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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说,她的目标是去国外上市,不仅是要利用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把炎黄新星做成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从1998年底炎黄新星成立,到现在公司已在专业领域开始诸侯割据或者独守一方,炎黄新星的发展中体现着张毅的战略和智慧。下面是《科学投资》记者与张毅围绕炎黄新星的发展进行的对话。
《科学投资》:我知道,炎黄新星是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为电信运营商、宽带互联网等提供电子系统解决方案。那么,对于电子商务这种目前看起来还很飘忽的、风险很大的东西,你怎样控制和把握这其中的风险?
张毅:关键是建立起风险对冲机制。1999年,当互联网还很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搞网站的时候,炎黄新星就给清华投资了300万人民币,做一个扎扎实实的传统项目,而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第二轮融资的资金。我过去做了好几年金融衍生物风险管理的工作,可以说,对风险管理是很擅长的。我知道,一个风险特别大的东西,一定要有另一个风险特别低的东西来互补,互相对冲。例如,我在摩根斯坦利的时候,它收购了当时最大的一家叫天汇的证券分销商。摩根斯坦利收购天汇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天汇每天的收入很稳定,是一个零售行业,相当于每天所需的面包奶油。而摩根斯坦利本身是一个从事高端金融业务的机构,它的单子要么巨大,要么就没有,属于波动很大的营业模式。一个是风险很大的投资银行,一个是每天都会赚一些卖股票收取佣金的零售业务。这两个营业模式的结合,能使摩根斯坦利变成一个财务非常稳定、覆盖面非常广、又有高端金融业务的机构。所以,这一结合就非常好。
所以,我在炎黄新星成立之初就要求,公司要形成"风险很大的电子商务+盈利很稳定的传统业务"这种两者相结合的模式。我认为,做企业一定要有一个风险对冲的机制。当时投资人对我这样做不太认可,他们认为我不该分散精力。因为国外的投资人通常都认为,一个公司就应该做好一件事情。但我认为,一个公司应该同时做好三件事情,公司才能不死,才能有发展机会;如果只做一件事情的话,风险太大了,死亡的机会太多了。而且,通常三个相互关联的业务,其互相的增值效应是很大的。所以,我的逻辑是,企业应该适当地多元化。我不会无穷地多元化,即使多元化也离不开一个原则,那就是每个方面都要做到第一。例如,我们一开始还做过教育等领域,当我看到我们不能做第一时,我马上就把它关掉了。现在,我们运营的"八佰拜"网站赢利排第一;我们在通讯UMS平台上是没有任何人可比的,连第二名都不存在;电信业务转售这方面,我们在民营领域是第一。

《科学投资》:你是公司的创始人,那么在股份的分配上,你是否一定要保证控股权呢?
张毅:在风险投资对炎黄新星趋之若骛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自己的股份做到最大,就像丁磊似一样,掌握公司控股权。但是,实际上这样做对自己是有害的。因为当你是控股股东的时候,当一切由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时候,你犯错误的机会就大了很多,从而公司失败的机会随之也会大很多。所以,第一轮融资的时候,我就不是控股股东,第二轮融资时就更不是了,但我还是第一大股东,是相对大股东。我的第二大股东是我的1/3的股份。也就是说,我说话有相当的作用,但是我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好处是,可以将民主与集中结合得非常好。因为我做投行的时候,我知道,最成功的上市公司的CEO的股票不应该超过25%-30%,最理想的是25%。在美国某个州,当CEO所持股份超过一定的量比如35%的时候,法律就规定他可以行使否决权。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否决权就相当于一个独裁者一样,他可以否决所有的事情。按照这个比例,目前我还没有否决权。
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公司,不应该有任何个人或者单方持股者有一股否决权。否则,这个公司就不能长久。股东结构既不能太分散,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因为股东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将来的发展方向,所以,最理想的公司应该是民主与集中结合得非常好。当你必须民主集中的时候,一个错误的决定常常会被很多正确的意见所挽救。这样长久下来,所犯的错误会减少,很多机会也不会错过。而且,当你的股东相对分散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机会都可能介绍到你这来,都变成你的竞争优势。所以我觉得,从资本的结构来说,不应该一个人占有太大的股份,而这一点是很多中国的创业企业在融资的时候并不了解的。如果具有控股权,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的确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时间久了,是公司发展的最大障碍。因为人最难战胜的是自己,当自己认为自己能决定一切的时候,犯错误的机会就大了很多。
