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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因其剖析人类心理活动的深刻性，在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被引入到有“人学”之称的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精神分析批评这一文学批评流派。本文正是采用这一批评方法，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读近两年被从故纸堆中挖掘出来的张爱玲遗稿，自传体长篇小说《雷峰塔》与《易经》，探求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沈琵琶的心理状态及其人际关系，并力求从中揭示张爱玲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学 张爱玲 《雷峰塔》 《易经》
一、引言
《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与《易经》（The Book of Change），系张爱玲1957年至1964年间创作的两卷本长篇英文小说，主要内容据张爱玲本人的说法就是“我自己的故事”①，讲述其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然而作品完成后，却在美国出版商处屡屡碰壁。1995年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其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遗物中找到了《雷峰塔》与《易经》的英文手稿，按其遗嘱将他们寄至张生前好友宋淇夫妇处。直到2010年，宋淇夫妇之子宋以朗将其出版，这两部压箱底的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的一生堪称传奇：出身显赫，成长经历曲折离奇，性情冷漠乖僻，四十年代在旧上海风头出尽，晚年却独居美国，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诚如余斌所言：“（张爱玲）在文章里同读者套近乎、拉家常，但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②如今，从故纸堆里被挖掘出来的《小团圆》、《雷峰塔》与《易经》，无疑为读者打开了通往张爱玲内心的一扇门——《小团圆》反映了她两段无果的婚恋，《雷峰塔》与《易经》则是她坎坷的早年生活的缩影。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维也纳犹太籍的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创立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人类的深层次心理进行了透彻而精辟的研究，不仅在心理学、医学、人类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更被引入到文学领域，产生了精神分析批评这一文学批评流派，它从俄狄浦斯情结、释梦与无意识动机等心理学角度来研读文本，深入探测作家的内心世界，从而理解其创作心理与创作过程。本文正是采用这一批评方法，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读《雷峰塔》与《易经》，探求这两部作品中自传性主人公沈琵琶的心理状态及其人际关系，并力求从中揭示张爱玲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
二、从精神分析学角度解读主人公沈琵琶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生命的最初阶段，父母往往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父母的言行举止总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走向。《雷峰塔》与《易经》既是书写主人公沈琵琶童年与少年成长历程的故事，便不可避免地要写到琵琶与父亲沈榆溪和母亲杨露的关系。
与父亲榆溪：恋父情结的产生与退潮
露在琵琶四岁时不顾榆溪与众亲友的反对出国游学，后虽回国，但不久之后又与榆溪离婚，搬出了沈家。琵琶与弟弟陵自幼跟随父亲生活，故而《雷峰塔》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写榆溪与琵琶父女之间相处的片段，以及琵琶对父亲的心态的变化。
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性本能冲动（即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是人类一切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力源泉。弗洛伊德将人类性心理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口腔期、肛门期、性蕾欲期、潜伏期和生殖期。在前两个阶段，儿童的力比多都是指向自身，向自己的身体内部寻求性欲的满足，而到了性蕾欲期即三岁之后，儿童开始明白了两性的区别，并将力比多指向外界：男孩的性追求对象是母亲，体验到恋母情结，女孩的性追求对象则是父亲，体验到恋父情结，两种情结被统称为俄狄浦斯情结。
