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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这首朴实无华的歌曲，之所以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扎根70年，至今传唱不衰，因为它昭示着一个朴素而伟大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创作70周年的前夕，记者独家采访了已故人民音乐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词曲作者曹火星的家人——妻弟齐玉峰、长女曹红雯、次女曹红怡、次子曹小星，通过他们的回忆和深切缅怀，重温并走进这位甘当小小火星、一生忠于党和人民的音乐家的内心世界和传奇经历。
“人民是音乐的创造者。”这是曹火星生前常说的一句话。1943年10月，曹火星随晋察冀边区抗日宣传小分队群众剧社来到平西融后抗日根据地，从事音乐创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借用当地民间流行的《霸王鞭》民歌形式，在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的农家土炕上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代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人民群众心口相传的中国革命音乐的不朽之作。
70年前，历史选择了年仅19岁的曹火星，用一首歌曲喊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此后他陆续创作了1600多首歌曲，用一生的呕心沥血回报党和人民。回报历史的重托。逝世前几天他还在病床上谱写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歌曲《啊，我叫中国！》……可以说，他用生命写就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党传奇！
14岁的红小鬼在战斗中茁壮成长
再过几天，就是党的生日了，再过几个月就是父亲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70周年的日子，而对于曹红雯、曹红怡、曹小星来说，他们敬爱的父亲好像不曾离开过，“爸爸在世时很少谈论自己，我们几个都是上学读音乐课本，才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我爸爸写的。爸爸已经去世14年了，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我们都特别想念他。爸爸一生几乎没有所谓闲适的生活，更不用说任何享受了。他最喜欢吃的就是老家的红薯和玉米面菜团子，基本不吃鱼和肉类食品，衣服上总是有补丁。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国时做的一身西服，一直穿到八十年代。他生前一直对我们说：“‘我的一切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我写的歌能被人民喜欢、传唱，就是我一个革命文艺战士最大的满足！没有人民和党的教育、培养就没有我，你们一定记住这一点。’”
历史的选择在看似偶然中往往蕴含着必然的规律。这样一首亿万人传唱不衰的不朽之作为什么出自19岁的曹火星之手？了解他的经历之后，许多人便不会感到意外。
曹火星原名曹峙，1924年10月生于河北省平山县西岗南村。童年的曹火星文静、腼腆，从小喜欢听祖母没完没了地讲故事，或者随母亲到纺棉花的地窨子里听旁人讲故事，过年过节时喜欢看花灯、听小唱、看戏、赶庙会。高小时，音乐老师弹奏的风琴也令他着迷，想着法儿地摸一摸，为此还挨过老师的训斥。放假回家，他向人借了一台大枕琴（一种弹拨乐器），一天到晚不离手。听到有人吹笛子、吹箫、打锣鼓，他也总爱静静地听…民间故事和音乐的养分就这样滋润了他的幼小心灵，不意中为他日后的创作储备了多种要素——对音乐的兴趣，对百姓生活的感知，对民间艺术的体验和学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3岁的曹火星已经成长为有志少年，他对地理和数学很有兴趣，一心想上学，但是偌大的中国已然放不下一张课桌，一心求学的愿望终归破灭，因此曹火星非常痛恨日本鬼子。曹火星的长女曹红雯说：“其实父亲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数学家，高小毕业后他同时被两所中学录取，正定七中因为听说平山县有共产党，不录取平山人；保定中学因为战争爆发考取了又不能上。”
随着日军继续南进，国民党狼狈逃窜，不肯当亡国奴的一家人到山区亲戚家逃难，等日军过了石家庄地区，他又随全家回到村里，这时共产党已在这一带建立村政权，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后来经一位区抗日救国青年联合会（简称青救会）的同学介绍，曹火星担任了村青救会主任的工作，人生有了新的希望和奔头，他领着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唱歌、跳舞、搞宣传……1938年1月底，曹火星经人介绍到县农会当了“小鬼”，做些内部报纸的刻写和发行工作，从此正式加入革命队伍，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心愿。同年4月底，平山县青救会成立宣传队（即铁血剧社），曹火星任演员（后任音乐队队长），为表示自己抗战到底、不怕牺牲的决心，14岁的他把原名曹峙改为曹火星，血是红色的，火也是红色的，寓意要做一颗闪亮的红星，做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铁血剧社成员不多，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许多人对文艺工作不懂不会，后来调来一位上过大学的同志当编剧，一位中学毕业的同志任导演。曹火星最初时擔任演员和音乐舞蹈工作，由于没有女演员，曹火星经常扮演女角色，演出过《小放牛》、《放下你的鞭子》、《军火船》以及他们自己编写的快板剧、活报剧等节目。八路军某部团长和政委看演出时还曾为曹火星到底是男是女打过赌、请过客。为了演好女角，曹火星一年四季留着长头发，由于卫生条件不好，头发长满虱子，但曹火星从无怨言。为了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曹火星和剧团的伙伴们深入敌后，写标语、搞宣传，白天休息，夜晚大干，在敌人汽车经过的村庄房屋墙上写大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曹火星和伙伴们站在桌子上或梯子上，颜料是锅烟子、红土，笔是麻绳或笤帚改制的，写的又都是美术字，一夜下来满脸满身都是黑，群众称赞他们人小办大事。敌人对这些标语非常害怕，想法把它们毁掉。毁掉了，曹火星他们再写，在井陉，他们深夜爬到炮楼上散发传单，号召伪军反正，演出时也经常冒着敌人的小钢炮和子弹……
曹红雯和妹妹曹红恰指着一张父母稚气未脱、肩并肩开心大笑的老照片对记者说：“我父母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他们同在群众剧社，朝夕相处，一起跳舞、唱歌、演戏、搞宣传，志同而道合，战斗友谊日深，台上的假夫妻后来成了真正的革命伴侣。”曹火星的妻子齐玉珍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早年去世，叔伯们看着她长大，后来叔伯二人均因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而惨遭日寇杀害。为了保护革命后代，组织上把齐玉珍姊妹五人送到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称为齐家五姊妹）。 1939年冬，曹火星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学习作曲和指挥，其间创作了第一首歌曲《上战场》。1940年至1943年期间，曹火星创作了《选村长》、《春天里喜洋洋》、《春耕忙》、《万年穷翻身》等一系列歌曲。这一时期，曹火星逐渐完成了技术、实践、思想和意志品质等多方面的积累和锻炼，他在战斗中成长，在苦学中提高，在民间音乐的熏陶中成才，他的作品根植于人民生活，与群众的呼声水乳交融，自然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爱党之情、国仇家恨凝聚成不朽之作
