拟定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思路，开始编制应急性规划。
5月15日，《青海玉树灾后重建土地利用专项规划》初步形成。次日，规划通过审查论证，获得参会省、部领导的高度评价。这个规划既是青海玉树灾后重建10个专项规划中第一个通过验收的，也是玉树地区第一个土地利用规划。从这一天起，当地从未编制过土地利用规划的历史终结了。
这一次仅仅用了7天！
对于这个内容丰富、手法娴熟、可视性提升、目标突出，体现了高寒区域特点的规划，青海省国土资源厅朱小川副厅长评价说：“任务这么重，时间这么急，真是个‘奇迹’，一眼就能看出是为玉树量身定做的！”
“灾区百姓就是我们的亲人，做灾后重建规划，是规划人的本职和担待。”采访中，邓红蒂仍在不停感慨：每次去灾区，都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受教育的其实是自己。
同年8月，甘肃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她受国土资源部派遣又一次作为专家组成员赶往兰州。
熟悉邓红蒂的人都知道，她素来体弱，几乎年年都要去医院“报到”。然而，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这个文弱的身躯，在危难关头，却一次次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同事业一起成长
抗震救灾中的邓红蒂，果敢而坚定，犹如铿锵玫瑰般绽放；更多的日子里，她则像一朵雏菊，静雅而执着地盛开。
邓红蒂与土地管理事业的相遇，始于1987年。那时，她刚跨出校门，是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建院后接收的第一批大学生。26年过去，她已成长为土地利用与规划领域的资深专家和多次获部省级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带头人。“20多年里，我鼓励自己坚持做一件事——跟随土地利用和规划事业前进的步伐，一步也不敢落下，用自己的所学回报它。”她说。
实地调研，是她喜欢的事情。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她去基层调研，头一次坐上长途汽车，12个小时去，12个小时回。到了以后，放下行李，就拿上图和笔记本走街串巷收集资料。返程的时候，车上拥挤不堪，“把资料整齐地码好，用绳子捆上，放在自己的腿上。身边还挤着活蹦乱跳的家禽什么的……”忆起往事，她笑着说：“调研中，老百姓会提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诉求，但实际上却很必要，代表了他们对新生活的渴望。我们在做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并反映这些需求。”
在她眼中，规划最大的魅力在于实施，在于看着自己的规划成果慢慢转化为现实图景。上世纪90年代，她曾为编制北京大兴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足迹遍布多个乡镇。数年后，偶然一次到大兴开会，她惊讶地发现当年的规划目标基本都已实施。“六环路、黄村新城镇、中华历史文化名园、垃圾处理厂……果然都建成了，而且就在当初规划的地方。”
然而，规划给予她的最大快乐还在于——在无数人不懈努力下，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无到有，从一张白纸到渐成体系，从稚嫩到逐渐成熟，直至在我国规划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参与者，我为之感到深深的自豪。”
采访结束时，邓红蒂说，希望以詹天佑先生的名言与同行共勉：“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