《雷峰塔》里，琵琶对榆溪所产生的俄狄浦斯情结显而易见。故事的开头就向读者呈现了琵琶与父亲之间的第一次冲突：父亲要带琵琶去姨太太的小公馆，琵琶拼命不从。虽然琵琶为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跟父亲去见姨太太是对母亲的不忠。但值得注意的是，恋父情结一般表现为女儿对父亲的依恋以及对母亲的敌视，琵琶父母之间的关系向来淡漠，因此，母亲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到琵琶对于父亲的独占欲，所以琵琶对母亲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抵触，反而是这个半路杀出的姨太太成了潜在的威胁，琵琶对姨太太乃至姨太太的小公馆的拒斥，多少也是因恋父情结作祟的缘故。
然而，相对于进门不久就被父亲撵出去的姨太太，父亲与母亲离婚后又娶进门的继母更让琵琶产生排斥心理。姨太太虽和榆溪关系亲密，但终究不是明媒正娶，就连榆溪自己也只当她是玩物罢了，玩厌了，就撵出门去。而继母不然，她被榆溪三书六礼正正式式地娶进门，有身份，有地位，有名分，完完全全替代了母亲的位置。在继母进门之前，琵琶与父亲有过一段平静甚至可称得上快乐的独处生活。为了开解整天如困兽般在房间里踱步、背书、吹口哨的消沉而孤独的父亲，琵琶挖空心思逗榆溪开心，不止是在尽为人女儿的孝道，更是有意无意地填补了露的位置来宽解并安慰榆溪。继母的出现，在名正言顺地代替了母亲的位置的同时，也夺去了父亲对琵琶的一部分关心与宠溺，让本来稳定的父女关系瞬间失衡，正因如此，琵琶恋父情结的敌视对象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继母。当获知父亲将要娶继母时，琵琶下意识的念头竟是“她（继母）要就在眼前，我就把她从洋台上推下去”。③
父亲要娶继母这件事，让琵琶怨怒，加之年岁渐长，不悖伦常的道德观念逐渐形成，恋父情结的退潮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父亲与继母的婚宴上，琵琶无动于衷地吃喝玩乐，因为“她父亲结婚是他的事，与她不相干”；④及至后来因继母的挑唆而被父亲毒打软禁，琵琶对父亲的性幻想已不复存在，退回到女儿的位置来观照父亲：“……她什么也不欠她父亲的。即便爱过他，也只是爱父亲这个身份。”⑤
弗洛伊德认为，随着性蕾欲期的过去以及孩童道德心理的逐渐健全，俄狄浦斯情结会逐渐减弱，但却并不会消解，只是被压抑到潜意识层面之内，无法再被个体觉察。正因如此，成年之后的琵琶矢口否认对父亲有过两性之间的恋慕之情：“爸爸没伤过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他。”⑥但是，当我们把研究目光转到沈琵琶的原型即张爱玲自身，就不难发现，恋父情结之于张，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与父亲相处的时光无论快乐与否，都被她在之后的一生中念念不忘、反复书写，她冷嘲热讽父亲的遗少作风，怨怼父亲不分青红皂白的毒打与软禁，然而，却依然会温情地忆起属于父亲的那个缭绕着鸦片的云雾，乱摊着大堆大堆的报纸的“懒洋洋”、“灰扑扑”的世界。 与母亲露：认同心理的建构与崩塌
在十八岁之前，母亲露对于琵琶来说只是一个来去不定的影子，母女二人相处的时光少之又少，这种距离与隔阂导致了母亲在琵琶心目中的印象被染上了一层神秘、飘忽并捉摸不定的色彩。母亲从国外游学回来，带回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以及优雅、高贵且罗曼蒂克的生活方式，这些与琵琶熟悉的父亲颓唐慵懒的世界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照，自然而然地勾起了一个孩子的好奇、向往、甚至崇拜。由此，琵琶对母亲产生了一种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被称作为“认同”的心理。
在1932-1933年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新讲》中弗洛伊德总结了自己关于认同的理论体系：首先，认同是父母的超我同化为个体自身的超我的过程；其次，认同虽与俄狄浦斯情结中对客体的选择并不是一回事，但二者可以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爱某个客体的同时对其产生认同；最后，孩童在其成长的各个阶段对父母的评估各不相同，当孩童开始学会用理性去全面地评判外界的人、事、物之后，父母性格中的缺陷也渐渐被他们所发现所知觉，从而导致父母的权威逐渐丧失，此时，父母不再是他们所认同的对象，个体转而对能够代替父母位置的其他人产生认同，比如教师。
《雷峰塔》与《易经》之中，琵琶对母亲的认同心理，以十八岁那年离开父亲投靠母亲这一事件为界，可以截然分成两个阶段。在母女二人聚少离多的第一阶段，认同心理开始建构并逐渐巩固，而在母女二人相依为命的第二阶段，由于琵琶对母亲日渐了解，认同心理反倒趋向于瓦解，并最终崩塌。
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子对母亲的认同与男孩子对父亲的认同一样，都是自然发生的。虽然自幼母亲不在身边，“妈妈”这个词的含义对琵琶来说模糊又辽远，但当得知母亲已经回国，就坐在楼上的客厅里时，琵琶“忽然害怕”、“担着心事”，并吵闹着要穿上自以为最俏皮的衣服去见母亲。然而母亲却对这衣服嗤之以鼻，使琵琶“气得想哭”。⑦正因为认同心理的自然发生，才令琵琶担心自己所认同的对象——母亲——不认可自己的形象与装扮，并格外在乎母亲对自己的评价。
在日渐巩固的认同心理驱使下，母亲的一切，于琵琶眼中都是好的，都是美的：喜欢母亲装修的花园洋房，虽然蓝椅子红地毯的颜色搭配在旁人眼中略显突兀；对母亲的训话言听必从，连睡觉的姿态都有意无意地摹仿母亲……甚至母亲要和父亲离婚了，琵琶也并不反对，因为离婚是母亲主张的，所以是绝对正确的，并且“跟家里有汽车或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⑧几乎可以说，母亲对于琵琶而言，是神一样的存在，琵琶崇拜母亲，仰慕母亲，处处仿照母亲的行为举止，以至于当母亲第一次牵住她的手时，她所体会到的并不是母女相处亲密无间的脉脉温情，而是一种让人心乱的、异样的欢喜。这种微妙的心态，倒和当今社会里年轻人见到自己心仪的偶像时的狂喜与激动有几分类似。
