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车牌拍卖制度“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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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善的公共政策不但应该合情合理,更须注重细节设计和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否则难以获得预期效果。
  
  
  继2004年遭遇“合法性”质疑后,上海车牌拍卖制度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
  2008年初,被称为“最贵铁皮”的上海车牌在突破55000元后掉头大跌,至8100元的最低点,一场车牌拍卖制度“存续还是废止”的争论被再次掀起。
  当初,在车辆迅猛增长与交通压力的矛盾面前,上海采用总量控制、市场化分配的牌照额度拍卖制度。始料未及的是,拍卖价格一再飙升,百姓怨声载道。如今,政府以微调抑价,不仅没能平息物议,却让制度存废之争再起。
  细究上海车牌拍卖制度之进退两难,可知良善的公共政策不但应该合情合理,更需注重细节设计和保证公众知情权,否则难以获得预期效果。
  
  多重政策目标
  
  陈统奎(记者)
  上海车牌拍卖制度起源于1994年。
  1986年11月,上海第一辆“Z”字私人自备车牌照代码0001号诞生,被视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时人评说“这标志着私家车正式开创了新局面”。此门一开,小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已是历史大势,城市交通势必面临一股巨大的冲击波。于是,一个“对机动车进行总量控制”的制度应运而生:1994年上海政府发布规定,以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方式,对私车牌照额度进行市场化分配。
  那时能买得起私车的人少之又少,但就是在人们还买不起车的年代,这个制度被“地方保护主义”绑架了。1998年初,上海推出针对上汽出品的桑塔纳轿车的私牌拍卖,该牌照2万元起拍,只适用于沪产桑车(1998年底上海通用投产后也适用于别克),两年以后若车主淘汰桑车更换新车则该牌照不再受任何限制(这为日后黄牛大抄牌照价格大开方便之门)。而如果要购买非沪产车(包括国产车和进口车)则仍须10万起价竞拍。
  显然,这是一个激励上海汽车产业发展的谋略,人们买沪产车比买其他车在牌照竞拍起点上,一下子省去8万元,如此做法,引起了其他地区和厂商的强烈不满,一场惊动全国的贸易战上演。
  2000年1月,时至入世前夜上海自拆壁垒,“牌照拍卖”实行无底价拍卖,开放上海市场,适用于所有国产车,每月拍卖一次,当月最低中标价8800元,成为让利于民的“惠民政策”。不过,进口车仍不能享受“国民待遇”,进口车牌照另行拍卖,拍价在5万元上下。
  可就在这一年,“牌照拍卖”制度再次背离“总量控制”的初衷,被执政者拿去刺激房地产业。是年,为拉动房地产销售,“车房组合销售”措施出台,购买内环线以外30万元以上的商品房一套,购私车牌照仅需5000元;如购买的是浦东指定楼盘中的商品房一套,同时所购轿车是沪产桑塔纳或别克,私车牌照免费赠送。地方保护主义余波荡漾,“牌照拍卖”制度形同虚设。
  在促进上海汽车和房地产两大支柱产业的发展中,在推动上海GDP高速增长中,“牌照拍卖”制度功不可没,但一个公共政策沦为“逐利工具”,而不是保障公平公正的“守义工具”,执政者的价值取向令人错愕。好在“车房组合销售”很短命,当年10月就被叫停。
  不过,2000年还有一段插曲,即所谓“公务车改革”,上海大众、上汽集团、宝钢等大单位的员工购买沪产车免费发放牌照。如此“改革”,激起了外地厂商的不满,无奈于翌年3月20日取消。不过,上汽、宝钢、机场等单位内部免费牌照仍继续发放了一段时间。
  入世两年后,2003年3月,“牌照拍卖”制度再次被迫变革,上海宣布将国产车和进口车上牌额度合并拍卖,进口车开始享受“国民待遇”。在内外审视的大环境下,“牌照拍卖”制度不再被挪用,拍卖于是成为人们获得私车牌照的唯一途径。这时,上海的执政者再次高调鼓吹此一制度“总量控制”功用。
  然而随后,却发生了一次高端争论。2004年,面对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的公开质疑(违反新颁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上海方面高调回应,抵制批评。尘埃落定,海归律师杨小欣撰写长文,从法律上否定了“牌照拍卖”制度的合法性。
  