1943年在曹火星的生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年，铁血尉社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4月，曹火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曹火星和战友们深入平西根据地开展抗日宣传。日军在曹火星家乡大扫荡，村里一百多人被害，他的父亲被敌人穿了7刺刀。10月，曹火星在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创作了不朽之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平津解放后更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曹火星曾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日军在家乡的暴行：“1943年敌人大扫荡时，我正在平西，我家乡一百多人被敌人杀害，我的父亲和一个叔伯弟弟也在惨案中被害。为不使我过于难过，一年之后组织上才告诉我，后来有机会回到家里，听说当时的情况，真是气愤难忍，民兵队长被吊在门框上，舌头被剪掉；支部书记被活埋在萝卜窖里；鬼子让老百姓每人背上捆高粱秆围坐在一起，倒上汽油烧，周围架着机枪，除少数^逃跑外，多数人遇难。我的父亲为照顾有病的妈妈，被敌人从厕所里搜出，身上穿了7刺刀……”
残酷的战争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生与死的考验，更是吃苦耐劳和意志品质的磨炼。这件事对曹火星的教育很大，使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仇恨至极，“其实何止我们村如此，日本侵略者到处烧光、杀光、抢光，惨案一起又一起。他们往吃饭锅里解大便，往水缸里撒尿，欺辱妇女，刀挑婴儿，比禽兽不如，毫无人性。活生生的事实教育着我，冲击着我的情感，激起我创作的冲动。”
1943年3月，蒋介石开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发表了一个小册子《中国之命运》，叫嚣“没有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这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出版了《评<中国之命运>》，延安《解放日报》及时发表了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对这一形势，晋察冀边区抗联委派群众剧社组成若干小分队到平西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曹火星就是当时小分队的一员，10月份，曹火星和其他两个战友由晋察冀边区总部驻地阜平出发，徒步走到了现在的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组织村剧团创作演出文艺节目，用打“霸工鞭”的表演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该村是京西南百花山脚下的一个深山小村，是抗日根据地。此时，曹火星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惨遭涂炭的现状感触极深，对同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充满激愤，对同本帝国主义有着刻骨的仇恨，加之到中西深入生活之前，系统地学习了《评<中国之命运>》一书和自关反法西斯的材料，他目睹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四万万同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身而出，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挽救苦难的中国
针对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谬论，一个鲜明的主题在他脑海中升起，历史的种种偶然终于在这一刻化作了必然！曹火星怀着对救民于水火、救国于苦难的党的无比热爱，把国恨家仇，把亲身感受、参与的抗日斗争。化作沸腾的热血、无穷的力量。利用“霸工鞭”的表演形式，创作出这首激励全同人民在中同其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的著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不仅是对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重大贡献，同时对于坚定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念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首饱含人民群众抗战激情、反映时代最强音的歌曲迅即唱遍了平西根据地，也唱遍了整个中国。
曹红雯和妹妹曹红怡、弟弟曹小星曾多次来到堂上村，在父亲当年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同》的农家小屋中仔细端详，摸摸土炕，擦擦窗棂，“眼前总是出现父亲熟悉的身影，那个没日没夜工作，永远想不起休息的父亲，好像从未离开过我们。”
曹火星生前在回忆录中写道：“辅导村剧团搞反法西斯宣传活动时，我和学明同志负责教练霸王鞭，就创作了一组歌曲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打内战，歌颂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抗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光辉业绩，最后一首是我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了让儿童好唱，我注意到节奏明快、曲调简朴的特点，演出后很快就流传开来，后来根据群众的习惯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如中间一段字数多，边唱边跳有困难，也临时减字处理。整个歌几十年来没做什么大的改动。周扬同志到晋察冀边区见到我时曾表扬说：‘你写出了人民的心声。’”