十八岁时，琵琶从父亲处离家出走，投奔母亲。与母亲的朝夕相处，并没有使母女二人的关系再近一步，反而逐渐摧毁了母亲在琵琶心目中的形象。在日复一日琐琐碎碎的生活中，母亲身上雍容而高雅的光环逐渐消褪，暴露出与市井女性别无二致的世俗、自私与斤斤计较，更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亲生女儿的冷漠、厌烦与疏离：絮絮叨叨地向琵琶发泄对沈家琐屑小事的怨恨；算计为琵琶花出去的每一笔学费；嫌弃琵琶的笨手笨脚；甚至将琵琶的奖学金拿去赌博输光……母亲神性形象的不复存在，直接导致了琵琶对母亲认同心理的日趋瓦解，她没法同情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唠叨个没完的母亲，也不再着迷于母亲所喜欢的东西。认同心理的崩塌让琵琶终于摆脱了以往对母亲的盲从姿态，开始用客观、冷淡的目光来审视母亲身上那些从前被自己忽略的缺陷与弱点，并毫不留情地加以嘲讽：“她母亲反正自己的事永远是美丽高尚的，别人无论什么事马上想到最坏的方面去。”⑨
最后，依然要将我们的研究目光移回到张爱玲本身。《雷峰塔》《易经》中的母女关系，可以说是对张爱玲和其母亲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首次完整而详尽的披露与写照。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两部作品的创作动机实因母亲而起：“《雷峰塔》起笔于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亲去世前后……是否也说明了什么？正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小团圆》的动笔，也是张爱玲听闻（亲近胡兰成的）朱西宁欲写她的传记，才起的想头，何不自己来写胡兰成？”⑩
然而，无论《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出于何种创作动机而写就的作品，不可否认的是，年少时对母亲的认同心理从建构到崩塌的这段过程，带给张爱玲精神上的伤害并不亚于父亲对她造成的肉体上的折磨与虐待。被自己所认同的对象不断否定，不断怀疑，致使张爱玲从前在学校里“日益坚强”的自信心轰然倒塌，“困于过度的自夸和自鄙”中无法自拔，四十年代张爱玲在文坛大放异彩，但凡报纸杂志上议论她的文章，钦羡者写来的书信，她都一一留存，似是在为当初被母亲伤得千疮百孔的自信心作一补偿；被自己所认同的对象疏离乃至遗弃，使张爱玲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不信任，在她的小说中，亲情是凉薄的，爱情是虚假的。对金钱的占有欲，成了支配张爱玲小说中诸多人物行动的唯一力量，一切人际关系都被金钱控制并扭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为金钱压抑情欲以至心理变态，《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因欲望与虚荣而堕落……都是如此。
当然，这种认同心理的崩塌带来的并非全都是坏处。对母亲的不再认同，驱使张爱玲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乃至审美趣味都走向了与年少时截然相反的方向。年少时，她崇尚母亲的布尔乔亚情调，性格气质中也充盈着优裕的感伤，见到书里夹着的一朵干花瓣，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就要掉下泪来，而当这种崇拜不复存在之后，张爱玲多次强调自己“喜欢钱”、“一身俗骨”、“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作品中也多写市井男女的世情俗事，似是要与母亲所代表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西洋式淑女划清界限。余斌说，假如张爱玲顺着早年淑女的路子成功地走下去，我们是否还能得到那位不避俗而又脱俗的作家，就难说了。{11}这话确有几分道理。
三、结语 恋父情结的产生与退潮，对母亲认同心理的建构与崩塌，这些创伤性情感体验，给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张爱玲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心理失衡。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性的经验会改变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一部分人会对现在或将来的生活缺乏兴趣，总是沉溺于不幸的回忆之中，甚至可能诱发神经病。但也有一部分人，会将自己的创伤经验移置到高尚的社会或文化活动中去，在得到宣泄的同时也实现了某种升华。
张爱玲无疑是后者。在《雷峰塔》与《易经》中，她匿身于主人公沈琵琶的影子里，将早年浸染了少年人的苦痛的一段陈年旧事娓娓道来，“……似乎有意借琵琶的视野重访早年的创伤场景，并试图重新理解当年那些不能理解的人与事……她试图通过‘重述’创伤来抚平童年的创伤……”。{12}