  点评:
  据了解,上海以市场化手段分配短缺公共资源,其政策用意本不乏支持者。从实际效果看,额度拍卖制度减轻了机动车过快增长给上海交通带来的压力,为发展公共交通换来了时间和空间。在今年1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交通局副局长五一就表示,“私车额度拍卖制度实施13年来,上海市减少了约150万辆机动车。”
  但是从其十余年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出,上海车牌拍卖制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指向车辆与交通的矛盾,而具有多重政策目标,并且由于政府的主观色彩相当浓重,导致最主要的政策目标被其他的政策目标所“劫持”。
  彭兴庭(江西财经大学博士)
  上海独具特色的“车牌拍卖制度”,虽然问题重重,却始终“只改不退”,其中的利益牵扯是一个很大原因。据报道,十几年来,上海的车牌费已多达上百亿。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单位创收”,许多机构虽然没有收费项目,却可以千方百计地创造收费项目。可怕的是,政府收费有着极大的惯性,这种局面一开张,强大的内在机制一形成,最后很可能“覆水难收”。车牌拍卖就是其中之一。这么多年来,围绕着“车牌拍卖”,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机制和人马。这些人和机构,就像一张巨大的网,利益的联接则使这张网牢不可破。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政府也是经济人,政府及其成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很可能会使政府行为发生偏离和错位,甚至造成公共政策的失效。
  而且车牌拍卖制在诞生之初就显得先天不足,在没有法律根据和理论论证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这也注定这一制度此后的道路将会磕磕碰碰。
  
  渐入囚徒困境
  
  在供求关系发生严重不平衡时,上海的车牌價格走高有其道理,尤其是各大品牌经销商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其中也不乏有暗箱操作,而正是在这些隐性力量的驱使下,价格将会越来越高。
  据上海相关政策,车牌拍卖有三种方式:现场拍卖、电话拍卖、网上拍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方便竞拍,但问题也就接踵而来。上海某大型销售集团负责集团车牌拍卖的一负责人说,“只要是政策,就有漏洞,有漏洞就有钱赚。”
  据他分析,在竞拍过程中,为得到原本供求就非常紧张的车牌,钱是最有利的手段。他介绍,此前在政策宽松的情况下,其所在集团会进行30%-40%“虚拍”。所谓虚拍,他举例,如果这个月集团的实际需求量在500张,他们会竞拍700张,剩余的200张便是虚拍,常规他们会把这一部分囤积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在上海这是一种普遍的操作方式,上海比较大的销售集团都有一定的存货。他们进行虚拍主要还是为了销售。一般囤积车牌的转让价格大约在4.1万-4.2万元左右。在这一操作过程中,“小黄牛”(指个人)一年也可赚10万-20万元。
  “消费者希望专营店提供从购车到上牌一条龙服务,销售压力大,同时为保住上个月的车牌不至于亏本,大经销商只有相互之间通气,尽量使这个月的价格比上月高,我们也是没办法啊。”
  “买车牌能保值,绝不能等,越等越贵。”家住上海徐汇区的私车车主金凌勇说。这句话代表了众多上海人长久以来的想法。正是基于这种“今后更贵”的预期,不少车主一直选择“咬牙”尽快掏钱买车牌。
  在新政策下,现场拍卖没有暗箱空间,电话拍卖也有其不便之处,最具操作性的方式是网上竞拍。消费者在专营店办理购车手续后,按照政策要求,要在竞拍中心办理相关手续,拿到竞拍所需的卡号后,转交给经销商,再集体由经销商在网上竞拍。如此一来,经销商团体拍卖的现象并没有改变,政策的相关规定仍然无法奏效。
  而同时,上海人对于车牌开始产生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情,“买之前希望下跌,甚至巴不得政府取消拍卖。等买回了牌照,反而很乐意看它越涨越高,今后抛出去还能挣钱。这就和买房子一样!”这成了众多上海车主的心理。
  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上海车牌价格越走越高,而车牌则逐渐成了一个可以保值增值的投资品。
  邓伟志(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这是一种“围城心理”。这种“围城心理”,在已拍牌者和未拍牌者之间加剧了某种利益对立,而随着政策的推行,拍牌者人数已增至数十万人,改革的风险和成本也在不断增大。
  彭兴庭(江西财经大学博士)
  “上海车牌拍卖制度”不但造就了车牌黑市、经销商垄断牌照价格,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商机”:外牌代理。这些,事实上都在无形中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
  车牌作为道路使用权限的凭证,如何淡出如今的“保值投资品”角色,回归公共资源的本来面目,是摆在政府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道考题。
  刘圣中(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系副教授)
  上海车牌拍卖制度的逻辑是每年控制发放车牌的总量,然后再运用市场价格的原则售拍车牌,高价者获得。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市场价格将车牌的效益最大化,有实力者才能得到,无实力者只能退出车牌竞争圈。但是,市场法则也并非是万能的,在需求量小的时候市场竞拍价格还没有高到离谱的状态,然而当汽车需求量大增时,随之飙升的牌价则成为了社会所诟病的对象。
  