《科学投资》:你是炎黄新星的创始人,又是公司的管理者,又是最大的股东,这几个角色集于一身,是不是有时候会有矛盾?怎么才能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张毅:在我身上,这几个方面的角色并没有太多的冲突。因为我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股东利益。我所有的工作经验都是在美国取得的,我觉得美国的企业文化也好,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好,都是建立在一条原则之上的--一切为了股东利益。之所以中国企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因为它没有把股东利益看得非常科学。股东利益并不是短期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长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对于股东自身来说,杀鸡取卵可能使股东利益最大化,但它只能是暂时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却是长期的失败。这就是很多小业主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只是一味地收钱,一味地分红,而不愿意投入,实际上它的股东利益没有最大化。对于我来说,我要把这个公司长期地做下去,长期地将股东利益做大做好,就需要战略方向一定要掌握得非常正确,这一点绝对不能错;财务管理要非常非常严格,绝对不能在财务上出现大的漏洞;人才方面要不惜重金聘请能者,在人才方面建立起相当的优势。有了这几条之后,股东的长期利益能够得到保证。也就是说,我必须为股东当好大管家。只要这个公司能够越做越大,总有利润产生的话,股东的利益就是一定能够得到保证的。从而公司的利益、管理层的利益、员工的利益也才能够得到保证。炎黄新星有100多个天使投资人和数家机构投资人,我身上的负担很重啊。
《科学投资》:炎黄新星的规模不断地在扩大,人才也在积聚,那么,炎黄新星对普通员工和高级管理层的激励措施是什么?
张毅:通过这两年的实践,我已经不太认可硅谷的全员持期股方式。那么,问题是什么呢?期股在公司没有上市的时候起不到任何作用,它既不能分红,也不能兑现股票,所以,没有人会在乎它。上市以后,如果是股市很好而且是疯狂地好,那么这个公司就是做得再差,它的股价也可能很高,它的员工也就很有钱。有了钱之后会干什么呢?--失去动力,他会很懒。他会愿意每天回家钓钓鱼,开开车,钱一样很多,因为股市将它拖高了。如果股市很差,像现在似的,给员工带来的是什么?--根本提不起精神来,每天担心自己要被裁掉。谁都知道,股市不偏不倚正好把某个公司反映得很正确的这个时间几乎是没有的,要么偏高,要么偏低。没有哪家公司的股票是一直比较平稳地变化的,全都是大波大折的表现方式。所以,员工的心情也跟着股价的变化大起大落了。每个员工都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员工又不能决定公司的方向,不能决定公司费用的控制。员工更为看重的是他的工资和奖金,他的分红,而不是股票价格。所以,从员工角度讲,我们主张工资定额,奖金会跟他完成任务的情况相关。如果公司整体完成任务超过了一个比例的话,会有分红,这是全员制的。如果员工完成任务非常出色,他可以不封顶地得到利益分配。
但是高层管理者,一定要有期股。假如没有期股是什么样呢?--就是他赚再多的钱,都会把它全部花掉。给自己买个个人飞机,将公司搬到最豪华的大厦里,他会认为反正没我个人利益,没有我股票利益,我赚了钱我就给你花掉。钱都被他造出去了,等于公司到最后还是没有什么收益。所以,管理层的股票应该跟股东的利益一致起来的一个最直接的杠杆,就是给他大量的期股。这样,他会站在股东利益上考虑问题,会真正地考虑公司的每项支出等。例如,我买的是一辆红旗车,被很多人戏称为乡镇企业家,不像外企,更不像是曾经做过投资银行,是个海归派。这说明我是以股东利益为重的,我是这么花你股东的钱的。炎黄新星现在就只有一辆桑塔纳,一辆红旗,我不管接什么人,就是这辆红旗车。但即使高层管理者有了期股,也必须给他一个公平的机制。因为股票不能够完全公平地反映一个公司的价值,更不能公平地反映个人管理者对他的这个部门所做的贡献。只给期股.,又会形成公司的大锅饭。反正公司好我也好,公司不好我也不好。我不做事,公司好我也能拿钱,能拿到好的股价。所以,你一定要同时给他约束机制,要求他的部门必须是做贡献的,他才能拿到这笔钱。
在炎黄新星,有整个公司分红、部门分红等,这样,就把利益多层次地挂起钩来,完完全全地统一起来。
《科学投资》:你说在炎黄新星未来的发展中,会坚持零负债?