放眼张爱玲的其他文学作品，似乎同样是如此：根植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之上，多以旧上海或香港为故事发生的场景，书写旧式没落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并把自己的情绪与感受移接到故事中不同类型人物身上，如《心经》写许小寒的恋父情结，《茉莉香片》写聂传庆对言子夜的认同心理，《十八春》中曼桢被曼璐禁锢的情节中则挪用了张爱玲被父亲软禁时的心理活动……诚如某些学者所言，张爱玲是为自己笔下的人物营造了一个封闭而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倾城之恋》中固执地用着老钟，“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的白公馆，与世隔绝般地避开了当时文坛书写革命、书写战争的潮流，挣脱了“主题先行”等创作理念的束缚，一心一意地上演着张爱玲自己熟悉的人生与生活，不厌其烦地挖掘着家庭、恋爱、婚姻困境中体现出来的人性，以及人性背后潜藏的欲望。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得于此，成于此。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充斥着革命、国家、政治话语的文坛中，这位年纪轻轻却似已洞彻世态人情的女作家写就的那些男女间的情爱纠葛，以及对人性一针见血的揭示、对病态心理入木三分的刻画，都带给读者一种独一无二的新鲜体验。
然而，张爱玲的文学创作缺失之处，也正在于此。她在她所营造的自足而封闭的世界里，把困扰自己的精神苦疾隐微曲折地表达出来并不断地重复，以达到发泄的目的，舒缓内心的痛苦。她在这个世界里得以自娱、获得安慰，却也为之所困、所限。在最初的惊艳之后，读者不难发现，张爱玲小说里的世界，其实相当单调、闭塞，就如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所说的那样：“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长长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以“重述”的方式来抚平创伤的写作目的与意图，以自身并不算广阔的人生阅历与生活体验为基础的写作题材，限制了张爱玲文学创作的视野与眼界，使她的创作虽盛极一时，却只是昙花一现，如今，多数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也不过只是张爱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两三年间的多产，之后，当来源于自身创伤性情感体验的素材渐渐被榨取干净，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也不复往日的辉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张爱玲的小说作品数量锐减，质量亦有所下降，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十八春》，也被学者认为难及当初《金锁记》所达到的高度。至于《小团圆》，以及本文所论及的《雷峰塔》、《易经》，不过是对自己早年遭际与经历的又一次回眸，普通读者或许会对此兴味索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雷峰塔》、《易经》中折射出来的那些不快的童年与少年的往事，那些由此造成的终其一生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确是张爱玲“不能承受的回忆之重”，它们成就了她，滋养了她，却也束缚了她，封锁了她。
注释：
①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1：51.
②余斌.张爱玲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
③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69.
④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77.
⑤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269.
⑥张爱玲.易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22.
⑦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08-109.
⑧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47.
⑨张爱玲.易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18.
⑩张瑞芬.童女的路途——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
{11}余斌.张爱玲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6.
{12}王德威.《雷峰塔下的张爱玲——〈雷峰塔〉、〈易经〉，与“回旋”和“衍生”的美学》
参考文献：
[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M].商务印书馆，2010.11.
[2]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M].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6.
[3]余斌.张爱玲传[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常宏等译.论艺术与文学[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3.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周艳红，胡惠君译.梦的解析[M].上海三联书店，2007.10.
[6]杨联芬.成长创伤与家族史书写——谈新近出版的张爱玲自传小说《雷峰塔》《易经》[J].中国图书评论，2011（07）.