  “烫手山芋”存废两难
  
  彭兴庭(江西财经大学博士)
  对这个拍卖制度,上海市有关部门一直都在“修修补补”,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2008年1月份,上海实施新的投标拍卖方式,新方法似乎也“立竿见影”,1月的平均中标价为2万多。可是,2007年中标的车主不愿意了,纷纷要求有关赔偿或退回差价款。新的拍卖办法不但引发了合法性的争议,也导致了公平性的争论。
  听说上海车牌价格这般那般地“理性回归”,已在2007年11月份拍得车牌的吴雷不禁顿足捶胸。
  2008年1月上海首次车牌拍卖结果显示:最低中标价8100元,较上月下跌41900元;平均中标价23370元,较上月下跌32672元,“腰斩”了约60%。
  而吴雷2007年11月份投出的价格是54300元。2007年内,每月举行一次的上海车牌拍卖,每次均价都在4万元以上,历史新高被接连改写,最终定格在年末的56042元。
  扶摇直上的数字,加固了车主们对车牌价格走势的预期。刚买新车的李文秀说,多数投标者都是先买车后拍牌,大多抱有“必中心理”,因此往往就在上月均价基础上增加几百元作为投标价,加之“经销商指导价”的持续抬升影响走势,于是,每月“追涨”就成为大势所趋。
  1月7日,上海宣布调整车牌投标拍卖办法,剑指经销商哄抬价格、囤积车牌:一是鼓励购车者直接参与投标,而不是委托经销商代为投标;二是允许修改报价,增加拍卖信息透明度,降低中标价离散度。
  新规一出,拍价应声而落。
  然而,意料之中,不一定众望所归。在外界为拍价大跌叫好的同时,此前已经拍得车牌的车主个个怨声连连,因为当时拍价比现在贵了不少,这些人成了“冤大头”。
  吴雷说:“我们都是按照‘游戏规则’理性作决定的,哪知道规则说变就变,全然不顾我们的利益。”
  政策不连续造成的损失,由谁负责?多位参拍人由此打算诉诸法律。
  刘圣中(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系副教授)
  上海的新方法从市场理论上似乎是合理的:理性经济人自我算计,因为要交拥堵费所以我不上路了,这样自然减少了汽车总量。但是,它们忽略了消费者的投机心理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经济学上著名的“囚徒困境”问题。互相不信任和互相投机将导致车辆使用中的集体困境:更加严重的交通堵塞。这一办法的失效还是因为它仍然是市场法则的运用,只不过加上了技术的时髦和冷酷,但是在混乱的现实面前,技术也不能改变价格高涨的现实。
  盛大林(评论家)
  上海的车牌拍卖制度是从新加坡学来的。新加坡的私车额度拍卖制度规定:额度只能在车辆登记之前转让,“牌车合一”8年后额度便将作废。而上海的車牌额度可自由转让,而且是没有期限的,这就使车牌成了一种资产。在无偿使用的情况下,车牌会随着车辆的报废而报废;而一旦车牌成为永久性资产,原有的自动退出机制就失效了。这就好比一个水池,原本是有进口和出口的,从长远来看,它有可能达到进出平衡,甚至出大于进;但现在出口被封闭了,虽然进口也被缩小了,但水位只会越升越高。
  截至目前,上海的车牌拍卖实行了13年多,这大体相当于机动车的正常寿命。这13年中挂牌的车辆及车牌,现在本来应该开始陆续报废,但由于车牌成了资产,而使报废的出口被关闭。也许,这前13年,额度拍卖制度确实遏制了机动车的增长速度,但此后呢?如果原本应该有的“出口量”加上“外牌量”接近甚至高于减少的“进口量”,那么拍卖制度岂不失去了意义甚至起反作用吗?
  显然,上海的车牌拍卖制度确实没有再存在下去的理由。可是,如何废止这一制度也是个难题。由于车牌额度是无期限的,这意味着政策也应该是无期限的,如果政府中途改变政策,变“有偿使用”为“无偿使用”,那就侵害了拍得车牌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就应该为自己的违约作出补偿。可是,补偿的标准怎么定?再说,政府愿意掏这个腰包吗?要知道,这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
  存也不是,废也不是。车牌额度拍卖制度确实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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