张毅:对,我只会争取风险投资对我的帮助,即使在将来上市之后,我也不会借债。因为风险投资要求高回报,所以,承担的风险也很大。风险投资不要求企业还债,所以企业每天不致于被利息压得喘不过气来,可以大胆地投资于各项业务。你可以投10样成1样,也可以投3样成1样,如果投10样成1样,你就完成了一个平均值,如果投3样成1样,你就是非常优秀的,你就不会害怕犯错误。但如果是银行贷款的话,企业可就连一点错误都不敢犯,最后导致企业可能什么也不敢干。这样会失去很多机会,因为在银行贷款下企业只受惩罚不受奖赏。而且,银行贷款对于公司的发展可能随时都会是一个致命的炸弹,因为当公司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银行可能就要抽回给企业的贷款,这样企业将有可能彻底地垮掉。
炎黄新星一分钱负债都没有。我要求零负债,同时也要求不对外放债。所以,公司的应收款、应付款抓得非常紧。应付款也是一项债务,实际上跟银行借债是一样的。就像我缴纳房租一样,提前预付绝对不拖欠,所以房主可以给我最低的房价,可以免费地给我打广告牌出来,这肯定比我后付钱要好。所以,创业公司负债了以后就像给自己带上了一个枷锁,跑不起来,很容易死掉。我认为以后即使炎黄新星上市,即使做得很大了,我也是不会借债。因为高科技公司本身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公司,它的现金流不会很稳定,它的现金收入更季节性,跟某项技术被淘汰也有很大关系。我不能承担这些风险,所以我坚持零负债。而且,在国外,如果你负债倒闭了,大家都会原谅你,完了就完了。但是在中国,如果你负债倒闭了,可能就要被送到监狱里去。所以,我不会负债经营的。
《科学投资》:我们知道,炎黄新星争取到的几乎都是国外的风险资本,为什么从一开始你就没有考虑中国本土的风险投资机构呢?
张毅:我觉得国外大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奉行的是一种理性投资。他们是职业的,不会因为很多小事跟你纠缠不清。他们收放的控制,给你放权的尺度把握得很好。我觉得国内,要么就太松,要么就太紧。也就是要么甩手掌柜什么也不管,要么就像婆婆整天盯着媳妇似的,媳妇什么也干不成。其实,适当的距离和适当的参与,可能结果会更好。我比较习惯国外的风格。如果把精力都花在伺候婆婆的身上,我就没有办法做好企业,没有时间想好自己的发展战略了;如果婆婆什么事都不管,甩手掌柜,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帮我做判断,没有办法帮我把错误的决定剔除掉,没有办法帮我出好的注意,这样也不行。所以,我希望是那种很平衡的关系:要管我们,要替我们出注意,帮我们拿资源,帮我们出建议,帮我们拉人才,同时又不要管得太细。我对我的风险投资人是这样要求的,他们也做到了这一点。就像过去曾经有人问,是父母培训孩子,还是孩子培训父母?中国人都认为是父母培训孩子,其实孩子培训父母的作用才是最大。假如这个孩子的性格极其顽强,父母不得不调整到这个孩子的要求上来;假如这个孩子的要求极其合理,父母不得不按孩子的要求来做。所以,我觉得是我在培养我的投资人。
《科学投资》:从1998年底炎黄新星成立的一开始,你似乎就意在建立一个国际化的公司,那么,发展到今天,你认为现在的炎黄新星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张毅:我的目标是把炎黄新星发展成为一个知名的国际化公司。目前,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我们现在的企业规模和市场情况明显的是一种相对优势。在实力上,我们超过了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从机制上,我们具有明显优于本地起来的企业,具有在国际上生存的优势。炎黄新星现有6家控股子公司,员工300多人。从我的角度讲,下一步的发展计划自然而然地是在国外上市,甚至在国外做成一个知名的国际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