[7]许子东.《小团圆》中的母女关系[J].新文学史料，2011（01）.
[8]胡艳秋.自足与自困——张爱玲人生与创作得失简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02）.
关键词：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学 张爱玲 《雷峰塔》 《易经》
一、引言
《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与《易经》（The Book of Change），系张爱玲1957年至1964年间创作的两卷本长篇英文小说，主要内容据张爱玲本人的说法就是“我自己的故事”①，讲述其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然而作品完成后，却在美国出版商处屡屡碰壁。1995年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其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遗物中找到了《雷峰塔》与《易经》的英文手稿，按其遗嘱将他们寄至张生前好友宋淇夫妇处。直到2010年，宋淇夫妇之子宋以朗将其出版，这两部压箱底的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的一生堪称传奇：出身显赫，成长经历曲折离奇，性情冷漠乖僻，四十年代在旧上海风头出尽，晚年却独居美国，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诚如余斌所言：“（张爱玲）在文章里同读者套近乎、拉家常，但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②如今，从故纸堆里被挖掘出来的《小团圆》、《雷峰塔》与《易经》，无疑为读者打开了通往张爱玲内心的一扇门——《小团圆》反映了她两段无果的婚恋，《雷峰塔》与《易经》则是她坎坷的早年生活的缩影。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维也纳犹太籍的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创立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人类的深层次心理进行了透彻而精辟的研究，不仅在心理学、医学、人类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更被引入到文学领域，产生了精神分析批评这一文学批评流派，它从俄狄浦斯情结、释梦与无意识动机等心理学角度来研读文本，深入探测作家的内心世界，从而理解其创作心理与创作过程。本文正是采用这一批评方法，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读《雷峰塔》与《易经》，探求这两部作品中自传性主人公沈琵琶的心理状态及其人际关系，并力求从中揭示张爱玲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
二、从精神分析学角度解读主人公沈琵琶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生命的最初阶段，父母往往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父母的言行举止总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走向。《雷峰塔》与《易经》既是书写主人公沈琵琶童年与少年成长历程的故事，便不可避免地要写到琵琶与父亲沈榆溪和母亲杨露的关系。
与父亲榆溪：恋父情结的产生与退潮
露在琵琶四岁时不顾榆溪与众亲友的反对出国游学，后虽回国，但不久之后又与榆溪离婚，搬出了沈家。琵琶与弟弟陵自幼跟随父亲生活，故而《雷峰塔》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写榆溪与琵琶父女之间相处的片段，以及琵琶对父亲的心态的变化。
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性本能冲动（即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是人类一切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力源泉。弗洛伊德将人类性心理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口腔期、肛门期、性蕾欲期、潜伏期和生殖期。在前两个阶段，儿童的力比多都是指向自身，向自己的身体内部寻求性欲的满足，而到了性蕾欲期即三岁之后，儿童开始明白了两性的区别，并将力比多指向外界：男孩的性追求对象是母亲，体验到恋母情结，女孩的性追求对象则是父亲，体验到恋父情结，两种情结被统称为俄狄浦斯情结。
《雷峰塔》里，琵琶对榆溪所产生的俄狄浦斯情结显而易见。故事的开头就向读者呈现了琵琶与父亲之间的第一次冲突：父亲要带琵琶去姨太太的小公馆，琵琶拼命不从。虽然琵琶为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跟父亲去见姨太太是对母亲的不忠。但值得注意的是，恋父情结一般表现为女儿对父亲的依恋以及对母亲的敌视，琵琶父母之间的关系向来淡漠，因此，母亲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到琵琶对于父亲的独占欲，所以琵琶对母亲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抵触，反而是这个半路杀出的姨太太成了潜在的威胁，琵琶对姨太太乃至姨太太的小公馆的拒斥，多少也是因恋父情结作祟的缘故。