1949年初，曹火星随部队进入天津。这时，天津军管会转发了—份文件，通知部队进城后不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已经流传甚广的歌，通知大意是：京津系新解放区，群众觉悟不高，此歌暂不唱。后来了解才知，有民主人士反映歌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词不妥。因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中国了，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呢？然而，群众却反映不能不唱这首歌。1950年，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在歌词中的“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1994年，在曹火星写歌的地方，当地政府为他立起一座大理石纪念碑，上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和曹火星生平。为一个作曲家生前树碑，这在中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缺席”父亲严厉外表F的细腻和柔情
1949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曹火星到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音乐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积极投入到新艺术团体的创建和音乐创作中，1952年后主要从事作曲和行政领导工作，历任天津歌舞團团长、创作组组长、天津歌舞剧院副院长、院长。1956年至195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专家班学习作曲。
曹火星妻子、已故话剧表演艺术家齐玉珍的弟弟齐玉峰老人今年已81岁高龄，回忆起自己的姐夫，老人说：“年轻那会，经常去天津看望姐姐和姐夫，知道他们都很忙，有时候都聊不了几句话。姐夫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我特别佩服他身上那股对工作永远热情似火的劲头。” 在如今已花甲之年的曹家姐弟眼中，父亲永远有忙不完的工作，白天有大量的行政事务，业余时间又几乎全部给了音乐创作。曹红雯笑着说，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和三个弟妹要想见见父母好像都是一种极为奢侈的事情，“爸妈跟着队伍抗战，我一出生就被寄养在老乡家里，解放后，我和一群经历相似的孩子坐着闷罐车回到天津，因为头上长癣，我们都被剃成了小光头，每人身上还挎着一个小茶缸，手里提着一个小板凳，由于长时间分离，站台上的父母们真的无法从一群小光头中准确地认出自己的孩子。”
这好像就是革命家庭的代价或者说特点，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状态变成了一种必然，而曹家姐弟的母亲同样世忙，这位群众剧社当年的主演，解放后成了天津人艺的台柱子，“1951年7月，父亲参加了中国青年文工团到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后又在东欧各国巡回演出一年之久，妈妈也去了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每到幼儿园放假，爸妈的同事谁有空谁来接我，那会儿我有许多‘爸爸妈妈’。”
曹红怡与姐姐的“待遇”并无二致，“我很小的时候就长期住在天津市和平保育院，爸妈工作忙，很少接我回家，我就认阿姨为妈妈，跟阿姨回家，不回自己的家，妈妈来接时我不认她，要哄半天才行。那时父亲搞创作，母亲忙于演出，两人实在太忙了，就请了一个阿姨帮助料理家务，父母待她如亲人，教育我们尊重阿姨的劳动，‘文革’期间造反派让她回老家，她舍不得我们，大家抱在一起痛哭。”
作为家中老小的曹小星得到的更多呵护也并非来自父母，而是上面两个姐姐的照顾，他回忆起父亲，想到更多的是父亲的严厉，“我小时候很调皮，我姐姐没少吃挂落。我犯错了，哥哥姐姐都要‘陪绑’、一起罚站。说谎、不认真学习，这是父亲最不能容忍的事情，若情节严重，一顿打是免不了的。我虽然最小，但父亲同样要求我独立生活，个人卫生、学习用品、衣服穿戴都要做好，他定期检查，做不好就重做，不许别人帮助。”
曹红怡回忆说：“父亲虽然很严厉，但并不简单粗暴，他干什么事都很细致，他14岁参加革命，很早就独立生活，他能给我们做衣服，会织毛衣，还教给我们。我和姐姐很小就会织袜子、补衣服。”
作为家中长女，曹红雯对父亲严厉外表下的细腻和柔情体会得更深，她举了一个例子：“我上小学时，从家到学校要经过十几个路口，那时天津的小路弯弯曲曲很不好记，爸爸带着我走过一次，后来告诉我到第几个路口时左拐，看到什么建筑物时右拐……然后就让我一个人上学，其实每次他都在后面偷偷地跟着，看我走错了也不催我，等我走对了，一回头发现爸爸正在不远处微笑着冲我点头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曹火星的音乐创作进入高峰期，他创作了《勘探工人之歌》、《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等反映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歌曲。大型民族舞剧《石义砍柴》、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等，讴歌了真善美，深受群众喜爱，得到周总理的好评和鼓励。在文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天津舞蹈事业的奠基人。曹红雯回忆说：“我们经常在半夜醒来时，看见爸爸在遮盖的灯光下奋笔疾书，天气热时，把脚泡在冷水盆里继续写，我还当过爸爸的画谱员……”
苦学、深钻——源于贯穿一生的爱党情怀
曹火星是在战斗中成长，在苦学中提高，在民间音乐的熏陶中成才的。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废寝忘食地钻研，只源于贯穿一生的爱党情怀，这可以从他生前的自述中清晰地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广泛流传对我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同时更加坚定了我創作的决心，不断配合中心工作搞创作……苏联作曲家阿拉鲍夫在中央音乐学院办班时，我得到批准跟班学习，上午听课，下午上班，晚上做习题到深夜，一年四季风雨无阻。1951年7月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后到东欧各国巡回演出的一年是我学习的极好机会，观看古典歌剧、芭蕾舞剧、交响乐等演出活动140多场，与全国各地有名的导演、演员、声乐家、作曲家、美术家生活工作在一起，向他们学到不少东西……几十年来我还坚持向民歌、民间音乐学习，学定县秧歌、河北梆子、评戏、丝弦老调，收集民歌……1958年创作大型舞剧《石义砍柴》，紧接着又搞了舞剧《太行红旗》，歌剧《南海长城》，歌舞剧《焦裕禄》等大型作品。当时虽对总谱和各种乐器性能和表现力不熟悉，但有一股子干劲，苦学、深钻，连续一个月几乎不合眼，白天和大家一起滚在排练场，晚上突击写总谱…几十年来，我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下成长，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我忘不了毛主席接见文代会代表时的伟大形象；忘不了1948年周总理在阜平城南庄观看我们的演出和对我们的讲话，以及在天津俱乐部，周总理和邓大姐观看《石义砍柴》时给予我的指教；忘不了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彭真市长等老一辈革命家看了《西班牙儿女》后的谆谆教导和鼓励。周扬、周巍峙、吕骥等老一辈文艺家给我的帮助和教育也使我铭记在心，永生难忘。”
曹火星的苦学、深钻精神特别是贯穿一生的爱党情怀，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女和家人。
曹红恰说：“父亲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抽空就检查作业，经常看我们的记分册和老师写的评语，还给我们保存起来。等我们都工作了，他都还给我们，让我们经常看看，促进学习和工作。”