然而，相对于进门不久就被父亲撵出去的姨太太，父亲与母亲离婚后又娶进门的继母更让琵琶产生排斥心理。姨太太虽和榆溪关系亲密，但终究不是明媒正娶，就连榆溪自己也只当她是玩物罢了，玩厌了，就撵出门去。而继母不然，她被榆溪三书六礼正正式式地娶进门，有身份，有地位，有名分，完完全全替代了母亲的位置。在继母进门之前，琵琶与父亲有过一段平静甚至可称得上快乐的独处生活。为了开解整天如困兽般在房间里踱步、背书、吹口哨的消沉而孤独的父亲，琵琶挖空心思逗榆溪开心，不止是在尽为人女儿的孝道，更是有意无意地填补了露的位置来宽解并安慰榆溪。继母的出现，在名正言顺地代替了母亲的位置的同时，也夺去了父亲对琵琶的一部分关心与宠溺，让本来稳定的父女关系瞬间失衡，正因如此，琵琶恋父情结的敌视对象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继母。当获知父亲将要娶继母时，琵琶下意识的念头竟是“她（继母）要就在眼前，我就把她从洋台上推下去”。③
父亲要娶继母这件事，让琵琶怨怒，加之年岁渐长，不悖伦常的道德观念逐渐形成，恋父情结的退潮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父亲与继母的婚宴上，琵琶无动于衷地吃喝玩乐，因为“她父亲结婚是他的事，与她不相干”；④及至后来因继母的挑唆而被父亲毒打软禁，琵琶对父亲的性幻想已不复存在，退回到女儿的位置来观照父亲：“……她什么也不欠她父亲的。即便爱过他，也只是爱父亲这个身份。”⑤
弗洛伊德认为，随着性蕾欲期的过去以及孩童道德心理的逐渐健全，俄狄浦斯情结会逐渐减弱，但却并不会消解，只是被压抑到潜意识层面之内，无法再被个体觉察。正因如此，成年之后的琵琶矢口否认对父亲有过两性之间的恋慕之情：“爸爸没伤过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他。”⑥但是，当我们把研究目光转到沈琵琶的原型即张爱玲自身，就不难发现，恋父情结之于张，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与父亲相处的时光无论快乐与否，都被她在之后的一生中念念不忘、反复书写，她冷嘲热讽父亲的遗少作风，怨怼父亲不分青红皂白的毒打与软禁，然而，却依然会温情地忆起属于父亲的那个缭绕着鸦片的云雾，乱摊着大堆大堆的报纸的“懒洋洋”、“灰扑扑”的世界。 与母亲露：认同心理的建构与崩塌
在十八岁之前，母亲露对于琵琶来说只是一个来去不定的影子，母女二人相处的时光少之又少，这种距离与隔阂导致了母亲在琵琶心目中的印象被染上了一层神秘、飘忽并捉摸不定的色彩。母亲从国外游学回来，带回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以及优雅、高贵且罗曼蒂克的生活方式，这些与琵琶熟悉的父亲颓唐慵懒的世界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照，自然而然地勾起了一个孩子的好奇、向往、甚至崇拜。由此，琵琶对母亲产生了一种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被称作为“认同”的心理。
在1932-1933年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新讲》中弗洛伊德总结了自己关于认同的理论体系：首先，认同是父母的超我同化为个体自身的超我的过程；其次，认同虽与俄狄浦斯情结中对客体的选择并不是一回事，但二者可以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爱某个客体的同时对其产生认同；最后，孩童在其成长的各个阶段对父母的评估各不相同，当孩童开始学会用理性去全面地评判外界的人、事、物之后，父母性格中的缺陷也渐渐被他们所发现所知觉，从而导致父母的权威逐渐丧失，此时，父母不再是他们所认同的对象，个体转而对能够代替父母位置的其他人产生认同，比如教师。
《雷峰塔》与《易经》之中，琵琶对母亲的认同心理，以十八岁那年离开父亲投靠母亲这一事件为界，可以截然分成两个阶段。在母女二人聚少离多的第一阶段，认同心理开始建构并逐渐巩固，而在母女二人相依为命的第二阶段，由于琵琶对母亲日渐了解，认同心理反倒趋向于瓦解，并最终崩塌。
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子对母亲的认同与男孩子对父亲的认同一样，都是自然发生的。虽然自幼母亲不在身边，“妈妈”这个词的含义对琵琶来说模糊又辽远，但当得知母亲已经回国，就坐在楼上的客厅里时，琵琶“忽然害怕”、“担着心事”，并吵闹着要穿上自以为最俏皮的衣服去见母亲。然而母亲却对这衣服嗤之以鼻，使琵琶“气得想哭”。⑦正因为认同心理的自然发生，才令琵琶担心自己所认同的对象——母亲——不认可自己的形象与装扮，并格外在乎母亲对自己的评价。
在日渐巩固的认同心理驱使下，母亲的一切，于琵琶眼中都是好的，都是美的：喜欢母亲装修的花园洋房，虽然蓝椅子红地毯的颜色搭配在旁人眼中略显突兀；对母亲的训话言听必从，连睡觉的姿态都有意无意地摹仿母亲……甚至母亲要和父亲离婚了，琵琶也并不反对，因为离婚是母亲主张的，所以是绝对正确的，并且“跟家里有汽车或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⑧几乎可以说，母亲对于琵琶而言，是神一样的存在，琵琶崇拜母亲，仰慕母亲，处处仿照母亲的行为举止，以至于当母亲第一次牵住她的手时，她所体会到的并不是母女相处亲密无间的脉脉温情，而是一种让人心乱的、异样的欢喜。这种微妙的心态，倒和当今社会里年轻人见到自己心仪的偶像时的狂喜与激动有几分类似。