曹红雯说她和弟弟妹妹们继承了父母的勤劳俭朴，甚至是拼命工作的劲头，“从小到大，父亲一直在提醒我们：你们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特殊的。上一辈人的贡献是上一辈的，你们应该比我们做得更好。我的大弟弟曹红光因为干工作不要命，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父亲不得不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他打击很大。我调到新单位，没人知道我是谁的孩子。我工作表现优异，涨工资民主测评名列第一，但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发扬风格，晟后工资没涨，我一时感到委屈。父亲了解情况后做我的工作，他说现在国家还不富裕，不能给所有人涨工资，爸爸知道你工作很好，但这是应该的，如果有困难，找爸爸，爸爸给你。父亲是个话不多的人，但关键时刻，他的每一句话都会给你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姐弟四个干工作都很拼命，对工作极端负责，这都是父亲教育的结果，我们最怕给爸妈脸上抹黑。政治上我们也一直要求进步，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很早就说过：我的孩子必须是共产党员！” “文革”中惨遭折磨，对党的信念始终如一
正当曹火星艺术事业蓬勃发展之际，“文革”爆发了，他第一时间被挂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签，整整八年时间，他不能创作，而且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迫害。曹红雯当时正在上大学，在学校寄宿，弟弟妹妹都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去了农村。曹红雯说：“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每天打扫厕所，经常受各种酷刑，有人拿着木棍往死里打他，刚开始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一直对党忠心耿耿，怎么突然就成了‘黑线人物’，他找上面辩解，却遭到了更残暴的折磨。”
曹小里至今难忘“文革”中与父亲在家门口见的一面，“父亲被监督人员看着在大院里推煤，他对我们很惦记，偶尔偷偷地往家这边的窗户看一眼，其实我们就在窗台上看着他，大家就算有千言万语也不能出声，那种滋味真的是无法形容。多少年过去了，这一幕‘亲人对面不相识’的情景依然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即使这样，曹火星依然对党无限忠诚，他坚信总有一天事情会弄清楚的。曹红怡回忆起自己到农村插队落户前与父亲的一次相见，“造反派当时只给了5分钟见面时间，记得父亲对我说要好好地劳动，接受貧下中农再教育，干出成绩，锻炼自己，还送给我一个小收音机，让我多听广播，好好学习。”
经受了八年的冤屈和折磨，曹火星终于被平反，尽管身心受到严重创伤，但他对党的信念始终如一。恢复工作后，他将补发的一万多元工资，一分没留，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我爸妈十三四岁就参加抗战，当时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物质极度匮乏，他们又都是长身体的年龄，却得不到应有的营养，甚至经常饿着肚子，所以两人的身体都不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全身浮肿，母亲既要顾着父亲，还要让我们四个多吃点，自己经常饿着肚子上班，长期的劳累使她患上肝病。”说到这儿，曹红雯眼睛湿润、声音哽咽起来，“我爸爸性格比较内向，平常话不多，而我妈妈是个特别热情的人，人缘特别好，朋友特别多，爸爸的下属有什么真心话都跟我妈妈说，有什么困难也经常通过妈妈反映给我爸，他俩性格正好互补。我妈那么年轻就去世了，就是因为她总想着别人，从来不考虑自己，有病有委屈总是自己忍着、扛着，父亲跟我们说：你母亲一生都为别人着想，病重住院时还主动为其他病友打水、倒尿。一位痊愈出院的病友回来看她时，她已经离开人世，那个病友失声痛哭，拉着家人的手说：我的命是齐大姐救的，我永远忘不了她。父亲对我们说：要学你妈妈，她的心太好了。”
我这眼睛也是党的。我一定要再多写点东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市文联副主席、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他以更加旺盛的精力创作了《我爱祖国》、《生括赞歌》等几十首歌曲。1984年出版了《火星歌曲选集》，同年天津市举办了《火星作品音乐会》。1994年离休后，他还克服病痛等困难，又创作了《水之歌》、《江南柳》等百余首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声乐作品，住院治疗期间还念念不忘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谱写歌曲。
“晚年，爸爸克服眼疾带来的不便，举着放大镜坚持写作，就在去世前的几天还在写歌。凭着坚韧和执着，爸爸—生创作了1600余首歌曲。现在想来，他这样拼命创作，就是想多写歌，争取再写出好歌。”
曹小星想起当年为父亲到香港求医的经历，其中有个细节让他想起就痛彻心扉，“爸爸患糖尿病多年，后来有一只眼视网膜脱落，视力越来越差，我回家看到他对着满桌的书籍手稿无可奈何、一筹莫展的样子，很心疼，我知道他想把眼睛治好，再多写点歌。后来我联系到香港的一家医院，可以用激光治疗他的病，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组织上也很照顾，特批父亲到境外就医。记得在香港接他时，出租车司机等得不耐烦，父亲却在后面上不了车，我过去问父亲：爸，您怎么了？父亲是个要强的人，从来不愿让我们为他担心，这时父亲才说：我看不见……最后，我帮着父亲‘爬’上了车……”曹小星禁不住哽咽起来，“手术很成功，父亲借助放大镜又全身心地沉浸在他的创作中，后来他跟找说：我这眼睛也是党的，我一定要再多写点东西…”
1999年4月16日，为人民创作了1601）多首歌曲的音乐家曹火星同志，走完了火星闪耀的一生。就在去世前的几天，他还在病床上谱写一首纪念新中国50华诞的歌曲《啊，我叫中国！》。
2006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前夕，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词曲作者、人民音乐家曹火星命名的“曹火星纪念园”在他的家乡平山县西岗南村落成。2008年6月27日，总投资260万元，建筑面积600平方米的曹火星纪念馆（原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史陈列馆）在西岗南村开馆。新修葺挂牌的纪念馆由曹火星纪念园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史陈列馆组成。纪念园建有纪念碑、纪念亭、曹火星雕像等；歌史陈列馆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配以模拟场景和声光电手段，简明回顾了人民音乐家曹火星的成长和创作历程，重点介绍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历史背景、创作过程、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曹红雯说每年清明节前后，她都会去堂上村，买些鲜花布置一下钢琴，“小时候爸爸非常忙，没时间教我们唱歌，但他要求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每个人都要学一门乐器，我们都学的是钢琴。这架钢琴是爸爸留给我的，后来我捐给了堂上村的纪念馆，我觉得堂上村是他创作的地方，钢琴是他创作的工具，放在那里，好像随时能看到爸爸创作的身影。我每次去都要对着墙上的曲谱l弹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随着旋律流淌出来的是我们对党的爱，也有我们对爸爸无尽的想念……”
“人民是音乐的创造者。”这是曹火星生前常说的一句话。1943年10月，曹火星随晋察冀边区抗日宣传小分队群众剧社来到平西融后抗日根据地，从事音乐创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借用当地民间流行的《霸王鞭》民歌形式，在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的农家土炕上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代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人民群众心口相传的中国革命音乐的不朽之作。
70年前，历史选择了年仅19岁的曹火星，用一首歌曲喊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此后他陆续创作了1600多首歌曲，用一生的呕心沥血回报党和人民。回报历史的重托。逝世前几天他还在病床上谱写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歌曲《啊，我叫中国！》……可以说，他用生命写就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党传奇！
14岁的红小鬼在战斗中茁壮成长
再过几天，就是党的生日了，再过几个月就是父亲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70周年的日子，而对于曹红雯、曹红怡、曹小星来说，他们敬爱的父亲好像不曾离开过，“爸爸在世时很少谈论自己，我们几个都是上学读音乐课本，才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我爸爸写的。爸爸已经去世14年了，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我们都特别想念他。爸爸一生几乎没有所谓闲适的生活，更不用说任何享受了。他最喜欢吃的就是老家的红薯和玉米面菜团子，基本不吃鱼和肉类食品，衣服上总是有补丁。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国时做的一身西服，一直穿到八十年代。他生前一直对我们说：“‘我的一切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我写的歌能被人民喜欢、传唱，就是我一个革命文艺战士最大的满足！没有人民和党的教育、培养就没有我，你们一定记住这一点。’”
历史的选择在看似偶然中往往蕴含着必然的规律。这样一首亿万人传唱不衰的不朽之作为什么出自19岁的曹火星之手？了解他的经历之后，许多人便不会感到意外。
曹火星原名曹峙，1924年10月生于河北省平山县西岗南村。童年的曹火星文静、腼腆，从小喜欢听祖母没完没了地讲故事，或者随母亲到纺棉花的地窨子里听旁人讲故事，过年过节时喜欢看花灯、听小唱、看戏、赶庙会。高小时，音乐老师弹奏的风琴也令他着迷，想着法儿地摸一摸，为此还挨过老师的训斥。放假回家，他向人借了一台大枕琴（一种弹拨乐器），一天到晚不离手。听到有人吹笛子、吹箫、打锣鼓，他也总爱静静地听…民间故事和音乐的养分就这样滋润了他的幼小心灵，不意中为他日后的创作储备了多种要素——对音乐的兴趣，对百姓生活的感知，对民间艺术的体验和学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3岁的曹火星已经成长为有志少年，他对地理和数学很有兴趣，一心想上学，但是偌大的中国已然放不下一张课桌，一心求学的愿望终归破灭，因此曹火星非常痛恨日本鬼子。曹火星的长女曹红雯说：“其实父亲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数学家，高小毕业后他同时被两所中学录取，正定七中因为听说平山县有共产党，不录取平山人；保定中学因为战争爆发考取了又不能上。”
随着日军继续南进，国民党狼狈逃窜，不肯当亡国奴的一家人到山区亲戚家逃难，等日军过了石家庄地区，他又随全家回到村里，这时共产党已在这一带建立村政权，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后来经一位区抗日救国青年联合会（简称青救会）的同学介绍，曹火星担任了村青救会主任的工作，人生有了新的希望和奔头，他领着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唱歌、跳舞、搞宣传……1938年1月底，曹火星经人介绍到县农会当了“小鬼”，做些内部报纸的刻写和发行工作，从此正式加入革命队伍，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心愿。同年4月底，平山县青救会成立宣传队（即铁血剧社），曹火星任演员（后任音乐队队长），为表示自己抗战到底、不怕牺牲的决心，14岁的他把原名曹峙改为曹火星，血是红色的，火也是红色的，寓意要做一颗闪亮的红星，做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铁血剧社成员不多，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许多人对文艺工作不懂不会，后来调来一位上过大学的同志当编剧，一位中学毕业的同志任导演。曹火星最初时擔任演员和音乐舞蹈工作，由于没有女演员，曹火星经常扮演女角色，演出过《小放牛》、《放下你的鞭子》、《军火船》以及他们自己编写的快板剧、活报剧等节目。八路军某部团长和政委看演出时还曾为曹火星到底是男是女打过赌、请过客。为了演好女角，曹火星一年四季留着长头发，由于卫生条件不好，头发长满虱子，但曹火星从无怨言。为了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曹火星和剧团的伙伴们深入敌后，写标语、搞宣传，白天休息，夜晚大干，在敌人汽车经过的村庄房屋墙上写大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曹火星和伙伴们站在桌子上或梯子上，颜料是锅烟子、红土，笔是麻绳或笤帚改制的，写的又都是美术字，一夜下来满脸满身都是黑，群众称赞他们人小办大事。敌人对这些标语非常害怕，想法把它们毁掉。毁掉了，曹火星他们再写，在井陉，他们深夜爬到炮楼上散发传单，号召伪军反正，演出时也经常冒着敌人的小钢炮和子弹……
曹红雯和妹妹曹红恰指着一张父母稚气未脱、肩并肩开心大笑的老照片对记者说：“我父母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他们同在群众剧社，朝夕相处，一起跳舞、唱歌、演戏、搞宣传，志同而道合，战斗友谊日深，台上的假夫妻后来成了真正的革命伴侣。”曹火星的妻子齐玉珍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早年去世，叔伯们看着她长大，后来叔伯二人均因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而惨遭日寇杀害。为了保护革命后代，组织上把齐玉珍姊妹五人送到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称为齐家五姊妹）。 1939年冬，曹火星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学习作曲和指挥，其间创作了第一首歌曲《上战场》。1940年至1943年期间，曹火星创作了《选村长》、《春天里喜洋洋》、《春耕忙》、《万年穷翻身》等一系列歌曲。这一时期，曹火星逐渐完成了技术、实践、思想和意志品质等多方面的积累和锻炼，他在战斗中成长，在苦学中提高，在民间音乐的熏陶中成才，他的作品根植于人民生活，与群众的呼声水乳交融，自然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爱党之情、国仇家恨凝聚成不朽之作