十八岁时，琵琶从父亲处离家出走，投奔母亲。与母亲的朝夕相处，并没有使母女二人的关系再近一步，反而逐渐摧毁了母亲在琵琶心目中的形象。在日复一日琐琐碎碎的生活中，母亲身上雍容而高雅的光环逐渐消褪，暴露出与市井女性别无二致的世俗、自私与斤斤计较，更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亲生女儿的冷漠、厌烦与疏离：絮絮叨叨地向琵琶发泄对沈家琐屑小事的怨恨；算计为琵琶花出去的每一笔学费；嫌弃琵琶的笨手笨脚；甚至将琵琶的奖学金拿去赌博输光……母亲神性形象的不复存在，直接导致了琵琶对母亲认同心理的日趋瓦解，她没法同情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唠叨个没完的母亲，也不再着迷于母亲所喜欢的东西。认同心理的崩塌让琵琶终于摆脱了以往对母亲的盲从姿态，开始用客观、冷淡的目光来审视母亲身上那些从前被自己忽略的缺陷与弱点，并毫不留情地加以嘲讽：“她母亲反正自己的事永远是美丽高尚的，别人无论什么事马上想到最坏的方面去。”⑨
最后，依然要将我们的研究目光移回到张爱玲本身。《雷峰塔》《易经》中的母女关系，可以说是对张爱玲和其母亲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首次完整而详尽的披露与写照。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两部作品的创作动机实因母亲而起：“《雷峰塔》起笔于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亲去世前后……是否也说明了什么？正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小团圆》的动笔，也是张爱玲听闻（亲近胡兰成的）朱西宁欲写她的传记，才起的想头，何不自己来写胡兰成？”⑩
然而，无论《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出于何种创作动机而写就的作品，不可否认的是，年少时对母亲的认同心理从建构到崩塌的这段过程，带给张爱玲精神上的伤害并不亚于父亲对她造成的肉体上的折磨与虐待。被自己所认同的对象不断否定，不断怀疑，致使张爱玲从前在学校里“日益坚强”的自信心轰然倒塌，“困于过度的自夸和自鄙”中无法自拔，四十年代张爱玲在文坛大放异彩，但凡报纸杂志上议论她的文章，钦羡者写来的书信，她都一一留存，似是在为当初被母亲伤得千疮百孔的自信心作一补偿；被自己所认同的对象疏离乃至遗弃，使张爱玲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不信任，在她的小说中，亲情是凉薄的，爱情是虚假的。对金钱的占有欲，成了支配张爱玲小说中诸多人物行动的唯一力量，一切人际关系都被金钱控制并扭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为金钱压抑情欲以至心理变态，《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因欲望与虚荣而堕落……都是如此。
当然，这种认同心理的崩塌带来的并非全都是坏处。对母亲的不再认同，驱使张爱玲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乃至审美趣味都走向了与年少时截然相反的方向。年少时，她崇尚母亲的布尔乔亚情调，性格气质中也充盈着优裕的感伤，见到书里夹着的一朵干花瓣，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就要掉下泪来，而当这种崇拜不复存在之后，张爱玲多次强调自己“喜欢钱”、“一身俗骨”、“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作品中也多写市井男女的世情俗事，似是要与母亲所代表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西洋式淑女划清界限。余斌说，假如张爱玲顺着早年淑女的路子成功地走下去，我们是否还能得到那位不避俗而又脱俗的作家，就难说了。{11}这话确有几分道理。
三、结语 恋父情结的产生与退潮，对母亲认同心理的建构与崩塌，这些创伤性情感体验，给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张爱玲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心理失衡。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性的经验会改变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一部分人会对现在或将来的生活缺乏兴趣，总是沉溺于不幸的回忆之中，甚至可能诱发神经病。但也有一部分人，会将自己的创伤经验移置到高尚的社会或文化活动中去，在得到宣泄的同时也实现了某种升华。
张爱玲无疑是后者。在《雷峰塔》与《易经》中，她匿身于主人公沈琵琶的影子里，将早年浸染了少年人的苦痛的一段陈年旧事娓娓道来，“……似乎有意借琵琶的视野重访早年的创伤场景，并试图重新理解当年那些不能理解的人与事……她试图通过‘重述’创伤来抚平童年的创伤……”。{12}
放眼张爱玲的其他文学作品，似乎同样是如此：根植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之上，多以旧上海或香港为故事发生的场景，书写旧式没落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并把自己的情绪与感受移接到故事中不同类型人物身上，如《心经》写许小寒的恋父情结，《茉莉香片》写聂传庆对言子夜的认同心理，《十八春》中曼桢被曼璐禁锢的情节中则挪用了张爱玲被父亲软禁时的心理活动……诚如某些学者所言，张爱玲是为自己笔下的人物营造了一个封闭而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倾城之恋》中固执地用着老钟，“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的白公馆，与世隔绝般地避开了当时文坛书写革命、书写战争的潮流，挣脱了“主题先行”等创作理念的束缚，一心一意地上演着张爱玲自己熟悉的人生与生活，不厌其烦地挖掘着家庭、恋爱、婚姻困境中体现出来的人性，以及人性背后潜藏的欲望。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得于此，成于此。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充斥着革命、国家、政治话语的文坛中，这位年纪轻轻却似已洞彻世态人情的女作家写就的那些男女间的情爱纠葛，以及对人性一针见血的揭示、对病态心理入木三分的刻画，都带给读者一种独一无二的新鲜体验。