1943年在曹火星的生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年，铁血尉社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4月，曹火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曹火星和战友们深入平西根据地开展抗日宣传。日军在曹火星家乡大扫荡，村里一百多人被害，他的父亲被敌人穿了7刺刀。10月，曹火星在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创作了不朽之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平津解放后更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曹火星曾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日军在家乡的暴行：“1943年敌人大扫荡时，我正在平西，我家乡一百多人被敌人杀害，我的父亲和一个叔伯弟弟也在惨案中被害。为不使我过于难过，一年之后组织上才告诉我，后来有机会回到家里，听说当时的情况，真是气愤难忍，民兵队长被吊在门框上，舌头被剪掉；支部书记被活埋在萝卜窖里；鬼子让老百姓每人背上捆高粱秆围坐在一起，倒上汽油烧，周围架着机枪，除少数^逃跑外，多数人遇难。我的父亲为照顾有病的妈妈，被敌人从厕所里搜出，身上穿了7刺刀……”
残酷的战争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生与死的考验，更是吃苦耐劳和意志品质的磨炼。这件事对曹火星的教育很大，使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仇恨至极，“其实何止我们村如此，日本侵略者到处烧光、杀光、抢光，惨案一起又一起。他们往吃饭锅里解大便，往水缸里撒尿，欺辱妇女，刀挑婴儿，比禽兽不如，毫无人性。活生生的事实教育着我，冲击着我的情感，激起我创作的冲动。”
1943年3月，蒋介石开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发表了一个小册子《中国之命运》，叫嚣“没有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这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出版了《评<中国之命运>》，延安《解放日报》及时发表了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对这一形势，晋察冀边区抗联委派群众剧社组成若干小分队到平西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曹火星就是当时小分队的一员，10月份，曹火星和其他两个战友由晋察冀边区总部驻地阜平出发，徒步走到了现在的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组织村剧团创作演出文艺节目，用打“霸工鞭”的表演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该村是京西南百花山脚下的一个深山小村，是抗日根据地。此时，曹火星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惨遭涂炭的现状感触极深，对同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充满激愤，对同本帝国主义有着刻骨的仇恨，加之到中西深入生活之前，系统地学习了《评<中国之命运>》一书和自关反法西斯的材料，他目睹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四万万同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身而出，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挽救苦难的中国
针对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谬论，一个鲜明的主题在他脑海中升起，历史的种种偶然终于在这一刻化作了必然！曹火星怀着对救民于水火、救国于苦难的党的无比热爱，把国恨家仇，把亲身感受、参与的抗日斗争。化作沸腾的热血、无穷的力量。利用“霸工鞭”的表演形式，创作出这首激励全同人民在中同其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的著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不仅是对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重大贡献，同时对于坚定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念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首饱含人民群众抗战激情、反映时代最强音的歌曲迅即唱遍了平西根据地，也唱遍了整个中国。
曹红雯和妹妹曹红怡、弟弟曹小星曾多次来到堂上村，在父亲当年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同》的农家小屋中仔细端详，摸摸土炕，擦擦窗棂，“眼前总是出现父亲熟悉的身影，那个没日没夜工作，永远想不起休息的父亲，好像从未离开过我们。”
曹火星生前在回忆录中写道：“辅导村剧团搞反法西斯宣传活动时，我和学明同志负责教练霸王鞭，就创作了一组歌曲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打内战，歌颂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抗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光辉业绩，最后一首是我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了让儿童好唱，我注意到节奏明快、曲调简朴的特点，演出后很快就流传开来，后来根据群众的习惯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如中间一段字数多，边唱边跳有困难，也临时减字处理。整个歌几十年来没做什么大的改动。周扬同志到晋察冀边区见到我时曾表扬说：‘你写出了人民的心声。’”
1949年初，曹火星随部队进入天津。这时，天津军管会转发了—份文件，通知部队进城后不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已经流传甚广的歌，通知大意是：京津系新解放区，群众觉悟不高，此歌暂不唱。后来了解才知，有民主人士反映歌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词不妥。因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中国了，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呢？然而，群众却反映不能不唱这首歌。1950年，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在歌词中的“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1994年，在曹火星写歌的地方，当地政府为他立起一座大理石纪念碑，上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和曹火星生平。为一个作曲家生前树碑，这在中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缺席”父亲严厉外表F的细腻和柔情
1949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曹火星到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音乐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积极投入到新艺术团体的创建和音乐创作中，1952年后主要从事作曲和行政领导工作，历任天津歌舞團团长、创作组组长、天津歌舞剧院副院长、院长。1956年至195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专家班学习作曲。
曹火星妻子、已故话剧表演艺术家齐玉珍的弟弟齐玉峰老人今年已81岁高龄，回忆起自己的姐夫，老人说：“年轻那会，经常去天津看望姐姐和姐夫，知道他们都很忙，有时候都聊不了几句话。姐夫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我特别佩服他身上那股对工作永远热情似火的劲头。” 在如今已花甲之年的曹家姐弟眼中，父亲永远有忙不完的工作，白天有大量的行政事务，业余时间又几乎全部给了音乐创作。曹红雯笑着说，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和三个弟妹要想见见父母好像都是一种极为奢侈的事情，“爸妈跟着队伍抗战，我一出生就被寄养在老乡家里，解放后，我和一群经历相似的孩子坐着闷罐车回到天津，因为头上长癣，我们都被剃成了小光头，每人身上还挎着一个小茶缸，手里提着一个小板凳，由于长时间分离，站台上的父母们真的无法从一群小光头中准确地认出自己的孩子。”
这好像就是革命家庭的代价或者说特点，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状态变成了一种必然，而曹家姐弟的母亲同样世忙，这位群众剧社当年的主演，解放后成了天津人艺的台柱子，“1951年7月，父亲参加了中国青年文工团到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后又在东欧各国巡回演出一年之久，妈妈也去了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每到幼儿园放假，爸妈的同事谁有空谁来接我，那会儿我有许多‘爸爸妈妈’。”
曹红怡与姐姐的“待遇”并无二致，“我很小的时候就长期住在天津市和平保育院，爸妈工作忙，很少接我回家，我就认阿姨为妈妈，跟阿姨回家，不回自己的家，妈妈来接时我不认她，要哄半天才行。那时父亲搞创作，母亲忙于演出，两人实在太忙了，就请了一个阿姨帮助料理家务，父母待她如亲人，教育我们尊重阿姨的劳动，‘文革’期间造反派让她回老家，她舍不得我们，大家抱在一起痛哭。”
作为家中老小的曹小星得到的更多呵护也并非来自父母，而是上面两个姐姐的照顾，他回忆起父亲，想到更多的是父亲的严厉，“我小时候很调皮，我姐姐没少吃挂落。我犯错了，哥哥姐姐都要‘陪绑’、一起罚站。说谎、不认真学习，这是父亲最不能容忍的事情，若情节严重，一顿打是免不了的。我虽然最小，但父亲同样要求我独立生活，个人卫生、学习用品、衣服穿戴都要做好，他定期检查，做不好就重做，不许别人帮助。”
曹红怡回忆说：“父亲虽然很严厉，但并不简单粗暴，他干什么事都很细致，他14岁参加革命，很早就独立生活，他能给我们做衣服，会织毛衣，还教给我们。我和姐姐很小就会织袜子、补衣服。”
作为家中长女，曹红雯对父亲严厉外表下的细腻和柔情体会得更深，她举了一个例子：“我上小学时，从家到学校要经过十几个路口，那时天津的小路弯弯曲曲很不好记，爸爸带着我走过一次，后来告诉我到第几个路口时左拐，看到什么建筑物时右拐……然后就让我一个人上学，其实每次他都在后面偷偷地跟着，看我走错了也不催我，等我走对了，一回头发现爸爸正在不远处微笑着冲我点头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曹火星的音乐创作进入高峰期，他创作了《勘探工人之歌》、《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等反映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歌曲。大型民族舞剧《石义砍柴》、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等，讴歌了真善美，深受群众喜爱，得到周总理的好评和鼓励。在文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天津舞蹈事业的奠基人。曹红雯回忆说：“我们经常在半夜醒来时，看见爸爸在遮盖的灯光下奋笔疾书，天气热时，把脚泡在冷水盆里继续写，我还当过爸爸的画谱员……”
苦学、深钻——源于贯穿一生的爱党情怀
曹火星是在战斗中成长，在苦学中提高，在民间音乐的熏陶中成才的。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废寝忘食地钻研，只源于贯穿一生的爱党情怀，这可以从他生前的自述中清晰地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广泛流传对我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同时更加坚定了我創作的决心，不断配合中心工作搞创作……苏联作曲家阿拉鲍夫在中央音乐学院办班时，我得到批准跟班学习，上午听课，下午上班，晚上做习题到深夜，一年四季风雨无阻。1951年7月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后到东欧各国巡回演出的一年是我学习的极好机会，观看古典歌剧、芭蕾舞剧、交响乐等演出活动140多场，与全国各地有名的导演、演员、声乐家、作曲家、美术家生活工作在一起，向他们学到不少东西……几十年来我还坚持向民歌、民间音乐学习，学定县秧歌、河北梆子、评戏、丝弦老调，收集民歌……1958年创作大型舞剧《石义砍柴》，紧接着又搞了舞剧《太行红旗》，歌剧《南海长城》，歌舞剧《焦裕禄》等大型作品。当时虽对总谱和各种乐器性能和表现力不熟悉，但有一股子干劲，苦学、深钻，连续一个月几乎不合眼，白天和大家一起滚在排练场，晚上突击写总谱…几十年来，我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下成长，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我忘不了毛主席接见文代会代表时的伟大形象；忘不了1948年周总理在阜平城南庄观看我们的演出和对我们的讲话，以及在天津俱乐部，周总理和邓大姐观看《石义砍柴》时给予我的指教；忘不了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彭真市长等老一辈革命家看了《西班牙儿女》后的谆谆教导和鼓励。周扬、周巍峙、吕骥等老一辈文艺家给我的帮助和教育也使我铭记在心，永生难忘。”
曹火星的苦学、深钻精神特别是贯穿一生的爱党情怀，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女和家人。
曹红恰说：“父亲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抽空就检查作业，经常看我们的记分册和老师写的评语，还给我们保存起来。等我们都工作了，他都还给我们，让我们经常看看，促进学习和工作。”