然而，张爱玲的文学创作缺失之处，也正在于此。她在她所营造的自足而封闭的世界里，把困扰自己的精神苦疾隐微曲折地表达出来并不断地重复，以达到发泄的目的，舒缓内心的痛苦。她在这个世界里得以自娱、获得安慰，却也为之所困、所限。在最初的惊艳之后，读者不难发现，张爱玲小说里的世界，其实相当单调、闭塞，就如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所说的那样：“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长长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以“重述”的方式来抚平创伤的写作目的与意图，以自身并不算广阔的人生阅历与生活体验为基础的写作题材，限制了张爱玲文学创作的视野与眼界，使她的创作虽盛极一时，却只是昙花一现，如今，多数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也不过只是张爱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两三年间的多产，之后，当来源于自身创伤性情感体验的素材渐渐被榨取干净，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也不复往日的辉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张爱玲的小说作品数量锐减，质量亦有所下降，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十八春》，也被学者认为难及当初《金锁记》所达到的高度。至于《小团圆》，以及本文所论及的《雷峰塔》、《易经》，不过是对自己早年遭际与经历的又一次回眸，普通读者或许会对此兴味索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雷峰塔》、《易经》中折射出来的那些不快的童年与少年的往事，那些由此造成的终其一生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确是张爱玲“不能承受的回忆之重”，它们成就了她，滋养了她，却也束缚了她，封锁了她。
注释：
①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1：51.
②余斌.张爱玲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
③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69.
④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77.
⑤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269.
⑥张爱玲.易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22.
⑦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08-109.
⑧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47.
⑨张爱玲.易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18.
⑩张瑞芬.童女的路途——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
{11}余斌.张爱玲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6.
{12}王德威.《雷峰塔下的张爱玲——〈雷峰塔〉、〈易经〉，与“回旋”和“衍生”的美学》
参考文献：
[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M].商务印书馆，2010.11.
[2]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M].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6.
[3]余斌.张爱玲传[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常宏等译.论艺术与文学[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3.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周艳红，胡惠君译.梦的解析[M].上海三联书店，2007.10.
[6]杨联芬.成长创伤与家族史书写——谈新近出版的张爱玲自传小说《雷峰塔》《易经》[J].中国图书评论，2011（07）.
[7]许子东.《小团圆》中的母女关系[J].新文学史料，2011（01）.
[8]胡艳秋.自足与自困——张爱玲人生与创作得失简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