曹红雯说她和弟弟妹妹们继承了父母的勤劳俭朴，甚至是拼命工作的劲头，“从小到大，父亲一直在提醒我们：你们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特殊的。上一辈人的贡献是上一辈的，你们应该比我们做得更好。我的大弟弟曹红光因为干工作不要命，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父亲不得不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他打击很大。我调到新单位，没人知道我是谁的孩子。我工作表现优异，涨工资民主测评名列第一，但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发扬风格，晟后工资没涨，我一时感到委屈。父亲了解情况后做我的工作，他说现在国家还不富裕，不能给所有人涨工资，爸爸知道你工作很好，但这是应该的，如果有困难，找爸爸，爸爸给你。父亲是个话不多的人，但关键时刻，他的每一句话都会给你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姐弟四个干工作都很拼命，对工作极端负责，这都是父亲教育的结果，我们最怕给爸妈脸上抹黑。政治上我们也一直要求进步，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很早就说过：我的孩子必须是共产党员！” “文革”中惨遭折磨，对党的信念始终如一
正当曹火星艺术事业蓬勃发展之际，“文革”爆发了，他第一时间被挂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签，整整八年时间，他不能创作，而且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迫害。曹红雯当时正在上大学，在学校寄宿，弟弟妹妹都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去了农村。曹红雯说：“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每天打扫厕所，经常受各种酷刑，有人拿着木棍往死里打他，刚开始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一直对党忠心耿耿，怎么突然就成了‘黑线人物’，他找上面辩解，却遭到了更残暴的折磨。”
曹小里至今难忘“文革”中与父亲在家门口见的一面，“父亲被监督人员看着在大院里推煤，他对我们很惦记，偶尔偷偷地往家这边的窗户看一眼，其实我们就在窗台上看着他，大家就算有千言万语也不能出声，那种滋味真的是无法形容。多少年过去了，这一幕‘亲人对面不相识’的情景依然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即使这样，曹火星依然对党无限忠诚，他坚信总有一天事情会弄清楚的。曹红怡回忆起自己到农村插队落户前与父亲的一次相见，“造反派当时只给了5分钟见面时间，记得父亲对我说要好好地劳动，接受貧下中农再教育，干出成绩，锻炼自己，还送给我一个小收音机，让我多听广播，好好学习。”
经受了八年的冤屈和折磨，曹火星终于被平反，尽管身心受到严重创伤，但他对党的信念始终如一。恢复工作后，他将补发的一万多元工资，一分没留，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我爸妈十三四岁就参加抗战，当时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物质极度匮乏，他们又都是长身体的年龄，却得不到应有的营养，甚至经常饿着肚子，所以两人的身体都不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全身浮肿，母亲既要顾着父亲，还要让我们四个多吃点，自己经常饿着肚子上班，长期的劳累使她患上肝病。”说到这儿，曹红雯眼睛湿润、声音哽咽起来，“我爸爸性格比较内向，平常话不多，而我妈妈是个特别热情的人，人缘特别好，朋友特别多，爸爸的下属有什么真心话都跟我妈妈说，有什么困难也经常通过妈妈反映给我爸，他俩性格正好互补。我妈那么年轻就去世了，就是因为她总想着别人，从来不考虑自己，有病有委屈总是自己忍着、扛着，父亲跟我们说：你母亲一生都为别人着想，病重住院时还主动为其他病友打水、倒尿。一位痊愈出院的病友回来看她时，她已经离开人世，那个病友失声痛哭，拉着家人的手说：我的命是齐大姐救的，我永远忘不了她。父亲对我们说：要学你妈妈，她的心太好了。”
我这眼睛也是党的。我一定要再多写点东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市文联副主席、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他以更加旺盛的精力创作了《我爱祖国》、《生括赞歌》等几十首歌曲。1984年出版了《火星歌曲选集》，同年天津市举办了《火星作品音乐会》。1994年离休后，他还克服病痛等困难，又创作了《水之歌》、《江南柳》等百余首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声乐作品，住院治疗期间还念念不忘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谱写歌曲。
“晚年，爸爸克服眼疾带来的不便，举着放大镜坚持写作，就在去世前的几天还在写歌。凭着坚韧和执着，爸爸—生创作了1600余首歌曲。现在想来，他这样拼命创作，就是想多写歌，争取再写出好歌。”
曹小星想起当年为父亲到香港求医的经历，其中有个细节让他想起就痛彻心扉，“爸爸患糖尿病多年，后来有一只眼视网膜脱落，视力越来越差，我回家看到他对着满桌的书籍手稿无可奈何、一筹莫展的样子，很心疼，我知道他想把眼睛治好，再多写点歌。后来我联系到香港的一家医院，可以用激光治疗他的病，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组织上也很照顾，特批父亲到境外就医。记得在香港接他时，出租车司机等得不耐烦，父亲却在后面上不了车，我过去问父亲：爸，您怎么了？父亲是个要强的人，从来不愿让我们为他担心，这时父亲才说：我看不见……最后，我帮着父亲‘爬’上了车……”曹小星禁不住哽咽起来，“手术很成功，父亲借助放大镜又全身心地沉浸在他的创作中，后来他跟找说：我这眼睛也是党的，我一定要再多写点东西…”
1999年4月16日，为人民创作了1601）多首歌曲的音乐家曹火星同志，走完了火星闪耀的一生。就在去世前的几天，他还在病床上谱写一首纪念新中国50华诞的歌曲《啊，我叫中国！》。
2006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前夕，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词曲作者、人民音乐家曹火星命名的“曹火星纪念园”在他的家乡平山县西岗南村落成。2008年6月27日，总投资260万元，建筑面积600平方米的曹火星纪念馆（原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史陈列馆）在西岗南村开馆。新修葺挂牌的纪念馆由曹火星纪念园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史陈列馆组成。纪念园建有纪念碑、纪念亭、曹火星雕像等；歌史陈列馆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配以模拟场景和声光电手段，简明回顾了人民音乐家曹火星的成长和创作历程，重点介绍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历史背景、创作过程、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曹红雯说每年清明节前后，她都会去堂上村，买些鲜花布置一下钢琴，“小时候爸爸非常忙，没时间教我们唱歌，但他要求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每个人都要学一门乐器，我们都学的是钢琴。这架钢琴是爸爸留给我的，后来我捐给了堂上村的纪念馆，我觉得堂上村是他创作的地方，钢琴是他创作的工具，放在那里，好像随时能看到爸爸创作的身影。我每次去都要对着墙上的曲谱l弹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随着旋律流淌出来的是我们对党的爱，也有我们对爸爸无尽的想念……”